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 6 章 凤里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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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里无终
第四章
初二下学期开学那天，凤里下了一场冻雨。不是雪，是那种介于雨和雪之间的东西，落在衣服上马上就化了，渗进布料里去，冷得人骨头疼。梧桐树的枝丫上结了一层透明的冰壳，风一吹，冰壳相互碰撞，发出风铃一样清脆的声响。操场上的煤渣跑道被冻雨浇成了一片黑乎乎的烂泥潭，踩上去能没过鞋底，走几步鞋就重得抬不起来。
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的屋檐下，手里攥着刚领的新课本，等雨小一点再走。寒假结束得总是太快，我还没在家里待够就被拽回了学校。我妈临走前往我书包里塞了六个茶叶蛋和一瓶她自己腌的萝卜干，书包重得像装了砖头，背带勒得我肩膀疼。
走廊里到处都是人，打招呼的、追跑的、抱怨寒假作业没写完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地响。有人从后面拍了我一下，力道轻得很，不像是男生拍的。我转过身。
黄静璇站在我身后，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帽子上一圈白色的绒毛围住了她的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尖。她的马尾辫从帽子后面的开口钻出来，辫梢上沾了一小片没化的冰晶，在走廊的灯光下亮晶晶的。她手里抱着几本新课本，封面上也落了几滴雨水。
“寒假过得怎么样？”她问，嘴里呼出一团白气。
“还行。”我说，“在家帮我妈看店。你呢？”
“也是看店，”她把课本换到另一只手上，甩了甩被勒红的手指，“外加做了三本练习题。数学、物理、英语各一本。你推荐的《初中数学竞赛教程》我做到第六章了，第六章的函数好难。那个什么二次函数顶点式，配方配得我头都大了。”
“那本确实难。第六章开始是高中内容下放的，竞赛考得多，但平时考试不考。”
“那你做到哪里了？”
“做完了。”我说，然后立刻后悔了——这话听起来像是在炫耀，虽然她大概不会觉得我在炫耀。
她睁大了眼睛，白色绒毛圈着的脸上露出一个吃惊的表情，嘴角随即弯起来，露出那个不对称的酒窝。
“做完了？整本都做完了？寒假才一个月。”
“也没那么夸张。前面几章之前就做过了，寒假主要是做后面的综合题。”
她摇了摇头，像是对我的回答既意料之中又有点无奈。雨小了一些，从冻雨变成了毛毛雨，操场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有人打着伞从食堂方向跑过来，踩得煤渣泥水四溅。
“你上学期期末第几名来着？”她问。
“第六。”我说。上学期期末我从第八考到了第六，再往前挪两个位置。林老师在成绩单上写的评语是“进步显著，继续保持”，八个字，每个字都让我妈在电话里高兴了足足五分钟。
“我第九。”她说，“差你三名。上学期的账还没算完呢。”
“什么账？”
“竞赛的账，”她把课本往怀里紧了紧，帽子上的绒毛被风吹得轻轻晃动，“你第一，我第八。我说过要追上你，现在差距从七名缩小到三名了。这学期，你小心点。”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半开玩笑的，但眼睛里有一种认真的光。不是那种亮晶晶的、看王少辉时的崇拜和迷恋，而是一种较量中的、不服输的光。她在跟我比赛。她是当真的。
“那你试试。”我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不像我。以前的我只会说“我不厉害”或者“你也很强”，然后低头摸后脑勺。但寒假里我好像变了一点点。也许是因为在家待了一个月，没见到王少辉，没感受到那种随时可能被堵在巷子里的压力，我的胆子不知不觉大了一点。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意外，也有一丝笑意。然后她转身往教学楼里走，走了两步回过头来。
“对了，你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茶叶蛋的味儿都飘到我这儿了。”
“茶叶蛋。”我把书包往身后挪了挪，耳朵根有点发烫。
“闻着挺香的。回头给我尝一个。”
她说完就进教室了。我站在屋檐下，雨丝飘到我脸上，凉丝丝的，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冷。她说回头给我尝一个。她跟我要东西吃。这种对话在普通同学之间每天都会发生，“给我尝一个”、“分我一半”、“你妈做的什么这么香”，毫无深意，听过就忘。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她已经不再把我当成那个需要保持距离的、有点尴尬的存在了。她可以自然地跟我要东西吃，就像跟孙丽丽要一样，跟任何一个普通同学要一样。
这个想法让我在屋檐下多站了好一会儿，直到上课铃响了才慌忙跑进教室。
初二下学期的功课比上学期又难了一大截。物理开始学电学，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流、电压、电阻，比力学里的浮力压强抽象得多。数学的几何难度也上来了，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正方形，一堆特殊四边形的判定和性质，每道证明题都要写七八行过程。
开学第一次物理单元测试，全班平均分比上学期低了将近十分。电学那章，不少人连串联和并联都分不清，把电流表当成电压表用，电路图里的导线画得跟蛛网一样乱。物理老师在讲台上拍着卷子说“你们寒假都干什么去了”，下面一片沉默，只有暖气片嗡嗡的声音。
我考了九十二，全班第三。陈浩九十五，第一。黄静璇考了八十一，她拿到卷子的时候皱了皱眉，把卷子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用红笔在错题旁边写上正确的解法和错误原因。
晚自习后，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她从前面转过身来，把物理卷子摊在我桌上，指着最后那道关于并联电路的计算题。
“杨晓东，你这里是怎么做的？我算了好几遍都跟答案对不上。”
我看了一眼她的卷子。她列出的公式都是对的，代进去的数据也是对的，但在最后一步计算的时候，把电阻的倒数加错了。这是一个粗心的错误，不是不会，是算错了。
“你这里，”我指着她草稿纸上的第三步，“这个分数加法，分母通分错了。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你算成了九分之二，应该是六分之三，也就是二分之一。”
她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额头拍在手掌上。
“又是粗心。”她的声音闷闷的，从指缝里传出来。
“思路没问题，就是算的时候小心点就好。”
“每次都这么说，”她抬起头，把碎发别到耳后，“每次都是粗心。上学期电学这块我就粗心，这学期还粗心。一个地方粗心扣好几分，加起来就十几分了。十几分，年级排名能差出二三十名去。”
她咬了咬下唇，盯着卷子上那几个红叉。红叉旁边有她用红笔工工整整写的正确解法，字迹比平时还要用力，透过纸背能摸到凹凸。她看起来是真的在懊恼，不是那种随便说说“哎呀粗心了”然后就不当回事的懊恼。她是在跟自己较劲。上学期她是第九名，这学期的目标是超过我，但第一次物理测验就在我后面十几分，这对她来说大概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你知道我粗心的时候怎么治吗？”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
“林老师教我的。”我从抽屉里拿出错题本翻到其中一页给她看。那页上有一道关于浮力的选择题，旁边用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还有我骂自己的话。
“每次粗心算错，我就把这道题抄十遍。不是罚抄，是让自己记住那个算错的瞬间——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要注意什么。抄到后来，一看到类似的题，脑子里就会自动弹出一个警示框——‘小心，上次你在这里摔过’。”
她看着那页纸上写满的算式和批注，沉默了一会儿。教室里很安静，只有日光灯的嗡嗡声和窗外风声。然后她点了点头，把卷子收起来。
“十遍。”她说，“我试试。”
