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事儿》暮烟秋雨

47、关于立储

　　康熙要立储的缘由：

　　第一，满洲历史教训。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临死之前都没有公开确定并宣布皇位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汗，皇太极死后由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争夺大位的事件，几乎兵戎相见，使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

　　第二，皇权旗权矛盾。皇权是指皇帝的权力，旗权是指八旗贵族的权力，二者有统一、也有矛盾。天命末、崇德末的皇位继承，旗权占主导地位。顺治朝由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顺治帝24岁病逝前，想不遵祖制，以从兄弟为继承人。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最后由顺治帝与孝庄太后、诸王、大臣等商量，决定由皇三子玄烨来继承皇位，四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蓝旗）、鳌拜（镶黄旗）辅政，皇权与旗权取得了折衷。康熙帝立皇太子，为的是强化皇权，削弱旗权。

　　第二，学习汉族经验。康熙帝学习并接受汉族儒家经典，研究中国历朝统治经验，深悉预立储君有利于皇权的连续性与稳固性，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政治大事。他开始接受历代皇位继承的经验，特别是明朝皇位嫡长制（正妻长子）继承皇位的历史传统。

　　第三，平定叛乱所需。当时发生“三藩”之乱，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以之为号召，煽动起叛乱，使康熙帝看到“太子”威力之大。他命杀掉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的额驸吴应熊，以丧其志，绝其望；同时，自己也立皇太子，以为身后预作准备，并有壮大声势、稳定人心、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

　　第五，特殊原因。皇太子胤礽的生母是皇后赫舍里氏，出身显赫，她的爷爷索尼是辅政大臣、一等公，她的父亲噶布喇是康熙朝的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索额图则官至大学士。赫舍里氏12岁嫁给玄烨，两人恩爱，但不幸在生育胤礽时因难产而死，年仅22岁。康熙帝与这位早逝的皇后感情很深。举个例子：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五日，赫舍里氏去世后第三天，梓宫迁于紫禁城西，直到二十七日，康熙帝几乎每天都去举哀；后来他亲自将梓宫送往昌平巩华城，从六月到十二月，他去巩华城34次，第二年又去了24次，第三年去了15次。有学者统计，从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一共去了80次。这四年里，每逢腊月二十九，他都去巩华城陪伴亡灵。母因子死，子以母贵。康熙帝对这位嫡子格外关爱，决定改变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皇位继承制度，而实行皇位嫡继承制，预立胤礽为储君。

　　立储经验教训：

　　作为一代圣主的康熙帝为什么处理不好储位继承的问题？

　　一、没有处理好皇帝与储君的矛盾。当时处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时期，预立储君，包括皇帝、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比如，实行储君制度，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皇太子御政，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皇太子御政，必然从中植成党羽，与皇权相争。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建立储君；另一方面又让太子领兵从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参与各种军政事务，其本意是锻炼和培养皇子，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皇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无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现两个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康熙帝事与愿违，陷入旋涡，遭到失败。

　　二，没有处理好太子与皇子的矛盾。明朝诸王“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朝诸王“内襄政本、外领师干”，这样太子与皇子便发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养教育皇子，却使他们增长了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诸皇子成人之后，赐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对内临政，对外领兵。各自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甚而纠集党羽。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如果设立皇太子，其地位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又必然为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趋复杂。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既是皇帝与储君矛盾，也是太子与皇子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

　　三、皇位继承制度死结。清朝的皇位继承，无论是汉族嫡长继承制，还是满洲贵族公推制，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没有跳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天下”的窠臼。只有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历史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立储制，为康熙帝所创，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煕帝无能，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的苦果。后来雍正帝的“秘密建储制”、慈禧太后的“懿旨立储制”，都不能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说明大清皇朝已经走进“家天下”的死胡同。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制，才是历史之趋势、世界之潮流、时代之必然、民众之所望。

　　《清史稿》评价：
　　《清史稿》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史学家史景迁评价：
　　史学家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并不实质意义。

　　小说家高阳评价：
　　高阳先生在其《清朝的皇帝》中谈到圣祖时，有很高的评价，谓其“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