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步长安》有路无涯

5、第5章 一碗冰酪，卖进宫里 “这个，”

　　六月的长安，热得像一口盖着盖子的锅。
　　太阳一出来，坊墙就烫手。街上的土被晒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一层细灰，粘在汗上，搓都搓不掉。狗趴在墙根，舌头伸得老长，一动不动。连树上的蝉都叫得有气无力，叫两声，停一停。
　　李砚在西市的南口站了一个上午。
　　他在看冰。
　　西市里有几家大户的冰窖，每年冬天从渭河、从龙首渠凿冰，一块一块码进窖里，铺上稻草，封上土。到了夏天，取出来用。冰是贵重东西，宫里赐冰，大臣家里藏冰，办丧事要用冰镇尸，办宴席要用冰镇酒。
　　可用到六月下旬，窖底就剩下碎的了。
　　碎的没人要。化了半截的，沾了泥的，敲下来一堆渣的，都堆在窖口，最后被伙计用簸箕撮出去，倒进街边的沟里。
　　他昨天看见一个胡人伙计倒冰，倒了三车。
　　今天他等在窖口。
　　“你这冰，卖不卖？”
　　伙计是个粟特人，汉语说得磕磕巴巴，看了他一眼。
　　“碎冰。”
　　“我知道。”
　　“没用。”
　　“我要。”
　　伙计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你要这个做什么？”
　　“吃。”
　　伙计笑得更厉害了。他弯下腰，从筐里抓了一把碎冰，递到他面前。
　　“吃。”
　　李砚接过来，放进嘴里。
　　冰在舌头上化开，凉得他太阳穴一跳。
　　“五文。”他说，“这一筐。”
　　伙计不笑了。他看了看那筐冰，又看了看李砚。
　　“十文。”
　　“五文。你这冰本来就要倒掉。”
　　“……”
　　“六文。”李砚说，“我再帮你倒三天冰。”
　　伙计盯着他看了三息，忽然咧嘴一笑。
　　“成交。”
　　他扛着那筐冰，往回走。
　　冰在筐里化，水顺着筐底往下滴，滴在他的后颈上，凉得他一激灵。他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算：一筐冰，能撑两个时辰。两个时辰，够卖多少碗？
　　他需要牛乳。
　　西市北边有一家胡人开的乳铺，卖酪、卖酥、卖乳。乳是酸的，要煮开，放凉。一升八文。
　　他需要甜。
　　唐人不吃白糖。甜的东西有三样：蜜、饴、蔗浆。蜜最贵，一升三百文；蔗浆从岭南来，也贵；饴最便宜，用米和麦芽熬的，一斤二十文，颜色发黑，黏得能拉出丝。
　　他买了一升乳，半斤饴，一共十八文。
　　加上冰六文，他花了二十四文。
　　他全部的钱，是四十文。
　　剩十六文。
　　回家，他把灶清出来。
　　七娘跟在后面看：“阿兄，你要做什么？”
　　“做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没吃过的。”
　　“贵吗？”
　　“不贵。”
　　“那能吃吗？”
　　“能。”
　　他先把乳倒进陶罐，架在灶上，小火煮。煮的时候要用勺子不停地搅，不然会糊底。乳开了，表面结一层皮，他用筷子挑起来，放在一边。
　　七娘盯着那层皮看。
　　“这个能吃吗？”
　　“能吃。”
　　她伸手去拿，被他拍了一下。
　　“烫。”
　　乳煮好了，倒进一个陶盆，放在井边镇着。
　　他先试了一次。
　　碎冰倒进桶里，乳直接浇上去，拿勺子搅。
　　搅了二十下，他就知道坏了。
　　冰化得太快。乳是温的，一浇上去，冰就塌了，桶底积了一层水，上面浮着一层油花。他用勺子舀起来尝，是甜的，温的，稀的。
　　一桶，全废了。
　　他站在灶边，看着那桶东西，心疼得说不出话。
　　牛乳八文，饴五文，冰六文。十九文，倒进了沟里。
　　七娘站在门口，不敢说话。
　　他蹲下来，把桶刷了，重新生火。
　　这一次他学乖了：乳要先镇凉，镇到井水的温度；冰要碎，碎到像沙；冰要多，多到能把铜碗埋起来；搅要快，快到来不及化。
　　他把这套顺序在心里排了三遍，才动手。
　　饴是最后一样。
　　饴硬得像石头，他用刀背敲，敲下来一小块，放在碗里，隔水化开。化开的饴是黑褐色的，很稠，用勺子舀起来，能拉出一条细线，断了，又缩回去。
　　“阿兄，”七娘在旁边看着，“你这是要做饧？”
　　“不是。”
　　“那是什么？”
　　“你等着。”
　　日头偏西，筐里的冰又化掉一层。他把剩下的碎冰倒进一个木桶，用干净布包了，拿木槌敲。敲得很细，细得像沙子。
　　然后把镇凉的乳倒进去，加饴，用一把木勺搅。
　　搅的时候要快。慢了，冰就化了；快了，乳就溅出来。他的手腕酸得厉害，额头上全是汗，汗滴进桶里，他赶紧用袖子擦。
　　搅了大概一百下，桶里的东西变了。
　　不再是水，也不再是乳。是一种半凝的、稠稠的东西，白里带着一点焦糖色，勺子插进去，能立住。
　　他用勺子舀了一点，尝。
　　凉。
　　甜。
　　还有一种很淡的、乳脂的香，从舌根往上走。
　　他站在灶边，闭了一下眼睛。
　　不是因为他做成了。