那天晚上之后，黄静璇的课桌上多了一个新本子。浅黄色的封面，上面用黑色中性笔写着“错题本·物理”四个字，字迹端端正正，每一笔都很用力。她把每次考试和作业里因为粗心而扣分的题目都整理进去，每道题后面跟着至少三四种解法，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黑色是原题和错误解法，蓝色是正确解法，红色是错误原因分析和注意事项。
她的错题本跟我的风格不一样。我更像是跟自己对话，在批注里骂自己“脑子进水了”、“这种题都能错”，字迹潦草得只有我自己能看懂。她的错题本更像是一本精雕细琢的手工艺品，每一页都布局工整，字迹清晰，连箭头和标注都画得一丝不苟。她在每一章的最后还会写一段小结，总结这一章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以及她找到的“避坑方法”。
有一次课间，她把错题本摊开给我看，翻到电学那章的最后。那一页上她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旁边写着——“电阻的倒数！倒数！倒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下次再在这里算错，罚跑操场五圈！！！”三个感叹号，一个比一个大。
“跑操场五圈？”我忍不住笑了，“对自己这么狠？”
“反正跑操场又不是没跑过，”她合上错题本，“上学期体育课跑八百米，我差点断气。五圈就是一千五百米——你上学期运动会跑的那个距离。你能跑第六名，我跑五圈应该也不会死。”
“你可以的。”我说，然后想也没想就加了一句，“你跑步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这句话从我嘴里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大脑才追上来。完了。说错话了。这种话太轻浮了，太奇怪了，她会觉得我在调戏她，会觉得我不怀好意——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微笑，也不是那种被我逗笑的憋笑，而是一种意外被夸了之后的、有点得意的笑。她的眼睛弯了一下，睫毛在阳光下镀了一层金色。
“你是第一个说我跑步好看的人。”她说，“别人都说我跑步像企鹅。”
“企鹅也挺好看的。”我说。说完我又想抽自己一巴掌。企鹅？你夸一个女生像企鹅？杨晓东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但她没有生气。她笑着转回去了，马尾辫在她背上甩了一下。
窗外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新叶洒进来，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低下头假装在看书，其实嘴角已经翘到压不下去了。
三月中旬，学校宣布了一个消息——这学期初二要开设晚自习。
说是晚自习，其实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多加两节课，从六点上到八点，住校生必须参加，走读生自愿。学校给出的理由很冠冕堂皇——初二下学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增加晚自习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巩固知识、查漏补缺。但私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原因是凤里中学去年的中考成绩太差了，考上县一中的人数从五个降到了三个，教育局点名批评，校长脸上挂不住了。
“三个。就三个。全县最烂的初中不是白叫的。”陈浩在课间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推了推眼镜，语气里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分析，“所以学校急了。晚自习算什么，我听说下学期还要加周六补课。”
“真的假的？”
“真的。我表哥在教务处帮忙，他说校长在教师大会上拍了桌子，说‘再这样下去凤里就要被撤并了’。”陈浩学着校长的口气，但学得不太像，声音太细了。
晚自习开设的第一天，教室里多了几分新鲜感。走读生留下来了一大半，连平时一下课就跑得没影的几个后排男生也乖乖坐在了座位上。学校给每间教室多加了两根日光灯管，灯管一开，教室里亮得刺眼，比白天还亮。林老师在晚自习开始前讲了话，说晚自习可以自己安排复习或预习，可以互相讨论问题，但不许聊天，不许睡觉，不许做跟学习无关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累，”她站在讲台上，推了推眼镜，“但初三更累。现在不吃苦，初三吃苦也来不及了。”
晚自习的座位跟白天不一样。白天按照座位表坐，晚自习没有固定座位，可以自由组合。一开始大家还是按照白天的座位坐，没过几天就乱了。有的聚在一起聊天——当然是在林老师不在的时候——有的趴在桌上睡觉，有的偷偷看课外书。
我和黄静璇、陈浩、孙丽丽，还有另外两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自发地占据了教室后面靠书架的那片区域。我们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面对面坐，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陈浩负责讲解物理和数学的难题，我负责整理各科的错题和知识点，黄静璇负责做笔记和总结——她的笔记永远是全班最工整的，字迹清晰到可以直接拿去复印当复习资料。孙丽丽负责后勤——她妈在食堂工作，晚自习中间休息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包子和豆浆。
有一次晚自习，林老师来巡视，看到我们几个围在一起讨论一道几何证明题。陈浩在黑板上画辅助线，我拿着课本在讲判定定理，黄静璇在纸上重新画图，孙丽丽在旁边一边听一边啃包子。林老师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走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第二天上课前，她在讲台上表扬了我们。
“昨天晚上我在教室后面看到几位同学自发组成学习小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种学习氛围非常好。我希望其他同学也能像他们一样，不光是晚自习，平时也可以多讨论、多交流。学习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互相讲题是最好的复习方式。”
她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在我们几个身上停了一下。我低着头，余光看到黄静璇的背挺得很直，手里那支笔在笔记本上画圈，画了一个很圆的圈。
那个学习小组，后来被班里的人戏称为“加油站”。一开始只是我们六个，后来陆续有人加入。马骏是第一个——他物理考了两次不及格之后，被他妈拎着耳朵来找陈浩，说“你给这孩子补补”。陈浩面无表情地收下了他，每周给他出十道题，做不完不许走。再后来是后排那个爱聊游戏的高个子男生，他数学突然掉了队，期中考差点不及格。他不太好意思找陈浩，就来找我，支支吾吾地问我能不能帮他看看几何。我说行，有什么不会的就问。
“加油站”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少的时候也有六七个。每天晚上，教室后面那片区域都亮着灯，有人在讲题，有人在背书，有人对着错题本咬牙切齿，有人在讨论一道题的两种解法哪个更简便。那种氛围很奇怪——凤里中学是全县最烂的初中，但在这个最烂的初中的初二教室里，一群人正在拼命地往前跑。
四月的一个晚上，晚自习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黄静璇。
外面下了雨，雨点打在窗户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梧桐树的影子在玻璃上摇来晃去。她留下来值日，扫完地之后没有马上走，而是回到座位上继续写作业。我在整理明天要给陈浩的数学习题，那些题目是我从一本旧参考书里找出来的，需要重新排版誊抄一遍。
“你不走？”她回过头来问我。
“弄完这一点就走。”我说。
她站起来，拎着水杯去饮水机接了一杯热水，回来的时候在我桌边停了一下。她看了一眼我桌上摊着的习题纸，那些题目被我用铅笔画了各种符号——重点的用星号，难的有用三角，容易出错的有感叹号。
“你给谁出的题？”
“马骏他们。陈浩说下周三要给他们做一次小测试，让我帮忙出几道题。”
