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优秀参谋小林》燕麦片片

11、自己说 二月底的昆

　　二月底的昆明，一天开三场会算正常发挥。

　　美国人一参战，中美之间的往来一下子密了起来，谈物资，谈机场，谈滇缅公路一个月能跑多少吨。杜聿明去哪儿，林安就跟到哪儿。纸的事在正月里收了尾，三千份印件发下去，回单归了档，罗又伦就把她手上那些零碎差事一样一样转给了别人。他的原话是：这个人是军长自己点名要来的，你要给她派活，先掂量掂量自己派得起派不起。

　　参谋处的人听了都点头，点完头看林安的眼神就多了一层，像在看一件贴了封条的公物。林安自己倒没觉出什么变化，她只觉得工作内容从“什么都干”变成了“只干一样”，而这一样，就是坐在杜聿明背后当翻译。

　　会上她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杜聿明侧后半米，一把没有桌面的椅子，本子摊在膝盖上写。两个月下来，杜聿明回过头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其中三回是要她把上一句再译一遍，还有一回是他的帽子掉到了地上。

　　所以她在那间屋子里的身份，跟那把椅子差不多，属于陈设。

　　当陈设的好处是不用应酬，坏处是没有人给倒茶。其实倒了也白倒，杜聿明那杯茶从会头满到会尾一口不动，散会出了门他才端起来，仰头一口喝完。林安第一次看见这个喝法，心里蹦出一句很不恭敬的话：这不叫喝茶，这叫清库存。

　　给领导当狗腿子，是一门学问。林安发现自己在这门学问上颇有天赋，天赋点全加在了服务意识上。

　　她的水壶里开始备着凉水，手包里也揣上了烟。她自己不抽烟，一个不抽烟的人手包里常年揣着一盒烟，怎么看怎么可疑。军长有一回果然问了，问她怎么随身带烟。她脸不红心不跳，说是刚学会的。

　　这个谎撒得很有讲究。她怕他知道这烟是专门为他带的，心里有负担。至于他信没信，她不敢细想，只知道从那天起军长再没问过，烟也照抽不误。

　　杜聿明是真喜欢抽烟。可是这倒霉的二手烟，呛人不说，还总挡着她偷看杜总笔记本上写的字。

　　有一次会散了，杜聿明跟罗又伦站在窗边，一边抽一边谈事。林安就从他胳膊的缝隙里盯着那个本子看，看得眼睛都快抽筋了。英国——烟雾缭绕——燃油——又是烟雾缭绕——

　　“看什么呢！”

　　罗又伦忽然出声，差点没把她吓得当场尖叫。她抬头一看，那两位早就不谈事了，一左一右站在那儿，饶有兴致地盯着她。

　　“呃、呃。”林安呃了好几声，谎都来不及编，只好老实交代，“在偷看军事机密，方便预测司令的下一次发言。”

　　也许那天两位长官心情都特别好。两个人先是一愣，随即杜聿明哈哈大笑起来，罗又伦也笑，一边摇头一边说：“这姑娘，不经逗。”

　　林安的眼珠子轱辘轱辘直转。逗？你们在逗我？逗什么了？可是这么问出来太傻，她只好微笑着做含蓄状，做得跟真明白了似的。

　　看她一派端庄，杜聿明又噗地笑出声，把本子丢给她：“问我要就是了，还偷看，看成斗鸡眼喽！”

　　林安双手一接，接得跟接飞盘似的，憨憨地笑着，不知道该道歉还是该陪笑，只好去看参谋长求救。罗又伦对她无奈地挤了挤眼睛，确认道：“真没事！你看吧。”

　　本子上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一场会记不满半页，全是数目字和日期，字写得很方，一笔一画都写足。可是她还是每一页都要看，看完在心里过一遍：他记下来的就是他信了的；如果他没记，对面讲得再热闹也是白讲。那支铅笔更省事：铅笔在动，说明他还在往下听；铅笔一放平，底下多半就跟着一句问话，对面那位也就该开始出汗了。

