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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张出生牌 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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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某天,雨一直下个没停,就像一整条河被人兜头倒了下来。
到傍晚时分,雨才淅淅沥沥渐小。到夜里十点,已经分不清是雨还是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旧住院楼在雨里泡着,墙皮一块一块鼓起来,像发了霉的面包。二楼东头妇产科的走廊里,那排日光灯管接触不良,一明一灭,把惨白的墙面照成一张哮喘病人的脸。地上湿漉漉的,不知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泥水,印着一串凌乱的脚印。值夜的护工拖着地,拖把在打蜡的水磨石上划出吱吱的声响,拖过去,又留下新的水痕。
消毒水的味道被潮气沤得更浓,混着来苏水和产妇身上未散的血腥气,闷在走廊里散不出去。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严,雨水顺着窗框往里渗,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滩。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四十,秒针一格一格滴答地走着,在这个夜里显得格外响。
那晚值班的护士叫林秀珍,二十一岁,参加工作刚一年零三个月。她的BP机别在白大褂的腰侧,每隔一阵就震一下,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呼叫——同事约班、家里催她回电话,她都没顾得上看。她已经连续上了十六个小时的班,从中午一直到现在,眼睛涩得像撒了沙子。她本来该在九点下班,可是产房里两个产妇几乎同时发动,一个在三床,一个在四床,都是初产,都疼得厉害,她走不开。助产护士不够,她一个人来回地跑,鞋底在打蜡的地面上打滑,好几次险些摔了,白大褂的下摆全是水。
三床的产妇叫宋玉兰,二十七岁,从城郊的镇医院转来的。她男人叫许大山,在镇上的砖窑厂干活,是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傍晚雨太大,电动车熄了火,他索性把车往路边一撂,借了辆三轮车,踩着泥水把妻子送到了医院。两口子浑身湿透,宋玉兰的头发一绺一绺贴在脸上,疼得五官都皱在一起,阵痛的间隙还在念叨:"这孩子要是女孩就好啰,我晓得的,我晓得是女孩。"许大山蹲在产房外头,手里攥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小棉袄——那是他早早备下的,男女不知,先做了一件小的。他一会儿看看产房门上的红灯,一会儿低头看看棉袄,不知道该把它往哪儿放。
四床的产妇姓江,三十岁,住的是单人产房,有家属陪护。她男人没来,来的只有一个穿深色套装的中年女人,头发挽得一丝不乱,说话压着嗓子,带着不容置疑的劲头。那女人守在门口,像守着一件贵重货物,一会儿抬腕看看表,一会儿盯着产房门上的红灯。BP机响了,她就走到走廊尽头去回电话,声音压得更低,只偶尔漏出几个字——"……生了就通知""……男孩女孩都要"。宋玉兰的许大山偷看过她一眼,就低下头去。那女人的皮鞋是漆黑的,一尘不染,和他胶鞋上的泥,形成鲜明对比。
夜里十一点四十七分,雷声压着屋顶滚过去,整栋楼猛地一暗。
停电了。
后来查出来,是楼下的总闸被人拉了下来。可那一瞬间,没有人顾得上想为什么。产房里只剩下一盏应急灯,绿幽幽地亮着,把所有人的脸都照得像泡在脏水里。宋玉兰在阵痛的间隙听见有人喊"停电了",接着是脚步声、搪瓷盆倒地的哐当声、谁压低了嗓子骂了一句。一个年轻医生打着打火机,火苗在风里晃,照得他脸一会儿红一会儿青。有人喊:"别慌!有手电筒吗?拿手电筒来!"
那晚的接生,是打着一支手电筒完成的。手电筒是值班医生从抽屉里翻出来的,电池快没电了,光昏黄,忽明忽暗。林秀珍举着手电,胳膊酸得发麻,还要一边给产妇递东西、擦汗。她这辈子没见过这样手忙脚乱的夜。
十一点五十六分,三床先生下一个女婴。孩子落地时"哇"地哭了一声,声音又细又亮,像一根针划破了夜。宋玉兰听见这声哭,整个人松下来,眼泪顺着鬓角流进耳朵里。凌晨零点零九分,四床也生了,也是个女婴,哭声却很轻,哼哼两声就安静了。
两个孩子被擦干净,裹进素色的襁褓,一左一右放在产房门口临时拼起来的两张小床上。那是两张旧婴儿床,轮子有一个是坏的,林秀珍用一块砖头垫着,才勉强放平。按规矩,孩子一出生就要在手腕上系一块出生牌——一块巴掌大的粉色塑料牌,用圆珠笔写着母亲的姓、床号和出生时间,再用一根白棉线系在婴儿细得只剩一圈的手腕上。牌子是市妇幼统一发的,边角磨得圆圆的,正面印着一行小字:"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儿识别牌"。
给三床的孩子系牌时,林秀珍的手在抖。她把塑料牌垫在膝盖上写,圆珠笔在光滑的塑料面上打滑,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许·三床·23:56"。宋玉兰的男人姓许。她凑着手电光看了又看,确认没写错,才把牌子贴到孩子左手腕内侧,用白棉线绕了一圈、两圈,打了个死结。她怕松,又多绕了一圈——新生的婴儿手腕太细,她总怕这牌子会掉。
给四床的孩子系牌,写的是"江·四床·00:09"。这个孩子安静些,不怎么哭。林秀珍把她的小手拉过来时,无意间看见孩子左手腕内侧有一小块淡青色的胎记,形状像一弯小小的月牙,边缘淡淡的,像谁用铅笔轻轻描了一下。她系牌的时候,手指碰到那块胎记,凉凉的,她多看了一眼,心里想:这孩子,手腕上还带个月亮呢。手电光晃了晃,她把"江"字牌系了上去,同样绕了两圈,打了死结。
就在这时,走廊那头有人喊她:"小林!三床的家属签字,快点!"