她端着水杯在我旁边坐下。窗外雨声很大，教室里很安静，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她坐在那里的样子很自然，好像坐在我旁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坐在孙丽丽旁边一样。
“杨晓东，”她忽然说，“你以后想考哪个高中？”
这个问题来得有点突然。我正在一张白纸上画辅助线，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点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县一中吧。”我说，“我妈想让我考县一中。”
这是实话。我妈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惦记的就是县一中。每次她提到“好好读书”的时候，眼睛里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光，好像那个光太亮了会吓到我，只能压着。她不敢问我想考哪个学校，怕给我压力，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会翻那本县一中招生简章——那是她在隔壁王阿姨家看到的，借回来看了好几次，页角都翻卷了。
“你呢？”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雨声好像突然变大了，梧桐树在雨里摇晃，影子在窗户玻璃上晃来晃去。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安静，睫毛的影子投在脸颊上，随着眨眼轻轻扇动。水杯在她手里冒着热气，她双手捧着杯子，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着。
“我妈想让我读中专，”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师范类的，三年就能毕业，出来可以当小学老师。她说家里条件你也知道，我爸的腿干不了重活，店里生意越来越差。早点毕业早点工作，能帮家里分担一点。”
我愣了一下。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不甘心，藏在平静底下，不深，但确实在那里。她的手指在杯壁上敲着的节奏乱了，变得没有规律。
“那你自己呢？”我问，“你自己想考哪里？”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教室里只听到雨声和日光灯的嗡嗡声。她的水杯在桌面上留下了一圈水印，越来越大，慢慢洇开。
“一中的分数线是全县前五十名，”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秘密，“我现在考第九，年级大概六十名左右。还差一点点。”
她没有说“我想考一中”，但她说了分数线。她知道自己离那条线还有多远。差了十名左右。在这个最烂的初中里，前十名的成绩拿到全县去比，还差那么一口气。她知道，她算过。
“还有一年半。”我说。
“一年半。”她重复了一遍，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不是那种看王少辉的亮晶晶的崇拜，不是那种竞赛成绩公布时的惊喜，不是那种解出一道难题后的满足。是一种沉甸甸的、很认真的、像是在下某种决心的光。
“你上次说，你是在那次之后开始努力的。”她忽然换了个话题，声音低了下去。
我知道她在说哪一次。她从来不主动提，我也从来不主动提。那是我们之间一个不需要说出口的默契，埋在无数道物理题和数学证明下面，像一颗没有发芽但也没有死去的种子。
“嗯。”我说。
“从三十五名到第六名，你用了一年半。”她说，“我现在第九名。一年半——”
她没有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一年半，够不够我从第九名冲进全县前五十？够不够我考上县一中？够不够我改变那个已经被我妈写好的人生剧本？
“够了。”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笃定，像是在替她回答那个她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种复杂的光闪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喝了一口水，把水杯放在桌上。水杯里的热水已经不怎么冒热气了，她捧着杯子的手有一点点抖。不是冷的，是紧张。说出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之后的那种紧张。
“你妈那边，”我斟酌着问，“她知道你想考一中吗？”
“不知道，”她摇了摇头，“每次我说要买参考书，她都会说‘别太累了’‘差不多就行了’。她不是不支持我读书，是怕我太累，也怕我考上了学费太贵。县一中每学期学费比中专贵好几倍。”她顿了顿，用手指在水杯上画了一个圈，“所以我必须考得够好。好到让她觉得——这个女儿值得投资。”
“值得投资”四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不属于十二岁女生的成熟。那不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世故，是对现实计算之后的清醒。她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知道爸爸的腿没法赚更多钱，知道妈妈每天在店里坐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给她攒学费。所以她不能只是“想考一中”，她必须考得上，必须考得够好，好到让她妈心甘情愿地掏那笔学费。
“你会考上的。”我说。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她歪着头看我，嘴角有一点自嘲的笑意。
“因为你做的错题本比我的还工整，”我说，“因为你说要追上我的时候眼睛里有那种光。还因为——”我顿了顿，把接下来的话说出来，“你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女生。”
这句话出口之后，我的耳朵根又烧起来了。但我没有低头，没有看别处，而是直直地看着她。她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了好几下——先是惊讶，然后是意外，然后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有点柔软的、被触动到的神情。
“最认真的女生？”她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露出那个不对称的酒窝。这次的笑容跟之前都不一样，不是礼貌的，不是开心的，不是被逗笑的，而是一种被理解之后的笑。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心安理得。
“那你呢？”她反问我，“你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男生。从倒数到年级前五十——不对，你现在应该已经进年级前四十了。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我摸了摸后脑勺，“就是不想再那样了。”
“不想再哪样？”
“不想再被——”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把话说出来，“不想再被人按在黑板上，然后被喜欢的女生用那种眼神看着。”
我说出来了。那句话在我心里藏了一年多，被压在无数道数学题和物理公式下面，我以为它已经被压扁了、压没了。但它一直在那里，像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偶尔碰到还是会疼。现在我把它翻出来，放在她面前，像是在给她看一个结痂的疤痕。
她的表情变了。笑容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的、复杂的、带着一点心疼的眼神。不是怜悯，不是同情，是心疼——好像她在为那个被按在黑板上、被所有人笑话、被自己喜欢的女生漠视的男孩感到难过。即使那个男孩就是我，即使那个漠视他的女生就是她自己。
