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野即明》未名苔

15、日子·废品 回去的路上

　　工地是过完国庆找的。海城西边新开了一片楼盘，三十几栋住宅同时在起，工地大得望不到头，塔吊一排排立着像钢铁林子。招工的牌子就插在围挡缺口处，红底白字写着“招收小工日结220包午餐”。江照野路过的时候多看了两眼，旁边蹲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正抽烟，见江照野停了步子，拿烟头朝江照野点了点说“干不干？正缺人”。江照野说干。

　　还是筛沙子、搬砖、推水泥车，活儿跟苏城差不多，但工地的规模大了好几倍，人也多。几百号工人撒在工地上，嗡嗡的机器声从早到晚不停歇。包工头姓吴，四十来岁，嗓门大得隔着半个工地都能听见他骂人，但对工人不抠，220块钱每晚收工准时发，盒饭里红烧肉的块数也比苏城多。

　　江照野又成了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女人。刚开始有人多看江照野两眼，后来也就习惯了——江照野能推得动装了半车水泥的小推车，能一口气搬二十块砖码上架子，累了不声，手磨破了贴个创可贴继续干。吴包工头有次从江照野身边经过，看见江照野在绑钢筋，速度不比旁边那个贝河市来的小伙子慢，他站住看了几秒，啧了一声说“有两下子”，走了。

　　日子又回到了那种最简单的过法。天亮起床，上工，天黑收工，数钱。220一天，一个月干满二十六天就是5720，比苏城多出一千来。吃住省着点，一个月能攒四千多。柳霜见江照野每天回来身上灰扑扑的，嘴上叨叨说江照野怎么又去工地了，手上却帮江照野把工装扔进洗衣机里。她有时候夜班回来晚了，江照野睡了一觉被开门声惊醒，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客厅窸窸窣窣地换鞋，也不开大灯，就借着走廊那点亮光摸到厨房倒水喝。江照野闭着眼听她的动静，等那边水声停了才翻个身继续睡。

　　这半年过得快。入冬之后工地停工了几天，下了一场雪，海城的雪薄薄的，落在地上就化了成了泥浆。江照野在柳霜屋里窝着，把存折拿出来算了一遍又一遍，总金额已经快十三万了。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心里头那种空落落的飘忽感又少了一点点。

　　过年的时候柳霜回了趟老家，临走前把钥匙留给江照野说“你就在这住着，刚好帮我看门了”。江照野帮她收拾了行李送到火车站，回来之后一个人在屋里过了除夕，煮了速冻饺子，开了瓶啤酒，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是屏幕里的，屋子安安静静的。十二点外面放了烟花，江照野趴在窗台看了半天，烟花升起来炸开，五颜六色的碎屑簌簌落下去，巷子里的小孩在喊叫。江照野看着那些亮光在心里默默地想，这是江照野在外面过的第四个年了。比第一个在旅馆里蹲墙角那次好太多了，起码手上有钱，锅里有饺子，有个暖和的屋子待着。

　　过了年江照野没有再回那个工地。不是干不动，而是有天送水的小哥骑电动车经过工地门口，他停在那儿喝水的功夫跟江照野闲聊了几句，说他一天送三四十桶水，跑七八栋写字楼，活儿轻省就是来回跑费腿。江照野问他挣多少，他说底薪加提成一个月四千出头。江照野脑子里转了一下，四千出头不算多，但时间自由这个条件像鱼钩上的饵一样晃了江照野一下。工地上的活计从早七点到晚六点，死死地钉住了白天全部的时间。如果换一个灵活些的活，白天剩下的时候就能干别的。

　　那桶水江照野喝完了把空桶还给他的时候多问了一句“你们还招人吗”，小哥上下看了江照野一眼说招啊，你要来？

　　过了三天江照野就去了那家桶装水配送站。老板姓周，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坐在堆满水桶的仓库里对着账本抽烟，江照野把身份证递给他看了看，他警了一眼说“一天送够三十桶底薪两千五，超过的每桶提成三块，能干不”。江照野说能干。他把电动车的钥匙扔给江照野，又指指墙角一擦蓝色工装说挑件合身的换上，从今天就开始。

　　送水比工地轻松太多了。骑电动车驮着四五桶水走街串巷，后备箱里擦得满满当当，拐弯的时候得放慢速度怕水桶晃倒了。第一周江照野送的是些散单，居民楼小公司什么的，电梯上上下下扛着水桶进出。海城的初春还冷着，风刮在脸上像细刀子，但江照野骑着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觉得风是往身后的，自己是在往前走的。

