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值异常》我是废物小宝贝

6、第六章 沉默的证人 回到省城已

　　回到省城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闻述没有把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带回复核小组办公室。她把车直接开到了省检察院，让桑栀在楼下等。桑栀站在检察院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闻述走进那扇玻璃门，手里拎着那个从河边仓库取出来的文件袋。

　　二十分钟后，闻述出来了，手里空着。

　　“登记了。”她说，“物证保管室。走的是‘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相关材料’的入库流程。我写了情况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的，来源为戚霖本人遗留，暂由检察机关保管，待联系到戚霖本人后确认其证据效力。”

　　桑栀点了点头。这是目前能走的最合规的路径——不是“调取证据”，而是“发现并保管相关材料”。检察院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有权适用调取措施，调查核实所获证据可以通过补齐手续或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转化为刑事证据。但戚霖本人尚未确认这些材料，严格来说，它们现在只是“保管物”而非“证据”。要让它们真正具备证据资格，必须让戚霖本人确认。

　　“下一步，”闻述拉开车门，“找到戚霖。”

　　“他父亲说他每年过年会打电话，号码每次都不一样。去年没打。”

　　“所以要么他今年还没打，要么他彻底断了联系。”

　　桑栀坐进副驾驶，把包放在膝盖上。车窗外的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冒着热气。她想起戚霖在河边棚子里留下的那沓纸，最后一页上潦草的字迹：“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标签换过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原来那张。”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用最笨的办法——手写——记录下了他看见的一切。没有拍照，没有复印，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写下来，藏起来。

　　“他为什么不用手机拍？”桑栀忽然问。

　　闻述发动了车。“什么？”

　　“2009年那会儿，手机都有拍照功能了。他把样本交接的过程记了三天，为什么不拍一张照片？”

　　闻述想了想。“也许他拍了，但不敢存在手机里。”

　　“或者，他试过拍，但发现手机不在他手里。”

　　桑栀把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一圈。一个法医助理，在鉴定中心工作不到一年，发现样本被单独取走过两个小时，标签被换过。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去质问雍庭川，那等于自毁前程。他也不能去找褚慎，褚慎当时和雍庭川同在一个中心，关系不明。他只能记下来，用最原始的方式。然后在雍庭川安排他走的时候，他带着那沓纸离开了。

　　“他父亲说，他最后一次打电话说‘对不起’。”桑栀说，“他觉得对不起他父亲。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被迫离开自己刚起步的职业，去外省，注销执业资格，然后在一个印刷厂里做了五年质检。他大概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

　　“所以他不联系任何人。”闻述说，“不联系父亲，不联系褚慎，不联系任何和鉴定中心有关的人。”

　　“但他没有扔掉那沓纸。”

　　闻述把车停在路口等红灯。她看着前方的车流，忽然说：“他可能不止留了一份。”

　　桑栀转头看她。

　　“他在河边棚子里放了一个收纳箱，里面有旧衣服和一个文件袋。但那个黑色帆布包是空的。老太太说他‘拎着一个黑包’出门。如果那个帆布包是他平时出门用的，里面应该装着东西。”

　　“装着什么？”

　　“也许他还有另一份记录。或者，他随身带着一份。”闻述说，“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份会被人找到。他习惯性地保留所有东西。”

　　桑栀想了一会儿。“如果要找到他随身带的那一份，我们必须先找到他。”

　　“那就找。”

　　闻述把车开回复核小组办公室。两个人坐下之后，闻述打开电脑，把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公开信息又调了出来。戚霖的执业注销记录里，除了“本人申请”之外没有任何附加信息。但司法鉴定人退出管理办法规定，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应当将相关信息通过门户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通报检察机关等相关单位。这意味着，如果戚霖在2013年之后以另一个身份重新申请过司法鉴定执业，无论在哪里，都会留下记录。

　　“他没有再申请过。”闻述说，“我查了全国司法鉴定人登记系统的公开信息，戚霖的名字在2013年6月之后没有出现过。”

　　“他放弃了。”

　　“彻底放弃了。”

　　桑栀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她把戚霖的名字用蓝色马克笔圈起来，在旁边写了几行字：“2009.3-2010.3 鉴定中心助理”、“2010-2013 明正法医物证鉴定人”、“2013.6 注销执业资格”、“2013-2018 印刷厂质检”、“2018 后去向不明”。