“杨晓东……”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哑，然后停住了。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什么呢？说“对不起”？但她没有做错什么。那时候的她并不认识我，她只是喜欢了一个她觉得值得喜欢的人，她只是在那个人欺负我的时候站出来说了句“别在学校里打人”。她没有义务保护我，没有义务回应我的喜欢。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雨声都变了调。然后她站起来，把水杯拿在手里，低头看着桌上的习题纸，好像在那些数字和图形里找到了什么可以转移话题的东西。
“明天下雨的话，晚自习还来吗？”她问。
“来。”我说。
“那我也来。”她说，然后背上书包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杨晓东，那个时候——”她的背影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马尾辫安静地垂在肩上，“我不是在看你笑话。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说完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被雨声吞没。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面前摊着那些没抄完的习题，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不是道歉，也不是辩解。那是一句迟到了将近一年半的解释。在那间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教室里，在我被王少辉掐着脖子按在黑板上之后，她看我的那个眼神——连怜悯都谈不上的、居高临下的漠然。她说那不是漠然，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的男朋友在打一个喜欢她的男孩，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她只能站出来说一句“别在学校里打人”，然后跟着她男朋友离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但那个藏了一年半的伤口，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一下，不是疼，是松了一下。像一根一直绷着的弦，被人拨动了一下，颤出了一声轻响。我没有哭，但眼睛有点酸。
我低下头，继续抄习题。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了，梧桐树停止了摇晃，只剩下偶尔几滴水珠从叶子上滑落，打在窗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组织了一场模拟考试，按照中考的题型和分值出题，说是让初二提前感受中考的氛围。考试安排得很正式，单人单桌，准考证号，答题卡，连监考老师都换了不是自己班的，据说是为了防止作弊。那两天教学楼里安静得不像凤里中学，连走廊里平时追跑打闹的声音都没了，每间教室都只有翻卷子和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考完最后一场英语，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感觉脑袋被掏空了。一连考了两天，七门课轮番轰炸，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公式、定理、单词、年代，像一间被塞得太满的仓库，连门都关不上了。
黄静璇从隔壁考场出来，看到我，走过来。她的脸上有一点疲惫，黑眼圈隐约可见，但眼睛里有一种考完试之后的轻松。她的马尾辫扎得比平时低了一点，大概是早上赶时间没扎好。
“数学最后那道二次函数题你算出来没有？”她开门见山地问。
“算出来了。”
“你算出来是什么？”
“顶点坐标是（2，-1），最大值是3。”
她的脸一下子垮了，把额头拍在手掌上。这个动作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每次发现自己算错或者粗心丢分的时候，她都会这样。“我最大值算错了，”她闷闷地说，“我算成了2。”
“过程写对了吗？”
“过程应该是对的，思路也是对的。就是最后一步代数值的时候代错了——我把x等于2代进去，算出来y等于2，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那也扣不了几分。过程分还在。”
“一分也是分，”她抬起头，把碎发别到耳后，“中考的时候差一分可能就差一个学校。上次我电学粗心扣了九分，林老师说我年级排名差一点就能进前五十。”她顿了顿，忽然换了话题，“杨晓东，你知道我妈昨天跟我说什么吗？”
“什么？”
“她说——‘静璇啊，你要是能考上县一中，妈就去借钱也供你读。’”
我站住了。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她脸上，斑驳的光影随风晃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转述一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但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是那种压了很久的压力突然找到一个出口，亮晶晶的，湿润的，像是雨后的叶子上的水珠。
“她终于松口了。”黄静璇说，声音开始有点抖，“她以前从来不提一中，只提中专、师范、早点工作。这是她第一次说——一中。她知道我想考。她看出来了。她每天都看到我房间的灯亮到十一点，看到我做的那一摞摞卷子，看到错题本上写的那些骂自己的话。她什么都没说，但她都看到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但没有哭。她咬着下唇，把眼泪忍回去了。她的手指攥着书包带子，指节发白，就像那次在教室里王少辉掐着我脖子时一样。但那一次她攥书包带子是因为害怕和紧张。这一次，是因为她的努力终于被她最在乎的人看到了。
“杨晓东，”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嘴角却带着笑，“你妈是不是也这样？”
我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不一样，”我说，“我妈从一开始就想让我考一中。从我进凤里第一天起她就想。但她不敢说。她怕说出来给我太大压力，怕我做不到之后更难受。所以她从来不说‘你要考一中’，她只说‘好好读书，别学坏’。连问我成绩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还行是什么样’‘前二十名就很好了’。她连高兴都不敢太高兴，怕下次我考不好了她会失望。”
“那你是怎么让她高兴的？”
“考第六。”我说，“然后告诉她。”
她笑了，伸手打了我一下——很轻，拍在我胳膊上，力道跟拍蚊子差不多。“你这是在炫耀吗？”
“不是炫耀，”我说，“是在跟你说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她们要的不多。不是非得考第一，不是非得考上清华北大。就是想让她们在隔壁王阿姨面前能说一句‘我家孩子最近还不错’的时候，腰杆能挺直一点。”
黄静璇沉默了一会儿。梧桐树叶在我们头顶沙沙响，阳光透过叶缝洒在地上，满地都是跳动的金色光斑。她低下头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石子，石子滚进旁边的煤渣跑道，看不到了。
“那我得考得更好一点，”她抬起头来，眼睛里的泪光已经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决心的光，“好到让我妈能在老街那群大妈面前，把腰杆挺得比谁都直。”
“你现在第九，年级大概六十左右。再前进十几名，就能稳进前五十了。”
“十几名，”她咬了咬下唇，“不多。”
“不多。”
“你觉得我行吗？”
“你把错题本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指了指她包里露出来的那本浅黄色笔记本的边角，“你已经比凤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努力了。剩下百分之十，靠时间。”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种光又亮了一些。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乱了，她没有去别，就让它飘着。她的嘴角慢慢弯起来，露出那个只有一边的酒窝。
“那说好了，”她伸出手，小拇指翘起来，“你继续往前走，我也往前走。谁也别停。”