　　跑了大概半个月，江照野把配送区域摸熟了。海城东区那片新建的写字楼最集中，新海大厦就在那一片，旁边还有好几栋玻璃幕墙的办公楼。那些楼里都是大公司，一层楼几十个人，一天能消耗好几桶水。送进这种地方规矩多，进门要登记、要换访客证、货梯要刷门禁卡，一开始江照野在大堂里手足无措的，后来跟保安混熟了，刷个脸就放江照野进去。保安姓谢，东北人，每次见江照野都喊“送水妹子来了”，他帮江照野指过货梯的方位，帮江照野拦过不让进的领班，有次江照野车胎没气了他还拿自己的打气筒给江照野用。

　　送水送了两三周之后，江照野慢慢发现了一件事。这些写字楼里的公司每天产生大量的废纸箱、废报纸、废弃的文件纸。保洁阿姨们从各层收下来堆在垃圾间里，每周有专门的回收车来拉走。但江照野留意到回收车给的价格很低，一公斤才几毛钱。而江照野老家那种镇上收废品的价格都比这个高。那天江照野把空水桶装上车之后没有急着走，站在写字楼后面的垃圾房门口看了看。纸箱擦得整整齐齐等着回收车来，旁边保洁阿姨正在把一摞旧报纸用绳子捆扎起来。江照野走过去问她，阿姨这报纸您自己卖还是等回收车来？阿姨说回收车来收啊，一周来一次。江照野说阿姨，我给您比废品站贵两毛钱一斤，您这周的纸都给我行不。阿姨看着江照野愣了两秒，笑了，说你这小姑娘算盘打得精嘞，送水还不够还得搞副业。但她还是答应了，因为江照野出的价钱确实比回收车高些。当天下午江照野就用电动车空出来的位置拉了满满一车纸箱和报纸送到城郊的废品回收站，过磅一称，七十六公斤，转手挣了三十多块。

　　从那以后江照野的电动车后备箱里永远备着几根扎绳。江照野上午送水，下午收废品，保洁阿姨们都跟江照野熟了，有的还帮江照野把纸箱拆开压扁了摞着等江照野。写字楼的保安们也知道了这事，偶尔看见了说句“你又来捡破烂了”，语气里没恶意，就是打趣。江照野也无所谓，把水桶卸下去、废品装上来，一天下来水钱挣一份，废品钱又挣一份。最忙的一天两样加起来到手两百六十多块。

　　柳霜从苏城回来之后江照野在配送站旁边那条街上租了间房子。说是房子其实是一栋自建房里隔出来的一个小间，在二楼走廊尽头。房龄得有二十来年了，外墙的白色瓷砖掉了好多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底，楼道灯是声控的，有时候脚脚还不亮得使劲拍巴掌。屋子大概七八平米，放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就满了，窗户朝北对着另外一栋楼的背墙，中间只有一臂宽的缝隙。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那头，厨房也是共用的，一个水泥砌的灶台上面架着公用的煤气灶，旁边的水池边沿常年湿着，碗底和锅垢留下的深色印子怎么刷也刷不掉。第一次搬进去那天晚上江照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墙角延伸下来的裂痕，裂缝边上有一小块淡淡的水渍印，像只摊开的手掌。房子不怎么样，但一个月只要三百五，离配送站近，离那些写字楼也近。这三百五换来的地方虽然破旧，但江照野心里清楚这比旅店安稳得多，比苏城那间有绿萝的屋子也踏实——因为这是江照野自己的，不用跟任何人分享。

　　安定下来之后有一天晚上江照野坐在折叠桌前记账，工工整整地列着收入和支出。纸面上那几个数字清清爽爽的，收入那栏的水线和废品线半年以来一直稳步往上走。江照野放下笔，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这念头其实一直在，只是在苏城那两年被压下去了。那会儿身边有老杨，日子平平稳稳的，江照野好像忘了自己还有别的身份——一个被拐走的人，一个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的人。可海城的灰尘扑在脸上的时候，送水爬楼梯的时候，收废品弯腰绑绳子的时候，那念头又浮上来了。它不声张也不闹腾，就那么浅浅地贴在意识的底面上，偶尔翻上来一下。

　　江照野想找她的家人。

　　说不清楚为什么是现在。可能是住进这间破房子的那天晚上，隔壁不知道哪一户传来一家三口吃饭说话的声音，碗筷碰撞和笑声隔着薄薄的墙板传过来，江照野靠在床头听着，忽然觉得耳朵里空了一片。也可能是某天早上送水到新海大厦的某层，前台的小姑娘给同事递咖啡，两人说说笑笑地叫江照野“送水阿姨”。江照野推着水桶经过写字间，格子间里坐满了人，每个人都在对着电脑忙着什么，他们有座位有工牌有自己的工位，整个白天都有地方可去。而江照野抱着水桶一间一间地敲门，送完了就在走廊里把纸箱压扁捆好拖下楼。海城这么大，到处都是人，可江照野认识的数得过来。

