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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连坐 连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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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里最恶毒的规矩，莫过于一人犯错，全班受罚。
那条规矩写在院规的最末一条，用最淡的墨，最小的字，仿佛生怕人看见了似的。可偏偏就是这最不起眼的一条，被先生用得最勤，也最狠。它像是一把藏在袖中的刀，平时看不见，一旦亮出来，便要见血——见的不是一个人的血，是一群人的。
连坐。
这两个字，从先生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总是轻飘飘的，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可落在学生耳朵里，却像两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浑身一缩。
"今日之事，查不出是谁干的，全班同罪。"
这是先生的口头禅。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会微微眯起来，目光从左扫到右，再从右扫到左，像在审视一群待宰的羔羊。他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推理，甚至不需要思考。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所有人都低下头，所有人都噤了声，所有人都在他的威严之下瑟瑟发抖。
这就够了。
他要的从来不是真相。真相太麻烦，真相需要追问，需要排查，需要分辨谁在说谎、谁在遮掩、谁是无辜的。而他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个兴趣。对他来说，最简单、最省事、最能立威的法子，就是连坐。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人闯祸，全班受罚。管你是不是清白，管你是不是委屈，在这条规矩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受罪。
于是这条规矩便像一条毒蛇，盘踞在学堂的每一个角落里，吐着信子，伺机而动。
它不需要真凶。它只需要一个"祸"。
书被撕了，连坐。
窗被砸了，连坐。
先生的茶杯里多了一只死虫子，连坐。
甚至有人在背后说了先生一句坏话，被人告发了，查不出是谁说的，依旧是连坐。
学堂里的日子，便在这无休止的连坐之中，一天天变得沉闷、压抑、令人窒息。
清晨，学生们走进教室，第一件事不是读书，而是观察。观察先生的脸色，观察讲台上有没有多出什么不该有的东西，观察周围的同学有没有谁神色异常。每个人都像一只惊弓之鸟，生怕自己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拖进了一场无妄之灾。
"今天不会又要罚吧？"有人小声嘀咕。
"嘘——别说话，小心被听见。"另一个人赶紧制止。
连坐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罚，而在于它的不可预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惩罚什么时候来，因为什么来，会持续多久。你能做的只有祈祷，祈祷今天没有人闯祸，祈祷先生心情好，祈祷那条毒蛇今天不要醒过来。
可祈祷从来没有用。
该来的总会来。
连坐之下，众生百态。
最先学会的，是告密。
既然查不出真凶就要全班受罚，那总有人想把真凶揪出来——不是为了公道，是为了让自己免于受罚。于是课堂上多了许多双眼睛，它们不看书，不看黑板，只盯着周围的人。谁今天神色不对，谁今天多去了一趟讲台，谁今天和先生顶了一句嘴，都会被默默记在心里，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变成一句轻飘飘的告发。
"先生，我看见昨天放学后，张三一个人留在教室里。"
"先生，李四昨天说过他最讨厌您的课。"
"先生，王五的书包里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这些话不一定是真的。但没关系，在连坐的逻辑里，怀疑本身就足以成为证据。先生不需要核实，他只需要一个"嫌疑人"。有了嫌疑人，便可以顺藤摸瓜，便可以杀鸡儆猴，便可以让全班都看到——背叛同窗，是可以换取自保的。
于是同窗之间的信任，像一面被锤子反复敲击的镜子，裂了，碎了，再也拼不回去。
然后学会的，是结盟。
既然一个人太容易被出卖，那便抱团。几个关系好的学生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包庇，互相掩护，谁闯了祸，其他人帮忙遮掩；谁被怀疑了，其他人帮忙作伪证。圈子之外的人，则成了潜在的敌人——他们可能是告密者，可能是替罪羊，可能是下一场连坐里把你拖下水的人。
学堂不再是学堂，变成了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圈子和圈子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把祸水往对方身上引。今天你往我抽屉里塞一只死老鼠，明天我往你课本里倒一瓶墨水。这些小动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而每一次，都会引发一场新的连坐。