我看着那根翘起的小拇指，愣了一下。然后我也伸出手，用小拇指勾住了她的。她的手指很细，骨节分明，触感凉凉的。勾在一起的时间大概只有两秒钟，但那两秒钟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停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开始跳，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这是我和她之间第一个有意识的、约定的身体接触。不是帮忙捡笔时指尖的偶然触碰，不是递作业本时不可避免的交接，是她主动伸出来的小拇指。
“说好了。”我说，松开了手指。
她收回了手，把手指插进校服口袋里。她的耳朵尖有一点红，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对了，”她忽然换了个话题，“王少辉上周末来找我了。”
那个名字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王少辉去年初中毕业之后没考上任何学校——这在意料之中，他的中考成绩连中专的分数线都够不着。听说他爸给他找了个什么活，在县城一个修车铺当学徒。他偶尔还是会来学校找黄静璇，一个月一两次，有时候在校门口等她，有时候在老街那边等她。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想起那个被按在黑板上的下午，想起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那只手，想起他最后在门口竖起手指点眼睛又点我的那个动作。
“他说什么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没说什么。就是……说了些废话。”她低着头，踢了踢地上的石子，“他问我中考准备考哪里，我说考一中。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一中挺好的，你肯定考得上。’”
我愣了一下。王少辉会说这种话？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现在在修车铺干活，一个月三百块钱。攒了点钱，想给我买个手机，说这样联系方便。我说不用。他又说他可以送我来上学。我说不用。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像是在说一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困惑，也有一种隐隐的歉意——好像她觉得跟我说这些事情是对我的一种伤害，好像她知道我听到王少辉的名字会难受。
“我们大吵了一架。”她说。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变了。”她顿了顿，像是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他说我现在脑子里只有学习，跟他没话说。他说以前我眼睛里只有他，现在看他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公式和分数。他说……他说我被某个人带偏了。”
“某个人？”
“他没说名字。但我猜他说的是你。”
我不说话了。她猜的是对的。王少辉说的是我。虽然他已经不在这所学校了，但他的眼睛还在盯着这里，盯着黄静璇，盯着我。他一定从哪个渠道听说了“加油站”的事，听说了我和黄静璇每天都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听说了我帮她改错题，听说了我们一起参加竞赛。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带偏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说——他没有被任何人带偏。我自己决定要往前走，跟别人没关系。”她的声音变得坚定了一些，“然后他说我不在乎他了。我说我在乎，但我不可能一辈子围着你转。我也有我想去的地方。”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仰起来，马尾辫在背后甩了一下。那个动作里有倔强，有不甘心，也有一种刚刚学会反抗的青涩。我看着她，心里涌上来一股复杂的情绪——为她感到骄傲，也为她感到担心。王少辉不是那种会轻易放手的人，他可以在雨地里把别人打到鼻梁骨断裂，可以因为别人推了他女朋友一把就打掉人家门牙。他可以为她戒烟，可以为她跟别人打架，但绝不会容忍她的世界里出现比他还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学习，尤其是我。
“他生气了？”我问。
“生气了。”她说，“但他没有发火。他只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句‘那你好好考’，就走了。他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看我，那个眼神……有点可怜。”
她说到“可怜”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丝心软。我知道那种心软——她喜欢过这个人，也许现在还喜欢。虽然他的世界和她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地拉开距离，但那个人曾经在她最懵懂的年纪里，给了她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错觉。
“你说——”
“别问我怎么办。”我打断了她。这句话说得很快，快到我自己都没想到，“你知道我没办法客观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种困惑还在，但多了点什么——也许是被我这句话点醒了。她知道我喜欢她。就算我们谁都不说，就算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数学题和物理公式下面，这个事实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我不可能公正地评价王少辉，不可能客观地分析他们之间的感情。我说他任何好话都是在自虐，说任何坏话都是在吃醋。
“也对。”她轻声说，然后笑了一下，有点苦涩，“那我问陈浩。”
“陈浩？”我被这个转折噎了一下，“他知道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她耸了耸肩，“但正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才最客观。他会说——‘从逻辑上讲，你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产出比更高的事情上。’”
她学陈浩说话的语气，把我也逗笑了。陈浩就是那种人，问他任何事情他都会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感情的事对他来说就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就不值得花太多时间。
“你觉得他会这么说？”
“他一定这么说，”她把书包往肩上掂了掂，“所以我不打算问他了。问了也是白问。”
她转身往教学楼走。走出几步，忽然回过头来。
“杨晓东，你说得对——别问你。这不公平。”她说，“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跟他吵完架之后，我一个人走了很久，走了半个县城。最后我在老街拐角那里坐下了，看着我家店门口的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让我在‘跟他在一起’和‘考上县一中’之间选一个，我会选哪个？”
“你选了哪个？”我问。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笑了一下——那个不对称的酒窝在暮色里一闪而过，然后她就转身走了。马尾辫在背后甩了一下，消失在楼梯口的光影里。
她没有回答，但那个笑容里已经有了答案。我站在梧桐树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风穿过走廊吹过来，吹得梧桐树叶哗啦啦地响，几片树叶从枝头落下来，打着旋儿飘到我脚边。
