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旧事》P大一只猫

8、老屋的孩子

　　老屋的孩子

　　父亲光着膀子拉开侧弓步，往手掌“呸呸”来上两口，紧紧攥住长板斧的柄头。他右臂连着背部的那条肌肉，像是浇菜园子时堵住气的胶皮软管，鼓起又落下，瘪了又忽然爆起。几板斧下去，随着“嘎吱嘎吱”的刺耳脆响，那根在我家土院里立了十来年连着黑白电视机的木头天线杆，那根愣是用了像牛犄角一样的歪脖树做的天线杆，也是那根连着《圣斗士星矢》、《奥特曼》以及《熊猫俱乐部》的天线杆，终于倒地。
　　俗话说，卖盐的喝淡汤，织席的睡凉炕。父亲是半路出家的木匠，母亲看着这从未成材的杆子，叹气说：“这么丑的木匠活，在村里总算是看不见了。”我则惴惴的担心，没了天线杆，动画片自然看不成。可我还是打心底高兴，歪脖子杆倒了，我家盖新房的序幕也拉开了。
　　每当谈起盖房子那两年，不论母亲在做什么，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嘟囔：那可是咱们最困难的两年，怎么熬过来的。
　　身为小学老师的母亲，当时工资只有三百来块。在县铸造厂端了十八年半“铁饭碗”的父亲，因为是合同工的缘故，被那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大潮提前带上大红花，给光荣了出来。厂子老早就发不出工资，欠了的，说会给，只是说说。我曾见父亲红着眼和他的堂弟也同是工友的本家“三儿”说：“听说前逞子上面拨下来两百万救济款，有人咬耳朵，说厂长提了三辆帕萨特去广州耍了。上回我去搬铺盖，走到半自动车间那儿，瞅见有人偷拆车床的铁锭给卖了废品。那可是我恨不能每天用机油擦一遍的德国进口车床，守了十几年，我都没舍得松动一个零件。早知这样，那会我在半自动那儿，给出货的零件砸了脚，就该让厂子赔。看见工长领着书记乐呵呵拎着果匣进屋，我他妈就不该心软，怎么就听了他们的没报工伤呢！”那些日子，父亲常喊上几个工友，蹬了大二八，到几十里地远的老主任家“喝茶”，傍晚时候，往往能揣回个百十来块钱。多亏还有三亩地的刨头，年景凑合，夏天顶着星星挥了镰刀割麦穗，秋天忍着被玉米叶剌的生疼抡了铁镐刨棒子，除去每年给粮站交的“大粮”，倒不至于挨饿。然而盖新房需要的是红红绿绿的票子。
　　九十年代末，北方的夏天常有大暴雨光临，家里的老旧土坯房已经是堵了这边漏那边，地基也早有下沉的趋势。邻家常有垫院子的，我家为了避免成为附近的“水塘”，也只好跟着垫高院子，几次下来，院子地面比屋里的洋灰地竟高出不少，下雨时，水自然往屋里倒灌。父亲捡了废木条和旧化肥口袋，钉了个挡板戳在门口。可治标不治本，雨小还好，大的时候还是灌水，蛤蟆都往屋里爬，哪儿哪儿都是发霉的味。挡了几次，实在没了法子，父母才决定动工盖新房。边边角角都是用人用料的地方，磕磕碰碰也自然是用钱的境况。愁坏了父母，然而，这在我却是乐土。
　　三间老屋，吃罢中饭上学时还好好站着，等下午回家，在闭着眼都能躲避沟沟坎坎的主街上，我猛的发现，怎么多出一片空地来？往里掏着看，竟是我熟悉的院子。本来需要从北墙后的主街绕进南头胡同才能进家，此时我能踏着瓦砾直接抄近了。
　　老屋的主体早被本家叔伯们用大铁镐和粗绳子放倒，我很惊讶他们对这几十年挺立不倒老物件爆发出的破坏力，也挺佩服他们又慢斯条理去拾掇废墟里砖头木料时的耐心。
　　这时，他们准备和仅剩的西山墙较劲。大伯正弯了腰，把一条胳膊粗的长麻绳穿进钢钎子里。约么半米长的钢钎，由螺纹钢筋绾成，一头弯成钩子模样，方便系绳，另一头砸的又尖又锋，能凿进墙壁。打好死结，大伯咬住麻绳蹬上木梯，左手握着钢钎在西墙外壁的上沿比划，落定位置，右手便舞起榔头狠劲砸去。“当当当”，随着他的头一顿再一顿，榔头和钢钎撞出一个又一个火花来。钎子凿进去，有人就把绳子团好，吆喝着悠起劲，挨个甩回东面。几条粗绳就位完毕，这些做久力气活的爷们，都把袖子绾一绾，露出小臂的青筋，聚起膀子，排成一排，“呸”上几口，抄起麻绳，副手把前正手垫后。就着“一二三”低沉的号子，每到三，他们便卯足劲头，用身子压着沉，齐齐的往后扽。十几轮下去，老旧土墙晃都没晃上一丝。住在东街壁儿的“柱子”叔第一个泄了劲头，他撂下绳子，麻利的捏下别在耳朵上的烟卷咬在嘴里，满世界找洋火匣。其他人仍卖了力气傻扽，父亲动作最夸张，他抓着麻绳，绳子绷的直直，前腿斜蹬后腿紧蜷，屁股都快沾着地了，像是后羿射日的节奏。“柱子”已经划着洋火往烟头那怼，他似笑非笑的冲着父亲，咬着的烟头一撅一撅，呜吐出几句夹着烟的话来：“三哥，瞅你这架势，墙一倒喽，得摔个仰八叉儿。你这不愧是老宅子地基，防着日本飞机炸哪，分家时真没看走眼喽。”剩下的几个本家听见，陆续扔下绳子，都泄了劲跟着打哈哈，就近找地儿蹲下来歇脚。二伯捡起父亲之前放在一旁石头上的“黄果树”，拍拍盒底，一颗两颗的抽出来，扔给还空着嘴的弟兄。大家叼着烟，又划了洋火用手掬着互相敬完，待到都喷起一片蓝雾了，父亲才耷拉下胳膊甩了绳子。他远远的蹲在一边，捧着手支在膝盖上，抿着嘴，仰头瞅着不知谁吐出的烟圈，由小圈散成大圈，苶呆呆发愣。
　　“不来一根儿，老三？”二伯朝着父亲抖抖已经捏皱的烟盒，剩下两三颗便在里边欢快的蹦跶。
　　父亲摆摆手，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走向旁边凉好的茶水壶说：“算了，才熏了根儿，我兑点茶水喝。这墙怎么就这么结实。”像是在回答二伯，又像是在缓解什么。地上全是废坯烂瓦，有点扁平足的父亲蹬着灰布鞋走，脚掌便与地面贴合出各种角度来。他摆着胳膊把持平衡，有点踉跄、有点滑稽，像是中年瘦下来的唐老鸭。
　　“那可不。”大伯拉了长音接过话头。他用左手大拇指和中指把烟轻轻捏着，嘬了嘬牙花，嘴皮子合紧，努来努去的转圈，靠着嘴唇的嘬劲，他腮帮子一鼓，很老练的从牙缝里挤出一溜白沫，爽朗地“呸”在脚边灰黑的木椽子上，像颗漂亮的铁钉稳准狠地扎在那儿。大伯似是接了很大的场面，他不紧不慢用眼角又巡上一圈才说下去：
　　“你们忘了？咱这胡同可是有年头了，往上倒，可不是闹过日本？刚才落梁的时候你们没见着？这明面的三间屋子，实际是四间嘛。最西头这儿，”大伯抬手指指西山墙的位置，“那卡出来的一窄溜，后来的仓库屋子，不就是当年躲日本的么。”
　　大伯说的房屋构架，我老早就知道。老屋坐北朝南，普通的北方民居庄户，从外面看只有三间模样：正中堂屋撂饭桌，东屋土炕西屋床。细心的人会发现，西屋卧室里，在西北角，坐西朝东摆着个电视柜，柜子正好挡住一扇暗门，暗门里才是老屋正儿八经最西边那间，它只有半米左右宽度，连水缸都放不进去。很小的时候我钻进去看过，里面只有铺房顶用的两大抱苇子和一个旧鸟笼，父亲说是爷爷存的东西，不让我碰。这样的建筑格局，非知根知底，根本想不到西山墙竟如此“厚”，厚的都能开出一间屋子来，或许真是为了躲日本才想出的民间智慧。
　　大伯半仰了头，斜斜的对着西边。烟还捏着，冒出一条虚虚的青线来。这线本来直直的升起，中间一段随了风却拐到一边弯起来，这段烟线还没来得急发散，又忽的蹿回主线，仿佛是有什么紧急的消息往回传。他眯起眼，瞟见烟灰已积了小段，食指轻轻一弹，烟灰仍很顽强的戳着。他干脆左右一划拉，像在比划这片宅子。烟灰终于掉了，他顺势接起话头：“临街的这趟老庄户，连着胡同都是当年咱爷他们家的，一共老哥仨，分成这三处院子。打咱爷那辈就把老地基匝好了，咱爷啥人，那是经历了‘闹日本’的，这西山墙又把着整片庄户最西头，那自然打的最结实。”