　　他生气的时候不拍桌子，也是把铅笔放平，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人往椅背上靠一点，说话反而更慢。有一次美方一位少校当着一屋子人说，中国军队的运输能力值得怀疑。他就是这么靠回去的，慢慢说了两句，说的还是请对方把数字写进纪要。林安译到一半才反应过来他在生气，译完手心里全是汗。事后她想，这大概是她见过的最斯文的发火：不拍桌子，不提嗓门，只是请你把刚才吹的牛白纸黑字写下来。

　　狗腿子这门学问里还有一样，问不出来，也不能问。有一场会开了三个钟头，散会他站起来的时候慢了半拍，左手在桌沿上撑了一下。她后来才留意到，站得久了他就把重心换到右边，上车也总是先迈右腿。这是怎么落下的她没有问过，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她只是从那天起收东西收得很慢，本子合上，笔插好，椅子摆正，慢到他能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到了地方她先跳下车，扶着车门，扶的工夫比别人长一点。

　　外国人的名字长，官衔又多，头衔底下还套着头衔。她学会在他进屋以前用半句话交代清楚：今天这位就是上回说“正在协调”的那个少校，他上次答应的三件事有两件没办。这样他一坐下就有底，不用翻本子。

　　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是他吩咐的，她也没有一样报告过。她跟自己的说法是：跟着一位军长办事，脸熟一点总没有坏处，往后自己要办什么也好开口。

　　当陈设还有一样意外的好处：谁也不把她当人。散会以后长官们站在走廊上说的话，她照样听得见，有几回听见的比会上讲的要紧得多。她坐在那儿不动，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心里把该记的一样一样归了类。这大概就是当家具的最高境界：谁都看得见你，谁都想不起来你有耳朵。

　　罗又伦大概是头一个看出门道的。二月里有那么一天，他抱着一份不太好看的东西要往里屋送，路过她桌子的时候停了一下：“今天司令怎么样？”

　　林安愣住了。这个问题她答不上来，因为她不知道参谋长要问的是哪一样。心情？身体？今天有没有骂人？她想了想，只好照实回答：“报告参谋长，上午那场会开了一个半钟头，他那支铅笔一直在动。”

　　罗又伦点点头，抱着东西进去了。

　　林安在原地坐了半天，越想越觉得自己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参谋长八成是懒得再问第二遍。过了两三天她才回过味来，这句话答的正是他要的：铅笔一直动，就是上午的事顺，人这会儿听得进去。往后他每回进里屋之前都要在她桌边站一站，问的还是那一句，她答的也还是铅笔。两个人一问一答，跟对暗号似的。

　　查良铮听说了这件事，笑了半天：“你现在是司令跟前的红人了。”

　　“我是翻译。”

　　“对，”查良铮说，“一个管茶、管烟、还管人家上一回答应过什么的翻译。”

　　林安没跟他争，心想当狗腿子不就这点事？

　　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份差事干了两个月，她连考核标准都没摸到。什么叫译得好，什么叫译得不好，从来没人告诉过她，长官不回头，她连自己及不及格都不知道。

　　这个标准，最后是一位美国上校替她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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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几号那一场，美方来的是位后勤上校。

　　这位上校说话又快又绕，一段话能套三层，每一层里还都嵌着几个软钉子：正在协调、列入计划、相信可以。听完让人觉得他大概是答应了点什么，可是具体答应了什么，回去一琢磨又什么也没有。林安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画饼大师。饼画得又圆又香，就是没有一口能落到嘴里。

　　那天谈的是仰光卸货。上校一口气讲了两分钟，中间连口水都没喝。林安等他讲完，照样译过去。

　　“报告司令。他说：贵方所提的四千吨，我方已经列入二月份的卸载计划，并且正在与英方就港口的作业时段进行协调。至于其中的汽油，六百吨这个数字是按照目前的舱位安排估算出来的。如果船期没有变动，我方相信可以达成。”

