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之前》听笑笑

5、生病 广东的冬季

　　广东的冬季遇上连续阴雨天，空气像泡过水一样潮湿阴冷。我仅有的几套衣服怎么晾都晾不干，只能把所有校服一层层往身上套。里面是两件薄薄的夏季短袖，外面再裹两件长袖冬装，四件校服压在身上，依旧挡不住那股钻进骨头里的湿冷。
　　每天清晨穿上那些半湿不干的衣服时，布料贴在皮肤上，冰得人一激灵。我只能一边搓着手臂取暖，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千万不要生病。
　　可偏偏，我从小就是个体弱的人。
　　我很害怕生病。因为一旦病了，要么硬熬过去，要么厚着脸皮到镇上姑丈姑妈开的医馆里免费拿药。长水痘那年，奶奶把我反锁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只从门缝递进来一碗白粥，好几天都不许我出门。感冒发烧时，父亲母亲会皱着眉头，语气里没有担忧，只有疲惫和不耐烦：“又生病了，麻烦又费钱。”
　　久而久之，我学会了忍。头疼就咬牙撑着，发烧就蒙着被子熬过去，哪怕浑身发冷，也尽量不告诉别人。在家里，生病不是被照顾的理由，而是一种会增加负担的错误。
　　那天晚饭过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回教室上晚自习。不知道是吃得太急，还是吃错了东西，胃里忽然一阵翻涌，紧接着腹部开始绞痛，一阵比一阵厉害。
　　起初我还想忍着。反正睡一觉，明天应该就好了。可疼痛感越来越强烈，我弯着腰伏在课桌上，额头不停冒冷汗。梁晓颖看我脸色发白，吓得赶紧跑去报告老师。
　　那年，父亲刚买了手机，有了电话号码。老师辗转联系上了远在深圳打工的父亲。
　　学校不敢耽误，老师匆匆把我送到镇上的卫生服务站。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肠胃炎，开了药，又给我挂上点滴。老师替我垫付了医药费，因为还要回学校管理晚自习，只能先离开，梁晓颖留在诊所陪我。
　　诊所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我缩在椅子上，胃还在隐隐抽痛，冷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人发抖。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看见姑妈风风火火地从诊所门口走进来。她裹着肥大厚实的羽绒大衣，左手挽着小皮包，右手握着手机。乌黑发亮的皮靴踩在瓷砖地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像敲在人心口上的鼓点。
　　我轻轻喊了一声：“姑妈，你来了。”
　　姑妈没有应我，径直走到吊瓶旁，抬头看了眼药水袋，又低头瞥了瞥病历单。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病。”她的眉间浮起几分烦躁，语气也透着厌烦，“结果只是肠胃炎，输点消炎药而已。你爸电话里催得那么急，我那边还有一大堆事情没做。”
　　说完，姑妈便拨通父亲的号码，把手机递给我。电话接通后，我刚听见父亲的声音，眼泪就一下失控地涌了出来，怎么也止不住。也许是生病太难受，终于撑不住了；也许是太久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那一瞬间，心里积压许久的委屈突然全冒了出来。
　　我捂着嘴，不敢哭得太大声，只能一边掉眼泪，一边拼命压着呼吸。
　　父亲在电话那头简单问了几句身体情况，随后叹了口气：“爸爸和姑妈都很忙，要工作赚钱。你也懂事一点，不要总给大人添麻烦，好不好？”
　　我哽咽了很久，喉咙像堵住一样，只能断断续续地应：“嗯......嗯，好的。”
　　姑妈很快把手机拿了回去，语气轻飘飘的：“没什么事，就是闹肚子而已，搞得那么夸张，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我低声地说：“谢谢姑妈，给您添麻烦了。”
　　姑妈依然没有回应，她把手机往包里一塞，呼出一口白气，匆匆离开了。
　　我躺在椅子上，默默把盖在腿上的毯子又往上扯了扯。
　　诊所重新安静下来，只剩药水滴落的声音，一滴，一滴，缓慢得让人发困。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师过来接我和梁晓颖回学校。回到宿舍后，我吃了药，很早就躺下了。胃里还是隐隐作痛，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半梦半醒间，我隐约听见梁晓颖和其他同学压低声音聊天。
　　“谭香真的好可怜～”
　　“她姑妈好凶，一点都不关心她。”
　　“老师都让她回家休息了，她还是非要回学校。”
　　“估计是不敢吧......”
