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梅朵的拼图盒》难添水

2、第 2 章 她太入

　　她太入迷了，以至于呛入尘灰时抬头才发现墙上挂着什么。

　　一张彩色的，笑得明艳的黑框照片。
　　至于为什么能分辨出是遗像，因为桌上同样供着烛台。

　　照片里是个少年，穿着校服，嘴角微微上扬，笑得克制而干净。他的眼睛很大，瞳色也许很深，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
　　榆次第一次看见继兄的样子，她愣住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在某些角度跟继父几乎没有不同。

　　然后那双眼睛眨了一下。
　　“你在干什么？”

　　榆次猛地后退，尽显慌乱，手里的机械钟差点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继父站在她面前，脸藏在阴影里。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那个人的轮廓是僵的。

　　她有十秒钟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
　　榆次忽然意识到自己闯进了一个被明确标记过“外人不得入内”的领地。她想说对不起，想说我只是进来看看模型，但所有的句子都卡在嗓子眼，像那根鱼刺一样，不动手就不能扯出去。

　　继父伸手。
　　榆次全身僵直，睁大眼睛。

　　但那只手没有落在她身上。

　　她听见啪的一声，床头的一盏灯亮了，暖黄色光亮烘焙着遗像里少年的脸。继父站在两者之间，背对她微微仰头，沉默着与少年对视。

　　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地板上有两个倾斜的十字架。

　　寂静的时间久到榆次开始小腿发酸，她不安地望向门。

　　“为什么不睡觉呢？”
　　他的声音很细，近乎于那个模型里齿轮的无声。没有任何情绪，像自言自语。
　　“月亮出来了。”

　　榆次站在他身后。
　　她只是握紧了口袋里那个硬硬的东西。

　　那个拼图盒。

　　盒盖上的猫头鹰早就褪色了，眼镜腿断了一条，被她用透明胶带粘了回去。

　　她换下来的每一颗乳牙都在里面。
　　她从来没有把它们扔到房顶上。

　　那是她刚搬进这个家的第一个月。
　　她掉了第一颗乳牙，带着一点血丝，欣喜的捧在手心里摩蹭。
　　像一粒小贝壳，有着在埋藏在沙滩里被盐水反复冲洗过的触感。

　　她捧着那颗牙齿去找继父，因为对方说过，如果牙齿掉了就来找他，他有办法让她长高。

　　继父正在书房里看书，看了一眼她的手，然后笑了。继父唯一一次不克制的笑，嘴角的弧度比平时大了很多，眼角甚至爬了一点细纹。

　　“你知道吗，”继父俯下身子放轻声音，“有一个传说，没有小朋友知道。”

　　“什么传说？”

　　“小孩子掉下来的牙，如果扔到房顶上，以后就会长得高高的。”

　　榆次眨了眨眼，手心里那颗牙齿随着她蹦跳的频率晃悠。
　　“真的吗？”

　　“不骗小孩子。”继父认真的摇头。“我之前也教你哥哥这样做过，你看他现在长得多高。”

　　可她没见过哥哥。

　　哥哥在她母亲与继父重组家庭的那天出了车祸。她去民政局的那天早上穿了新裙子，白色的裙子，领口有蕾丝。
　　母亲说穿得体面一些，下午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母亲搂着她哭了很久。

　　继父没有哭，他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直到她早起上学。
　　榆次本来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在进入这次房间之前。

　　后来母亲的眼泪干了，继父的眼睛还是干的。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吃饭每口咀嚼次数在二十次浮动，看手机的时候不抖腿不摸头发不皱眉头，一切都像学校校门口的那个雕塑泥人。

　　她没把牙齿扔到房顶上。

　　榆次把牙齿洗干净，打开那个装拼图的盒子，把拼图块倒出来，牙齿放进去，盖上盒盖后藏进了衣柜最里面，挤在码数小了的裙子和够不着的毛衣之间。

　　后来每掉一颗牙她都这样做。上排的，下排的，门牙，犬齿，臼齿。
　　一颗一颗，越来越多，晃一晃盒子就响，这是一个手工风铃。

　　她不是不相信长高的传说，而是隐隐害怕站在房顶上，看见继父在下面仰着头看她的样子——那种样子，她不就成了继父看向遗像时的人？

　　没关系，牙齿再也长不高了，她还来得及。

　　榆次是在高三那年决定报考省外大学的。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母亲不知道，同学不知道，韩熹也不知道。韩熹是她的同班同学，学生会会长，高高瘦瘦的，说话的时候喜欢用“咱们”开头，好像所有人都天然地属于同一个阵营。他坐在榆次后排，偶尔会递给她一颗薄荷糖，说“你比咱们草原的格桑梅朵好看。”。

　　榆次从来不接，她认为如果这样说被花听见了，那该有多伤心？

　　但韩熹是个呆子，在他转班前又对她说了一遍。
　　“真希望你能去一次大草原。”

　　“在那里会碰见你吗？”榆次揶揄地问。

　　“会的。”
　　韩熹递给她一支被压成干片的植物书签。

　　她把志愿表夹在数学课本的封皮下面，每天晚自习的时候拿出来看一遍，然后在回家路上把它折叠成很小的一块，塞进校服袖口里。她报了沿海一所大学的新闻系，离家一千三百公里，火车要坐十六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

　　继父最近在忙着迁坟的事。他说继兄的墓地风水不好，想换个地方。他说这话的时候在餐桌上，用的是那种“这件事已经决定了”的语气。母亲低着头吃饭，愉悦的说某个牌子的化妆品降价了。
　　榆次始终保持安静。

　　第二十二下，不多不少。

　　出成绩的前一天晚上，榆次走了。

　　她收拾了一个双肩包，装了两件换洗衣服、身份证、银行卡、准考证，还有那个拼图盒。她把盒子用袜子裹住塞在最底下，这样走路的时候就不会发出任何响声。

　　格桑花开了。
　　长途火车的沿途风景照见了一簇簇花丛。
　　榆次从拼图盒中取出那枚植物书签，秋英的脉络清晰可见。
　　她把书签抵在玻璃窗上，仔细的比对着飞掠过的彩色。

　　站在阳台上，对面是陌生城市的天际线，路灯橙红，只有星星没有月亮。
　　格桑花落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是十六岁的她看见自己的影像被困在银色的钢丝里。

　　这是矫正日记，不是审讯记录。可钢丝每个月收紧一次时，主治医师总会安抚性地轻语：“这是为了你好”，她信了十三年。从四岁到十七岁，她的上颚有一片金属森林，每次收紧都像有人在狠敲她的颌骨，声音是隐形的，传递震感的反而是麻木到没有知觉的神经。
　　疼到某个阈值，声带会落锁，大脑仿佛被切断了传输氧气的通道，整个人被扼住致命的脖颈，无比希望有一把锋利的刀没有犹豫地将自己头首分离。
　　最初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发声”这个动作本身被阻止，于是她成了旁人口中“沉默的羔羊”。没人知道她是否愿意说话，而是从来都不能说——因为一旦冒出这个想法，牙齿就会顺着喉咙爬出来。

　　钢丝矫正的不是牙齿，是她的声音。
　　她不是哑巴。

　　格桑花开了。
　　她站在继父诊室的镜子前，迟来地意识到：反射的光面不是在照她，是在照她的刑具。

　　她要拆掉它。但拆掉之后呢？没有钢丝箍着，牙齿会反弹。没有疼痛压着，声音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