　　在场的全是本家，大伯二伯和父亲是亲兄弟，打小就长在这院里，成家时才抓阄分庄户各过。父亲抽到老宅，大伯二伯则是由生产队分下的位于村东的新庄户。其他的是堂兄弟，也大都在另外两处院子长大。大家在一个胡同里度过了光屁股的年代，对这旧年头的老人老事，也都要有上那么几分发言权。
　　堂叔“三儿”又划着火，点上第二根烟。他甩灭洋火梗，撇到一边说：“大哥说的对，这几间房修的真他妈够劲。先不说用了多少椽子跟檩条，我䁖了䁖，这里头没一根是杨木的料，最次也是榆木，松木居多，根根棱角都方方正正。”“三儿”把又硬又黄的大手在脚跟的一根松木檩条上摩挲了几遍，“你看，”他抬起手来，“摸上去，这面一点都不剌。这木匠刨的手艺，甭说，一准得了老祖宗真传！”他晃起粗糙的手给大伙看，证明他刚刚发现的木匠活做的多么上心。
　　“老家儿们真舍得下本儿！这手艺到大当家的这（我的亲爷爷，按我爷爷这辈算行大），还剩下不少，”叫做“把式”的堂叔紧跟着发起感慨，“大当家那时候出的棺材板，十里八乡，谁家不是早早定下？大哥现在倒还能做个衣箱板柜什么的，我们几个小的，嘿，也就凑合刨个杨木椽子，还得靠电锯当大头。”他坐在旧椽子上，右手夹烟往嘴里送去，左手弯着食指关节，笃笃的在屁股底下的木头上敲了几下。
　　二伯白白眼：“说这墙根地基呢，怎么又跑到椽子去了？”他划着火柴，准备消灭最后一根。二伯是个地道老烟鬼，一天能上两包的量，有他在的时候，父亲总怕买的烟卷不够抽。二伯深吸上一口，憋了好一会才把烟从鼻子里导出来，他揉吧揉吧空盒，扔到乱砖头里说：
　　“这地基跟房顶子，都透着一股结实。说起来这还是老家儿留给咱后辈镇宅的。你看，”他指了指脚边的青砖，“这房上拆下来压顶的四方扒砖，要的就是稳当结实，可着全村找，谁家有这能个儿？”他清清嗓子又嘬上一口，“我寻思，这西山墙也是可着劲打。大当家的早先提过，当年盖这房子时，家里正阔气，养得起牲口请得起把式。”
　　“那可不？”喜子叔立马接道：“说起来还不是有‘猴儿财神’路过？”
　　但凡打这个胡同出去的，对“猴儿财神”的故事了如指掌。当年老祖宗做的是小本经营的弹棉花买卖，说是有一天晚上，来了个外省的大主顾，要收不少的棉花，他说自己还得着急去别处采买其他东西，等不得收棉花的时间，见这家买卖不错，人又老实，便提前给了钱，让这家先帮着置办棉花，那主顾立了字据，说过一个来月再雇车来取货。谁知，半年都快过去了，也没来人，棉花又不能总堆在库房，只能老老实实先卖掉，再后来一直没人来取棉花，合着里外里白赚了一大笔，这才盖的一大溜顶子铺得起扒砖的大瓦房。我家祖宗便把这人喊做过路的财神了，至于为啥加上“猴儿”，我疑心当年那主顾长得像是灰不溜丢的猴子，或是正好赶上了猴年。这故事我听过好几遍，我打小爱看侦探故事，曾自以为是的阴森着脸去问母亲：“那个什么‘猴儿财神’，有人看见他从这胡同里出去吗？还是忽然就说人第二天不见了？”母亲打着哈哈：“那你得问你家祖宗去。”
　　二伯还在继续，他指了指房子西边：“说是专门请过黄河那边拉骆驼的算命师傅看过，师傅拎着吊锤拿来拿去，最后拿定落下，说咱家西墙基就只能打到这，不能再往西边靠一点，白划给都别要，说是那半拉的宅子，将来养的人会出疯子傻子••••••”
　　二伯还没讲完，一圈的本家弟兄竟都唏嘘起来，大家仿佛一瞬间全悟道了什么真理--原原本本就简简单单在每个人身边老老实实存在了好久只是没能敞敞亮亮点出来的东西。这时，他们一个个都着了急的去吐露，像要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这好容易悟出来的干货，从脑袋里一次抖落出来才痛快。
　　“三儿”的嘴最快：“是诶，你看，西边宅子里，前些年死了的张大发，打从朝鲜跑回来就一直疯疯癫癫，跟谁都杠。”
　　“可不？七队队长家那小子，跑他家偷桑叶，不是头上挨了那张大发的包么？”柱子赶紧接了一句。他常年放羊，张大发家大院里，草木长的旺又离着近，柱子叔一直惦记着。“那孩子把扔他的东西捡回来一看，嗬！是这么大个的子弹！”柱子伸出铁条一样黑的手指头比出一拃大小，“拿了子弹当石子打小孩，还不是疯了？”
　　“江儿”叔倒像是看透了一些东西，平时原本就白的脸面，更是一点表情没有，他慢悠悠来了一句：“老理儿都说，阳宅里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他家宅子都给占全了，能不傻喽？”
　　把式儿不以为然道：“不对不对，我听村南头那‘镐柄’老头子讲过，张大发是比他早一批给弄到朝鲜的，是真格儿动过枪炮的。后来去的“镐柄”他们，只去朝鲜挖土沟，炮子儿都没见过。他早就打听过张大发这事，说他是在朝鲜被老美炮弹炸傻了的，这才早早复原了。”
　　“噢？别人也挨炮子了，怎么都没傻？还不是这宅子有毛病？” 柱子叔不依不饶，马上回了一句，把式儿闷头抽烟不再较真。
　　一直没说话的喜子叔，像怕冷了场，赶紧找补道：“不光他，还记得不？他那大姐，就当年聘到小河沟那个，不也有疯病？听说当姑娘的时候就闹腾，差点跑丢喽，还是队里出人做工作才给找了对象聘出去。”
　　二伯听不下去了，刚刚吸进去的烟还没过肺就全喷出来：“哪啊，你这嘴，没边没沿的，他那姐早先不疯。”二伯呷了口茶水，清清嗓子，“还记得不？他姐长的可不赖，条正、大双眼、胳膊又白，当姑娘时会绣花，手艺不赖。小河沟的那家男人早动了心思。那男的，大秃子一个还带脸麻子，抽烟比我凶，平日喘气哈喇的，胸口跟个风箱一样。仗着家里有钱，当家的老子是村大队部的会计。托人相亲的时候，他花了心思，请了家里一个挺俊的表侄子替他去相。你想啊，他家，占着房躺着地养着牲口，红砖新房两进的大院子，又沾点官面儿，对面还是个俊小伙，他姐一下子就相中了。喝喜酒那天，那表侄子当了伴郎，人前人后的还领着大秃子敬酒。他姐糊里糊涂给一个婆子领着，拜完天地，也没挨桌敬酒就进了屋，还专门有几个本家婆子看着。吃酒席的亲戚多多少少也知道，都昧着不说，溜溜一天，她愣没看出来。那村里好扒人后墙听新媳妇‘窗户根儿’的‘大拱嘴’，就是镇子集市上常在集口儿拉板车卖白菜那个，赶集的时候，我卖胡萝卜跟他邻摊，他还跟我念叨，那天晚上大家伙闹完洞房了还没事，第二天早上就他妈疯了，说是熄了灯，摸了一脸又一身的大麻子给吓的。”
　　听到“窗户根”时，把式儿的眼忽然亮了一下，嘴角稍稍上扬，但转瞬即逝，许是想到了自己个儿的什么陈年趣事。他大声擤了擤鼻子，右手拇指在鼻头左右刮了刮，再往裤腿上抹一抹，说：“这还是好的哪，后来好歹给那大秃子生个白胖小子。时疯时不疯的，干不了农活，能喂个猪做个饭，四五天挨顿揍，家里倒也大米白面的养着她。我家老头子说过，当年三里五乡附近生产队的都知道，张大发家那老姑可真是打小就中了魔怔。好几次都是找了南河沿儿的‘小米儿奶奶’过来••••••”把式儿见大家都直楞着耳朵听，他却歪起脑袋停了下来，鼻头已经换作食指，正狠了命的往右鼻孔里掏着金子。
　　“小米儿奶奶”的故事，我曾听母亲讲过。她姓甚名谁打哪里来，很少有人提及，嫁的是南河沿儿的外姓人家，说是能掐会算有点本事。在当村没有同姓本家的帮衬，她家日子一直过的紧巴，后来靠她带来的这点能耐，赚了不少名声，都传的很神。据说她家的本事传女不传男，得了本事的女娃子，必须嫁到远村的外姓人家。之所以得了“小米儿”的称号，还是源于长辈们口口相传的轶事。