　　译到一半她动过一个念头。这一段如果整理一下，把那些绕来绕去的话删掉，落成一句“他们二月底能卸四千吨，其中汽油六百吨”，听着干净，也显得她译得利落。可是整理完就不是他的话了。他没有答应的东西，会从她嘴里变成答应了的。所以她一个字没删，连“相信”两个字也照原样搬了过来，搬得自己都觉得啰嗦。

　　杜聿明手里的铅笔停了下来，平放在纸上。林安的后背跟着绷了一下，按她这两个月的观察，铅笔一放平，底下就该有问话了。

　　“四千吨那一句，是已经卸了，还是打算卸？”

　　“打算。”林安说，“他用的是将来的说法。”

　　“汽油那六百吨呢？”

　　“也是打算。他后头还加了一句‘如果船期没有变动’。”

　　杜聿明在纸上写了两个字：未定。写完他说：“下一项。”

　　对面那位上校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脸上的笑容一点没变。林安替他译完“下一项”，心里忽然有点同情他。饼画了两分钟，落到中国将军的本子上，一共两个字。

　　散会以后，杜聿明在走廊上叫住了她。

　　“你刚才那一段，译得很啰嗦。”

　　林安心里咯噔一下。她这半天等的是一句夸，就算没有夸，好歹也该是一句“行”，结果等来的是这个。

　　“报告司令，他原话就是那么啰嗦的。”

　　“我知道他啰嗦。”杜聿明说，“我是问你为什么不给他整理一下。你整理得了。”

　　这句话把林安问住了。她整理得了，这一层他看出来了；她没有整理，这一层他也看出来了。他要问的是中间那一层：她为什么不整理。

　　“整理完了好听。”林安想了想才答，“可是整理完了听着就像他答应了。他没答应。”

　　杜聿明看了她一会儿，说：“往后都照这么译。他说得含糊，你就译得含糊。”

　　“是。”

　　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李中尉替我译过三回，三回都替人家把话说圆了。我问他人家到底给不给，他说大概是给的。我不要大概。”

　　林安站在走廊上，把这几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这两年她替长官译东西，听的多半是“你怎么译得这么长”“捡要紧的说”，长官们恨不得她把一段话译成一个字。今天是头一回，有人嫌她不够长。

　　她琢磨着这算不算表扬，琢磨到最后决定算。他要的是原样，好听不好听他不管，而原样这件事，她恰好一直在干。

　　三天以后，这位嫌她不够长的长官把她叫进屋里，交给她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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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美方在昆明摆了一桌饭，请中方的将领。开席前一个钟头，尹副官过来说司令叫她。

　　林安一路走一路想是哪一样出了错：昨天的纪要？前天那份英文材料？想了一路也没想出来，只好把脸上的表情调到最稳妥的一档，敲门进去。

　　屋里点着灯，桌上摊着一张白纸，纸上什么也没写。

　　“坐。”杜聿明说，“今天晚上我要讲一句话，我自己讲。”

　　林安坐下来才觉出不对。这是两个月里第一次，她跟他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而不是待在他侧后半米。他抬头看她的时候她还有点不习惯，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搭在膝盖上，像那个本子还摊在上头一样。

　　她愣了一下：“报告司令，是要我先译出来？”

　　“不用你译。”他把那张纸推过来，“你写给我，我自己念。”

　　“您要讲哪一句？”

　　杜聿明想了两秒：“中国打了四年半，还在打。”

　　林安提笔写下英文。这句话不长，写完抬头：“报告司令，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

　　“底下要不要我用汉字标出音来？”

　　“要。”

　　她一个词一个词往下标：柴那、哈斯、滨、法廷。标到“fighting”那里她停了一停。“廷”这个字标出来的音其实不对，可是她一时找不出更近的字，只好在旁边画了个小圈，注明这个音的舌头不能顶到上牙。写完她自己看了一眼，觉得这张纸要是流出去，够参谋处笑上三天。

