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4、现在-2

　　葬礼结束我又试图去找关倚文。所幸他还没走，在院子里跟我不认识的人说话。我在旁边看他一会，他又穿一身刻板的黑色西装，如果不是那新发型，果真就跟我认识他那天一模一样。可是不久后他侧过身来，视线扫过院子里的人，但看见我就如没有看见一样，丝毫不做停留。我感觉仿佛有人取出女红盒子里一盘针，从细到粗密密排列逐一碾过我身上，留下一行流不出血的微型针孔。

　　我死死盯着他看，就凭刚才他说“我等一会再回来”七个字，如果他真当我不存在，我就回去剃一个光头死了这条心。

　　大概是我实在盯得他如芒在背，他终于过来见我，先照旧两人各自沉默，然后他说：“我差不多要回去了。”

　　我失望至极。

　　“你——”他欲言又止，最后说：“你没事吧？”

　　我一激灵，低声说：“以前怎么样现在也还那样。”

　　他看着我，眼神动了动像要摇头，但最后还是没有。他只是说：“你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了它能付出多少，这些现实问题，你的小说也救不了你。”

　　我嗓子干哑，说：“我知道了。”

　　我原本想了几百句话，到现在一句都不合适。从小被教导上课要积极发言，写论文要有尖刻论点，进了研究生院之后知道教学要懂带动课堂气氛——我不知道沉默居然这么难堪，当我说的话都如堕进黑洞没有一点用处的时候，这难以启齿的一刻居然能让我自己这么恶心。海风带着咸腥湿气扑到我们之间，把那两尺距离全都挤占，我已经掉落到听不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我想起跟杨岑去往静山堂的讲座之前，在他心脏病发作之前，他对我说的最后箴言，简直一语成谶。我五脏六腑都像要呕出来一般。如今一切都没有了，我的狠话也没意义了。

　　我看着倚文走掉，绕着殡仪馆逛了半圈，然后回到正门前。我想起我还有正经事情要做，刚才K大中文系许方舒教授也在，他提前跟我说了让我找他聊一两句。等那一堆把他团团围住的中文系学生也散伙，三两结伴从楼梯走到蒲弯道上搭公交车，我便去跟他打招呼。

　　许教授跟杨岑是一辈人，他的维基百科页面上说他生于一九三七年。许方舒是中文系退休又返聘的老系主任，同时也任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是个周氏兄弟专家，兼做世界现代主义。此前的二十年里他每年秋天都开一门世界现代主义专题课，从鲁迅到马雅可夫斯基到乔伊斯，是文学院最受欢迎的课之一。但这几年他年纪渐长力有不逮，只偶尔带研究生的讨论课。我这几个月来几次向他请教杨岑的长篇小说，他是最早研究杨岑的那批学者之一，又是个毫无架子、处处照顾学生的人，是个不可多得的老师。

　　他叫我的原因倒让我吃了一惊。许方舒说：“你有无兴趣，下周回107号一趟？”

　　他说的107号就是蒲湾道107号，杨岑的旧宅。蒲湾道35号就是K大，沿着山路再往上，约五分钟车程，就到杨岑的两层小别墅。那幢楼房曾经是民国遗老宅邸，后来家门凋零，收支难抵，于是押给银行，后来几经转手变成市辖房产。它位置欠佳，因为后来附近盖起了一座陵园，于是房价远不如山另侧或者更高接近山顶处的那些豪宅。市政府接杨岑回乡养老时选中这一处房产。杨岑不像许多老派生意人重视风水，欣然接受了这所住宅。它的历史这样传奇，就如遥遥预知将迎接他本人一样。

　　倒是那座陵园，缆山陵园——因为我们所在的这座小土包名叫缆山，成为了K市最昂贵的陵园之一。杨岑也许早已料到他自己也会葬身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片青翠山坡上。

　　我问他这是有什么计划。他说：“我们去整理杨老遗物。他的遗嘱宣读时你不在——他把文件和书和画都捐给我们的图书馆，所以剩下的手稿理应由我们处置。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他的管家前天告诉我，他去世前夕还在写作，似乎是一个长篇，所以手稿里可能有不少能再出版的东西。他有没有跟你提到这一件事？”

　　果真又是一个长篇！我如实说：“他确实偶然提过，都是零碎片段，诸如他早晨写作又想到什么妙笔，给作品起标题起了若干个都不满意，诸如此类。我一直猜测他还在写作，但他没有多提。”

　　许教授点头：“就是这样。我精力有限，而中文系里谁也没有你与他交流得多。如果你能分身料理这份手稿，当尽绵力。”

　　我简直求之不得，当场答应下周去杨宅看手稿。他又问：“你自己的论文可有压力？”

　　我说：“到目前看来，这半年的成果已经很满意了。”

　　他拍拍我：“这样就好。你的博士比我们这里学制长得多，有足够时间专心看书，不能浪费。你选题也宏大。如有进一步材料，再细致经营，必有成果。”

　　他话说得温和，其实劝我要限制选题范围。但其实不是我选题多么宏大，只是我未曾告诉他我选题的真实意图。许方舒对我这样诚恳，处处扶植，我居然还遮遮掩掩——我想起关倚文的话来。真要被他乌鸦嘴言中。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陵园外围。陵园面对茫茫太平洋，远处海天相接，一片灰白。

　　我说：“老师，这题目，我确实有进一步打算。”

　　许教授停下脚步看我：“你所指的是？”

　　我说：“我在做同性恋题材。”

　　我回国时带着一份论文提纲，那提纲写得冠冕堂皇，不怕给K市文化事务局看也不怕给K大教务长看。然而对其中细节，我一直闪烁言辞。我担心K大跟我的学校不同——我所在大学的文科院系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左翼摇篮，十八九岁学生写论文也提笔就是两性自由种族平等，文学系学生眼里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一概搅基，女教授为了抗议产假待遇不好就只穿内衣来课室，诸如此类。而K大在清朝末年建立，博雅楼前有孔子塑像。我初来乍到，不知道要在光谱上靠到哪一点才算安全。

　　兴许还有一丝羞愧胆怯。我不想走到博雅楼前，见许方舒和杨岑这些响耳的名字，却在自己张口说话之前就已被侧目打量。但在那时候，我肯定是不愿意承认的。

　　眼前，许教授也哑然。这题目显然还是在他意料之外。几秒后他开口问：“那你要采访杨岑，是否文不对题？”

　　我讪讪然说：“并非不对题。”

　　许教授很快说：“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只有一篇短篇小说有同性恋爱情节。但那还是古希腊题材，我以为并不具有代表性。”

　　“您说的是《民主与爱欲》。确实如此。但……这说来话长。我不该向您隐瞒，但那时他尚在世。如今人已做古。杨先生没有亲属，今天在场我听见好几个学生说他晚境凄凉。老师，他……先生他半生孤寡，并非只是因为性格乖僻境遇艰难。”

　　他仍然诧异：“果真如此？”

　　我说：“您这礼拜如果有时间，我跟您详讲。”

　　他斟酌后说：“今天不行，你周五下午来博雅找我如何？我上午有博士生的课，下午会在办公室。”

　　我谢过他，又向他保证一定会准时到。许方舒离去时跟我挥手道别：“你今天几分钟给我的信息量，大概足够我回去考虑到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