　　说来她的本事倒也简单，任是谁家有了病有了灾，求到她那，除了必须带上上供的香火外，她倒不要钱，只是要求来的人端上满满一碗黄澄澄当年新打的小米。说明来意，她便让来人点上供桌的香火，拜一拜。上面供的是啥不清楚，她自己说是“老奶奶”。她支使来人把小米倒进供桌的白瓷碗里，碗上面盖个干干净净的碎布手绢。有求他的人有远有近，或是谁家小孙子下河摸鱼给吓着了，或是谁走夜路被什么东西给“撞”上了，或是长开车的司机在哪个路口被“狐狸皮子”引错路了。
　　我听到最完整的版本，便是邻镇一个大卡车司机的故事。大车司机常常开长途给人送货，倒也平安无事，有一天送完货耽误了点时间，往家里开的时候已是后夜。农村的夜是非常安静的，没有路灯更不会有人瞎溜达。当他开到一个平日走惯的十字路口时，汽车的大灯里赫然照着一个身穿长袖花色大袍子的女人，跟庙会上唱戏的花旦一样打扮，打了白色腻子一样的脸毫无表情，她正站在路口中间甩着水袖挥来舞去，根本没感觉有车过来，自顾自的像是在给谁卖力的表演戏文。司机一脚冷刹下去，车子熄了火，再也没打着。冷不丁看见这么一个玩意，司机当时就尿了。那东西后来什么时候走的，他记不清了，天快亮的时候才硬撑到家，接着便高烧不退，打什么针都不管用，又连着好几天噩梦，梦里都是白脸的戏子往他脸上甩水袖。家里没了法子，这才领着他端了小米来南河沿儿求人。他家里人后来讲，“小米儿”也没干啥，上完香，倒了米，让司机跪在供桌前头，她一手端着盖好的白瓷碗，一手从碗的上方隔空像是抓了什么东西往司机身上拽，一边围着司机转，一边嘴里嘟囔些听不懂的话。过了一袋烟的功夫，她才停下，告诉来家“行啦，回去好吃好喝的养着吧，以后少开夜路。”她撩开白瓷碗的碎布，满满一碗的小米竟然少了大半，剩下的还还给来家。过了几天，那司机就又乐呵呵出车了。从此，附近的好些大车司机都拜了她为“师傅”。
　　还有传言说，有一家的小孙子到拒马河那边游泳，被脏东西在河坑中间拽住了脚脖子，扑腾半天才上来，人没事，就是高烧不退，踢腾腿说胡话，脚脖子也没伤，倒是明眼人都能看见有个黑手印子。家里人给他领到“小米儿”那，去了两次真给瞧好了。后来还有一家的孩子也发了点高烧，家里人领过去，人家“小米儿”直接回了说，你家孩子该去卫生所去卫生所，他这病不是我这能看的。一来二去，传的多了，只要跟人一提外姓家的“小米儿”，大家都知道是她，只是已经由“小米儿”变成了“小米儿奶奶”，怎么着现在她也有七十多了。
　　把式儿这时已经痛快的抠出来一大块土黄色的鼻屎，鼻子顺通的喷了喷气，才心满意足的接着聊：“张大发的老姑真是疯的吓人，有一回半夜闹起来，她是连蹦带跳，眼是直的，头发都散了，非说有人欠了她的钱不成，我家老头子还帮着找看病先生来。打了一针安定，没用，还是闹腾，趴在炕上，俩手撕扯着空气，还是要钱。熬到天亮，她家赶紧去请小米儿奶奶。姜还是老的辣，小米儿奶奶一进屋，看了看说她这疯病是根上的，除不了，只能帮着赶一赶。她让家人买了草纸，借来我家老头子刻纸钱的铳子，让人多刻纸钱，说是能给赶远点，我家老头子正好蹭了个全程。这回她是在堂屋一角点了纸钱，照样端了小米盖上手绢，隔空抓了东西往纸钱里扔。纸钱烧了大半的时候，那老姑不是还在里屋炕上么？就这时候，她散着头发、耷拉着被子，突然就冲出来，张着俩爪子往那还烧着的纸钱堆里划拉，嘴里喊‘我的钱、别拿我的钱’。屋里的人都给吓傻了，我家老头子傍了两个劳力才给她按住抬回炕上去，她嘴里还喊着要钱哪！小米儿奶奶又烧了好一会才站起来，嘱咐家里人把纸灰倒进猪圈里埋上。等她翻开手绢的时候，屋里人都瞅见了，是个空碗。那一大碗米，怎么就都没了，够邪乎的。后来好些年都再没闹腾，也就远远的聘了出去。再后来就不知怎么着了。”
　　把式儿讲的绘声绘色，大家都听的有些入神。“唉，这个张大发无儿无女老绝户，这样看来也挺好。”父亲端着茶缸子叹了叹气，他嘴里正卖力的嚼了个茶叶棍，腮帮子的青筋跟着一鼓一鼓。
　　“得啦！烟也吃好了，歇也歇得了，哥几个赶紧卖膀子力气，把这墙弄倒，一会儿还得捡砖头呢。”大伯怕再聊上几句就都歇懒了，活儿可不等人，他拍拍大腿，吆喝着把这帮兄弟招呼起来。
　　父亲没说什么，很感激的望了望大伯，趁着大家准备上手的功夫，赶紧从临时搭起来住人的苫布窝棚里拿出来一包 “黄果树”，还放在原来的石头上。
　　“来，一二三，嘿！一二三，嘿！••••••”
　　大伯带头喊，剩下的顺着附和。粗麻绳随着每个沉闷有力的号子一松一紧，那尽头黑胳膊上的肌肉便一落一鼓。
　　不知喊过了多少拍子，机械的重复了多少力道，随着乱七八糟“放了，放了！”“闪开，闪开！”之类的吆喝，“哐当”一声巨响，漫天黄土飞扬。祖辈留下来的镇宅老墙，终于被自家后生这几条不怎么粗壮的胳膊扽倒，狠狠地砸向土地。土气落后，大家都围上去看，立马全失了兴趣。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墙基，只是石头的用料非常足，一水儿的花岗岩，绝对是从易县的大山里开出来的，都是选的大块，棱角被凿子修的平平整整，砌在一起严丝合缝，青幽幽摆成一道，深深嵌进土里。
　　大伯拍着身上的土说：“好家伙，修这么些石头，得费多大劲儿！”
　　大伙都不再说话，拿镐的拿镐、拎灰铲的拎灰铲，分散开，捡废墟里尚能完整的砖块。青砖年头太久，又是专门压房顶用的，几十年下来已经没有多少韧劲，垒猪圈都不成，只能凑合着铺院子用，大家捡的便不是很小心，扔到一堆的时候又大手大脚，捡出时是四方的整个，扔进堆里有些就裂成几瓣，父亲也不当回事。然而，对红砖就不一样了，这是好东西，是当年父亲结婚时几个兄弟在爷爷带领下用驴车拉回来装点门面用的。
　　老房子装点门面的秘密，母亲直到嫁给父亲两三年才明白过来，每每在饭桌上和父亲拌嘴时，就揪出这上不了台面的穷家旧事来说道说道，早成为家里茶余饭后的笑话。这老房子整体确实是土坯房，然而任谁若从院子正面看，则是如假包换的红砖房，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年代，作为小学老师的姥爷，早已吃上“商品粮”，家庭条件在他们村里算是好的。爷爷这边就差了，打从民国起就是纯粹的老农民，汗滴在地里摔八瓣，辛辛苦苦从土里刨食过日子。爷爷在生产队上工之余，靠了木匠手艺给人做个板柜或打个棺材偶尔赚点外快，家里吃饭的嘴多，只当杯水车薪。父亲行三，等他谈婚论嫁的时候，老大老二已然单过，又都有了孩子；老叔还在上学，正处于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日；还未出阁的老姑平时绣点花能攒上几块，还得忙着置办自己的嫁妆，没多少匀出来补贴家用。唯独分庄户不是问题，那时候生产队按人头给队员分庄户，谁家有几个儿子，队里自然老早批出来几块宅子，不要钱。那时候家里实在再没能力也给父亲盖上像老大老二那样的红砖新房，急着结婚，手上又只有土坯房的老宅子，怎么办？朴实的劳动家庭当时应是发挥了最大的狡黠，爷爷带着儿子们咬着牙用驴车拉来红砖，靠了精湛的瓦匠和木匠手艺，愣是把土坯房的前脸和侧面全都用红砖“粘”了一层，正面看去和普通的红砖房并无两样。
　　现在他们挑来捡去的红砖，就是兄弟几个当年辛苦拼手艺的对象，也不知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技术。红砖依然是好东西。日里我曾问过给家里拉砖的拖拉机师傅，一拖拉机红砖两千多块钱，只有一万多块的数目。老房子捡出来的红砖，盖新房够呛，砌院墙则绰绰有余，怎么也能省出一大拖拉机的量来。老房子用砖时都只用绊了麦秆的泥浆贴合，好些整块还坚硬的粘在一起，便有人抡圆了大铁镐悠着劲往侧面砸上几下，砖块才纷纷脱落。其他人拿了灰铲，铲下每块上的硬泥，刮干净，扔进一边的红砖堆里。不论是青砖还是红砖，父亲自然干的最小心，出的碎砖当然也最少。他时不时站起来码一码大伙清理出的红砖，尽可能在大家顺手扔的方向留出一小块有松土的空地来。