　　“2013年6月注销，”她说，“然后立刻进了印刷厂。印刷厂的工商登记是2013年7月。时间对得上。他注销执业资格的第二天就去印刷厂报了到。”

　　“他当时已经规划好了。”闻述说。

　　“或者说，他当时已经绝望了。”桑栀放下马克笔，转过身，“一个人注销自己唯一的执业资格，然后去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行业。他不是在换工作，他是在把自己从这条轨道上连根拔掉。”

　　她走回桌前坐下，拿起那个白色马克杯。杯子里没有水，她也没有去接。只是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

　　“闻述，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褚慎说，2009年年底戚霖找他谈过，说‘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但戚霖在鉴定中心只待了不到一年，他是2009年3月入职的。也就是说，他发现样本被动过是在入职的第一个月，但他直到年底才跟褚慎提起。”

　　闻述看着她。“中间隔了九个月。”

　　“九个月里他在做什么？”

　　“他在记录。”闻述说，“他记了3月17日到19日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别人。他犹豫了九个月，最后鼓起勇气去找褚慎。褚慎没有给他明确的回应。然后雍庭川把他调走了。”

　　桑栀把杯子放下。“所以他带着那九个月的犹豫和那沓记录，走了。”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的窗户开着一条缝，楼下桂花树的气味淡淡地飘进来。

　　“要找一个人，”闻述说，“首先要确定他还在不在这个世上。如果他刻意切断了所有联系，近两年连他父亲都没有接到电话，最坏的可能——”

　　“不能往最坏的方向想。”桑栀打断她，“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警方系统里会有记录。你查过了吗？”

　　“查了。全省近三年未识别遗体、无名尸体的数据库中，没有符合条件的。”闻述说，“但全国范围我没查。”

　　“那就查全国。”

　　闻述重新坐到电脑前，登录了公安系统内部的信息查询平台。桑栀走过去站在她身后。屏幕上跳出一行行数据，闻述逐条筛选：性别男，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2018年之后发现，无身份证明。

　　“有七个结果。”闻述说。

　　她一个一个打开。桑栀在旁边看着。第一个，男，三十五岁，2019年在某市河道发现，高度腐败，身份未确认。第二个，男，三十二岁，2020年某高速公路附近发现。第三个……

　　“等等。”桑栀说。

　　闻述停下来。“哪一个？”

　　“第四个。2021年，邻省，城西片区。男，年龄约三十到三十五岁，被发现时随身携带一个黑色帆布包。”

　　闻述把那条记录打开。照片是一张物证照，一个黑色帆布包摊开放在白色台面上，旁边是包里的物品：一部无卡的旧手机、一串钥匙、一沓折叠整齐的现金、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上没有任何标记，但封口处用回形针别着。

　　桑栀盯着那张照片上文件袋的回形针。那种别法——右上方折角，回形针横着夹住折角——和物证保管中心那份文件袋上的回形针夹法一模一样。

　　“是戚霖。”她说。

　　闻述的手指停在鼠标上。“记录显示，发现时该男子处于无意识状态，被送往医院救治。但记录没有后续——没有身份确认信息，没有出院记录，也没有死亡登记。”

　　“他可能用了假名。”

　　闻述翻到记录的最后，找到一条备注：该男子被送往邻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入院登记姓名为“李建国”，无身份证件，联系方式空白。就诊后第三天自行离院，未留联系方式。

　　“李建国。”闻述说。

　　“一个最普通的名字，一个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名字。”桑栀说，“他连名字都不想留下。”

　　闻述关掉页面，靠在椅背上。“他还在。2021年他还在邻省。之后呢？2021年到2024年之间，他去了哪里？”

　　桑栀走到白板前，在戚霖的名字旁边写了一行字：“2021 邻省医院假名离院”。然后她放下笔，看着那行字。

　　“他不想被找到。”她说，“但他也没有彻底消失。他没有自尽，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他只是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用假名活着。”

　　“为什么？”

　　“因为他手里有东西，他怕有人来找他。但他又舍不得扔掉那件东西。”桑栀顿了一下，“所以他活着，带着它，等着。”

　　她转过身看着闻述。闻述也看着她。

　　“我们怎么找？”闻述问。

　　桑栀想了一会儿。“他父亲说他每年过年打电话。去年没打。”

