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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一只被塔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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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米兰是一座空城。
圣母升天节一过,城里但凡有点余钱的人都跑去了海边,商店拉下卷帘门,门上贴一张手写的纸条,说九月再见。留在城里的只有游客、老人,和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人。太阳白晃晃地悬在头顶,青训基地的草皮被晒得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热气一阵阵往上蹿。
埃利亚·索科洛夫就是不得不留下来的人之一。他刚跑完第十二组折返,冲过终点以后又往前踉跄了两步,才停下来。汗顺着额角往下淌,钻进眼睛里,刺得他睁不开。他想抬手擦,胳膊却沉得不太愿意动,索性就撑着膝盖,站在那里喘气。
“小隼!”
哨子声紧跟着就来了。埃利亚叹了口气,直起腰往场边挪。塔索蒂站在那棵唯一能遮阴的梧桐树底下,手里捏着块写字板,脸色和天气一样不好。
“刚才那个球,你压那么上干什么?”教练没等他站定就开口,“你身后那么大一片地方,你留给谁?留给圣母吗?”
“我想断他的传球。”
“你断到了吗?”
埃利亚闭上嘴。他没断到,那个球擦着他的脚尖滚过去,对面的边锋接球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要不是门将扑得好,又是一个丢球。这种话三年来他已经听了不下几百遍。塔索蒂瞪了他一会儿,大概也觉得热,把写字板往腋下一夹,换了个语气,“明天早上七点,到门口等车。”
“去哪儿?”
“米兰内洛。”教练说,“一线队那边伤了几个,扎切罗尼要凑人数打对抗,让我挑两个孩子过去陪练。你,还有洛伦佐。”
埃利亚愣在原地。
他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可是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既不是米兰内洛的球星们,也不是他就要去一线队合练了。而是,一线队那些人,会不会有什么整治新人的小把戏。他在福利院里长大,太清楚一个外来者会有什么遭遇了。让他打扫更衣室,洗澡的时候把热水关掉,饭桌上逼人站起来唱歌。他会唱的歌,只有礼拜天弥撒上的那几首圣歌。
福利院。
他马上又想到,上周他刚过完十七岁生日。安娜修女给他烤了一盘杏仁饼干,同屋的小孩们唱了生日歌,唱得七零八落的。明年这个时候他就十八岁了,按规定,满十八岁的孩子要从福利院里搬出去。
搬去哪里?他没想过,或者说,他一直不敢想。
“怎么,吓傻了?”塔索蒂看着他。
“没有。”
“那就笑一个。”塔索蒂嗤了一声,“你这张脸,好像我要送你去服兵役。”
埃利亚扯了扯嘴角,大概笑得很难看,因为塔索蒂摆了摆手,示意他滚回去接着跑。
埃利亚出生在莱格尼察,1983年的夏天。
来米兰之前的事他很少提起。福利院的档案里写得也不多,只有出生地,他长长的名字,还有一句语焉不详的“家庭情况复杂”。护照上的那个国家,他一天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修女们大概知道得多一些,但她们从不当着孩子的面说,他自己也没问过。
文件上他叫伊利亚·康斯坦丁诺维奇·索科洛夫,修女们念不顺这一长串,就叫他埃利亚,孩子们就也跟着叫。安娜修女说,这两个名字是一个意思,他从来没有反对过。
他到福利院的时候已经快十岁了。在等待领养的孩子里,已经算很大了。每隔一段时间,周末就会有一些夫妇来机构里看孩子,他们穿得很体面,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总是先落到那些年纪更小的小孩身上,落在那些看到陌生人会笑、还来得及忘记从前的孩子身上。埃利亚不缺胳膊不少腿,也没生过什么病,修女们说他是个健康的好孩子。可是一个快十岁的、意大利语说得磕磕绊绊的外国男孩,站在一群小不点儿中间,就像一根杵在花园里的藤萝花架。
头一两年他还会站到前排去。后来他就学会了站在最后面。再后来,每到有人来的周末,他就借口去街上踢球。