　　男人们干着活，抽着烟，啐着痰，咂着茶水，聊着或近或远的事，热闹又十分单调。与此同时，院子里还有其他人也没闲着。
　　拆房子这样的大工程，在几个本家兄弟眼里是大事。盖房子需要外包给工程队，像拆房、拉土、配料、门窗这些活，几乎都是自家找来亲戚动手。除了种地，大家或多或少能兼了点木匠或瓦匠，这些力气活，把亲戚喊来，不用给钱只需管饭。男劳力要在主家吃，女人们偶尔也会搭把手帮着收拾，没饭辙的孩子自然跟着大人来凑热闹。桌子理应是男人的天下，卖了一天力气，饭前得好好抽上几袋烟，缓缓肠胃，过会儿还要痛快喝上几杯聊上会子，一顿饭往往能吃上两三个小时；女人很少上桌，又不喝酒，托着馒头夹上几筷子，还要匆匆忙忙伺候添菜、递主食、煮汤；孩子更是上不了桌面，在大人身边钻来钻去，托了碗，谁都能给夹上点菜，东拼西凑，也能糊弄饱。到了我家，母亲常常连吃都不吃，提前备好鸡蛋，在伙房案板旁等着，一则可以做鸡蛋汤给喝完酒的男人们暖胃，二则一旦菜不够立马爆炒葱花鸡蛋端上去救急。
　　这次过来帮忙的是大伯母，母亲和她正围着院子里的锅碗瓢盆转。院子东南角有个老式大锅台，是很久以前爷爷用土坯盘的。锅台下正烧着父亲拿废木料劈出的硬柴，火苗已经过了最旺的时候，通红的劈柴里吐出几条舌头，不紧不慢舔着锅底。这铁锅是个老物件，从我记事起就有，母亲说是“八印锅”。锅里炖着大块排骨，木头锅盖用个木棍在锅沿边上支起，能看见里面酱色的汤汁正咕嘟咕嘟冒泡，长把铁勺斜斜插进锅底，为首的几大块，正随着冒泡的节奏傻乎乎跳舞，勺子把也跟着凑热闹，嗒嗒的碰了锅沿抖着，一阵阵香气毫不吝啬的冒出来，在这迷人的乐曲中，向院子每个角落铺开，给依然忙活着男人们增添了莫大动力。每隔一会母亲便填上几段新柴，掀开锅盖，顺手把冒头的那几块用勺子搅下去，香味铺的更浓了。炖排骨的空档可不能歇着，苫布棚子旁还蹲着个蜂窝煤炉子，这才是平日做饭的主要火源。炉子上坐着双耳铁锅，也腾腾冒着热气，母亲昨天赶集选的那两条肥大鲤鱼正在里面老老实实地躺着喝汤。菜案子上放着还没切成段的芹菜，大伯母正蹲着拾掇刚择下的嫩芹菜叶，洗好后可以用盐水腌了吃；母亲才把菜花撕好、扔进水盆，手上还沾着些碎末，她正弯着腰从菜篮子里翻出一块猪肉；青翠的蒜薹已经切成小段，码在白瓷盘子里，等着用肉丝爆炒。凉菜照例会来上几个，自家产的大花生，前几天母亲才剥了半口袋，当然会炒上一盘，喝“五十六”红星二锅头必备；“老虎菜”还得拌上一个，黄瓜、葱头、尖椒什么的切了丝用味精香油一洒，倒也清口；怎么着还得摆上几样买来的吃食扩扩桌面，隔两条胡同的熟食店，酱好的猪头肉卖的正火，他们家自制的手掰肠最好也称上一些。说起这手掰肠来，是我的最爱，平日家里很少买。前几天母亲赶集稀稀拉拉选菜时，我小心翼翼的问：“我想吃手掰肠，买点呗？正好凑凉菜的数。”母亲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大人的饭桌，小孩跟着吃就行了，哪有专一给你爱吃菜的？”
　　大伯家的大哥“强强”、二伯家的二哥“磊磊”还有我都在村子小学念书。下午放学早，他俩中午就得到了消息，晚饭要到我家聚齐。父亲他们离着收工还早，到晚饭更是有些时间。院子里全是炖排骨的香味，我们仨远远的离开锅灶站着，我悄悄咽着口水，装作很认真的看着大人们忙活，大哥二哥似乎比我还认真，恨不能也想过去抢个铁锨啥的搭上把手。正洗盘子的大伯母见我们傻站着，招呼我们到锅台。她拿了筷子，从底下扎出三块不大的排骨，拿勺子端了分给我们，说：“看着点，烫。吃完排骨，强强，你领着俩兄弟出去玩，别跟这碍手碍脚的俩眼发直。”
　　大哥像领得了圣旨，看着我俩啃完各自的排骨，一开始的拘谨随着这热气腾腾的肉消失了。大哥忽然发现了什么，他指着院子地面：“看，车轱辘印儿！” 顺着他指向，院子西南角已经有个很大的新土堆，旁边好多清晰的轱辘印，还堆了几颗不大不小的驴粪蛋。二哥看了看，也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有我一头雾水。大哥见我没明白，用脚比划着那一片说：“爷爷快来了，你看，这是驴车轱辘印，他给你家院子拉土呢。”大哥又说：“咱们也帮着干活吧，那边拆墙，大人肯定不让咱们去。一会爷爷回来，咱帮着卸土。”二哥点头同意，我吞吞吐吐不乐意，却又不得不同意。待到啃完排骨，连骨头又都嘬上几遍，大哥扯着我们到胡同里晃荡，准备给驴车接驾。
　　驴车属于爷爷，老驴是爷爷好些年前从镇子的骡马市挑回来的，拉庄稼干杂活，几个兄弟轮着用。打我记事起，见到这驴车，也就或近或远见到了爷爷。盖新房要重打地基，需要垫上好多土，驴车量小又慢，怎么也得折腾半个月。父亲开始请了住胡同对面的“老豆”来拉土，老豆家有大车厢的“巨力”牌农用三轮车，自带千斤顶，卸车时能省不少力气。村里条件好的或农活多的主家，都会咬咬牙置办上一辆。这种三轮车烧柴油，马力大，比驴车能拉，又好养。
　　前好几天父亲就跟母亲合计：“就用老豆的车拉土吧，住的这么近，虽不是本家，但他家红事白事的，咱总没忘了出份子，乡里乡亲，咱也从来没用着过他。这回，就当是用用吧，拉完土，给他一条烟不就得了。”老豆应该是很爽快的答应了，转过天早上就开了车“哒哒哒”喷着黑烟帮我家拉土，父亲乐呵呵的坐在副驾驶，跟了装车、押车、卸车。那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不见了老豆的三轮车。父亲蹲在院里的新土堆上闷头抽烟，母亲躲在苫布棚子里吧嗒吧嗒掉眼泪，嘴里念叨着：“两百块钱哪，就这么没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敢再跑出去玩，搬了小板凳安安静静写作业，再转天就换成了爷爷用驴车独自拉土。后来我才偷听出来，那天下午刚装了一车往回开，老豆开的着急，开到村子东桥的人字路口，转向时，把旁边停着的小轿车蹭了一道。小轿车可是金贵玩意，有钱有权的才开得起。小车司机是外乡人，狮子大开口直接要两百块的修理费，父亲多少见过些世面，觉得就蹭了一点，要的太多，想拉上老豆争辩几句，可这老豆立马蔫了，像蛤蟆喝了胶水，一嘴不张。父亲挺了几句，对方一分不让。小车司机认识我们村以前的支书老陈，吵吵着要打电话喊老陈过来说道说道。父亲觉着老陈毕竟是一个村的，倒也同意。老陈是什么人，听说当了一届村支书，折腾完村里的集体林场，就给上头送了礼，跑到乡铸造厂当了厂长，那是人精啊。老陈是披着西服来的，上来掏烟、敬烟、点烟一气呵成，父亲也拘谨的得了根玉溪。他问了缘由，很熟悉的跟对方拉起家常来，父亲见他俩笑嘻嘻抽上了，也陪着笑脸跟着打哈哈。老豆早就闪开了，坐在桥头的石墩上搓着腿上的泥。终于聊到划痕和赔偿的事情，谁想老陈当时就掏出两百块钱来，客客气气给了小车司机，还跟父亲说，这钱他当大哥的替父亲掏了，自己又是当过一村支书的，算是给老弟做个人情。父亲没想到他连商量都没商量便来这么一出，当时就着了慌。自己手里没现钱，可哪里敢用老陈的钱！这钱用了，指不定什么时候着了算计又落了话柄，父亲没办法，唯唯诺诺先应下来。回到家，立马跟母亲兑了两百多的帐，除了还钱还搭上一条烟。当天就不敢再用老豆的车，父亲嘀咕：“还说给老豆买条烟来着，我看，就那样吧。”