她应了一声,把两张小床往产房里推。应急灯的光太暗,她怕推错了床,弯腰去摸孩子的手牌确认——黑灯瞎火里,她索性把两个孩子左手腕上的塑料牌都解了下来,想拿到手电筒底下一看究竟。解开时她还嘀咕了一句:"别急,别急,我看看……"
后来她无数次回想那几秒钟,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是怎么弄反的。也许是窗外又炸了一个雷,也许是背后有人在催她签字,也许是她实在太累了,大脑已经不听使唤——她只记得自己把那两块牌子攥在手心,汗把它们浸得发滑,手电筒的光在两张小床之间来回晃。她把"许"字牌往那只带月牙胎记的手腕上系,把"江"字牌往另一只手腕上系。棉线绕了两圈,结打得紧紧的,和刚才一模一样。
黑暗里,谁也没看见。连她自己也没看见。
凌晨一点,电来了。日光灯管齐刷刷地亮起,白得刺眼,产房里所有人都眯起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林秀珍拿着签好的单子往走廊走,路过那两张小床时,还顺手替两个孩子掖了掖襁褓,动作轻得像怕惊着什么。她没有再看牌子——那两块牌子已经好好地系在孩子手腕上,她记得清清楚楚。
天亮以后,家属来认孩子。
许大山是被叫醒的,他一夜没合眼,眼睛红肿,进门时还踩了自己一脚。他跟着护士走到婴儿床前,看见那块写着"许"的塑料牌,胸口那口气才落下来。他没有仔细看孩子的脸——刚生下来的婴儿,皱巴巴的,都差不多,红红的,闭着眼。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襁褓抱起来,像抱着一件容易碎的东西,回头对床上的宋玉兰说:"玉兰,是个闺女。"
宋玉兰听见,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伸手要看看。孩子被抱到她枕边,她看着那张小脸,看着看着就笑了,笑得眼角都是泪,嘴里念叨着:"好,好,女孩好……"她没有注意,孩子左手腕上那块塑料牌被襁褓遮着;她更没有注意,这孩子手腕内侧,是光的,什么都没有。
四床的孩子被那个穿深色套装的女人抱走。她抱孩子的姿势很生疏,两只胳膊僵僵地架着,像抱一只易碎的瓷瓶。她隔着襁褓摸了摸孩子的手腕,摸到那块塑料牌,才点了点头。BP机又响了,她一边往外走一边低头去看,嘴里对身边的护士说了句什么,那护士连连点头。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回头看了孩子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欢喜,倒像在看一件终于到手的、价格不菲的东西。
林秀珍站在产房门口,看着两家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地走了。晨光从楼梯口的窗户斜进来,照在湿漉漉的走廊上。她打了个哈欠,觉得这一夜长得没有尽头。她没有想到,自己那双抖了一夜的手,在这个雨夜里系下的两个结,会把两个孩子的一生,系到完全相反的轨道上去。她更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会有一个人拿着这枚塑料牌,站在她面前,问她: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年以后,宋玉兰还会反复想起那个凌晨。她想起自己抱着襁褓时闻到的那股奶腥味,想起男人笨拙的手,想起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想起自己一遍遍念叨"女孩好"。她记得那样清楚,每一个细节都像刻在脑子里。可她从来不知道——她抱回家的那个孩子,手腕内侧是光的;而那个手腕上有一弯月牙胎记的女婴,被另一个女人抱进了另一栋亮着灯的房子里,从此改了姓名,成了别人家的女儿。
一个成了许家的女儿,在油烟和骨汤味里长大。
一个成了江家的女儿,在钢琴和规矩里长大。
雨停的时候,天边露出一点灰白。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孩子,被写错了名字;也没有人知道,这错误要过十六年,才会被一个医生随口的一句话,撕开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