他帮着收拾过很多次行李。被领走的孩子年纪小,大多不会自己叠衣服,埃利亚就替他们叠好,把牙刷和小毛巾装进塑料袋,再把他们最喜欢的那个玩具塞在箱子最上面,免得路上想哭的时候找不着。有一个叫卢卡的小男孩走的时候抱着他的腿不肯撒手,埃利亚蹲下来,把那只缺了一只耳朵的布兔子塞进他怀里,说你去吧,爸爸妈妈有大房子,他们给你准备了自己的房间。卢卡后来再没回来过,这是好事。被领走的孩子不回来,说明那边对他们很好。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去。他的意大利语说得越来越好,好到听不出一点口音,好到做梦都用意大利语。他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数学,老师们常说这孩子将来考个大学不成问题。他不惹事,也不太交朋友,唯一能让他真正高兴起来的就是踢球。他踢得不算多好,但跑得比谁都快,也比谁都能跑,一场球下来别人都躺在地上喘,他还能绕着院子再跑两圈。中学的体育老师看他跑过一次一千五百米,把高年级的孩子甩下去半圈,第二天就找到了福利院。
老师有个朋友在米兰俱乐部做球探,1997年春天,十四岁的埃利亚第一次走进了米兰的青训基地。
十四岁,对一个青训球员来说已经太晚了。
埃利亚后来才知道,同一梯队的孩子大多七八岁就进了米兰,一起踢了六七年,一起拿过少年组的冠军,一起被教练罚过跑圈。他们的父母在场边相熟,训练结束会约着一起去吃披萨,周末两家人凑在一块儿看圣西罗的比赛。埃利亚插不进去。其实也没人为难他,没人把他的鞋扔进垃圾桶,也没人在他背后说什么难听的话。他们只是不太跟他说话。分组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被叫到,更衣室里大家说笑,话头从来不会落到他身上。训练结束,别人的父母开车来接,他一个人背着包去赶电车,要转两趟,回到福利院的时候晚饭早就凉了。
埃利亚并不觉得委屈。他本来就是半路插进来的,他早就习惯了。
试训那天,塔索蒂刚退役不久,在青训里做事。埃利亚踢的是边锋,满场乱跑,哪里有球就扑哪里。有一回他自己丢了球,硬是从对方半场一路回追了八十米,在禁区线上把球铲了出去。场边的塔索蒂一直没说话,等到试训结束,才走过来问他:“让你以后踢右后卫,愿意吗?”
“我想踢前锋。”
“米兰不缺前锋。”塔索蒂说,“米兰缺能跑的人。”
于是埃利亚就成了右后卫,也成了塔索蒂骂得最多的那个孩子。
站位不对要骂,回追慢了半步要骂,上去了没传中要骂,传中传到看台上更要骂。塔索蒂骂人的词不重样,今天说他的腿是借来的,跑到对方禁区就不知道还回去,明天说他防守像在跳舞,还是不会跳的那种。别的孩子挨了骂,扭头就和队友挤眉弄眼,埃利亚不会。他每次都站得笔直,一声不吭地听完,然后回去加倍练习。他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塔索蒂是当年踢过欧冠决赛的人,眼睛毒得很,一定是看出来了,他进来得太晚,底子太差,跟那些从小在米兰长大的孩子比不了。
所以每天训练结束,别人都走了,他还留在场上。塔索蒂也就留下来,一言不发地站在他对面,陪他练一对一。塔索蒂那时候刚过四十,转身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快了,可是对付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还是绰绰有余,一次一次把他晃倒在地上,又一次一次伸手把他拉起来。一直练到天黑,练到场边的灯亮起来,塔索蒂才看看表,说今天就到这儿。
“上车。”他拎起埃利亚的包往停车场走,“我顺路。”
埃利亚从来没问过教练住在哪里,也就不知道塔索蒂的家在城西,和福利院完全是两个方向。
还有一些事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球鞋不是俱乐部发的,是器材管理员被塔索蒂堵在仓库门口,软磨硬泡从赞助商的样品里抠出来的,因为塔索蒂看见他原来那双鞋的鞋底已经开了胶,他自己却拿胶水粘了接着穿。他更不知道,每回青训的教练们开会,有人说那个俄罗斯小子太闷、来得太晚、不像能踢出来的样子,塔索蒂都会把手里的咖啡杯重重一放,说你们等着看。
他只知道塔索蒂总在骂他,骂得比骂谁都凶。
但是小隼这个名字,也是塔索蒂叫起来的。
那时候他刚来,塔索蒂翻着花名册,念到他的名字时停了一下,问他:“索科洛夫,什么意思?”
“俄语里是隼。”埃利亚说,“和鹰差不多,捕猎的那种。”
教练抬起头,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十四岁的埃利亚瘦得像根竹竿,球衣挂在身上空荡荡的,膝盖上还贴着两块创可贴。塔索蒂看了半天,最后哼了一声:“就你?顶多算只小隼。”
Falchetto,小隼。塔索蒂当着全队的面这么叫了一回,第二天整个青训就都这么叫他了。三年过去,他已经长到一米八出头,肩膀宽了,腿上也有了结实的肌肉,大家还是这么叫他。别人叫的时候多半带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只有塔索蒂叫得最顺口,骂他的时候叫,夸他的时候也叫,虽然夸他的时候少得可怜。
埃利亚其实不讨厌这个名字。它和伊利亚不一样,和埃利亚也不一样,是他自己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