　　在胡同口等驴车的时候，二哥从脖子里掏出来个绿色玩意拿在手里。我拿眼角一斜，居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夜光笔，我一直想买却舍不得。这笔十公分左右长，淡绿色的外表似翠玉一般，通体带夜光。它由两部分构成：普通的笔杆，装了白色圆珠笔芯；笔帽才是卖点，笔盖顶端是个圆形“玉佩”，直径两公分左右，镂空刻着十二生肖的一种，“玉佩”顶头打了圆孔，穿上红绳挂脖子上正好当生肖挂链。班里好几个同学都买了对应的属相，整日介挂脖子上显摆。这个好看却不实用的东西，开始并没引起我多大兴趣，直到有天晚上看见班里的老骚斌戴着出来，它全身都散发着绿幽幽的光，“玉佩”上的老虎，晶莹剔透，像是活的，在他胸前窜来窜去。老骚斌告诉我，他才用手电照了一小会，要是吸饱了光会更亮。这神奇的会发光的小玩意终于吊起我的胃口，吸饱了光到底能有多亮，像月亮那样亮么？上礼拜我就想买，只有校门口“老牛头”的小卖部有货，8毛一只。可我手里只有3毛，又不好意思跟家里伸手。好在是夏天，每隔一两天母亲便给我一毛、两毛压腰的冰棍儿钱。前天才攒够，不巧，老牛头说这批刚卖完，要等着进货。我反而舒了口气，8毛钱，就只能买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1毛钱一只的圆珠笔够我用半个多月，吭哧哧攒了俩礼拜，还真舍不得。
　　可我已经在同学面前夸了海口，他们的生肖我都挨个看过，并且许诺攒够钱立刻买来也让他们看。要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而不买，我这脸皮实在挂不住。老牛头下一批货要是永远来不了，我正好顺势死了这心。平日里他们买3毛一个的绿豆冰糕伸了舌头慢慢舔，我只买1毛一个的冰棒嘎嘣嘎嘣嚼。有好事的问，你咋不买3毛的,3毛的多好吃？我便回上一句：前两天刚吃了3毛的，今儿换换口。他们早晨上学时常常不吃早饭，专门到大队部旁边的油条摊子花2毛钱买油条，故意多扯上一张卷油条的深色草纸，两只手攥着小口咬，油条的喷鼻香味能占一路。我几乎没买过，母亲每天都煮鸡蛋挂面。有时候他们嚼着油条说，多香啊，你也买根吃？我便抿着嘴找补一句，前天买过一根，比你这锅炸的还要脆呢。母亲偶尔会满足我吃绿豆冰糕或油条的欲望，只是都没在他们面前，更不在上学的路上。这毕竟是吃的，说吃过了，便是可以吃过了。这次为了攒钱，我连1毛的冰袋也不买了，前两天体育课后，大家都买汽水仰脖灌，我却只喝井里压上的凉水，他们早就给我张扬了出去。这次总不能搪塞说已经买过，到底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物件。
　　更不乐观的是，二哥和我同班，见我瞅他，他告诉我，这老虎是他下午放学前才买的，老牛头这批货到了。
　　二哥当然了解我的做派，见我没搭话，故意捏了夜光笔指我，大声告诉大哥：“他也想买这个，在班里说了好几回，到了货才买。诶？你钱不是够了？”二哥转过头盯着我，装着好心道：“赶紧买吧，万一明儿个再没货了呢？”
　　我捏着手指头算计，那6八九不离十钢镚就躺在我铅笔盒里，怎么办？再不买二哥铁定给我传出去，怎么跟同学交代？
　　我支吾道：“今天再走回去，嗯？小卖部就关门了吧？”
　　“没事，没事，”大哥很不应景的指着院里的一辆大二八，“这不，我爸的车子在，你坐前梁，小磊后架，我带你俩去呗！”
　　“不是一会还得给咱爷卸土？”我升起最后一丝希望。
　　“嗨，不等了，反正大人也没给咱预备铁锨，省得添乱。”大哥回绝的干脆利落，转身就去推车。小磊瞅了瞅我，立马向后架走去。“来，快上车！”大哥已经踹开车梯子扶着把等我。
　　我憋红了脸，攒了一肚子气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仿佛看到同学们都准备好要臊着我。
　　“好！”我嚷了一声，咬咬牙，“等我一下！”
　　天气有点小阴，时不时掉下几粒雨滴，我胸口胀胀的，像打了鸡血，总想喊出点什么来。我窝在大梁上，右手扒着车把，左手捏住上衣口袋，里面的东西即将换回我觊觎已久的宝贝，也会替我维持住久违的名誉。
　　到了！前面就是小卖部，那里依然是孩子的天下，窗户里的老牛头正被围了一圈，我已经看见他弯腰捡货的身影，嘴里不知正说些什么。老牛头很多年前也当过村支书，退下来就主动承担了小学的门卫。天时地利，他依托门房开了小卖部，总是摆些让我梦寐以求的好东西。他的小孙子比我小几届，俨然成为老牛头每次新进玩意的活广告。小卖部趸来奇怪的“跳跳糖”，必然有几个熟识爱闹的，围着他小孙子，让他张开嘴来，看“跳跳糖”到底在舌头上是怎么个跳法。不出一天，那几个首先被传染的家伙，也会买来张开嘴巴，让大家伙围着看，乌拉乌拉的一个劲含混着问：“跳起来没？跳起来没？”冬天黑的早，孩子们玩的时间可不能压缩，老牛头便趸来些好玩好看的塑料小手电，都带着闪闪变色的功能。天还没黑透，他家小孙子就早早在街口甩着能发出红黄蓝光的手电乱晃。过两天再见，路口就有一大群发着各色光亮的手电乱照了。这小卖部不知开了多少年，所有学生都会先认识他，他也几乎知道每个学生是谁家的。
　　门房不大，进去就是一个双层大玻璃柜，柜里乱七八糟的摆着或挂了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三色圆珠笔、动物橡皮、笔帽粘着小镜子的自动铅笔、能变成各种形状的插铅笔、可擦写的演算本；圣斗士动画卡片、变形金刚图案的滑动拼图、呲水枪、彩色陀螺、各种钥匙链；粘牙糖、奶油果冻、“老鼠屎”、“唐僧肉”、“酸三色”••••••应有尽有。用铁酒盒子改成的钱盒总是放在柜台靠墙的一边，老牛头守着柜子里头把角坐，拿了蒲扇，耷拉着眼，透过窗户能看见进出学校的人，也能瞧出早早迎上来的买主。老牛头手劲特别大，有一次我拿两毛的纸票买一毛钱的铅笔，我见钱盒里有张老版图像的一角纸币，从来都喜好稀奇东西的我，准备要伸手捡它出来，老牛头正探着右手往钱盒里扒拉钢镚。我还没伸进去，他右胳膊快速往前一拱，护住钱盒，正好用肘把我手弹开，他那胳膊肘都泛了红印儿。
　　这时，老牛头正乐呵呵收钱，看来那群孩子买了不少东西，我却还没下车。大二八对大哥来说还是太高，他放缓脚蹬子的幅度，嘱咐小磊从后架先蹦下去。一个趔趄，车子变轻，他向后甩起右腿，左脚划着脚蹬子，这时我还在大梁上。他稳住车把，右脚先落左脚后落，再拼命跟上几步，这才倚身叉住车子，稳稳停妥。我坐在大梁上的腿早就全麻，却迫不及待的跳下来，一个踉跄，我猫着下去，差点摔倒。脚落在地上蹦蹦响，仿佛是别人的，我跺了跺，就像两根木桩子绑在了大腿根，麻的不行了。我等不及，晃晃悠悠就往前奔，够到小卖部的墙，扶着挪进去，腿才有些知觉，照例开始吸溜着抽筋。
　　“爷”我抬起头倒抽着冷气喊。老牛头脸上全是堆起来的老褶，似笑非笑，他精光有神的扫了我一眼，手里捋着一沓毛票，低声问：“要什么，说话？”
　　我感觉没有受到预期中应得的待遇，我可是买8毛钱的东西啊。大哥二哥这时刚刚进屋，我清清嗓子，大喊：“爷，买那个8毛钱的夜光笔，要兔子的！”
　　“哦，我给你找。”老牛头点完钱，先慢斯条理地把刚才挑剩下的东西归置起来，然后弯下腰，把头伸进映着花花绿绿颜色的透明柜台，小心翼翼在一堆东西里翻来翻去。他花白的头发稀稀落落，许久没洗，刺挠的戳在头上，又映在柜台里钻来钻去，像是春天刚刚从草窠里醒来的老刺猬。