　　杜聿明拿起纸念了一遍。他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往下砸，像在点名。

　　“报告司令，‘fighting’那个音再往轻里走一点。像‘发’，不像‘法’。”

　　杜聿明又念了一遍。

　　“还差一点。”

　　这三个字说出口，林安自己先出了一层汗。她给长官纠正过很多东西，数字、地名、日期，可是当面纠正一位中将的发音，这是第一次；纠正完还要补一句“还差一点”，更是第一次。

　　他没有恼，也没有说差不多就行了。他把纸往灯底下拿近一点，重新念。

　　念到第五六遍上，林安才发觉自己一直在看他。这两个月她隔着半米看熟的是他的后脑勺和那支铅笔，正面看他的脸倒是头一回。他念英文的时候眉毛压得很低，嘴唇动得很慢，跟会上完全是两个人。会上他不出声也压得住一屋子人，这会儿念一个不认得的音，倒像个刚上学的学生，念错了自己先皱一下眉，皱完接着念。

　　念到第九遍，林安说了句“对了”。杜聿明听完把纸折起来揣进口袋，说：“再来十遍。”

　　林安差点没接住这句话。对了还要再来十遍，这位长官卷起自己来，比谁都狠。

　　十遍念完，杜聿明把纸重新折好收进口袋。林安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那盏灯，心里憋着一个问题，憋了半天还是问了出来。

　　“报告司令，我能问一句吗？”

　　“问。”

　　“这一句话我译过去，意思是一样的。您为什么一定要自己讲？”

　　杜聿明把那张纸又摸出来看了一眼。

　　“上个月那位上校跟我讲了二十分钟，讲完我一句英文也没说。”他说，“他大概觉得跟我说话，跟对着墙说话差不多。今天晚上我自己讲一句，就一句，他就知道我听得懂。”

　　林安“哦”了一声。她在心里把这句话掂了掂，掂出来的分量比她原先估的重。这位长官压根没打算学英文，他要的是让对面那个人往后讲话的时候，心里先掂量一下有没有人在听。二十遍换一句话，这句话往后能让对面画饼画得收敛一点，这笔买卖她替他算了一下，划算。

　　杜聿明把纸收好，忽然又开口：“去年在新加坡我问过你一句话。你当时说要考虑，考虑什么？”

　　林安没料到他会翻这一笔旧账。去年新加坡那一晚她记得清清楚楚，她问他军里的翻译按不按军官级别支饷，问完他笑了半天。她以为这一页早就翻过去了，没想到他记了一年。

　　她在心里飞快过了一遍。这一问至少有三种答法，最稳的一种是说自己当时资历浅，怕耽误军部的事，说得客气又体面，谁听了都挑不出毛病。可是这句话到了嘴边她说不出来。这位长官刚为着一句英文念了十九遍，她如果拿一句场面话回他，就太不像话了。

　　于是她照实说了：“报告司令，我当时是嫌当兵规矩太多，饷又少。”

　　杜聿明愣住了。他大概预备好了听一句客气话，没料到会听见这么一句。愣了两三秒，他忽然笑出声来，笑得肩膀都在动，笑完拿手指了指她：“你这个人，实诚。”

　　林安脸上一热，也跟着笑了。

　　“报告司令，后来我又算了一笔账，还是划得来的。”

　　“哪里划得来？”

　　“饷是少，可是军官的身份正经在册。”她说，“保人、证明、公函，样样都比在外头顺当。再说第五军要出国。”

　　杜聿明“嗯”了一声，没有再往下问。

　　出门的时候他走在前头，走了几步回过头交代：“今天晚上我讲完那一句，你照常译你的，别停下来看我。”

　　“是。”

　　“我要是念错了，你也不用改。”

　　“……是。”