她说她在老街拐角坐了很久。那是她家门口，也是我那天晚上翻墙出去、在街上走了一整夜之后最终停下来的地方。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坐过，想着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情。她想着王少辉，我想到的是她。但现在，她说她在那里想的是——选谁。
而我至少在选项里。
这个想法让我那天晚上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舍友的鼾声此起彼伏，窗外蟋蟀叫得声嘶力竭。我盯着上铺的床板，脑子里反复回放她说的话——“如果让我选，我会选哪个？”她没有说答案，但她也没有把问题咽回去。她把它问出来了，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走廊上，在我面前，把它问了出来。这意味着她在考虑——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喜欢我，至少现在还不是，而是在考虑什么才是她真正想要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也许有我的位置，也许没有。但至少，她在考虑了。
六月中旬，凤里终于热起来了。梧桐树的叶子已经绿到了最浓的时候，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半边天，蝉在树上疯狂地叫，叫得人脑仁疼。教室里的吊扇二十四小时开着，扇叶转得飞快，但扇出来的风是热的，吹在脸上黏糊糊的。所有人都开始穿短袖，女生们拿着各式各样的扇子扇风，男生们把校服裤腿卷到膝盖上面。
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五。从第六到第五，前进了一名。虽然只是一名，但已经稳稳地进入了年级前四十。林老师在班会上表扬我的时候，用的词已经从“进步显著”变成了“品学兼优”——这四个字的分量，比之前的每一次表扬加起来都重。
黄静璇考了第七。从第九到第七，前进两名。她的进步速度比我快——上次是第九，这次直接跳到了第七，中间越过了两个人。她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拍额头或者皱眉头，而是安静地看了很久，然后把成绩单工工整整地折好，夹进错题本的最后一页。那页上她已经贴了一排成绩单——从上学期的第十二名，到这学期的第九名，再到第七名。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像一面不断上升的旗帜。
“还有两名。”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举着两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上次竞赛你说‘一起考’，后来你考第一，我考第八。这次月考你第五我第七，差两名。你小心点，期末我要追平。”
“那你得考进前五。”我说，“前五都是陈浩那个级别的。”
“陈浩上次考第几？”
“第二。”
“那我就考第三，”她说这话的时候连眼都不眨，好像考全班第三是一件只要她愿意就能做到的事情，“超过陈浩可能要再等等，但超过其他人——我现在有信心。”
她说“有信心”三个字的时候，眼睛里的光跟我第一次看到她做竞赛题时完全不同。那时候她是茫然的、怯生生的，每写一行都要抬头看我一眼，像是在求确认。现在她是笃定的、明亮的，像是在陈述一个她已经看到的事实。
“我等着。”我说，然后低下头假装在看书，其实嘴角又翘起来了。我最近总是在她面前笑，笑完又怕被她发现，只能把脸埋在课本后面。她大概已经发现了，只是不说。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门是物理。物理考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初二结束了，暑假要来了。走出考场的时候，陈浩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最后一道计算题的演算过程。他问我那道题的答案是多少，我说了一个数字。他核对了一下自己的草稿纸，点了点头，说他算的也是这个，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对他来说，考完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认答案，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和黄静璇并肩走过操场。操场上的煤渣跑道被晒得发烫，空气在跑道上方蒸腾出微微的热浪。有人在操场上踢球，喊叫声被热风吹得断断续续。篮球场上几个男生在打比赛，篮板上的白漆剥落得更厉害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木板。
“你考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最后那道题有点难。”
“我也觉得那道题难，”她说，“但我做出来了。用的是你教我的那个方法——先从结论倒推，找到需要的条件，再反过来写证明过程。”
“那就好。”我说。然后我想到什么，又加了一句，“你这次物理可能会比我考得好。”
“真的假的？”
“真的。你物理进步很大，尤其是电学那块。上学期你还总是粗心算错，这学期粗心的次数明显少了。错题本起作用了。”
她笑了，露出那个不对称的酒窝。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校门外的街道上，来接孩子的家长已经排成了长队，有人在按自行车铃铛，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有人在树荫下扇着扇子等人。阳光很烈，把水泥路面晒得明晃晃的，走路都得眯着眼睛。
“暑假你有什么打算？”她问。
“在家帮我妈看店，”我说，“然后预习初三的内容。林老师说初三上学期要把整个初三的课全部上完，下学期全是复习，不提前预习的话上课跟不上。还有——继续做竞赛题。”
“还是那本《初中数学竞赛教程》？”
“那本已经做完了。陈浩推荐了一本新的，叫《初中数学竞赛进阶》，更难一点。你要不要一起做？”
“好，”她点了点头，“那我暑假也做那本。遇到不会的——我给你打电话？”
“我家没有电话。”我说，摸了摸后脑勺。理发店里的电话是店里的公用电话，我妈接顾客用的，我不能占用。
“那你给我打？”她说完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紧补了一句，“我家的电话号码在店门口的招牌上写着。你要是做题做闷了，可以打过来跟我对答案。反正暑假那么长。”
“好。”我说。
“那说定了。暑假一起做题。开学见。”
她转身往老街方向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挥了挥手。马尾辫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消失在了人群里。太阳正在落下去，把整个凤里的屋顶都染成了橙红色。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操场后面的乒乓球台。那个乒乓球台还在那里，台面上落满了梧桐树的叶子和花瓣。春天的时候旁边那棵不知名的树开了花，白色的花瓣落了一台面，现在已经干枯了，变成了褐色的薄片。我用袖子拂开一个角落的灰尘和花瓣，在去年的那个位置上摸了摸。水泥台面被晒得发烫，粗糙的触感硌在指尖。台面还是那么坚硬，但上面曾经刻着的那行字已经彻底消失了，看不出任何痕迹。
我在乒乓球台上坐了很久。阳光把后背晒得暖洋洋的，梧桐树荫的边缘一点一点地移到我的鞋面上，又移到脚踝上。我想起去年十一月，我被王少辉打了之后坐在这里刻字的样子。石子磨破了手指，血混着水泥灰糊在刻痕上。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刻下七个字，手指疼了好几天。
现在那些字没了。但我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它们了。去年刻字的时候，我是一个绝望的、卑微的、只能把自己喜欢一个人的秘密刻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胆小鬼。现在我走在走廊里，她能自然地叫我的名字，能在午休的时候转过身来问我问题，能在晚自习后跟我聊未来的打算，能跟我说“暑假一起做题”。我不需要再往石头上刻字了。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已经被每一道讲过的题、每一页传过的草稿纸、每一次并排走过的路，说了出来。
