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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旗袍 林夏走出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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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夏走出试映厅的时候,手在抖。
不是激动的抖。是气的。
她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但她只是之一。剧本改了八稿,她写的东西到最后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导演要的和她写的,从来不是一回事。
今天是内部试映。南京大屠杀题材。讲教堂里一群女学生和一群风尘女子的故事。导演说,这是"艺术创作"。
林夏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十二月的北京。风很大。刮在脸上像刀子。她裹紧了大衣。但还是冷。
不是风冷。是心里冷。
她想起刚才屏幕上的画面。
那些女人。那些"风尘女子"。一个个穿着旗袍。绸缎的。绣花的。开衩到大腿根。冬天。南京。十二月。逃难的时候。她们穿着薄薄的旗袍,在教堂的走廊里走。腰扭着。胸挺着。头发烫得卷卷的。口红涂得艳艳的。
她们在逃难。她们躲在教堂里。外面是日本人。是死人。是烧杀抢掠。
但她们穿着旗袍。
像去赴宴。像去接客。像在舞台上。
林夏问过导演。第三稿的时候她就问了。
"张导,"她说,"这些女人是在逃难啊。冬天。南京的冬天零下好几度。她们穿旗袍?还是开衩那么高的?不合理吧。"
导演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他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小林啊,这是艺术创作。不是纪录片。观众买票进电影院,不是来看纪录片的。她们得好看。好看才有张力。"
"可是——"林夏还想说。
"没有可是。"导演打断她,"你下班了还穿工作服吗?谁下班了还穿?" 他笑了一下,"她们为什么要穿?观众想看。你不也想看吗?"
林夏当时没说话。
她攥着手里的剧本。页角被她捏皱了。
观众想看。
哪些观众?
是那些坐在黑暗里,看着旗袍下的大腿、领口的锁骨、扭来扭去的腰,觉得"好看"、"带劲"的观众。
是男的。
不是所有男的。但导演是男的。制片人是男的。投资方是男的。拍板定旗袍造型的,是男的。
她们在逃难。她们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她们每天都在怕。怕被找到,怕被抓走,怕死掉。
但在男导演的镜头里,她们首先得好看。
哪怕是在地狱里,也得穿着旗袍漂漂亮亮地待着。因为观众想看。
林夏站在台阶上。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用手捋了一下。手是凉的。
她想起了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
她写剧本的时候查过她的资料。查了很多。那时候她想把魏特琳写进剧本里。她觉得这个女人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拍的。
但导演说不行。
"一个外国女人,有什么好拍的。"他说,"观众要看的是冲突,是戏剧,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张力。风尘女子和女学生。身份的对比。牺牲的升华。这才有戏。"
魏特琳的戏,最后被全部删掉了。连名字都没提。
可是林夏忘不掉。
她忘不掉那些资料里写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所有人都在往城外跑。魏特琳本来可以走。她是美国人。她有护照。她可以坐美国大使馆的船走。
但她留下了。
她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整个校园改成了难民收容所。她在校园门口挂了美国国旗。她跟闯进来的日本兵对峙。她用身体挡在大门口。她说:"这里是安全区。你们不能进去。"
她一个人。一个美国女人。挡在日本兵和一万多名妇女儿童之间。
日本兵翻墙头进去。她去拦。被推倒。被打。被威胁。她还是拦。
她去找日军司令部谈判。一次又一次。用英语、用日语、用她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她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争。跟他们磨。
她救了一万多人。
一万。
一个女人。挡在大门口。护住了一万多人。
她每天记日记。记了厚厚的几本。记有多少人进来,记日本兵来了多少次,记她救了谁,记她救不了谁。
她救不了所有人。
有一次,日本兵来了二十多个人,强行抓走了二十一个妇女。魏特琳拼尽全力拦,还是没拦住。
她在日记里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 她还写:"如果我能再坚持一下,如果我能再勇敢一点,她们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了?"
她怪自己。
一九四零年,她因为严重的精神抑郁,被迫回国治疗。一年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她在自己家的厨房里,用煤气自杀了。
她死的时候五十五岁。
她留下了遗言:"我对不起南京的那些妇女。我尽力了,但我救不了所有人。"
林夏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哭了。
不是感动的哭。是另一种。堵得慌的。酸的。像有人往心里塞了一块湿抹布,拧干了又拧。
这才是女性的力量。
不是穿着旗袍在教堂里扭来扭去。不是用"身体"去"换"女学生的命。不是在男性镜头下漂漂亮亮地"牺牲"。
是一个女人。站在大门口。挡着。用她的智慧、她的勇气、她的身体、她的命。挡着。
是她拼尽全力还是救不了所有人,于是她怪自己,怪到活不下去。
这才是真的。
但导演说,这个"没有戏"。
导演说,观众要看的是"女人之间的张力"。是风尘女子和女学生。是旗袍和校服。是牺牲。是奉献。是"肮脏的女人用肮脏的身体换纯洁的女人的清白"。
这叫什么?这叫男凝。
他们甚至连"战争中的女性"都要按自己的性幻想来拍。
她们在逃难。她们在恐惧。她们在求生。
但在男导演的镜头里,她们首先得是好看的。得是性感的。得是穿着旗袍、扭着腰、让观众"有感觉"的。
是谁想看呢?
是你吗,张导?