　　“错就错了。”杜聿明说，“他听得出来是我自己讲的，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他把那一句念了出来。念完满桌子人都停了一下，随后那位上校站起来，隔着桌子跟他握手。林安坐在后头，一个字也没有译。她倒是留意到一样：那位上校后半场讲话，比前半场慢了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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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几天，参谋处门口那块板子上贴出一道命令：第五军参谋处的少尉，因“出国作战及训练有力”，一律晋中尉。底下一串名字，十几个，一个不落。

　　板子跟前围了一圈人，个个喜气洋洋。这种升法有个说法，叫阳光普照。

　　查良铮挤在她旁边看完，先赞了一句：“这个理由写得真好。”

　　“哪一句？”

　　“‘训练有力’。”查良铮说，“我这半年最有力的一次训练，是搬了四个库房的纸。”

　　林安从头看到尾，算的是另一笔：中尉比少尉，月饷多三块八，一年多四十五块六。算完她又去琢磨那十二个字。出国作战，她既没有出国，也没有作战；至于训练，参谋处这半年练得最多的是抄写和跑腿，真要评“有力”，查良铮搬纸那一回确实能排进前三。

　　领章从一只纸箱里数出来发。军需处那位司务长把箱子往桌上一放，照着名单点名，点到谁，谁上来领一副，跟发鞋一样。轮到林安，司务长抓了一副给她，顺口问了一句：“少尉那副还要不要？”

　　“要。”

　　“要它做什么？”

　　“留着。”林安说。

　　司务长在她名字后头画了个勾，没有再往下问。他这一天要发十几副领章，没工夫追究谁留一颗星是为了什么。林安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只觉得那一颗星戴了大半年，跟着她跑过六个衙门，就这么扔进纸箱，有点对不住它。

　　第二天开会，杜聿明进屋的时候朝她肩上看了一眼。散会以后他问：“升了？”

　　“是。”

　　“不高兴？”

　　林安没想到他连这个也看得出来。两个月里他回过头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她还以为自己在那间屋子里跟一把椅子没什么两样。她本来打算应一句“谢司令”就过去，可是那天晚上那张纸还压在她心里。

　　“报告司令，这一颗星不是我挣的。全处都升了。”

　　杜聿明听完没有马上接话。他把手里那份东西卷起来，在手心上敲了两下，问她：“你要是自己挣一颗，得等到什么时候？”

　　林安张了张嘴，答不上来。她如果算得出这个日子，早就开始数了。

　　“我也答不上来。”杜聿明说，“所以先拿着。”

　　这几句话说完，他自己心里也过了一遍。他不是没有想过给她提一提：带她出去见人，人家的眼睛先落在她肩膀上，落完了才肯往下听，一个少尉摆在那儿总归矮半头。可是他手底下上尉当了八年的有的是，为一个少尉破一次例，第二天来找他讲道理的能从走廊排到院子门口。破例得有个说法，说法还得摆在明面上，现在他找不出这么一个说法来。

　　他把这件事先放下了。说法这种东西没法硬找，只能等它自己撞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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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拔的命令下来得比谁想的都快。二〇〇师先走，军部随后。

　　走的头一天晚上，林安把箱子底那只铁盒翻出来数了一遍，数完又塞了回去。这两年她盼的就是这一天：跟着部队出去。至于出去以后怎么办，她心里那个办法一共三个字，写出来不好看，说出去更难听，她跟谁也没有讲过。

　　数完钱她开始钉领章。少尉那副一颗星，中尉两颗，位置差着那么一点点，旧针眼对不上新针眼。她拆了钉，钉了拆，来回三回，钉完对着一小块镜子看，还是有点歪。歪就歪吧，她想，反正外国人也未必分得清中国的军衔。

　　第二天一早她在院子里碰见杜聿明。

　　“车几点？”

　　“六点。”

　　“路上把昨天那份英文的东西再看一遍。”

　　“是。”

　　杜聿明走出两步又回头：“领章钉歪了。”

　　林安低头看了看，确实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