虽然还不是那种说出来，虽然她还没有说出口。但这已经比刻在石头上好太多了。因为刻在石头上的字，雨一冲就没了。而她记住了——记住了我的错题本，记住了我教她的归纳法，记住了我在作文里写的最后一段话，记住了我跟她说的“够了”。那些东西不会被雨水冲刷，不会被时间磨平。它们长在她的记忆里，像梧桐树的根一样，越扎越深。
暑假的第一天，我去了县城的新华书店。书店在县政府旁边那条最热闹的街上，门面不大，里面堆满了各种教辅书和畅销小说，空气里有新书纸张的味道和旧书纸张的味道混在一起。我在数学教辅那一排蹲了很久，翻了好几本竞赛题集，最后找到了陈浩推荐的那本《初中数学竞赛进阶》。书皮是深蓝色的，翻开之后里面的字很小，每道题后面跟着的解析洋洋洒洒大半页，看起来就不是容易对付的东西。我又拿了一本初三物理的预习资料和一本英语完形填空专项训练，抱着三本书去柜台结账。
收银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她把三本书拿过去扫了一眼，报了价钱。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那是我妈给我的暑假零花钱的一部分，递过去的时候，手指在书脊上停了一下。
最上面那本《初中数学竞赛进阶》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献给每一位在数学世界里探索的年轻人。”
我翻开第一页，在扉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暑假一起加油。——杨晓东”
字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的，没有用连笔，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的。写完之后我看了几眼，觉得有点傻，但又不舍得划掉。我把书合上，连同另外两本一起装进书包。
走出书店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县城的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树荫下卖西瓜，有人在修自行车，有人骑着三轮车拉着满车的蔬菜。远处的梧桐树上，蝉又开始叫了。我背着那三本书，走在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鞋底能感觉到地面的热度。
我要把这本竞赛题集寄给她。不是当面给——暑假里见不到面，我家也没有电话，只能靠邮政。邮局在菜市场旁边，是一个绿色的门面，门口挂着一个褪了色的邮筒。我把书用牛皮纸包好，写上“凤里老街静璇便利店黄静璇收”，然后在寄件人一栏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个老大爷，用胶水帮我把包裹封好，贴上邮票，扔进了一个大帆布袋里。帆布袋里已经装了半袋子的信和包裹，鼓鼓囊囊的。
包裹寄出去之后，我每天都会在家门口等邮递员。邮递员是个骑绿色自行车的年轻人，车后座挂着两个大邮包，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经过我们那条街。他会挨家挨户地按铃铛，有信就送，没信就骑过去。我坐在理发店门口的小板凳上，假装在看书，其实耳朵一直竖着听自行车铃铛的声音。
第五天，邮递员在我家门口停下了。他从邮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看了看上面的地址，然后抬头看了看理发店的招牌。
“杨晓东？”
“是我。”我站起来，差点把小板凳踢翻。
我接过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正面写着我的地址和名字，字迹端端正正，每一笔都很用力。信封背面用透明胶封了口，上面贴了一张小贴纸——是一只白猫，跟她文具盒上那只一样。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黄静璇的文具盒贴纸。
我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和几页剪下来的报纸。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横格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她一贯的风格——笔画很深，每一个字都像是刻上去的。
“杨晓东：
收到你的书了。谢谢。扉页上的字我看到了，你说‘暑假一起加油’，那我就当你给我下了战书。这本《进阶》我翻了一下，确实比上一本难很多。第一章关于函数方程的题，我一晚上才做出来三道。但我没有看答案，自己硬推的。推出来之后特别有成就感，想给你打电话炫耀一下，然后想起来你说你家没有电话。
所以我就写信了。
最近我在帮我妈看店的时候也在做题。店里没人的时候，我把课本摊在玻璃柜台上写，橘子筐旁边放一本草稿纸，有人来买汽水就停下来，找完零钱继续算。隔壁卖菜的阿姨看到了，问我是不是要考大学。我说我才初二。她说初二就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我妈在旁边听到了，笑了很久。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因为我的学习笑。
你问我，我妈对我考一中是什么态度。上次我跟你说她终于松口了，现在是更进了一步——她开始在隔壁阿姨面前炫耀了。‘我家静璇上学期考第七名’‘她每天都学到十一点’‘她老师说中考能冲一中’。她以前只会说‘我家静璇懂事’‘我家静璇会帮忙看店’。现在她开始说成绩了。
那种感觉很奇怪。以前我考得不好的时候，她从来不骂我，只是叹气。那种叹气比骂我还难受。现在她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真正开心的、觉得‘我女儿给我长脸了’的笑。我想多看看她这样笑。所以我要更努力。
随信附上最近做的几道题的解题过程。我用了三种方法解同一道几何题，你看看哪种最简便。另外，有几道题卡住做不出来，也夹在里面了，你有空的话帮忙看看，不着急。暑假还长。
对了，老街那棵梧桐树开始掉叶子了。暑假才刚开始，它就开始掉叶子了，大概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我每天傍晚坐在店门口做题的时候，能看到夕阳从叶子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照出一个一个的金色光斑。那种光跟你教室里的位置在同一个角度——你坐在第四排靠窗，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阳光刚好从那个角度照进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件事。
可能是习惯了。
不说了，我还要去帮隔壁王大爷搬货。他说搬完货给我一根冰棍。橘子味的那种。
祝好。
黄静璇”
信的最后，她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圆圈是歪的，嘴巴是一条弧线，跟她那次在草稿纸上画的一模一样。我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三遍。第一遍很快地扫过去，抓关键词；第二遍慢慢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第三遍停在某些句子上面，反复咀嚼——“可能是习惯了”“你在教室里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件事”。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记住另一个人的座位在什么位置、什么时间阳光会从什么角度照进来。这种“不知道为什么”的注意，就是答案本身。只不过她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想说——至少现在还不想说。
我把那几页解题过程仔细看了一遍。她的解题思路很清晰，三种解法都写得很详细，每一步都标注了依据的定理或公式。其中一种用了辅助线法，比我常用的方法更简洁，确实更优。卡住的那几道题也不难，我在旁边写了批注和提示，准备回信的时候一并寄回去。
然后我找出了纸和笔，开始给她写回信。
“黄静璇：
收到你的信了。三种解法我都看了，第二种辅助线法最简便，建议保留。第一种虽然繁琐但思路清晰，适合检查验算。第三种引入了三角函数，虽然初二还没学，但提前接触一下也不错。卡住的那几道题，我在旁边写了提示，你先试试能不能做出来。如果还做不出来，下次写信告诉我卡在哪里，我再写详细解法。