　　是因为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三年前的夏天，西安，四十度。她下班回来，热得脸通红，从冰箱里拿出一盒冰淇淋，坐在沙发上吃。她吃冰淇淋有个毛病，吃一半就不吃了，把剩下的往他手里一塞，说“太甜了”。
　　他每次都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然后把它吃完。
　　后来他们吵架，他说她自私。她说，我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他站在灶边，手里拿着一把木勺，桶里是他刚做出来的东西。
　　他忽然很想让她尝一口。
　　“阿兄？”
　　“嗯。”
　　“你怎么了？”
　　“没事。”他把勺子递过去，“尝尝。”
　　七娘接过去，小心地舀了一点，放进嘴里。
　　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凉！”
　　“嗯。”
　　“甜的！”
　　“嗯。”
　　她又舀了一勺，吃得很快，吃完把勺子含在嘴里，舍不得拿出来。
　　“阿兄，”她抬起头，“这个，能卖钱吗？”
　　“能。”
　　“卖多少钱？”
　　“三文一碗。”
　　七娘算了算：“成本呢？”
　　李砚愣了一下。
　　他看着她。十二岁，头发黄，脸瘦，站在灶边，手里还拿着勺子。
　　“你怎么知道问成本？”
　　“你昨天算账的时候，我听见了。”她说，“你说，卖东西，先要算本。”
　　他笑了。
　　“成本不到一文。”他说，“卖三文，赚两文。”
　　“那要是卖不出去呢？”
　　“卖得出去。”
　　“你怎么知道？”
　　“因为热。”他说，“长安有几十万人，今天热，明天还热。人一热，就想吃凉的。”
　　七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摆摊。
　　架子是一块门板，两条板凳支起来。门板上铺一块洗干净的麻布，摆十个粗陶碗，一把木勺，一个木桶。桶里的冰酪用布盖着，布上再压一块冰。
　　招牌是一块木板，用炭写了四个字：
　　冰酪，三文。
　　字是他自己写的。他从小练字，大学还拿过书法比赛的奖。这四个字写得不算好，但在这个满是歪歪扭扭招牌的市口，一眼就能看见。
　　他选的位置在西市南口的槐树下。
　　树大，荫凉。旁边是卖水的、卖胡饼的、修鞋的。来往的人多，赶车的、挑担的、送菜的，都从这儿过。
　　他站在摊子后面，等。
　　第一个客人是个挑夫。
　　三十来岁，赤着上身，肩上搭一条汗巾，挑着两筐青菜。他走到摊子前，看了看招牌。
　　“冰？”
　　“冰酪。”李砚说，“凉的，甜的，三文一碗。”
　　“三文？”挑夫皱眉，“一碗水要三文？”
　　“不是水。”李砚舀了一勺，递过去，“你尝。”
　　挑夫看着那勺东西，犹豫了一下。
　　“不要钱。”李砚说，“不好吃，你走。”
　　挑夫接过去，一口吃了。
　　他站在那儿，愣了两息。
　　然后他把担子放下，从腰里摸出三文钱，拍在门板上。
　　“再来一碗。”
　　第一碗卖出去之后，事情就变了。
　　挑夫站在树荫下吃，吃得很慢，一勺一勺。路过的人看见他，停下来问：“吃的什么？”
　　“冰。”
　　“什么冰？”
　　“甜的。”
　　有人就凑过来看。
　　李砚不说话。他把桶盖掀开一条缝，让凉气冒出来。
　　第二个客人是个妇人，抱着孩子。孩子热得直哭，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她犹豫了半天，摸出三文钱。
　　“给他一小碗。”
　　“给他多舀点。”李砚说。
　　孩子吃了一口，不哭了。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到中午，摊子前站了七八个人。
　　到下午，排队了。
　　队伍里有个老者。
　　六十来岁，穿一件细麻袍，腰上挂着一枚小小的玉鱼，身边跟着一个十岁上下的小童。他不往前挤，站在队尾，慢慢地等。
　　轮到他，他说：“一碗。”
　　李砚舀了一碗，递过去。
　　老者接过来，先用勺子挑了一点，看了看，才放进嘴里。
　　他闭上眼。
　　过了两息，睁开。
　　“你这是把酥山拆了。”
　　李砚的手停了一下。
　　“老丈见过酥山？”
　　“见过。”老者说，“曲江宴上，一座山，三尺高，用酥浇成，山顶插着花，山脚围着冰。一座山，够一个村吃一年。”
　　“那不一样。”李砚说，“酥山是看的。”
　　“哦？”
　　“我这个是吃的。”
　　老者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把神仙的东西，拆成了人的东西。”
　　“神仙的东西，人吃不起。”李砚说，“人吃不起的东西，早晚要塌。”
　　老者的笑收了一点。他低头看了看碗里，又抬头看了看李砚。
　　“你这话，不该在西市说。”
　　“那我该在哪儿说？”
　　“哪儿都别说。”老者把碗里的吃完，用袖子抹了抹嘴，“长安城里，有些人最不喜欢听见‘塌’这个字。”
　　他从袖子里摸出九文钱，放在门板上。
　　“再来两碗，给小童。”
