《当年明月》余不二

43、百家争鸣2 名家

　　名家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阴阳家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杂家

　　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被归类于古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能够长生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