　　“今年过年还有三个月。”

　　“我们不能等三个月。”桑栀说，“但他父亲也许知道更多。老太太说他做过印刷厂质检，但印刷厂2018年关门之后他就搬走了。一个在印刷厂做了五年质检的人，可能还有其他工友。也许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闻述拿出手机，翻到打印厂工商登记信息里留的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姓陈，号码已经停机。但登记信息里还有一个监事，名字叫周红，号码还在。闻述拨了过去。响了几声，接通了。

　　“您好，是周红女士吗？”

　　“是我。您哪位？”

　　“我是省检察院的，想向您了解一个以前在印刷厂工作的人，叫戚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戚霖？”周红的声音有点意外，“他怎么了？”

　　“没什么事，我们只是需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您还记得他吗？”

　　“记得。他不爱说话，干活倒是踏实。后来厂子不行了，他好像是第一个走的。”

　　“您知道他之后去哪里了吗？”

　　“这个……”周红想了一会儿，“他走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来找过他。一个男的，年纪比较大，戴着眼镜。在厂门口等了很久，戚霖出来之后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

　　桑栀和闻述对视了一眼。

　　“那个男的，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闻述问。

　　“记不太清了。就是感觉年纪不小了，头发有点白。穿得挺讲究的。”

　　“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应该是2017年吧，2017年秋天。厂子还没关，但已经不太行了。”周红说，“那个人来了之后没多久，戚霖就辞职了。”

　　闻述挂了电话，看着桑栀。

　　“2017年秋天，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来找过戚霖。”她说，“头发有点白，穿得讲究。”

　　桑栀的脑子里闪过一张照片。雍庭川，头发灰白，戴着眼镜，在实验室里的那张照片。2015年从省厅退休，2017年去印刷厂找戚霖，时间对得上。

　　“他去堵戚霖的嘴了。”桑栀说。

　　“或者去确认他还‘安全’。”闻述站起来，“2017年秋天，雍庭川从印刷厂离开之后不久，戚霖辞职，搬走，彻底消失。这和他在鉴定中心离职的模式一模一样——有人来找他，然后他就走。”

　　桑栀把白板上的时间线重新看了一遍。

　　2009年3月，戚霖入职鉴定中心，采集12号样本。

　　2009年3月18日晚，雍庭川单独取走12号样本，两小时后放回，标签被换。

　　2009年年底，戚霖找褚慎谈话，表示“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

　　2010年年初，戚霖离职，雍庭川安排他去明正。

　　2013年6月，戚霖注销执业资格。

　　2013年7月，进入印刷厂。

　　2017年秋天，雍庭川来印刷厂找他。

　　2017年底，戚霖辞职，搬家，切断所有联系。

　　2021年，戚霖在邻省被送医，用假名“李建国”登记，自行离院。

　　“他在逃。”桑栀说，“每一次有人靠近，他就走。”

　　“但每一次他都没有把那些记录扔掉。”闻述说，“放在河边仓库里的那一份，是他主动留的。他每天晚上去看一眼，确保它还在。他带着一个黑包出门，里面可能装着另一份。他住院的时候，黑包随身带着。”

　　桑栀走到窗边。十月的傍晚，天色已经暗了。楼下那条施工的马路亮起了路灯，工人们正在收拾工具。

　　“闻述。”

　　“嗯。”

　　“如果戚霖不想被找到，我们强行去找他，他会开口吗？”

　　闻述没有马上回答。她走到桑栀旁边，也看着楼下的街道。

　　“他等了十五年，”她说，“等一个能看懂那些记录的人。他父亲说他想辞职，他父亲让他别多想。但也许，他一直在等一个能告诉他‘你做得对’的人。”

　　桑栀没有说话。她从包里拿出那个白色马克杯，在手里转了一圈。杯沿的裂纹在灯光下像一道细小的伤口。

　　“明天，”她说，“去邻省。”

　　闻述点头。“但这一次，我们先联系当地检察院。走正规程序。”

　　“对。”桑栀把杯子放进包里，“走正规程序。”

　　她走回桌前，把白板上戚霖名字旁边的“目击者”改成了“证人”。然后在那个词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戚霖是不是证人，取决于他愿不愿意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