　　宿舍里渐渐安静。我背对着她们缩在被子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假装已经睡着了一样。
　　我原以为睡一觉醒来，身体就会恢复。可这一次，我失算了。
　　半夜时，体温开始不断升高。我缩在被子里，浑身一阵冷一阵热，骨头像被人一点点敲碎似的发疼。到了清晨，胃里又翻江倒海，我刚坐起身就忍不住冲去厕所，把昨晚吃下去的药全吐了出来。吐完后，整个人虚脱得连站都站不稳，只能扶着墙慢慢喘气。
　　室友们吓坏了，急急忙忙跑去找老师。
　　老师见我烧得脸色发白，担心再拖下去会出事，又一次联系上远在深圳的父亲，语气严肃地要求他一定要安排家长来接我回去休息！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自己昏昏沉沉地被人扶着上车，下车，又重新躺回床上。耳边断断续续有人说话，额头偶尔覆上一只冰凉的手，可我睁不开眼睛。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睡在姑妈家里。
　　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卧室，光线灰暗得分不清白天黑夜。空气里弥漫着陈旧发闷的气味，像很多年没有真正流通过空气。墙角堆满杂物，纸箱、旧衣服和泛黄的日用品胡乱挤在一起。靠墙摆着一张狭窄的小床，我就躺在那上面。
　　床头挂着一张黑白遗照。那是表哥奶奶离世前留下的照片。昏黄灯光下，她浑浊沉静的眼睛正静静望向床铺的方向，让人心里莫名发冷。整间屋子像一口被封起来的旧木箱，空气凝滞，时间也仿佛在这里沉睡了很多年。
　　姑丈年轻时是教师，后来转行从医，在镇上开了第一家医馆。那时候生意很好，门庭若市。紧接着，家里又在镇上建了一栋四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用来出租收租。在那个年代，他们几乎是全镇最富有的人家之一。
　　但事情慢慢变了。表哥们长大后，骄傲和自满像杂草一样疯长。他们开始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债。追债的人甚至冲到医馆门口泼红油，有人破门而入，药材被扫翻在地，像被风吹散的羽毛一样乱成一片。
　　曾经热闹的医馆，渐渐成了镇上人饭后茶余的谈资。
　　最后，年迈的姑丈在卧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此时的医馆正是气势旺盛、如日中天的阶段。对于他们而言，我和我的家人都是死皮赖脸来讨便宜的穷亲戚。
　　饭桌上有着无形的顺序。姑丈坐在主位，越靠近他的位置越重要。长辈没有动筷，谁都不能先吃。第一筷要从自己面前最近的一道菜开始，不可以随意转桌夹菜，也不能碰鸡腿，那是表哥们的。
　　在这样的饭桌上，吃饭变成了一种需要小心完成的仪式。
　　后来父亲把这套规矩带回村里，试图维持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但村里人不讲这些，我们端着碗蹲在门口就吃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主位上，坚持着那套秩序，维持着某种已经没人相信的身份。
　　吃过饭后，我再三向姑妈一家道谢了好几次，才敢拿上药回学校。
　　梁晓颖很吃惊，说我才刚休息不到一天就回来上课，“要是我生病就好了，可以请好几天假在家玩。”
　　我摇了摇头，“我怕落下课程，在宿舍休息就够了。”
　　她一边给我倒水，一边帮我把药递过来，忽然皱了皱眉：“哎呀，这是谁开的药？都是过期的。”
　　“医馆说，过期几天没关系，不影响药效。”毕竟是白拿的药，我也不敢有太多要求。
　　她叹了口气，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件小棉袄递给我：“这是我妈去年买的，有点小了，我穿不上了，你先穿着吧。”
　　说罢，她一溜烟地往教室跑去，宿舍里只剩我一人。
　　本来想着把拉链拉得高高的，就不会有人留意到这几件叠穿的校服，但还是被看出来了。而更让我不安的，是另一件事。老师替我垫付的120元医药费。
　　在我家里，打坏了一只碗一个勺子会被骂得很惨，炒菜时一勺盐或一点油撒在地上都要挨一顿打，何况120元的医药费。在校的这几日，我害怕得要死，回家就要挨骂挨打，晚上弓着背都不敢躺平睡，全身战战巍巍、又惊又怕，眼泪流了一夜又一夜。我把几包退烧药一同吞下，试图通过“死亡”来逃避这个难题。当夜，我沉沉地入睡，又梦到了那件事。