　　二哥一个劲撺掇：“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可得看看你那个什么样，咱们班兔子少，我还没见过！”
　　看吧，看吧，明天还要让你们看个痛快哪！
　　“诶？”老牛头挠挠“刺”，半个身子全钻在里面，“兔子？兔子！没了，卖了。你换个别的属相？”
　　我的心一下子降到冰点，这还了得！
　　二哥听到，快嘴的劝我：“没了？又卖啦？要不，还等下批？”
　　这时的我已经犯了牛脾气，唾手可得的胜利眼见泡汤，听到等下批这字眼，我更加羞恼。
　　“那有龙的么？龙的也行！”我堵气问。
　　“龙？龙的？龙••••••”老牛头瓮声瓮气的自言自语，听起来很遥远，仿佛这龙也飞在很缥缈的地方。我紧紧盯着，他终于抓了一只笔出来，闷在里面久了，他发白的脸上一双牛眼瞪的老大，他气喘吁吁的呼哧道：“得啦，得啦。给你找，可费老劲了。龙的也没了，给你个蛇的，蛇不是小龙么，长得差不多，要不？”
　　是明知自己不喜欢还死硬到底的犟脾气故意要拧着？还是已经把自己抬高到根本下不来台的尴尬在作祟？
　　“要了，给你，8毛！”我把攥了半天的钢镚拍在柜台，有两枚咕噜咕噜滚起来，在柜台上画着圈，老牛头丢下夜光笔，赶紧用大手按住。
　　我居然就这么买来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蛇。以前母亲就摸着我的脑袋壳说：“一个圈的横，俩圈的拧，三个圈的打架不要命。”我长了两个圈，果然够拧。
　　回来路上，还是大哥蹬车，这次我坐在后座，终于不用腿麻了。二哥安静了很多，是怕一不小心点着我的火药桶，还是已经把腿蜷的麻木？大哥一直保持了不言语的好习惯，只卖了力气往回蹬。小雨还落着，我们都不当回事。我攥着夜光笔在胸口蹭了蹭，刮掉包装纸上的水珠，望望头顶，想往怀里藏，又觉得还是挂在外面好些。远处的天倒还很亮，似乎还能看到阳光在云上的影子。
　　“咱们去村南河沟摸鱼吧？”我忽然冒出这个想法。我知道他俩常到那边捉鱼，班里几个常吃油条的家伙也都住在那一带。
　　大哥显然没有参透我的心思，只说：“也行，反正离吃饭还早。不过，不一定能逮到大的。”
　　一说抓鱼，二哥的话才多起来：“摸鱼够呛，那边的鱼早猴精了！咱先回去，我找几个罐头瓶，拿上点馒头才好。村南老骚斌跟我念叨过，那儿的鱼爱吃味大的。对啦，得弄点黄酱！”
　　“不过，你妈会让你去么？”大哥忽然问。
　　我愣了愣神：“没事，偷着呗。”
　　村里可玩的东西很多，河边总是孩子们绕不开的欢乐去处。夏天大家都去摸鱼，偶尔还有几个高年级的家伙专门扎猛子。河水涨的时候鱼就多，能遇见几个村里爱玩的闲汉，拎了渔网打鱼。我是旱鸭子，只敢在离岸近的地方趁着浑水摸上两把，看见打鱼的就凑上去，捡他们扔下的比虾米皮大不了多少的透明小鱼。冬天更好，河面全都结了冰，走上去跺脚，整条河都传来那特有悠长的“啾~啾~”声。我常在冰面上抽陀螺或看别人抽。陀螺几乎都是自己做的，有多粗的树干，就能削出多大个陀螺，绑上鞭子悠起来，抽上两鞭子，在冰面上能撑好久。我最喜欢的还是约了人在冰河上骑自行车，刺激的很，大二八最好，又重又经摔，好几辆一块骑起来，稍微没扶稳，我便先头摔个大马哈，穿着家里做的厚棉衣裤也不疼，只是惹得其他人哈哈大笑。这笑的人立马泄了紧绷的神经，随之不稳，车把都扭上几下，轱辘全在冰上哧溜溜打起滑来，随着“诶，诶，诶”的在各种“之”字路线中大喊大叫，最后都摔个七七八八，大伙在冰面上滚做一团，大二八能跐溜出老远，整条冰河上全是打了弯儿的笑。
　　母亲不让我到河边玩，不论冬夏，被她发现铁定挨骂，有一次我竟然挨了棍子。那时还是后秋，地里的白菜已经成棵，河边堆了很多成捆儿的玉米秸秆，秋收后家家都拿这当宝贝存着，既是冬天里牲口的口粮，又是灶堂里耐用的柴禾。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法子，反正等我知道的时候，河里就已经漂着一个用好多捆玉米秸秆横七竖八搭起来的“船”。有些胆大又会水的，常常戳着长木棍，把它撑动过河。看着大家都上去，从没见过船的我也心里痒痒。班里的田超住在河边，他有长木棍，又会水，是我熟识的人中唯一能够撑“船”的。有一次傍晚，只有他和老骚斌在“船”上玩，他鼓动我也蹬上去试试，反正他俩都会水，保证淹不着我。我没忍住，见他把船靠了岸，便放心的蹿上去。上是上去了，没想到我差点下不来。
　　这回老骚斌许是坐船坐腻了，到了河中间，他也想过把撑船的瘾，就向田超借长木棍。长木棍是田超自己的，平时当宝贝似的看着，从不撒手，更不借人。老骚斌觉得他不仗义，伸手去抢。田超急了，护住棍子：
　　“这是我的，让谁用都不让你用，怎么着？”
　　老骚斌更觉的跌份，丢出一句：“你的？你当我眼瞎，这不是你爷爷砍得我家院里的杨树么？”
　　“你家的？”田超斜了老骚斌一眼，“哼，这是我爷早先种下的。”
　　我知道他俩是本家，田超的爷爷行大，老骚斌的行二，想是老大砍了自己当年在老院里种的树。
　　老骚斌有些恼，上去抓住棍子：“我家院子长大的，就是我的！”
　　“不给，你喊它，它答应么！”
　　他俩用劲争棍子，这玉米秸秆搭起来的船居然很稳当，一点没晃。长棍好几次戳到河底，向河边靠近了不少。
　　我看他俩忽然就翻了脸，心里打鼓，劝道：“超子，你给他玩玩不得啦？”
　　“给他用，想得美！我爷说了，那棵树上的枝子，扔了都不给他家烧火。”说着，田超卯足劲夺过棍子，胳膊一甩，棍子像标枪一样落到岸边，他竟迈进齐腰深的水里，趟了两大步上岸，吧唧着沾满青泥的鞋子，裤子都没拧一下，捡起棍子竟走了。
　　老骚斌愣住了，我当时就傻了。老骚斌冲我来了句“你自个上去吧”也下水趟了过去。
　　好家伙，就算是我上了贼船，可这贼也别全跑喽啊？离岸边还有两米左右，天色已暗，我孤零零傻不啦叽的立在河里，这叫什么事？趟过去也行，鞋子裤子肯定全湿。我见中间有根不到十厘米直径的树桩在水里戳着，应该是涨水之前岸边被风刮折的小树。狗急了还能跳墙，绝对不能湿喽，我提上一口气，左腿发力猛蹬，右脚尖触到树桩上狠狠一踩，借着劲，甩过来的左脚拼命往岸边的青泥上够。终于够到了边，可是青泥太软，借着向前的惯性，左脚在泥上就打了出溜，还好前面有棵树，我一猛子抱住，左半拉大腿还是擦在青泥里，左腿裤子整个沦陷，右脚脚尖也湿了，我是拍了又拍晾了又晾才敢往家奔。没出五分钟，就被眼尖的母亲破了案，那天晚上，母亲的棍子下的可狠了，屁股肿了好几天，我只能趴着睡觉。后来传出去，附近的小伙伴去河边玩，便不再喊我，我和小超子也不在那么熟识。
　　当大哥带着我俩骑回院子的时候，大人们仍都忙着各自的活计。驴车依然不再，砖块摞了不少，地上烟头更多了。灶台的排骨仍旧满院喷香，鱼锅被端下来换成炒锅，母亲正端了一盘生花生米等着油热。没看见大伯母，大哥问母亲，母亲没有抬头，只说：“她说先回家喂趟猪，一会儿回来。”
　　二哥从我家杂物堆里翻出两个玻璃罐头瓶，在拆下的烂苇子里捯出一团麻绳。我溜到伙房窝棚，擓了两勺酱、顺了一个馒头，兜在深色塑料袋里。三人走出院子时，母亲吆喝一声：“别玩儿的太远，快吃饭了！”大哥随口含糊应着，接过我的塑料袋，对我俩努努嘴，示意出发。村南河沟离我家不远，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不再骑车。我甩着夜光笔，兴冲冲的往南奔，似乎算准了前边会有好事等着自己。
　　到了河沟，居然冷冷清清，竟一个人都没有。二哥也纳闷：“连见天混这儿的老骚斌都不在，这雨不大啊？”我站在河边，一点折腾的欲望都没了，就像好容易抢到骨头却没牙啃的老狗，懒怏怏、病歪歪，耷拉着脑袋，忽的失了精神没了劲头。
