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蜀月西雾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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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是民国的陪都、战时首都，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水气遇山，多雾霾天气，故又号称中国的雾都。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四月，山城总是云横雾锁，天地朦胧。自国民政府迁都以来，日军就开始对重庆实行无差别战略轰炸。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不分军民，也不管什么国际公法，就连中立国大使馆都照炸不误。只有每年的冬春雾季，能见度不好，日本飞机没法过来轰炸，人们才能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不用提心吊胆的随时准备跑警报。
四月，王伯当和李密到达重庆，去位于枣子岚垭的军统局总部报到，然后在重庆暂时安了家。李密级别高，抗战爆发初期就把财产转移到了后方，在重庆也有房子住。而王伯当的住处是单位安排的，离总部不算太远，走过一段下坡路，路过一片轰炸的废墟，就到了总部分配的院子。军统有个规矩，抗战胜利前一律不准成家，露水夫妻可以，领证结婚绝对不行。这条规矩造就了一大批没家没口的年轻单身汉，他们通常住在总部提供的宿舍里。王伯当没有家室，自然也住单身宿舍，跟另外三个单身的同事合住一个院子。他的邻居，是谢映登、齐国远和李如辉。
王伯当第一天搬进院子，正赶上一个雾天。这时候还没下班，邻居们都不在，只有一棵高大繁茂的黄桷树静静地守着院子。北方人初见山城雾海，难免心中惊叹。出门往外一看，楼房、车辆、街道、行人，都笼罩在迷离的雾气中。忽然，茫茫雾海里传来汽车的声音，然后只见一辆吉普车地从雾中驶来。山城重庆建在丘陵地带上，道路不平。王伯当住的院子勉强建在平地上，可门口就是个坡。雾天开车走这种道，简直是练杂技，但这辆车居然一路颠簸着开过来了。
车一停，后座下来一胖一瘦两个人，正是自从特训班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面的齐国远和李如辉。与此同时，从驾驶座也下来一个人，正是一年前回后方的谢科谢映登。他穿着新式军装，扎着武装带，形象气质都变了不少，身材看上去更加结实精干，而且颌下蓄了一点胡子。如果说一年前的谢映登还像个洋场青年，现在的他则更像标准军人，跟这一身新式军装万分般配。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战争年代，有命在后方重逢是何等的幸运！没二话，四个人毫无形象地抱成一团，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当即进院叙旧。
当年从浙警特训班毕业，一没散伙饭，二没毕业照，同学们各自领任务离校，就算毕业散伙。按照纪律，同学之间不准过问彼此的去处，就算是上下铺的室友，如果不执行同一个任务，也只能打个招呼告个别，不能多说多问。他们这个班是学行动出外勤的，干得都是刀尖舔血的营生，一声再见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毕业后，王伯当和谢映登搭档了一年，后来谢映登先回了后方。而齐国远和李如辉搭档，转战各地，年初刚从第一战区撤下来，比王伯当早两个月到重庆。他们二位当初看起来挺不靠谱，其实这两年也是战功赫赫，李家庙日本专列爆炸案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在军统“四一大会”上还被表彰过一回。
谢映登回到重庆之后岗位有所调动，不再出外勤，而且代表军统局从事涉外工作。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还没有对日宣战，派来的专家和军人都以个人的名义秘密来华助战，包括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等等。去年来了两个电讯专家，开始对军统的技术人员进行美式培训，而谢映登是第一批接受培训的中国特工。
特务这个行业，其实分工很细，电讯是跟电台打交道的，颇有技术含量。学电讯入门时间越年轻越好，二十多岁再学就很痛苦。谢映登一开始只是粗通发报，为了中美交流的大局，半路出家学起了电讯，花了半年功夫，技术水平生生追上了专业搞电讯的同事。他还组织翻译过外文教材，把先进的经验推广到下属部门。谢映登平时非常忙，听说老搭档回了重庆，这才请了半天假，开车上警备司令部，叫上在侦缉大队工作的齐国远和李如辉，回来找王伯当。
这四位同吃同住同打架的老朋友，各自出生入死，关山漂泊，有幸又凑到的一处，自然万分欢喜。战时重庆物资紧张，不过涉外工作总是近水楼台，谢映登直接提来两瓶洋酒，为王伯当接风洗尘。四个人在院子的黄桷树下支起了桌子，又喝又聊，闹了个通宵。薄雾绕着树影，爽朗的笑声留在了暖风里。