　　那年清明，我刚上一年级。天还没亮，家人就把我叫醒，一行人提着祭品、纸钱往山里去扫墓。山路弯弯绕绕，晨雾笼着脚下的草，脚步声、说笑声都被雾气吞没。我跟在几个堂哥堂姐后面，手里提着一篮供品和两瓶茶水。大人们走得快，我一边追一边小跑。等我回过神来，前面的人影已经被雾遮住，只剩下空荡荡的山路。喊了几声，没有人应。风从山谷里灌过来，凉得我心里一紧。
　　我不敢哭，也不敢乱动，站在原地喊了好久，才决定往山下走。手里的祭品越提越沉，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那篮子里的糕点散发着香气，我一度想打开来吃一点，可脑子里立刻闪过奶奶严厉的脸，要是她知道我偷吃了祭品，肯定少不了一顿打。于是我忍着，紧紧拎着篮子继续走。
　　太阳升起又落下，我走过一片又一片竹林，脚上满是泥和划痕。山风里混着泥土和树叶的味道，我的喉咙干得像被火烧，可我还是不敢喝那瓶茶水。奶奶从小就告诫我：“拜祖先的东西，谁敢动，就打断手！”那句话在脑子里一遍遍响起，我紧紧抓着篮子，生怕自己忍不住。
　　直到夜色落下，远处传来狗吠声，看到村口的枯井、灯光时，我几乎是爬着跑过去的。我想哭却没有眼泪，我想喊却只有干涩的哽咽。篮子还在我手里，祭品一口没动，茶水也满满的。太好了，不用挨骂挨打了。
　　第二天我还是正常醒来，这次又没死成。
　　梁晓颖问我，昨晚怎么一直哭？
　　我不明白她的话，“什么意思，我不是一直在睡觉吗？”
　　她说，半夜听见我断断续续地抽气，像在哭，又像喘不过气。声音很压抑，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很久。
　　我怔怔地坐在床上，没有一点记忆。难道是身体偷偷替我哭了一场？
　　果然，周末回到家，奶奶大发雷霆。
　　她不准我吃饭，要求我洗更多衣服、锄更多地、上山挑更多柴。周末两天，我只能在山里捡些野果充饥，试图用更少的饭和更多的劳作去“偿还”那120元的医药费。
　　但奶奶还是不满意。她觉得病历单上的缴费金额有水分，断定老师是在“讲大话”，坚持要我去学校向老师要收据。
　　周一返校时，我去找老师要收据，整个人低着头，不敢直视他。
　　听到我的要求，老师抬起头，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旁边几位批改作业的老师也抬眼看了他一眼，又很快各自低下头。
　　“要收据？”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困惑。
　　我点点头，心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
　　“你经常偷家里的钱吧？”老师的声音平静但锋利。
　　我眼眶一下就红了，拼命摇头，却解释不清，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是我奶奶说......她要看到收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老师叹了口气：“行，这几天我去医院帮你开。”
　　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抽空了一层。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又好像哪里都不对。
　　又过了一周，我拿着收据回到家。
　　奶奶不情愿地从裤腰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沓被汗浸得发皱的纸币，一张一张慢慢数着: “80，90，100，120......”
　　那120元被她反复确认后，从空中洒落在地上。我蹲下去，一张一张把散落在地上的钱捡起来。
　　她还丢下一句：“赔钱货，没用的东西。”
　　我没有回应，只是把钱攥紧，站起身。那一刻，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成就感”，像是终于把一件必须做完的事情完成了。
　　我背起书包，回学校。学校离村里有十公里，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路要穿过几户人家，越过田埂，穿过竹林才能走出去。蜿蜒的乡道把村庄和稻田一层层分开，黄昏时，庄稼人和老黄牛慢慢走在路上，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每个周末都重返在这条乡道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这条求学路的尽头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条路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