　　二哥已经着手加工其中一个罐头瓶，他捡来不知谁家扔在河边的旧塑料纱窗，嘎吱嘎吱撕出两个比瓶口大的方块。接着他拿过麻线团，抻出约一米的长度，用力拉直，找个石头边角，蹭上几下，断出一条细麻绳，同样，他又捋出六七条来。他捡起其中一块旧纱窗，盖住瓶口，揪住一条麻绳快速在瓶口螺纹底部绕上几圈，没有打结，只松松垮垮的把它绑在瓶口。然后像给秤盘子穿线一样，按120度角分，他把另外三条麻线分别穿过瓶口绕的麻绳，拉到中间位置，对折。最后，他一边把纱窗绷紧一边把绕瓶口的线系成死结。这时，大哥已经从河边的枯树枝堆里折回来两根粗细适当的棍子。二哥抓起一根，把那三份线头捏在一起系在棍子一头。大哥左手掰了块馒头蘸上点黄酱，右手熟练地随便在瓶口绷好的纱窗上戳几个洞，馒头蘸酱被顺了进去。大哥像打灯笼一样抬起棍子，让瓶子荡了几荡，挺结实。接着他下到河边，伸了棍子把罐头瓶那头尽可能沉在远一点的河水里，然后找了石头压住这头。这时二哥另一个钓瓶也做得了，他装好馒头递给我。我第一次见着这种东西，感觉新鲜，提了精神跑了好几个地方才忐忑的下了瓶，然后等待。
　　他俩不愧是随着家里过惯俭朴日子的人，在“愿者上钩”的这段时间里也没闲着。村里的河坑旁或多或少都有人家清出来的垃圾，他俩都持了枯树枝，在垃圾堆里划拉。大哥已经捡了个压扁的铁盒，这时他正和一根破木头上的废铁钉较劲，琢磨着怎么把它们起下来，说我家盖房时会用到。二哥拾到一个破打火机，正拿了砖头准备把上面的打火器拆出来，这东西拿到学校去，趁人不注意，咯嗒一按就能电人一下。我尝过它的苦头，能把我小臂电的一阵酥麻。
　　天色眼看擦黑，大哥捡些破铜烂铁兜在塑料袋里鼓鼓囊囊，二哥居然得了个黑色旧电子表戴在手上，瞅那样儿换块电池兴许还能走字。“起竿吧!”大哥招呼一声,我和小磊分别捞上两个瓶子。呦呵，果真有几条透明的小鱼把头栽进酱香馒头里还咬着不放，他俩显然是见惯了这结果。二哥很麻利的把两个瓶子的鱼灌到一瓶里，鱼自然归我。当我们三人拎着这些东西走进大门的时候，爷爷的那头老驴，正拴在院里离大门不远的老槐树上嘎吱嘎吱的啃皮。那老驴头朝东屁股朝西，满满当当横在院中央，尾巴甩来甩去扫着马蝇。那车土早已卸完，远处老房子的废墟里，爷爷和叔伯们正弯着腰往小推车上拾掇一堆破烂砖头。
　　母亲站在炉子边上守了锅，板着脸盯住大门方向。
　　“三婶”、“三婶”，他俩喊着我的母亲。母亲哼了一声，冷冷的看着我们往里走。老驴正好挡住我们进去的正路，只有它屁股对着的西墙根留出一小窄溜，勉强能过人。大哥跟这驴混的时日比我们长，他顺着西墙根，不紧不慢，很自然走了过去。老驴打了个响鼻，抖了抖耳朵，树皮啃的不那么勤快了。二哥有点害怕，他紧紧跟在大哥后面，嗖的侧身，“嘿”的一声便迈了过去。轮到我了，这种家伙在村里随处可见，我却对它没啥好感，长的丑、脾气暴、总是叫，我有点害怕。想来这老驴也欺小？此时的它不再老老实实啃树皮，后腿居然蹬了蹬，屁股恰好扭了扭，尾巴更是甩了甩，这路被它堵的更严实了。母亲正叉着腰等我过去，我猜自己是不是又被破了案，脊梁骨开始冒冷气。我心里打怵，低了头，手里拎着玻璃瓶，硬着头皮往里奔。走到驴蹄子区，我也加速小跑，准备像二哥一样一闪就蹿过去。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老驴像是和我得了心灵感应，时机把握的分秒不差，在我侧身蹦的这么一瞬间，在老驴没有扭头回看我一眼的前提下，它一边继续在老槐树皮上打着响鼻磨牙，一边就那么随随便便把右后腿一伸，像是才想起来要抽空儿抻一抻它劳累的筋骨，这驴蹄子就冲着我粘了过来。这时我已经蹦到半空中处于失重状态，我抱了玻璃瓶眼睁睁瞅着这黑蹄子“啪”的一下蹬在我右腿上。
　　“尥蹶子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都往这边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斜斜飞出去的同时，我两个胳膊卯足力气护住胸前的玻璃瓶。人趴在地上，瓶没碎，鱼还在。我还没来得及觉察被驴踢出来的疼，一个身影冲过来，伸手拽过玻璃瓶，狠狠摔在旁边墙上，玻璃碎声刺耳，几条小鱼在泥水里蹦跶。接着，劈头一个大耳瓜糊到我的左脸，沙沙麻麻，眼泪立马灌进前方视野。母亲揪住我的耳朵，我整个身子跟着爬起来，腿上还是没有什么感觉，什么都看不见，脑袋嗡嗡作响，冰凉的东西在我脸上爬着，帮我缓解着那股火辣辣的灼烧感。
　　母亲一脸怒气：“你还有脸哭？啊？说过多少次，别去河边！你还去！啊？活该驴踢你！”母亲抬起手还要打过来，大伯母快步跑到我身边，一下把我扽过去。她上下打量着：“孩儿，踢着你没？快告诉娘，哪疼？”母亲气的够呛：“别管他，偷着摸鱼，驴踢了活该！”父亲赶过来，看见地上的鱼，没说话，只是气鼓鼓的瞪着我。叔叔伯伯们这时才都凑过来，七嘴八舌的劝。
　　“三嫂，得啦，孩子嘛，这不好好的回来了！”
　　“是啊，算啦算啦。”
　　“你瞧，给孩子吓得！”
　　“哎呀，赶紧的，还不看看让驴踢了没？”
　　爷爷没有凑进来，也没问我被踢在了哪里。他拎了鞭子，直接奔向老驴。这头驴已经跟了爷爷好些年，见着鞭子，本能的就甩了头往远处躲，那哪儿能躲的开。爷爷几步上去，左手拽着缰绳，右手抡圆了鞭子往老驴身上招呼。驴受不住，拼了命跺着蹄子扭动后半身子， “呃啊呃啊”的嚎起来，尘土踹起一大片。我捂着右腿大哭，大伯母急着撩起我的裤腿：“哟，你看，你看，都给踢紫了，咱打死那驴！打死它！儿啊，跟大娘说说，能走路不？”我点点头，见到有人撑腰，更觉得委屈，愈发大哭起来。爷爷的鞭子抽的更狠，驴的叫声一阵哀似一阵。
　　就这样，大人们见我没事便都散开，母亲已经开始准备碗筷，我被大伯母拉进棚子里洗脸。父亲已经开始招呼大家伙洗手擦脸，大哥二哥早不知躲到了哪个角落。只有爷爷还在抽驴，满院子静静的，只听见驴的嘶号。大伯母给我大腿被踢青的部分擦着香油，没拿驴当回事；母亲自忙着招呼人们上桌吃饭，也当做没看见；父亲去胡同口接今天晚上的“贵客”——承包房子工程的包工头“三宝”，他经过老驴时看了看，回过头见着还抽抽搭搭的我，便没言语；直到大家都洗完手围着桌子坐下来，大伯看不下去了，他略驼着背，脚步一踮一踮走过去，扯下爷爷手里的鞭子。“得啦，一个畜生，你跟它置什么气？孩子又没踢坏。洗洗手，吃饭了。” 许是爷爷抡鞭子累了，瞅着大伯，他奇怪的眼神一闪而过，像火星一样瞬间迷失在空气里。平时认死理的爷爷竟不再争执，薅起肩膀上几乎镂空的毛巾，刮了刮顶头的汗，慢慢朝着已是脏水的脸盆走去，一边走一边往回看，大声骂道：“再踢人，我他妈打不死你！”
　　木头圆桌大大方方摆在院子当中，父亲早就拉了根电线过来，挂上家里那只60多瓦的白炽灯泡，以前只有过年时才会挂在院里。我眼里还凝着未擦干的泪珠，抬头望去，晶莹莹一片亮堂堂的黄色，煞是刺眼。等到人全坐齐、菜也上齐、酒也都满上的时候，这夜，才正式拉开乱哄哄的序幕。
