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岁缄花》泠栖榕

1、针眼 世人的花迎

　　医院走廊的荧光灯惨白，冷光一层层铺在米白色地砖上，把夜色压得愈发沉。我坐在硬邦邦的就诊椅上，指尖捏着刚打印出来的血常规报告单。我翻过手背仔细看着，我的手背皮肤薄，密密麻麻新旧交错的针眼浅浅埋在皮下，青褐色小点星星点点铺展开，经年抽血、输液留下密密麻麻的针眼，新旧叠在一起，细碎青点爬满手背。有些已经淡成浅褐色，有些还带着新鲜的泛红痕迹。这是属于我独有的印记，无声记下无数次来医院的日子。
　　我左手腕内侧有二十七个针眼，手背上有二十五个，右手手背上有十九个，肘窝那里已经数不清了，连成一片青紫色的疤，像被揉皱的桑葚皮。针眼在胳膊上叠成北斗七星，我常对着它许愿。
　　五岁那年我还能数清针眼的数量。每天晚上我就把手摊开，一个一个点过去："这个星期二扎的，这个是星期四，这个是上个月扎的。"后来针眼叠着针眼，旧痕还没褪新孔又添上去，慢慢就成了一块洗不掉的瘀色。那时护士阿姨跟我说这是"血管地图"，我知道她哄我，地图上有路，我的手腕上只有死胡同——每次扎针都要拍半天，青筋才肯露个头，像个不情愿出门的客人。
　　血常规报告纸页边缘还带着打印机残留的温热，报告单上上下窜动的箭头，她早已经烂熟于心。不用医生解读，扫一眼血红蛋白那栏的数字，心里就已经落了定论——这周，又要准备输血。
　　“请23号王榕到20诊室就诊”广播冰冷的女声骤然响起，打破走廊的寂静。她把报告单折好攥进手心，缓缓站起身，沉甸甸的脾脏随着动作往下坠。抬步，朝着诊室的灯光走去。
　　思绪轻飘飘往回晃，晃到五岁。
　　本该是追着同伴在阳光下跑跳嬉闹的年纪，别的小孩追着蝴蝶，扎堆嬉闹，口袋里装着糖果与细碎的快乐。而我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忧无虑的玩耍就此被按下暂停。2014年，州医院的医疗水平还远不及如今。医生递下病危通知书，直白告知家人，“王榕的这个病难以医治，她最多只能活到五岁。”那时年纪太小，我尚不明白“活不过五岁”背后沉甸甸的重量，只看见围在病床边的全家，尽数哭红了双眼。压抑的啜泣混在病房的消毒水之中，沉沉压在我年幼的心上。
　　可父母不甘心，不肯就这样认命，不愿相信医生那句近乎宣判的结论。他们四处托人打听，翻遍周遭所有能问到的门路，只想寻一处可以医治她的地方。记不清究竟是哪位好心人给的建议，劝他们带着孩子远赴广东，去那边的三甲医院再做评估。
　　一家人就这样踏上远行的路途。离家一千七百多公里的地方——广州
　　直到抵达广州的医院，面对更完善的检查与医生细致的讲解，父母才真正读懂，重型β地中海贫血究竟是怎样一场漫长的磨难。
　　残酷的现实清清楚楚摊开在眼前，没有虚幻的特效药，只有终身的治疗与漫长的博弈。肆无忌惮跑跳玩耍的权利，一瞬间变得遥远又奢侈。往后的童年，少了庭院里的嬉笑追逐，多的是医院惨白的墙壁，一次次扎进皮肉的针头。
　　它不是一场吃点药就能痊愈的小病，是刻进基因里的桎梏，漫长的对峙自此拉开序幕。它是我一辈子甩不开的枷锁。五岁那张病危通知差点划掉我短暂的人生，千里求医未曾换来痊愈，能做的，唯有接纳伤痕，一寸一寸，熬过低落的岁岁年年。
　　我只能接受源源不断的输血，接受手背上层层叠叠消不掉的针眼……
　　在广州待了一年，熬过了五岁那道生死关口，回到家乡，我踏进了小学校门，手上的针眼消了又长，不敢轻易让同学看见。她总习惯把袖口往下拉得严严实实，把那些青褐色的印记藏进衣袖之下。那时候年纪尚小，似懂非懂地明白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不能疯跑，不能太过劳累，要记着按时吃药，要定期去医院输血。别的小朋友谈论假期去哪里游玩，而我的假期，大多留给往返医院的路途。我努力做一个安静听话的小孩，尽量不给家里增添更多麻烦。可身体不会说谎，疲惫、眩晕，时不时就会找上门来。有些课堂上，一阵突如其来的乏力袭来，我只能趴在课桌上，默默忍着，不声张。
　　小小的心里，早早埋下一层隔阂。我渴望像旁人一样奔跑追逐，在阳光下肆意挥洒汗水，却又被身体牢牢困住。人间寻常的少年嬉闹，于我而言，是触手可及，却又难以触碰的光景。
　　身体困住了脚步，却困不住脑子。纵然常常受乏力、眩晕侵扰，要反复请假跑医院，王榕的学习一直很聪明。课堂上听讲一点就通，书本上的知识，她看得快、记得牢。别的孩子在操场上消耗不完精力，她便把余下的心力全部交付给书本。很多时候身体昏沉不适，趴在桌子上缓一会儿，等那阵眩晕稍稍退去，又拿起笔继续做题。病痛夺得了她奔跑的体力，却夺不走她思考的能力。老师常常夸奖她聪慧安静，只是没人知道，这份优异的背后，是她扛着躯体的损耗，一点点撑出来的。读书，成了她为数不多可以和同龄人站在同一水平线，甚至可以稍稍超越的地方。在白纸黑字之间，她暂时可以忘记脾脏的坠胀、骨痛的隐患，暂时不用做一个被疾病定义的人。
　　人间岁岁花开，而属于她的那一朵，缄默于病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