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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apter.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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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在那里分手,除了那辆让赫尔曼可以顺利通过全部关卡的轿车之外,赫尔曼发现副驾驶座位上留有一个牛皮纸袋,是路德维希在办公室拿在手上的那个——里面装有有赫尔曼离开所需要的一切,暂时的新身份、通行许可以及一张前往列支敦士登的车票。
当赫尔曼终于与捷克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络上并辗转从海上回到苏联时,他才完全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安全总局内部那位负责中南欧的上级叛变了,纳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整个地区的情报网都差不多完蛋了。赫尔曼还记得那个总部派来与他接头的联络员见到他时那种敬畏的眼神,他记得那个新人一连念叨了好几句感谢上帝。
回到祖国最初的几个星期赫尔曼是在隔离审查中度过的,他那堪称传奇的逃脱经历,在刚刚遭遇重创而显得疑虑重重的情报机关看来这实在像个陷阱。在这段相对孤立又无所事事的时间,赫尔曼被反复要求就他在维也纳的一举一动进行汇报,大多数时候他的确按照规定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楚翔实,但是当他回溯路德维希时,这一个人就在赫尔曼的叙述中化为了干瘪的符号,有的时候是赫尔曼刻意为之,而有的时候又自然而然。
路德维希在那些审查记录中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赫尔曼亲自操刀,将他在俄国人的记录里重新塑造成一个毫无新意的标准的纳粹军人。
赫尔曼隐瞒了自己与路德维希一同前往集中营的事,也没有提到他与路德维希在维也纳郊外度过的那个夏天,甚至是路德维希将他放走的事实他也重头捏造了一个新的情况。他没有花多少精力就叫那个经验不足的审查员相信他能够得以逃脱,完全是基于路德维希本人的失误,是路德维希错误的将秘密工作纪要中的一部分混在了普通文件里,发到了自己所在的办公室。随后这个故事被反反复复、重三遍四的提到,这几乎让赫尔曼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他自己编的谎话了。
难道这样的欺骗是不必要的吗?在不用接受询问的夜晚,赫尔曼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即使他原原本本的说出真相又能怎么样呢?审查员以及他们背后的整个组织怎么会相信一个纳粹的善心呢?即使他们居然真的相信了,那他们会不会好奇自己与路德维希的关系呢?那么他究竟要怎么解释这种关系呢?这些节外生枝、毫无意义的真相是不值得被提起的,这就是赫尔曼一直为自己找的理由。同时,赫尔曼还认为自己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的行为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他洗脱自身的嫌疑这些记录就烟消云散了,因此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事实上,总局对于赫尔曼的安全审查并没有完全按照标准执行,不仅审查的时间被缩短了,参与审查的人员也显得很不成熟。赫尔曼能看出来,整个部门上上下下都很缺人。这不单是因为不断在第三帝国的领地里损失的那些人,还有很大一部原因要归咎于之前那个阴沉沉,仿佛压在每一个人头上席卷他们整个国家的内部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曼很快就被重新启用了,他被晋升,还因为他在奥地利的杰出工作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
赫尔曼是在战争后期上的前线,那个时候战局已经彻底扭转了,德国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先是被赶出了非洲,等到联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也被解放,第三帝国就再没有什么指望得上的盟友了。45年苏军攻占维也纳,乌克兰二、三方面军用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将驻守在此、准备顽抗到底的德国军队完全清除了出去。在被击退的德军残部还在城市西北郊与苏军进行零星交火时,赫尔曼重返维也纳——事实上,这次回归完全出于一个巧合,赫尔曼原本是被安排去波兰,但启程前又接到了临时调令。
等到他再度踏上这块土地,距离他上一次离开已经将近三年过去了。
因为多轮炮火的洗礼城市变得面目全非,那些保存稍好的街道原本飘扬的纳粹党旗也被摘下。随着城市的解放,原本由纳粹运作的政府机构依次被苏联人接管,由于柏林方面已经预料到他们在奥地利的惨败已无法阻挡,于是他们在苏联人完全胜利之前,就对维也纳的德国人下达了绝不向敌人投降的指令。很多来不及撤离的纳粹机构雇员、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纷纷在他们的办公室、公寓里自杀,这股自杀的浪潮给刚刚进入维也纳的苏联部队的清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总体上维也纳的情况已经基本得以控制。
赫尔曼参与了城市的善后工作,他翻阅了全部的记录表,但是他既没有在针对在逃纳粹的逮捕名单中找到路德维希的名字,也没有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找到他。这种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极为艰辛,一个星期过后赫尔曼开始死心。他认为路德维希已经不在奥地利了,他认为这个人要么已经回到德国,要么就已经或者正在战场的某处被盟军消灭了。
那个时候苏联人解放了维也纳的全部纳粹囚犯,无论是集中营还是监狱,无论是犹太人、GC分子、敌对主义者还是同性恋,那些活着的撑到了最后的人都被释放了。苏联士兵们打开了一扇扇监狱的铁门,他们不断重复着生硬的显然是临时学会的简单德语,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请出来。
尽管那些终于重见天日的人,口中那些哆哆嗦嗦、颤颤巍巍的德语苏联人根本听不懂,但当他们面对一张又一张溢满欣喜若狂、热泪盈眶表情的脸,这些刚刚经历残酷战争摧残的年轻人总会感到无比安慰与振奋,虽然到后来他们也开始习惯了这份感激。
例外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当这群苏联战士像他们深入敌人腹地那样,一路高歌猛进、趁胜追击深入到监狱的最里面的一个单人囚室,其中一个苏联士兵照例将监狱的门打开,他想要请里面的人出来。
“先生,您自由了。”
路德维希不慌不忙从他的单人床上站起来,他身上穿的既不是囚衣也不是军装,他站得笔直神情严肃,他盯住那些站在他面前的列兵时,绿眼睛里充满威严与高傲。
“先生?士兵,我认为您应该称我少校。”
路德维希是用俄语说的这句话,然而正是这个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懂的、意外的宣告让这些奉命前来腾空监狱的苏联士兵们就像忽然遭遇等候在此的敌军伏击一般,他们每个人都感到猝不及防、格外棘手。年轻人们面面相觑,只好下意识的将自己的枪口对准路德维希。最终,士兵干脆把这个问题扔给了他们的上级。
那一天,监狱的门开启又关闭,路德维希是唯一一个没有从那扇门中走出来的囚犯,在此之前,他就已经被自己的同胞们关了一年。事情发生之时,赫尔曼所在的部队已经被调离维也纳参与其他地区的作战,因此他是在过后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