先生站在台上，看着底下的乱象，非但不制止，反而隐隐有些得意。他觉得这是"鲶鱼效应"，觉得学生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反而更容易管理。他不知道的是，他正在亲手把一群本该单纯的少年，训练成一群互相撕咬的野兽。
还有一种人，是沉默者。
他们不告密，不结盟，不闯祸，也不反抗。他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读书，写字，挨罚，然后继续读书，写字，挨罚。他们是连坐制度下最典型的牺牲品——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要承受。
起初，沉默者的沉默里带着委屈。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要跟着受罚？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公道这种东西，在这间学堂里比金子还稀罕？他们甚至偷偷哭过，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抹一把眼泪，然后第二天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后来，沉默者的沉默里带着愤怒。他们开始恨那个闯祸的人，恨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先生，恨这条该死的规矩。他们把愤怒压在心底，压得很深很深，深到连自己都快要忘了它的存在。可它没有消失，它在黑暗中发酵，在沉默中生长，像一颗被埋在冻土之下的种子，等待着某个春天——或者说，某个爆炸的瞬间。
最后，沉默者的沉默里，只剩下冰冷。
委屈没了，愤怒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的冰冷。他们不再期待公道，不再相信规则，不再对任何人抱有幻想。他们只是麻木地承受着，像一具具还在呼吸的尸体，坐在教室里，坐在先生的威严之下，坐在这条吃人的规矩之中。
可最危险的，恰恰是这种冰冷。
因为冰的下面，是火。
先生姓周，单名一个"严"字。
人如其名，周严以严厉著称。在他执教的二十年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也罚跪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的戒尺换了三把，每一把的手柄处都被磨得发亮——那是无数次抽打在少年手心上留下的痕迹。
周严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在他看来，连坐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他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一个个去查、去问、去分辨？那得耗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不如用连坐，一劳永逸。一人犯错，全班受罚，这样一来，学生们自己就会互相监督，自己就会把真凶揪出来。他只需要站在台上，动动嘴皮子，就能让整个班级服服帖帖。
"这叫集体责任感。"他常常对其他先生这样说，"一个人犯了错，其他人有义务阻止他、揭发他。如果没有做到，那就是同罪。这有什么不对？"
其他先生有的点头称是，有的面露犹疑，但没有人当面反驳。毕竟，周严是学堂里资历最老的先生，他的法子虽然狠了些，但确实"有效"——至少在他的课上，学生们总是最安静的。
可周严自己心里清楚，那种安静，不是敬畏，是恐惧。
但他不在乎。
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恐惧比敬畏更有用。敬畏需要时间培养，需要人格魅力，需要真正的学识和德行。而恐惧只需要一根戒尺，一条规矩，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恐惧来得快，见效也快，至于后果——他教了二十年书，从来没想过什么后果。
他只知道，他的课堂是最安静的。
他只知道，他的学生是最"听话"的。
他只知道，每次他走进教室，所有人都会立刻闭嘴，低下头，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
这就够了。
周严不是没有看出学生们眼里的恨意。他看出来了，甚至有些享受。在他看来，学生恨先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些古训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相信，等这些学生长大了，出息了，自然会感激他今日的严厉。
他从没想过，有些恨，不会变成感激，只会变成更深的恨。
他也从没想过，他用连坐培养出来的，不是集体责任感，而是集体的怨恨。
周严有一个习惯，每次罚完学生，都会在讲台上站一会儿，背着手，微微昂着头，像一只得胜的公鸡。他喜欢那种感觉——所有人都跪在下面，只有他站着；所有人都在受苦，只有他在旁观；所有人都沉默着，只有他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