— — —
林夏在台阶上站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她妈。
"喂?妈。"
"夏夏,你那边电影怎么样了?"她妈声音永远是亮的,"什么时候上映啊?妈跟你张阿姨李阿姨她们说我闺女写的电影,她们都等着去看呢。"
林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这电影不是她想拍的那样?说她写的东西被改得面目全非?说导演把那些女人拍得像窑姐儿?说魏特琳的戏被全部删掉了?
她说不出口。
"还行吧。"她勉强说,"还没定档呢。定了告诉你。"
"好。"她妈说,"对了,你外婆前几天还问你呢。说你忙不忙,什么时候回家。"
"外婆怎么样?"林夏问。
"挺好的。就是最近记性不太好。"她妈顿了一下,"对了,你外婆今天还说起以前的事呢。说她小时候在南京,被一个外国女先生救过。说那个女先生可厉害了,一个人挡着大门,不让日本兵进去。"
林夏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说什么?"她声音有点紧,"外婆说的那个外国女先生……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哪记得。"她妈说,"你外婆就说是个美国人,女的,在女大教书。可勇敢了。你外婆说,要不是她,她们那些女孩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林夏攥着手机。手又开始抖了。
魏特琳。
是魏特琳。
她外婆。今年九十四岁了。小时候在南京。在金陵女大的难民收容所里。被魏特琳救过。
林夏以前不知道。她外婆从来没说过。
九十四岁了。记性不好了。很多事情都忘了。但她还记得那个外国女先生。记得她站在大门口。记得她救了她们。
记了快九十年。
林夏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不是难过。是另一种感觉。像有什么东西从胸口往上涌。堵在喉咙口。噎得慌。
她外婆。一个亲历者。一个被救的人。她记了一辈子的,是魏特琳。是那个站在大门口挡着的女人。
可是现在。他们拍电影。拍南京大屠杀。拍女性的苦难。
他们不拍魏特琳。他们拍旗袍。拍风尘女子。拍"女人牺牲自己换女人"。拍男观众想看的。
真实的女性力量没人拍。虚构的男凝幻想大银幕上映。
这叫什么?这叫艺术创作?
这叫消费苦难。
拿着几十万死难同胞的苦难,拍给观众看大腿。
林夏靠在电影院门口的柱子上。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
风很大。吹得她脸疼。
她妈在电话那头还在说:"夏夏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没事,妈。"林夏吸了吸鼻子,"风太大了。"
"你那边冷吧?多穿点。"她妈说,"对了,你外婆说,那个女先生啊,可好看了。不是说长得好看。是站在那儿的样子,好看。穿个蓝色的布袍子,腰挺得笔直,挡在大门口,谁都不让进。你外婆说,那时候她们都觉得,有她在,就不怕了。"
林夏的眼泪掉得更凶了。
蓝色的布袍子。腰挺得笔直。站在大门口。
不是旗袍。不是绸缎。不是开衩到大腿根。
是蓝色的布袍子。普普通通的。洗得发白的。
但她站在那儿,比任何穿旗袍的女人都好看。
因为她站在那儿,不是给谁看的。她站在那儿,是挡着的。
挡着日本人。挡着刀。挡着地狱的门。
她身后是一万多名妇女儿童。
这才是真正的女性力量。
不是漂亮的牺牲。是难看的、狼狈的、拼尽全力的、站着的。
是挡在大门口。不进去。一步都不退。
— — —
那天晚上。林夏回了家。
她没有跟导演打电话。没有吵架。没有辞职。
她知道她改变不了什么。她只是个小编剧。导演不听她的。制片人不听她的。投资方更不听她的。
电影还是会上映。还是会有很多人去看。还是会有人说"好看""感人""那些风尘女子太伟大了"。
她改变不了。
但她可以做她能做的。
她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标题:《魏特琳日记》。
她要写一个新剧本。写魏特琳。写她怎么留下来。写她怎么挡在大门口。写她怎么跟日本兵对峙。写她救了多少人。写她救不了的那些夜晚。写她的日记。写她的抑郁。写她的死。
写真实的女性力量。
不是穿着旗袍漂漂亮亮牺牲的那种。是穿着布袍子、站在风里、腰挺得笔直、一步不退的那种。
她不知道这个剧本能不能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投。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看。
但她还是要写。
因为她外婆九十四岁了,还记得那个穿蓝布袍子的女人。
因为魏特琳死了八十多年了,还有人记得她。
因为真实的故事,不该被旗袍盖住。
因为总有人得把真相写出来。
她坐在电脑前。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打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明妮·魏特琳女士站在校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袍。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的腰挺得很直。"
"日本兵来了。她挡在大门中间。她说:'这里是安全区。你们不能进去。'"
打字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响着。一下。一下。很稳。
窗外的风还在刮。北京的十二月。冷的。
但林夏的手是热的。
她知道。有人会看见的。有人会记住的。
那些穿着布袍子、站在大门口的女人。那些拼尽全力挡着的女人。那些没有被拍成电影、没有穿旗袍、不好看、但真实存在过的女人。
她们不应该被遗忘。
她们也不应该被穿上旗袍,放在大银幕上,供人观赏。
她们站过。她们挡过。她们救过人。
这就够了。
这就值得被记住。
林夏继续打字。
一下。一下。
很轻。但很坚定。
— —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