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柿恩酥

310、唐哀帝李柷 他们说

　　他们说我是亡国之君。
　　我死的时候，十六岁。我活了十六年，坐了三年龙椅。可那把椅子，从来就不是我的。我叫李柷，原名李祚，唐昭宗第九子。我是大唐最后一位皇帝。史书上写我“性懦弱”，写我“年少温润、心性纯良”。可在那座城里，温润和纯良，是最没用的东西。
　　我生在景福元年十月三日，长安大明宫。我的母亲何氏，后来被尊为积善太后。乾宁四年，我五岁，封辉王。天复三年，我十一岁，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可那些名号都是空的。我从来没见过兵马，也没有人听我的号令。
　　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是朱温。
　　他杀过很多人。他杀过宦官，杀过朝臣，杀过皇帝。我父亲是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被他杀的。那天宫里乱成一团，我躲在后殿，听见外面的脚步声和刀剑声。然后有人跑进来，把我拖出去，说：“殿下，你父亲驾崩了，从今日起，你就是大唐的皇帝。”
　　我那年十三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跪在父亲的灵柩前，听着那些披麻戴孝的大臣们说：“请殿下即皇帝位。”我抬起头，看见朱温站在人群最前面。他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哭。他看着我，像看一件东西。
　　我登基了。年号沿用父亲的天祐，不敢改。那天我穿着冕服，坐在龙椅上，满朝文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却觉得那些声音离我很远。我知道他们跪的不是我，是朱温。我只是他摆在龙椅上的一个木偶。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朱温拣上来的。我父亲有九个儿子，大哥德王李裕本是太子。朱温嫌他年长难控制，便杀了他。然后他挑中了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比一个成年人好摆布得多。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要选我。后来我明白了——他不选我，也会选别人。谁坐在那把椅子上，对他来说都一样。
　　我做了三年皇帝。三年里，我没有发布过一道自己决定的诏令，没有接见过一个自己挑选的大臣，没有走出过洛阳宫一次。朱温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让我封他为魏王、相国、诸道兵马元帅，赐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我都照做了。他让我杀谁，我就下诏杀谁。天祐二年二月，他宴请我的九个兄长。那天夜里，九个王叔都被缢杀，尸体被投入九曲池中。
　　我听说大哥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只酒杯。
　　同年六月，朱温在白马驿杀了三十多个朝臣。那些人都是我父亲在世时的重臣。他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说“让他们去做浊流”。朝堂空了。我坐在宫里，批阅着那些空荡荡的奏章，不知道该批什么，也不知道该给谁批。
　　天祐四年四月，朱温终于等不及了。他派人来告诉我，说该禅位了。我点了点头。我还能说什么？我下了诏书，禅位于梁王朱温。然后我脱下冕服，摘下平天冠，把它们放在案上。朱温登基称帝，建国号大梁。他被封我为济阴王，徙曹州。
　　我离开洛阳那天，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宫城。天阴着，风很大。我想起十三岁那年，跪在父亲灵前，那些披麻戴孝的大臣们说“请殿下即皇帝位”。我以为那是开始。原来那是结束。
　　我住在曹州，在氏叔琮的旧宅里。每天有人送饭来，我吃；有人送衣来，我穿。我不问外面的事，也不打听长安的消息。我以为只要我安安静静地待着，就能活下去。可李克用、王建、李茂贞那些人还在打着我的旗号，说我是正朔，要讨伐朱温。他们不是要救我，他们只是需要一面旗帜。而我，就是那面旗帜。
　　朱温怕了。他怕我活着，就会有人拿我的名字来造反。
　　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元908年3月26日。有人来传话，说梁帝赐酒。我端着那杯酒，看见酒面上映着自己的脸。十六岁，可那张脸已经不像一个少年了。它像一面被摔碎又勉强拼起来的镜子，每一道裂纹里都藏着一个人名——父亲、母亲、兄长、朝臣、大唐。我听见窗外有风声。风吹了二百八十九年，从高祖太原起兵那天，一直吹到今天。然后它停了。我闭上眼睛，把那杯酒一饮而尽。
　　朱温给我上谥号“哀皇帝”。后来后唐明宗李嗣源追谥我为“昭宣光烈孝皇帝”。那些都不重要了。一个十六岁就死了的人，不需要谥号。一个连自己父亲都保不住的人，不需要“光烈”二字。我只是一个被推上龙椅的少年，一个坐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听着外面杀声越来越近的人。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喝完那杯酒，闭上眼睛。
　　风从曹州的城墙上吹过去，吹了一千多年。它还记得那个十三岁登基的少年，记得他跪在父亲灵前时颤抖的肩膀，记得他被扶上龙椅时茫然的眼神，记得那杯酒落进喉咙里时他闭上的眼睛。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只酒杯。像他的兄长一样。
　　我叫李柷。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我死之后，大唐就没有了。那些年我守不住的东西，后来都散了。可风还记得。它吹了三百年，也吹了三千年。它什么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