　　那种感觉不算孤独，或者说江照野早就习惯了。但那天晚上在折叠桌前面坐着，忽然觉得如果不去找，这辈子可能就永远这样了——一个人在这座城里来来往往，认识一些散落的人，攒一些够花的钱，然后等时间过去。江照野不甘心。小时候的记忆碎得拼不起来了，五岁之前的事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片段，好像是田埂，好像是某种饭菜的味道，好像有一双手牵过江照野。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存了十几年，偶尔在某个不设防的时刻钻出来，让人心里发酸又发痒。

　　第二天江照野去了城东派出所。户籍窗口的民警很客气，听江照野说了情况之后给江照野一张登记表让江照野填，又详细问了一堆——哪一年被拐的、大概地点、有没有什么特征、有没有报案过。江照野填的时候手有点抖，好多项目是空的，因为江照野确实不知道。出生日期是江家给江照野上的户口那天定下的四月七号，五岁之前的名字也不知道，老家在哪儿更不清楚，江照野只有模糊的记忆。江照野在空白的地方画了一道线，把表递回去的时候觉得那张纸薄得可怜，上面印的几行字盖不住那么大一片空白。

　　但民警同志还是把表收了，录入了系统，她说“我们会跟数据库比对，有消息通知你”。这句话她说得很平常，大概是每天都要说几遍的官话。江照野道了谢走出派出所，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晒了好一会儿太阳。春天海城的天蓝了些，云薄薄的飘得高。江照野想着那张薄薄的登记表已经汇入了某个庞大系统，跟无数张类似的表摞在一起，被机器一条一条地扫过去，也许哪一天就碰上了。

　　从那天开始江照野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派出所那边等消息是被动的，那江照野自己就主动些。江照野在网上搜了很多寻亲的信息，找到了一个本地公益组织——海城阳光寻亲志愿者协会，每周末在城西文化中心有活动。江照野第一次去的时候站在门口犹豫了好几分钟才推门进去，里面摆着几排折叠椅，墙上贴着寻人启事和照片，最前面有个投影仪放着打拐讲座的视频。当时正在讲的是一位民警，屏幕上放着如何通过外貌特征、胎记、记忆碎片来判别信息的真实性。江照野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了一个多小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旁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姐，也在记笔记，休息的时候她转头看了江照野一眼，问江照野是替谁找的。

　　江照野说替自己找。

　　大姐的目光在江照野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江照野，说“那不容易，慢慢来，不急”。

　　江照野把糖攥在手心里没吃，糖纸都被攥热了。后来江照野每周都去。寻亲协会的活动有好几种——打拐知识讲座、寻亲信息登记会、寻亲家庭互助小组。只要有空江照野就去，跟那些叔叔阿姨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丢了孩子之后的几十年怎么过的。有的说到一半就哭得说不下去了，旁边的志愿者递纸巾过去轻声安慰着。江照野在边上听着，不哭，但胸口像压着什么沉沉的东西。他们的孩子有小时候的照片，有被拐的大致年份和地点，有各种各样江照野可以拿来对比的东西。而江照野什么都没有。有一回互助小组的组长让江照野也讲讲自己的情况，江照野站起来说的时候嗓子很干，说江照野不记得五岁之前的事了，没有照片，没有胎记，没有口音，不知道父母长什么样。说完满屋子安静了两秒，然后一个穿红毛衣的阿姨走过来拍拍江照野的肩，说“丫头，你也苦”。

　　江照野苦吗。回去的路上江照野骑着电动车慢慢往家走，傍晚的风暖了些，吹在脸上带着春天傍晚特有的那种潮润的气息。路灯刚亮起来，街边的饭店亮起招牌，后厨炒菜的香味飘出来。江照野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想了想她说的那个“苦”字。其实江照野自己没什么感觉，这十几年走过来就是那样走的，蹲墙角也蹲过，睡工棚也睡过，雨里走也走过，可每一件落到头上的时候都在咬牙接住了。现在坐在这电动车上等绿灯，包里有钥匙，回去有床睡，存折上的数字还在涨，江照野真觉不出苦来了。

　　绿灯亮了。江照野拧了拧把手，电动车往前蹄出去，融进了晚高峰的车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