那种感觉，叫权力。
他沉迷于这种权力。
他不知道的是，权力这东西，像一把双刃剑。你用它割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悄悄磨自己的刀。等有一天，你手里的剑钝了，或者别人手里的刀快了，那把刀，就会架到你的脖子上。
但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周严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一排排低着头的少年，满意地笑了。
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连坐最恶毒的地方，不是让犯错的人受罚，而是让不犯错的人，慢慢变得不再想不犯错。
这是一个缓慢的、几乎不可察觉的过程。像温水煮青蛙，等你察觉到的时候，已经跳不出去了。
林知远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个落第的秀才，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替自己考个功名。所以林知远从小就被教导要守规矩、要听话、要做个正人君子。他也确实做到了——读书认真，待人谦和，从不惹是生非，是所有先生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连坐制度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林知远是最不能接受的一个。
他觉得这不公平。非常不公平。他读过圣贤书，知道"罪不及孥"的道理，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古训。凭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要让所有人跟着受罚？这不是蛮不讲理吗？
他甚至鼓起勇气，去找周严理论过。
"先生，"他站在周严面前，声音有些发抖，但还是把话说完了，"学生以为，连坐之法有失公允。犯错者受罚，理所应当；可无辜者同罪，恐难服众。"
周严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又带着一丝不屑。
"哦？"他慢悠悠地说，"那你说，怎么才算公允？查不出真凶，难道就这么算了？那以后人人都可以闯祸，反正查不出来就不用受罚，这学堂还成什么体统？"
"可是……"
"可是什么？"周严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你是在教我做事？"
林知远不敢说话了。
那天之后，他被罚站了整整一天，在烈日底下，从清晨站到黄昏。他的腿在发抖，嘴唇在干裂，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他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公道自在人心，觉得只要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总有一天会被看见、被理解。
可他错了。
第二次连坐，是因为有人把周严的教案藏了起来。查了半天查不出是谁，周严一怒之下，让全班跪了两个时辰。林知远也跪在里面，膝盖硌在冰冷的青砖上，疼得钻心。他看着周围的同学，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咬牙切齿，有的甚至在偷偷地笑——那是闯祸的人在笑。
他忽然觉得很荒谬。
他守规矩，他听话，他不惹事，可他照样要跪。那些闯祸的人呢？他们躲在人群里，笑嘻嘻地看着别人替自己受罪，连半分愧疚都没有。
那他守规矩，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刺，扎进了他的心里。
第三次连坐，是因为有人在周严的茶杯里放了一只蟑螂。周严暴跳如雷，让全班互相揭发，揭发不出来就继续罚。林知远知道是谁干的——他亲眼看见那个男生鬼鬼祟祟地往讲台那边走。可他没有说。
不是不想说，是忽然觉得，说了也没用。
就算揭发了又怎样？周严罚了那个人，下次还会有别人闯祸，下次还会有连坐。这条规矩不除，他永远都要跟着受罪。而且，揭发了那个人，自己就成了告密者，会被其他同学孤立、排挤，甚至报复。
他沉默了。
那是他第一次沉默。
沉默像一个缺口，一旦打开，就再也合不上了。
第四次连坐的时候，林知远没有再觉得委屈。他只是麻木地跪下，麻木地承受，麻木地看着周严在台上咆哮。他心里那个"公道"的信念，像一面被反复敲击的镜子，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哗啦"一声，碎了。
林知远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谦和有礼、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了。他开始在课堂上走神，开始不完成作业，开始和那些以前他瞧不起的"坏学生"混在一起。他甚至开始主动闯祸——不是因为想捣乱，而是因为一种扭曲的、报复性的快感。
既然守规矩也要受罚，那不如不守。
既然清白换不来公平，那不如不清白。
既然所有人都把我当罪人，那我不如真的做个罪人。
他第一次往周严的课本里夹了一张画着乌龟的纸条时，手在发抖。可当他看到周严发现后暴跳如雷、却又查不出是谁干的、只能再次宣布连坐时，他笑了。
那笑容里，没有快乐，只有冰冷的快意。