我妈最近也笑了。前几天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她看到‘第五名’三个字的时候，拿着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贴在理发店最显眼的地方——就是顾客等位的时候坐的那面墙上，跟价目表贴在一起。现在每个来理发的顾客都能看到我的成绩单。隔壁王阿姨看到了，说我将来肯定有出息。我妈在旁边笑着说‘还行吧’，嘴上说着还行，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我想多看看她这样笑。所以我们都要更努力。
下次来信的时候，可以试试那道关于数列的证明题——就是我折角的那一页，第三章第七题。那道题很有意思，有陷阱，但不难，绕过去之后很有成就感。
另外，梧桐树掉叶子的事——我们教室外面的那棵也开始掉了。暑假里学校没人，操场上的煤渣跑道被太阳晒得裂了口子，乒乓球台上落满了叶子。我前几天回学校拿忘在教室的英语词典，顺便去看了一眼。台面上的叶子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祝好。
杨晓东”
我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她的地址。邮票是去邮局现买的，邮局的大爷看了看我手里的信封，又看了看我，说你小子最近怎么老寄信，是不是谈恋爱了。我脸一红说没有，是同学。大爷嘿嘿笑了一声，在信封上盖了个邮戳，扔进帆布袋里。
那个暑假，我们通信了五次。平均十天一封信。她写她的解题思路，我写我的批注和分析。她在信里附带自己画的几何图——用圆规和三角板画的，线条工整得像教科书——还摘抄了一段她在《读者》上看到的文章，说“这段写得真好，你看看”。我回信的时候会夹一些我找的偏题怪题，用来考她。下一封信里，她会得意洋洋地把解答过程写满两页纸，然后在最后问——“还行吧？”
除了学习和考试，我们还写了很多别的东西。她写她妈做的糖醋排骨太咸了，写隔壁理发店养了一只橘猫特别胖，写她在老街拐角看到一个卖气球的老人让她想起了小时候。我写我修好了家里那台坏了半年的收音机，写我在菜市场看到有人在卖刚孵出来的小鸡崽，写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听收音机里的夜间节目，那个主持人声音很好听。她在回信里问那个收音机什么型号，我说是红星牌，旋钮有点松，调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她下一封信里画了一个收音机，旁边标注“大概是长这样吧”，画得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小孩子的涂鸦。
我们在信里无所不谈，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个名字。王少辉。她从不提他，我也从不问。那个名字被搁在了一个默契的禁区里，像是两个人都默认了——这是属于我们的纸上的世界，不需要第三个人来打扰。我不知道这种默契能维持多久。但至少在那个暑假，在那些横跨县城两端的信件里，我们的世界是完整的，干净的，只有数字、公式、梧桐树、糖醋排骨和橘猫。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她的最后一封信。信封比之前的都要厚，打开之后，里面掉出一张用硬纸板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一棵梧桐树——树干很粗，树冠很茂盛，每一片叶子都是用绿色和黄色的彩铅一层一层叠出来的，看得出花了很多心思。树下有两个小人，一男一女，背着书包，站在乒乓球台旁边。男孩手里拿着一本书，女孩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他们面对面站着，嘴角都有一个小小的弧度。
书签背面写了一行字。
“初三，一起加油。你说的——‘我们一起’。——黄静璇”
我把那张书签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很久，然后用透明胶小心翼翼地贴在课本的封皮内侧，这样每次翻开课本都能看到。梧桐树，乒乓球台，两个背书包的小人。她画的是我们在操场后面讨论题目的样子。那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她就是在那里对我说“你讲题真的很有耐心”的，也是在那里，我最后一次用手摸了摸那些被磨平的刻痕。
初三开学那天，我把书签藏在数学课本的封皮里，带着它，走进了初三三班的教室。
教室还是在二楼，跟初二同一栋楼，只是楼层往上挪了一层。窗户更大，望出去能看到操场全貌和远处那片梧桐林的树顶。梧桐树的叶子还没有开始落，层层叠叠地铺满了整个林子的上空，风吹过来的时候翻出一层银白色的叶背。
我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门框上方崭新的班牌——初三三班。两年了。从初一三班到初三三班，教室换了三间，楼层高了两层，我从角落里最不起眼的那个男生，变成了能考全班第五的人。但门框还是那个门框，褪了色的绿漆，门框上方的合页还是松的，关门的时候不能太用力。
“杨晓东！站门口干什么？进去啊！”
身后传来马骏的声音，紧接着一只大手拍在我背上，力道还是那么大，震得我往前踉跄了一步。我揉了揉后背，笑着走进教室。
黄静璇已经到了。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跟初二一样的座位，好像那个位置已经被她永久占据了。她穿着白色的短袖，深蓝色的校服裤，马尾辫还是扎得高高的。桌上放着新发的课本，摞得整整齐齐，左上角摆着那个浅蓝色的帆布文具盒，右上角放着深蓝色的保温杯。她正低头在新课本的扉页上写名字，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
看到是我的时候，她笑了一下，露出那个不对称的酒窝。
“暑假作业做完了吗？”她问。
“做完了。”
“那道数列题——”
“我做出来了。”
“我也做出来了，”她说，眼睛里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得意，“但我的方法比你的少两步。”
“不可能。”
“开学第一件事——对答案。”她把笔往桌上一拍，挑着眉毛看我，“你小心点。这个暑假我可不是白过的。”
林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我们围在一起对答案，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头发还是用黑色的发夹别在脑后，跟初一开学时一模一样，只是镜片后面的眼角纹比以前深了一些，大概是带了两届学生留下的痕迹。她走上讲台，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初三，中考。”
“同学们，”她转过身来，推了推眼镜，“欢迎来到初三。废话就不多说了，你们知道这一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你们累，但这一年过后，你们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不是为了学校，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自己。”
她的目光在全班扫了一圈，最后在我和黄静璇的方向停了一下。
“尤其是那些这两年进步很大的同学，”她说，目光透过镜片直直地看过来，声音忽然放轻了，“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做到。接下来，继续往前走。”
我知道她在看谁。她看的是我。从初一第三十五名到现在，从那个在课堂上被林老师用失望眼神扫过的差生，到现在被她在全班面前用“品学兼优”四个字表扬的学生。她用两年时间见证了一个胆小鬼的蜕变。
我也知道她还在看谁。她看的也是黄静璇。那个曾经成绩平平、一心扑在男朋友身上的女孩，现在是全班第七名、物理单元测试能考到前五的学霸。林老师见证了她从一个安安静静坐在阳光里的小白花，变成了一个眼睛里有目标、手里有笔杆的战士。
黑板上的“初三，中考”四个大字，粉笔灰还没落尽。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了，秋天正在赶来。这是我进凤里以来，第一次觉得——未来，是可以被攥在手里的。
而攥在手里的方式，就是翻开课本，拿起笔，继续做题。
初三，开始了。我和她，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跑。她说“谁也别停”。我没打算停。
作者有话说
第6章 第 6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