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花落》青蔼

1、一

　　我叫李伊安，快十年了，我习惯了人们叫我Jarod，几乎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名字，也几乎忘了，在远隔万里之外，有一个家，我曾经生于斯，长于斯。
　　当普通话因为疏于开口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当已经慢慢习惯用英文来思维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我的过往。
　　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是从30岁开始的。
　　有时和父母通电话，（他们虽然上网，仍然不熟悉E-mail这件事情），因为距离太远，话筒里一直有着电流的杂声，仿佛是几十年前的旧唱片，有着相隔久远的疏离感。说一些家长里短，没什么大事，又都在留心，不会说让双方都难过的话题。那是一种冷静的尴尬，像一把冰冷的刀，在愈合的伤口下搅动着，已经不会痛了，但在伤疤下，总有着割裂的感觉，又疼又痒。
　　放下话筒的时候，会盯着它发一阵呆，有些失落，其实心里还是希望对方能说出些什么的。于是晚上就会做梦，等到了一个邀请，终于可以回家。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简单而快乐，做错的事情可以改正，死去的人还依然活着。
　　如果时间像流水的话，我想我的时间大概是洪水，加速的流过了人生的每一步，来势迅猛的流入大海。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相爱而不能相守，也经历了生离死别。到了中年，生活反而平静了，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
　　为了工作，我曾读过一个心理学的学位，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会设想对方的心思：欲望，还有恐慌，见过了那么多的悲欢，人生不过就是由这些组成。当然，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也使我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即使我在国外生活一百年，我也永远是一个东方人。
　　定期的心理咨询，心理医生总是在感叹我的顽固，劝我采取催眠疗法，他说我得的，是一种选择性的失忆症，不太严重，通过催眠疗法很容易治好。可我忘记了什么呢？总在回想，从小到大的经历，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没有遗漏过任何重要的事情，恋爱，结婚，丧夫，生子，每一件都很清楚，年份、顺序，所以我总会拒绝，下意识的守住心里那一块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角落。我的心理医生说我在浪费，自己的金钱和他的时间。
　　10岁的时候见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后来白发如我的心情，时而张扬的显山露水，时而隐藏在黑发之下。家里的老人说：发肤如身体的镜子，回想起来，的确是这个样子。最厉害的时候，我定时染发，固定一个号码的颜色，同样的牌子，同样的理发师，可每一次的染出来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对着镜子，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到白发。
　　因为我知道，即使用遮盖白发的染发剂，它们仍然不是该有的颜色。
　　在镜子里，远远的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不能近看，脸上已经有了细微的皱纹和斑点，五官也有了细微的改变，我已经老了。
　　衰老终于从内心反映到了表面。
　　现在，我也可以像老人一样回忆我的前半生了。