他看着周围的同学跟着自己一起受罚，心里竟然没有半分愧疚。因为他知道，就算他不做，也会有别人做；就算今天没有连坐，明天也会有。这条规矩本身就是恶的，他不过是在以恶制恶罢了。
林知远的沉沦，不是个例。
在连坐的反复碾压之下，无数个"林知远"正在经历同样的蜕变。他们曾经是好学生，是乖孩子，是相信公道和规则的人。可一次又一次的不公，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一次又一次的"全班同罪"，把他们心里那点对善的信念，一点点磨碎了，碾碎了，化成了灰。
然后，从灰里，长出了恶。
这不是他们的错。
或者说，不全是他们的错。
是那条规矩，那个先生，那间吃人的学堂，亲手把他们推进了深渊。
教室里越来越安静了。
这种安静，不是读书的安静，不是思考的安静，而是一种死寂——一种所有活物都被掐住了喉咙、发不出声音的死寂。
周严很满意。
他觉得这是连坐制度的功劳，是他严厉治班的成果。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听着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觉得自己像一个将军，统帅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他不知道，这支军队正在密谋哗变。
沉默有两种。
一种是顺从的沉默，是心悦诚服、无话可说的安静。另一种是压抑的沉默，是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却一个字都不敢说的窒息。周严的课堂上，只有后一种。
学生们不说话，不是因为没话说，而是因为不敢说。
谁知道哪句话会被当成"挑衅"？谁知道哪个表情会被当成"不敬"？谁知道哪一次不小心的失误，会引发一场新的连坐？在这种环境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闭嘴，低头，做一个透明人。
可透明人做久了，就会变成影子。
影子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没有思想，只有一片模糊的、阴暗的轮廓。他们坐在教室里，像一个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读书，机械地写字，机械地挨罚，机械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但影子也是会聚集的。
当无数个影子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片巨大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那黑暗里，藏着怨恨，藏着愤怒，藏着被压抑了太久的、几乎要爆炸的情绪。
学生们开始用眼神交流。
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一个挑眉，就明白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们不需要说话，因为语言是危险的，而眼神不会留下证据。他们在沉默中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秘密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
"今天先生心情不好。"
"嗯，小心点。"
"昨天那事，是赵四干的。"
"我知道，别说。"
"又要连坐了。"
"嗯，习惯了。"
这些对话，没有声音，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地在教室里传递着。周严站在台上，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不知道，他已经被彻底排除在了这个班级之外。
他是一个外人。
一个站在台上、对着一群影子咆哮的外人。
沉默还有一个可怕的功能——它会放大恶意。
当你不能说话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会在心里反复咀嚼、反复发酵。委屈会变成怨恨，怨恨会变成愤怒，愤怒会变成杀意。这些情绪在沉默中越积越多，越压越实，像一座正在酝酿喷发的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地底下却是岩浆翻滚、烈焰冲天。
学生们开始在沉默中做一些事情。
有人在周严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对着他的背影比中指。
有人在下课的时候，往周严的教案上吐口水。
有人在深夜里，偷偷溜进学堂，在黑板上写满骂人的话，然后第二天若无其事地坐在教室里，看着周严暴跳如雷。
这些都是小事。
但小事积累多了，就会变成大事。
沉默不是终结，沉默是前奏。
所有的沉默，都是在为爆发积蓄力量。
连坐制度像一片肥沃的土壤，专门培育恶之花。
第一朵开出来的，是冷漠。
学生们开始对彼此的苦难无动于衷。有人被先生单独拎出来罚站，其他人低着头，假装没看见；有人被戒尺打得手心流血，其他人面无表情，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不敢给；有人因为连坐而崩溃大哭，其他人甚至会在心里暗自庆幸——还好不是我。
同情心这种东西，在连坐的环境下，是奢侈品，也是危险品。你同情别人，就意味着你可能和别人站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冷漠。