　　圆桌没个主次，父亲自觉理应挨着三宝坐，陪着笑，忙着给一桌子人发烟。他划着火柴，双手护着，先给三宝点上，才回到自己这。叔叔伯伯们都稳稳当当撇了大腿坐着，准备痛快的享受劳累一天后应得的补偿和惬意。他们中的几个，老练的拎着白酒瓶子，拿起别人面前的玻璃杯，一边喊着“行咧不？行咧不？你说停就停！”一边把对方的酒杯倒满。乡下人吃饭，都是本家，本不应该互相客气，可能大家都觉着既然上了席面，自然就应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必须互相客气客气谦虚谦虚才好，这第一杯酒也需要喝的大气些才到位。倒是爷爷，辈分最大，老老实实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大家也都自觉的不和他客气，仿佛聊天里所崇拜的“大当家”并不是同桌的这个老头，而只是他们嘴里某个遥远的念想罢了。爷爷看着大家酒杯里的谦让，只简单的动动筷子，偶尔端起酒杯来，不管别人，只小小呷上一口，一筷子菜能嚼上好久。大伯母站在桌子边端着碗夹菜，很老练的跟这些兄弟们开着玩笑，时不时蹦出“咱们老田家”如何如何的字眼，以至于我天真的以为大伯母也姓田。母亲本分的远远守了炉子和案板，脸上似乎堆着笑，等着大伙的招呼或是父亲的眼色。我们三个孩子像被人忘记了，东溜西窜，拿了馒头啃上一口，见这个好吃夹一筷子，看那个不错来上一口。我眯起眼，数着桌子上的菜，铁锅排骨和糖醋鲤鱼这俩硬菜早就上了菜谱，蒜薹炒肉、香干炒芹、炝炒菜花八九不离十，“老虎菜”、猪头肉、花生米下酒必备。最让我高兴的，除了手掰肠赫然在上，母亲居然还添了两个新菜助阵——五香蚕豆和油炸春卷。
　　我刚挨了揍又被驴踢了一脚，食欲还没提起来，虽然喜欢用热乎馒头夹了手掰肠啃，这时却不敢造次，也不愿腆着红肿的脸去要；二哥对于玩是鬼机灵，倒腾玩意儿是把好手，对吃就不太敏感或是太过于讲究，比如，他吃炒菜不能爆葱花，吃炖肉不让放姜片，喝鸡蛋汤不准搁香菜；倒是沉默了半个下午的大哥忽然兴奋起来，好像捡足了一麻袋旧钉子似的那么高兴。只有大哥围着桌子团团转，下筷子频率很高，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五香蚕豆。哦，原来勾引他的是这蚕豆啊。
　　在大人眼里，五香蚕豆的下酒受众率远远低于油爆花生米。且不说一嚼一个嘎嘣脆的现爆花生米，比那嚼起来本就有些发硬的蚕豆更加喷香，就说这蚕豆，每吃一个必须要剥皮吐皮，便让乡下喝酒的人，费了功夫招了嫌弃。况且蚕豆是带硬壳儿卖的，一斤豆子剥出来的皮都够二两，乡下人觉得不实在。可在孩子们看来，这却是好东西。我们这地方不产蚕豆，只要是用钱买来的，便是不可多得的稀罕吃食，便是值得炫耀的好吃东西。大哥伸了几筷子，往往不得要领，常在筷子要缩回来的时候，蚕豆又老老实实掉回盘子或桌子上。大人们吃的少，他看着一盘子蚕豆搁在那儿吃不到，而又坚持不肯用勺子，他围着桌子端着碗滴溜溜乱转，像极了庙会里刚表演完的老猴，端了盘子向周围的看客要钱。过了一会，他回到灶台旁边坐下，我以为他放弃了，只见他放下碗筷，手里捧个纸盒子兴冲冲摆弄，我很好奇，凑过去看。那是母亲装春卷的废纸盒儿，他扯下纸盖子，从口袋里翻出圆珠笔，一遍一遍往纸盖子上描两个大字“蚕豆”。
　　我吃惊于他画饼充饥的想法，凑过脑袋问：“描了字，就能有蚕豆吃么？”
　　他嘿嘿笑了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这白色盖子像不像碟子？”他端在手里比划，“一会我端着它上桌子那，手往桌面上一递，肯定有人看错会接，以为是新加的热菜。接的人一看是个纸盖子，上面写了‘蚕豆’，他不就知道是有人想吃了吗？”大哥很是为这个繁琐的计划自豪，卖力的把两个字描的粗些。“我没张嘴要，也没用勺子舀，他们主动给我抓，哈哈，一会成功了一块儿分，好不？”
　　大哥捧着他的发明蹭到桌边转着，首先避过不识字的爷爷，接着闪过大伯，他在我父亲那犹豫了一会儿，父亲只顾着倒酒敬酒，他又走开，最终选择站在二伯的右手边，他向外撇着上身，扭过头不看桌子，胳膊直直地把纸盖子递进去。
　　“这什么玩意？”二伯端了酒杯刚要放下，只见有个碟子伸进来，他伸手抄过去，“诶？写的啥？”大哥没看见，还抓着纸盖子，这顺势一带，他的身影正式出现在一桌人面前。
　　“蚕豆？”二伯慢斯条理的念出这两个字来。他看看大哥，喷出一口酒气，哈哈大笑。“强强，想吃蚕豆？好，都给你。”二伯端起还剩大半的盘子递给大哥，“给他俩也分分，少吃点，齁的很！”一桌子人许是喝在劲头上，都没太注意这个插曲，四五个本家已经脸红脖子粗，早就不再谦让，酒瓶子抡着个的在几个手里推来抢去，饭桌上也回到抽烟、翘腿、吧唧嘴的正常状态。这时的他们，正在跟日常知识较劲，探讨到底是喝啤酒还是白酒才能有效的把肚子踹大？
　　把式儿已经撩开背心，亮出大肚子，说这是今年夏天顿顿喝啤酒踹大的。他露出一坨黑肉，被头顶的灯泡照的泛着油亮，让我想起了过年时要宰的黑猪。柱子不服，可他却是个标准的酱杆（高粱杆）肚，柱子欠身撩起三宝的小褂，喊着：“你看，看，这大肚子，谁都知道咱三宝从不喝啤的。”其他人叼着烟，停下筷子，哼哼哈哈的瞅着他们比肚子。三宝不耐烦的撇开柱子的黑手，皮笑肉不笑道：“是啊，我是不喝啤的，可还没尝过你家白的啥味儿呢？”
　　我们不管这些，大哥已经跑回灶台，我和小磊立马笑嘻嘻凑过去。大哥说：“咱仨平分，我一颗一颗数给你们，你俩去拿碗来。”
　　想是大哥嚼的慢，或是他吃的省，我把自个那份的皮儿都翻过一遍了，他还攥着两颗豆子往嘴里送，我不好意思再讨要，捡个皮含着咂嚒。这大概是一天里我吃过最好的东西，大哥分蚕豆也是一天里我最好的经历，能不劳而获的踏下心来享受美味，还要什么呢？
　　桌上的大人后来吃到几点，我没等到。爷爷、大伯母、大哥、二哥，吃了不多时就回家了。后来母亲是不是又炒了鸡蛋或煮了鸡蛋汤，我也不清楚。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已经准备的过于充分，又折腾的过于哄闹，伤心又欢喜的过于彻底，在大人们或是山吹胡哨、或是灌酒抢杯、或是点烟陪笑的嘈杂混乱中，我看着院子当中的大灯泡，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错成四个，四个再连成一片。
　　第二天早上醒来，窝棚、砖头、烂树叶都挂着一层白霜。旧木料新土堆摆在眼前，安安静静。废墟还是那片废墟，冷冷清清，院子里空空旷旷，只是不见了那一桌菜，不见了附带的那一桌人。菜，我大部分都没吃上；人，只是喷着烟雾会大声吆喝的黑坨肉。地上竟然连个烟头酒瓶都没留下，仿佛这是一场刚刚过去的梦。少了一截皮的老槐树，露着白色的树干和参差的牙痕，旁边杂乱的蹄子印里是一堆驴粪蛋，或许还有槐树皮的影子。昨天摔碎的玻璃瓶也没了，只在不起眼的泥地里，还能发现一条早就干瘪的小鱼，此刻它正被勤奋的蚂蚁包围着，用不了多时，就会一口一口的被带入那崎岖路远的地下世界，那里也会有我那馒头和黄酱的味道吧。
　　父亲还没有醒，我吃过母亲煮的鸡蛋挂面便上学去了。中午下学，我背了书包进院，看见父亲正披了三开大衣，扶着被驴啃秃噜皮的地方，干呕。母亲的锅里，正热着我早上吃剩的挂面汤，咕嘟嘟冒着没有一点香味的热气。我兜里一直揣着费劲心思才得到的夜光笔，可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兔子，是龙，还是蛇？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话说，昨天晚上那么亮的灯泡，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吸一吸光？它吸饱了发光的模样我还从没见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