　　李砚舀了两碗。小童一手一碗，端得很稳。
　　老者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回过头。
　　“后生。”
　　“在。”
　　“你住在哪儿？”
　　“崇仁坊。”
　　“崇仁坊哪一片？”
　　“南边，靠近坊墙。”
　　老者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带着小童走了。
　　李砚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的鞋——一双很旧的布鞋，鞋底磨偏了，走路的时候左脚往外撇。
　　他记住了这个背影。
　　他卖得很快。
　　一桶见底，他跑回家，把第二桶扛来。第二桶见底，又跑。一天跑了三趟。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数了数钱。
　　一百四十一文。
　　四十七碗。
　　他坐在板凳上，腿软得站不起来。手腕酸得抬不过肩，后背的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衣裳上结了一层白霜。
　　他把钱一枚一枚地数，数了三遍。
　　一百四十一文。
　　除去本钱二十四文，赚一百一十七文。
　　一百一十七文，能买三斗九升米。
　　他站起来，跑到西市东边的药铺。
　　“柴胡，一剂。”
　　“五十文。”
　　他把钱数出来，一枚一枚，放在柜台上。伙计用纸包好，系了一根麻绳，递给他。
　　他把药包揣进怀里，贴着胸口。
　　药是凉的，隔着衣裳，凉到心里。
　　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早上到现在，一口东西没吃。
　　他坐在槐树下，看着这一堆钱，忽然想笑，又想哭。
　　“谁让你在这儿摆的？”
　　一个声音从头顶落下来。
　　他抬头。
　　两个人，穿着青色的短衫，腰里别着木牌，站在摊子前。为首的那个四十来岁，脸很长，下巴上有一撮胡子。
　　市署的人。
　　“市令有令，南口不许摆摊。”长脸说，“东西收了，跟我走一趟。”
　　周围排队的人往后退了退。
　　李砚站起来。
　　他心跳得很快。他知道这个时代的规矩：市有市籍，商有商籍，无籍经营，轻则罚钱，重则杖责。他什么都没有。
　　“官人。”他说，“我不是摆摊。”
　　“不是摆摊是什么？”
　　“我是安家邸店的。”他说，“替安家试卖。”
　　长脸愣了一下。
　　“安家？”
　　“西市北街，安元礼。”李砚说，“安家邸店。这冰酪是安家要进的新货，让我在南口试三天，看卖不卖得动。”
　　长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
　　“安元礼的人，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刚来。”李砚说，“我叫李砚。官人若不信，现在就可以去问安老板。”
　　他说得很稳。
　　其实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只知道安元礼这个名字，知道那家邸店在西市北街，知道安元礼是西市有头有脸的胡商。他甚至在米行老板那儿听过一句：“安家的货，市署都不敢查。”
　　长脸盯了他一会儿。
　　“安家的人，”他慢慢地说，“摆摊不摆在南口，摆在自己门口。”
　　“是。”李砚说，“明天就挪。”
　　“今天也挪。”
　　“今天挪。”
　　长脸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你这东西，”他看了一眼桶，“真那么好吃？”
　　李砚舀了一碗，递过去。
　　长脸接过来，吃了一口。
　　他没说话，把碗放下，抹了抹嘴，走了。
　　碗是空的。
　　收摊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坊墙后面去了。
　　李砚把碗一个一个摞起来，用布擦干净。木桶刷了，门板立起来，板凳叠好。他蹲在地上，把最后一点冰水倒进沟里。
　　一个人站在他身后。
　　他听见了呼吸声，回头。
　　一个胡商，四十来岁，身材不高，肩膀很宽，穿一件深褐色的袍子，腰间挂着一串钥匙。他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眼窝深，看人的时候不眨眼。
　　他在那儿站了多久，李砚不知道。
　　“你叫李砚？”他问。
　　汉语很正，只带一点卷舌。
　　“是。”
　　“你说你是安家的人。”
　　李砚的心沉了一下。
　　“我……”
　　“我就是安元礼。”那人说。
　　槐树的影子已经拉得很长。
　　安元礼走到摊子前，低头看了看那块写着“冰酪，三文”的木板。
　　“字不错。”他说。
　　“谢……”
　　“这个，”他伸出手指，敲了敲木桶，“能卖到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