冷漠像一层冰，覆盖在每个人的心上。它保护着他们，让他们不至于被反复的不公和屈辱压垮；但它也隔绝着他们，让他们再也感受不到彼此的温度。
第二朵开出来的，是残忍。
当一个人长期承受痛苦，而又无法反抗施加痛苦的人时，他就会把痛苦转嫁到更弱者身上。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连坐制度最阴险的地方——它不直接制造恶人，它制造一个让恶人自然生长的环境。
班里开始出现霸凌。
几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开始欺负那些弱小的、内向的、没有背景的同学。他们抢别人的东西，撕别人的书，把别人的书包扔进垃圾桶，在别人的座位上涂胶水。这些行为，以前也有，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猖獗。
因为连坐给了他们保护伞。
他们欺负了人，受害者不敢告诉先生——因为告诉了也没用，先生只会用连坐来解决，最后受害者自己也要跟着受罚。而且，那些霸凌者会威胁："你敢说出去，下次连坐我就说是你干的。"
于是霸凌越来越严重。
弱小的学生在霸凌中变得更加沉默、更加自卑、更加扭曲。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被欺负到极致之后，会突然爆发——不是反抗霸凌者，而是加入霸凌者。他们发现，只要自己变得足够坏、足够狠，就不会再被欺负。于是他们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从被霸凌的人变成了霸凌别人的人。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恶在传递，在蔓延，在感染每一个人。就像一场瘟疫，没有人能幸免。
第三朵开出来的，是虚伪。
学生们学会了演戏。
在先生面前，他们是恭顺的、听话的、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先生说东，他们不敢往西；先生说跪，他们不敢站着；先生问"知道错了吗"，他们齐声回答"知道了"——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可在先生背后，他们是另一副模样。
他们骂先生，咒先生，在私底下给先生起各种难听的绰号。他们把先生的话当耳旁风，把先生的规矩当笑话，把先生的威严当成一种可以随意践踏的东西。
两面三刀，阳奉阴违。
这些以前他们只在故事书里看到的词，如今变成了他们的日常。他们学会了在不同的人面前戴上不同的面具，学会了说一套做一套，学会了把真实的自己藏在厚厚的伪装之下。
这不是他们的错。
在一个说真话会受罚、做真人会被欺负的环境里，虚伪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第四朵开出来的，是破坏欲。
学生们开始热衷于破坏。
他们撕书，砸窗，在课桌上刻字，在墙壁上涂鸦。这些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什么，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纯粹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因为在连坐的规则下，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情，就是破坏。
你罚我跪，我就撕你的书。
你打我手心，我就砸你的窗。
你让我全班同罪，我就把这学堂闹个天翻地覆。
破坏，是弱者的反抗。
也是最绝望的反抗。
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他们怎么破坏，最终的结果都是连坐，都是更多的惩罚。可他们不在乎了。既然横竖都是罚，那不如罚得"值"一点——至少在破坏的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微弱的、扭曲的掌控感。
恶之花越开越盛。
冷漠、残忍、虚伪、破坏欲……这些花朵在少年们的心里竞相绽放，散发着腐烂的、甜腻的、令人作呕的香气。
而周严，还站在讲台上，欣赏着他亲手营造的"秩序"。
表面上，一切如常。
清晨，学生们按时到校，向先生问好，然后回到座位上读书。课堂上，书声琅琅，秩序井然。周严站在讲台上，时而讲解课文，时而抽查背诵，时而用戒尺敲打桌面，提醒走神的学生。
如果有外人来参观，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间管理有方、学风优良的课堂。
可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
第一个信号，是东西开始频繁丢失。
先是周严的戒尺不见了。他翻遍了讲台、抽屉、甚至学生的书包，都没有找到。最后不了了之，只能重新买了一把。然后是他的教案，他的茶杯，他的眼镜，甚至他挂在墙上的长衫，都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然后又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茅房的房梁上，比如学堂大门的门楣上，比如某个学生的抽屉
这些恶作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胆。
周严不是没有怀疑过。他每次都宣布连坐，每次都让全班罚跪，每次都声嘶力竭地威胁要查出真凶。可每次都查不出来——因为不是一个人在做，是所有人都在做，或者说，所有人都在包庇做的人。
