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跑死马》余拾水

1、第 1 章

　　我现在还记得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那年上海已经热了好几个月。直到九月末，才有一场雨把暑气压下去。雨停那夜，外滩的法国梧桐开始大片大片地落叶，被风吹着，在霓虹灯下打着旋儿，不见归根。我那时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再次见到了何云早。

　　——不，那时他已经叫何与照了。

　　又是个雨天，是不是人老多梦？不知怎的，经隔许久，我又想起了那个名字。

　　香港的雨季冗长而黏腻，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海水晾不干的咸腥味。佣人轻手轻脚地收起好不容易晒干的衬衫——他们知道我神经的愈发经不得噪声，收音机里放着粤曲，咿咿呀呀的。

　　我躺在藤椅上，膝上盖着条薄毯，还是挡不住阵阵的阴疼。望着窗外灰濛濛的天，忽然就想起了一九四六年上海那个夜晚，我站在那幢公寓楼下，浑身湿透、狼狈。靠着自己那年可怜的、强撑的体面站立，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滴进眼睛里，又流下。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还对命运有几分近乎天真到愚蠢的幻想，来不及鄙夷自己，就被打击的无力再回忆。

　　“老爷，有您的信。”佣人长生从玄关走进来，手里拿着个航空信封。邮戳是美国的，寄件人地址栏写着一串英文字母，但右下角附了一行小字：康缄。
　　康。我认识的人里，姓康的只有一个。可那个人已经许多年没有消息了，最后一次听说，是在五十年代初，他辗转去了美国，在旧金山开了间小小的京剧社，教洋人唱戏，偶尔在华人社区演出，据说很受欢迎，是了，那人在哪都讨人欢喜。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和一张照片。

　　“容平兄如晤：
　　一别数年，闻兄近况安好，甚慰。弟在异邦，一切如常，唯近来总梦回故园，想起北平旧事，不胜唏嘘。前日偶得一张旧照，应是兄之所藏，今随信奉还。
　　弟庆春顿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信很短，寥寥数行，用的是毛笔，字迹依旧是那种端正中带着几分飘逸，当年我教得他写字，看得出这些年他是下了功夫练过的。
　　我脑海里不经浮现他那张脸，很清俊的。不知是不是也染上风霜了？

　　后面还附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边角有些磨损，看得出有些年头了。照片里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一棵海棠树下。一个穿着西装，手里拿着顶巴拿马帽，歪着头笑，眼神里有种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倜傥。另一个穿着青布长衫，戴着丝框眼镜，手里捧着本书，微微侧着脸，像是被镜头捕捉到了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嘴角噙着一点淡淡的、有些腼腆的笑。
　　我当然认出那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是昔日的自己。而那个穿长衫的——
　　那是何云早。

　　我无力再去想康庆春从何得知我的住址，从何得来这张照片。我抚过那张模糊的、年轻的脸，不争气的指尖微微颤抖。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北平，护国寺胡同，常家小院里的海棠树刚打了花苞。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天有些刺骨的杨柳风吹拂过我的脸庞，那是我们相识的第二个月

　　长生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窗外，雨还在下。收音机里的粤曲不知何时换成了评弹，女声软糯地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有些吵闹

　　今年是一九七七年。距离北平的海棠花，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距离上海那个雨夜，二十一年。
　　距离我最后一次听见“何与照”这个名字，十九年。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淮海战役的硝烟散尽之后，我从一个撤退到香港的国军军官口中听说了那个消息。那个军官说：“何与照？对，是这个名字。他带的兵在陈官庄被打散了，没人活着出来。”
　　没人活着出来。

　　我记得我当时站在维多利亚港的夜色里，海风吹过来，有点冷，我在那站了很久，最后一声招呼也没打，转身回了家。
　　第二天，一切如常。
　　只不过在那之后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摊开信纸，提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不知道写给谁，也不知道写什么。

　　年纪大了，总喜欢反刍那些无法更改，也无用的旧事，也终于能懂得年轻时看不穿、更不敢承认的事情。我在自己的感情上太过迟钝。这不在于曾经与多少人交好，与多少人缠绵，而在于我总要在最后才知道，自己这颗心，有多执着，多敏感，多自负，多胆怯，多不堪。

　　回头看我这一生，除去生意往来上的必要函件，私人信件少得可怜。我从前不喜把情绪展露在纸上，不愿让轻飘飘的信纸翻山越岭，厌恶等忐忑等待。不止是信，从懵懂年华到真正懂得自己之前，我都极不喜欢这种展露真意却又无从把握的事。

　　最终也不过放下笔，将从来没有玷污的信纸放过抽屉，和那缕用线系好的头发放在一起，然后关上抽屉，锁好

　　那绺头发，是很多年前，何云早还给我的。
　　——不，是何与照。
　　我时常也会分不清。在记忆里，那个人的面孔常常重叠、分裂，一会儿是那个北平年青的先生，一会儿是上海霓虹灯下，冰冷、戏谑的军官。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又或者都是真的，只是中间隔了七年战火、分离。

　　我唯一确定的是，无论哪一个，我都再也见不到了，我已经太老，就连回忆起这些事情都不容易———我神经的头痛很厉害，医生时常劝阻我少吃些止疼的药物，可是人生苦短啊，我也不想让我在最后的岁月里太难过

　　我看看窗外，雨不知何时停了。又看了看手中那张的照片，连同信件放在一旁。

　　我忽然想，如果那年我没有推开那扇书房的门，没有碎嘴的调侃几句那个年轻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生都会不一样。
　　也许会。也许不会。
　　谁知道呢。
　　我看见了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字迹清峻挺拔，是二十三岁的何云早，在那个还相信“永远”的年纪，一笔一画写下的：
　　“与容平兄合影于北平寓所海棠树下。时民国廿六年春，花开正好。”
　　花开正好。
　　我真后悔于年轻时的自负，自认为的江湖经验能轻而易举的看透他人表面的伪装，便懒于再推心置腹。

　　可他

　　那时他在想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