　　接到张建鸣律师的电话，是一个清晨，我在做早饭。
　　女儿快上小学了，我开始训练自己早起，准备早饭、女儿中午的饭盒，收拾东西。阳光透过勾花的窗纱照进来，厨房里充满了烤面包和火腿蛋的香味。
　　电话里传来了遥远的声音：丁家的老宅要拆了。过了好久，我才明白过来：这是一个邀请，回家的邀请，没有什么比为了一笔财产而回家更充分的理由了。
　　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律师，尽管我们没见过几次面，尽管我们远隔重洋。张建鸣律师是这样的年轻人：他总能令人想起快乐的事情，而不单是从中国而来的快乐。
　　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好像是已经卸下了漫长历史的烟尘，那么轻松，那么国际化，和你在纽约、在巴黎看到的年青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有专业知识，事业有成。当我还在为我的英语口音而苦恼，而他们，却能够自如的转换在数种语言之中，轻松得让人羡慕。和他们打交道，总是觉得干净而明白，有一种简单的快乐。
　　我喜欢和他通话，没有负担，也没有顾及，好像一道阳光照进了黑暗的角落，虽然没有温度，但总是光亮的。
　　用一些琐事去麻烦他，也算是溯本追源，几十年前的旧事，捕风捉影和事实参半。对于外人，是尚算精彩的故事，而对亲人来说，则是血缘仅剩的背影。打律师费的时候，心里狠狠地算计，还是要多打一些。
　　年轻的声音，即使说着没有结果的话，失望也不太大。和他的关系，在公事里又有些别样的亲密。
　　回家了，终于要回家了。暗自地庆幸，总算有一个理由可以回来了，即使不回家，远远的看两眼也是好的。虽然心里还是矛盾，这些年的变化，也算得上是沧海桑田，却还希望，能有些旧时的模样，才不至于是一个彻底的陌生人。
　　张律师在机场接我，人群之中，很醒目、很干净，走近了才能看出，他是一个考究的人，装扮之间、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世家子弟的悠闲和优雅。也算是奇怪，在这么一个历史从中间截断的国家里，居然还遗留了这种气质。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却因为了解而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一个男人，他知道你的真实年龄，知道你有多少钱，知道你所有用过的名字。这样的男人，只能把他当作朋友了。
　　可他的新款宝马，他的阿玛尼外套，还有他身上隐隐的科隆香水，让我不得不感慨：人与人的距离，真得比想象的要大。
　　难道现在国内的律师，在律师费上已经飞奔着和国际接轨了？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林立着巨大的广告牌向后倒去。
　　进入城市，有了高耸的建筑，嬉闹的人声，灰色和泛黄的砖红，这城的颜色没有变化，我曾经把它看作我的家。可现在，它变的巨大而陌生。在夏日光亮而热烈的阳光下，发着簇新的白光。
　　我家，不，是丁家的老宅在西直门一片古旧的平房里，狭窄的胡同，在原来的建筑旁边盖满了千奇百怪的小房间，层层叠叠的人家。
　　一切还像以前一样。
　　我松了一口气，还好，这里没变。
　　胡同口的面包厂还在，金色的招牌上墨黑的毛笔字，一眼望去，竟然认不全，但最后的四个字已经是食品公司了。
　　旧时的上午，香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是一种美味的遗憾：吃在嘴里的时候，是永远也感觉不到制作过程中散发的这种香气。所有甜食的精华，尽在烘烤过程中，而我们买到的，不过是残余的躯壳。
　　过了面包厂，再拐弯，一道黑色的木门，那就是了。
　　门上的福字已经发白了，门铃还在，黑色的圆盘上一个红点。我走上前，按了下去，它竟然还是响的。刺耳的铃声响起，回荡在平静的胡同里。
　　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么多年了，这古老的铃声没有变。后退两步，看围墙的里面，只有树影和瓦非，甚至还能闻到一丝丁香苦涩的香味。
　　可是没有人声，我的亲人，早已经不在了。
　　张律师走上来，掏出钥匙打开门。
　　没有我想象中的杂草乱生，断墙残瓦，还是那个整齐的小院，连每一间房门都关的好好的。
　　一旁的张律师说：“有时候我会来住一晚。不过我住东厢，那好像是书房吧。”
　　“那其实是我的房间，我也不住正房的。“看着他有些窘迫的样子，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好。那时候正房里还住着我的爷爷，是我祖母的表弟，应该叫舅爷爷。
　　这个院子，只是原来一所大宅的一部分，所以院门不像正规的四合院在东南角，而是开在西北角，和正房并排着。
　　原来这一片的建筑，都是丁家的宅院，仅存的这个小院，据说是原来的闺房，有五六个房间，四周的游廊围起中间一个不大的天井，有小小的假山和一些花木，还种着一颗高大的丁香树。
　　“没关系，你继续住，现在我可以住正房了。”很难得看见张律师囧迫的样子。
　　老人去世时的年纪，算是长寿了，于是就那么平静的死去，是老死的。一段历史终于结束了，从那以后，丁家的人和历史再也没有关系了。剩下的，都是忘记了过去的人。
　　“多久？”我问。
　　张律师不太适应我跳跃的思维，表情有些迷惑。
　　“多长时间能完事？拆迁的事情。”
　　“这件事情，可长可短。这周围都是老居民，他们的居住条件你想必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知道你无所谓，但你也要顾及一下周围的人。所以，最快也要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我随口说着，却不经意的看到张律师有些诧异的脸色，不禁莞尔。又有谁规定回到故土一定要悲喜交加，热泪盈眶。
　　走上前，轻轻打开每一扇房门，老家具还在，连书都在。客厅里还留着老式的拨号电话机，简陋的橘红色，银色的圆盘，拨电话的时候，手指插进圆孔，转上一圈，声音响亮喧嚣。
　　到处都有一层的薄尘，没有人气，这建筑已经灰心了。
　　再看这个院子，我已经没有了紧张和局促。我知道了家族的历史，我知道了这院子里每一样东西的由来：这周围的房子都曾是一个大宅，那面包厂曾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曾经芳草萋萋，花木森森。连那几块小小的假山，都有可能是圆明园的遗物。
　　在夏日的阳光下，这院子安静的像一个繁华旧梦，湮没在钢筋水泥的一角。
　　送张律师出门的时候，有街坊路过，看见我，随口问，“回来了？房子要拆了。”没有疑问，也不是问候，仿佛我一直在这里。
　　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游廊里，我在慢慢的列着购物清单，既然要在这里住两个月，总要让自己舒服一些。眼看着单子越来越长，写不下去了，看着明媚的阳光，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神已经涣散到了整个的院子，收不回来，也不想收回。
　　很累，是那种疲惫的累，因为时差的缘故，已经将近一天没睡觉了，却不困，一点也不困。
　　张律师走了，他是一个繁忙的律师，但派了他的秘书来，一起购物，是帮手，也做向导。
　　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用一日千里来形容也不为过。可东西不便宜。超市里的百货，即使换算成美元，也不比美国本土的便宜。
　　我一直奇怪张律师是如此的国际化，方才发觉，是这城已经变得国际化。
　　夜晚，在院子里就能看到高楼和霓虹灯，汽车声甚至比白天更热闹。
　　依然不困，或许是很困了，却不想睡。我打开所有房间的灯，开始打扫，从厨房开始，完成一间，关灯，关门，最后在浴室结束，正好绕了院子一圈。等我洗完了澡，所有房间的灯都灭了，而远处高楼间的天空，已经有了灰白的光。
　　空气中有些凉意，可又有一丝潮热的气息点点的浮现。夏日的北京，天亮的总是很早。
　　该吃早饭了。
　　在干净的厨房里，先煎培根，再炒蛋。切了洋葱粒，和培根一起拌在炒蛋里，一股新鲜洋葱刺鼻又香醇的味道拌着热气在空间里弥漫着。当我打开冰箱要拿面包时，发觉不对劲。
　　想了想，我找出一包挂面，煮好面，把刚才的一盘鸡蛋堆在面上，又拌了些酱油。一大碗面，居然就这么吃下去了。
　　胡同里渐渐的有了声响：开门声、说话声，空气里多了烟火气。我随手拿了钱包，出了门。
　　走出胡同口，果然，油饼摊还在原来的地方，豆浆锅旁边的白糖碗好像都是原来的那个。
　　摊子刚刚支起来，大概油还没有热。面板上有几个已经做好的油饼坯。
　　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北京古老的脉搏，它没有变，从来都没有变，还是我熟悉的地方。
　　第二天的中午，我终于睡着了，经过了极度疲劳之后，困意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