王伯当达到重庆后不久就获得了戴老板的接见，因为在北平的行动中有出色表现，得到了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勋章。去年煤渣胡同和虹霓楼的两次暗杀行动都很出彩，其中煤渣胡同对汽车的狙击虽然没有完全达成目标，但手法值得借鉴。上级表扬说，这两个案子都足以被写进军统暗杀的教科书。然后，王伯当进了稽查处，成为副督查长之一，督查重庆辖区十三个县下级机关工作。而跟他同时回到重庆的李密，去了总局情报处，做了华北办公室的主任，专门处理华北的情报。他虽然撤到了后方，但在华北五省布置下的二十多个电台依然高效地工作着，就像躲在角落里的蜘蛛仍能用几根蛛丝控制着自己的网一样。可是，自从到了重庆，王伯当再想找他就难了。前方战事再怎么吃紧，都阻挡不了达官贵人在后方紧吃的决心。李先生的应酬就变得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跟社会上的朋友，跟政府和军中的友人，跟军统局的同行。饭局，牌局，还有请人慕名请他鉴赏古董字画。门庭若市，挥金如土，牌桌上玩钱，在适当的领导面前适时地输上几百大洋……
此时在沦陷区，天津站的劫难以鲜血的代价暂时告以段落，代价是独立活动的伍云召夫妇再也不能往总部发报了。到了重庆以后，不久前刚刚从天津逃出来的人才知道，伍家是被老上级出卖的。天津站是军统在北方最早创立的情报站，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工作，可是一手创建天津站的军统元老几个月前在上海被捕叛变，把自己门生故旧一个一个的抛给了日伪，当做自己保命和晋身的砝码。伍太太遇害，伍先生被捕后生死不明，但可以肯定，他没有供出任何人。日伪当局想像推多米诺骨牌一样彻底清理掉北方的军统地下组织，但却卡在了伍云召这块硬骨头上，怎么推都推不动。伍家出事之后，抗日锄奸团换了新团长，不是军统的人，是个爱国学生。经历了一次劫难，抗团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继续利用各种机会给日伪当局制造麻烦，那些非常不专业但又非常决绝的暗杀和爆破就是他们的标志。
战争还在继续，中原万里烽火连天。
五月入夏，云开雾散，天气转晴，日本飞机又来了。防空警报一响，大家又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为了拦截日军情报，电讯处加班加点，美国专家也加班加点，谢映登更是恨不得二十四个小时变成二十五个小时，忙得焦头烂额。王伯当也没闲着，刚做督查，得熟悉工作。他知道重庆管辖的十三个县每个县都有稽查所，小地方还有稽查哨，外勤人员和运用人员加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把这十三个县每一个稽查所和稽查哨都走了一遍，把每一份案卷都背了一遍，现在他对十三个县每一个下属机关都了如指掌。他在稽查处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又设法让齐、李两位老朋友协同工作，虽然忙点累点，但心里是舒坦的。
然而舒坦日子没过两天。王伯当慢慢发现，做督查比在前线拼命的心理负担还重。在沦陷区搞暗杀，面对的是敌人的刺刀；但是在稽查处工作，面对的是军统内部最肮脏最阴暗的部分。他在任的时候，查办了不少同行，什么走私贩私的、敲诈勒索的、公报私仇的、诬良为匪的、强占民女的……重庆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特务，更不缺专门丢军统脸的特务。沦陷区的老百姓说起“蓝衣社”会暗暗竖个大拇哥，大后方的老百姓一说军统局都跟躲瘟神似的。
抗战之前，军统在编人员一共就三四千人；抗战期间，军统在编的内外勤人员逐渐达到了四万多，还不算运用人员。军统就像章鱼一样吸附在陪都重庆这块大石头上，把黏糊糊的触角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前线的胜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报纸上，可是特务统治给后方老百姓带来的伤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很多年前军统的前身力行社成立的时候纪律非常严格，最早一批创始人在中国搞起特务制度就是为了从内部整顿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系。可是，这才十年的功夫，他们的后辈就已经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比他们当年反对的人还要变本加厉的堕落。
这么个世道，硬心肠的或者没心肝的才能活的如鱼得水，而良心过剩的人只会让自己痛苦。中校副督查长做了一年，王伯当穿上了最新最好的美式军装，大檐帽一戴，武装带一扎，前呼后拥，辗转各地督查，比起在敌后提心吊胆过日子，自然是威风了不少。可是他的脸上却总是隐隐带着几分忧虑。他刚二十几岁啊！眉心的川字纹一天比一天重。只有下班回家跟谢映登、齐国远、李如辉在一起，方能稍微缓解一点心理压力。
夏天傍晚，偶有一天两天，四个人都不用加班，一起吃过晚饭。谢映登蹲踞在黄桷树下，看山城落日。李如辉摆起桌子，齐国远的大嗓门喊上一声“王大哥，三缺一！”王伯当从外头带了酒和花生米回来。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痛快玩上一夜，这日子才稍微有点盼头。
转眼到了八月中秋。又出事了。
作者有话说
第20章 蜀月西雾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