学生们形成了一种攻守同盟。
没有人告密，没有人揭发，没有人当叛徒。在连坐的长期压迫之下，他们反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团结——不是基于信任的团结，而是基于共同的仇恨的团结。他们恨同一个人，恨同一条规矩，恨同一间学堂。这种恨，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周严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发现，学生们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是恐惧，是躲避，是不敢直视。现在呢？现在他们敢看他了。那种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的、甚至带着一丝玩味的东西。
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这让周严心里有些发毛。
他加大了惩罚的力度。以前罚跪一个时辰，现在罚两个时辰；以前只打手心，现在连手背一起打；以前只是连坐，现在连坐之后还要额外罚抄课文一百遍。他想用更严厉的手段，把那股暗流压下去。
可他越压，暗流越汹涌。
第二个信号，是学生们开始"不听话"了。
不是明目张胆的反抗，而是一种更隐蔽、更磨人的方式。周严让他们读书，他们就读，但读得有气无力、拖拖拉拉，像一群没吃饭的病人；周严让他们写字，他们就写，但写得歪歪扭扭、潦草不堪，像鬼画符；周严问他们问题，他们就回答，但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或者干脆沉默以对。
这种软抵抗，比正面冲突更让周严抓狂。
他想发火，可找不到理由——学生们确实在做他要求的事，只是做得很差而已。他想罚人，可找不到对象——总不能因为书读得不够大声就全班连坐吧？虽然他确实这么做过，但每次这么做，学生们的眼神就更冷一分。
他陷入了一种无力的愤怒之中。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失去了对这个班级的控制。
第三个信号，也是最危险的信号，是有人开始计划"大事"。
那是几个在连坐中被惩罚得最狠、心里怨恨最深的学生。他们聚在一起，在没人的角落里，低声讨论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很亮——那是一种被压抑到极致之后、即将爆发的疯狂的光。
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偷小摸的恶作剧了。
他们想干一票大的。
具体要做什么，他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可能是在先生的茶里下泻药，可能是在学堂里放一把火，可能是在某个深夜把先生堵在路上揍一顿，也可能是更极端、更疯狂的事情。
他们还在等。
等一个导火索，等一个契机，等一个让所有怨恨都找到出口的瞬间。
而那个瞬间，正在一天天逼近。
导火索是在一个午后被点燃的。
那天，周严因为一件小事——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打了个哈欠——再次宣布连坐。他让全班在烈日下跪着，自己则在阴凉的教室里喝茶，时不时出来巡视一圈，用戒尺敲打那些"跪得不端正"的学生的后背。
跪到第三个时辰的时候，有个学生晕倒了。
那是一个瘦小的男生，平时就体弱多病。他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发紫，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额头磕在青砖上，流出了血。
其他学生慌了，有人喊"先生，他晕倒了"，有人想站起来去扶。
周严走出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
"装的。"他冷冷地说，"继续跪。谁也不许起来。"
那一刻，空气凝固了。
所有跪着的学生都抬起了头，看向周严。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是冰冷，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杀意。
周严被那几十道目光盯得心里一寒。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戒尺差点从手里掉下来。
"看、看什么看！"他色厉内荏地吼道，"都给我低下头！"
没有人低头。
他们就那样跪着，昂着头，盯着他。几十双眼睛，像几十把刀子，齐刷刷地扎在他身上。
然后，一个人站了起来。
他的膝盖已经跪得青紫，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但他稳住了。他看着周严，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
"先生，"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院子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我们这么多人，要是一起动手，你打得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