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观音与血杜鹃》美女邱莹莹

1、第 1 章 铁观音

　　铁观音与血杜鹃

　　第一章

　　一九八九年九月初一，安溪入秋后的第一场雨下了一整夜，到天亮才收住。

　　杨晓东是被他爹掀被子掀醒的。

　　杨建国的手又粗又糙，指节上全是茶厂里长年累月揉捻茶叶磨出来的老茧，扯住被角一拽，凉风呼地灌进来，杨晓东整个人一激灵，像条被扔上岸的鱼似的弹了起来。

　　“几点了还睡！”杨建国的嗓门跟他揉茶的手一样粗，“今天报到，忘了？”

　　杨晓东揉着眼睛，脑子还是懵的。窗外天已经大亮了，院子里那棵老龙眼树的叶子上还挂着雨珠子，被日头一照，亮得晃眼。他娘在灶房里喊了一声“饭好了”，锅铲刮着铁锅的声音刺啦啦地响，空气里飘着一股猪油炒酸菜的咸香味。

　　他从床上跳下来，光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从床尾拽过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白衬衫，蓝裤子，是他娘专门去镇上供销社扯的布，找隔壁王裁缝做的。衬衫有点大，领口空出一截，他娘说孩子长得快，做大点能多穿两年。

　　杨晓东穿好衣服，对着挂在门后的那面小圆镜子照了照。镜面有一道裂纹，把他的脸从中间劈成两半。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硬茬茬的头发，又摸了摸下巴上那颗刚冒出来的痘痘，有点疼。

　　十三岁，初一了。

　　他心里其实有点兴奋，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杨晓东从小就这样，高兴也不说，难过也不说，心思全都憋在肚子里，像安溪山上的泉眼，水是有的，但都藏在石头缝底下，不声不响。

　　灶房里摆着一张矮方桌，上头搁了三碗稀饭，一碟酸菜，一碟萝卜干，还有两个煮鸡蛋。鸡蛋是给他一个人的，他爹他娘都没有。

　　杨晓东把一个鸡蛋推到他爹面前，杨建国看了一眼，又推回来：“废什么话，吃了。”

　　“一人一个。”杨晓东说。

　　“你吃你的，”杨建国端起稀饭，呼噜呼噜喝了一大口，“老子在茶厂天天喝茶，比鸡蛋养人。”

　　杨晓东还想说什么，他娘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冲他使了个眼色。杨晓东就不再说话了，把两个鸡蛋都剥了，蛋壳剥得细细碎碎的，蛋白上一点壳渣都不留。他吃了一个，趁他爹不注意，把另一个塞进了裤兜里。

　　吃完饭，他娘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书包，拍了拍上面的灰，递给他。书包是他爹年轻时在部队发的，用了十几年，带子断过一次，用灰线缝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疤。书包里装了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还有他娘用旧挂历包的课本皮。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别跟人打架。”他娘一边给他整理衣领一边念叨，手指在他脖子上蹭来蹭去，蹭得他有点痒。

　　“嗯。”

　　“中午饭在食堂吃，饭盒拿好了，别丢了。”

　　“嗯。”

　　“放学就回来，别在外头野。”

　　“嗯。”

　　他娘还想说什么，杨建国已经不耐烦了，站起来往外走：“走了走了，啰嗦什么，又不是去娶媳妇。”

　　杨晓东跟在他爹身后出了门。

　　巷子里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还汪着一洼一洼的雨水，踩上去啪嗒啪嗒响。两边的老房子墙根长满了青苔，绿得发黑。路过林家婶子门口的时候，林家婶子正蹲在门槛上刷牙，满嘴白沫，看见杨晓东就含含糊糊地喊了一声：“哟，晓东今天上学去啊？”

　　杨晓东点了点头，没说话。

　　“初一了吧？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别跟你爹似的……”

　　杨建国回头瞪了一眼，林家婶子就讪讪地笑，把嘴里的白沫吐到阴沟里，不说了。

　　出了巷子就是大街，街上人慢慢多了起来。卖早点的摊子支了一溜，炸油条的油锅滋滋冒着青烟，蒸笼掀开，白腾腾的热气冲上来，裹着面香味往鼻子里钻。杨晓东咽了口口水，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到那五块钱，又摸到那个鸡蛋，心里踏实了一点。

　　安溪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也就两里多地。街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子还绿着，被雨洗过之后油亮油亮的。偶尔有几片黄了的叶子飘下来，落在水洼里，像一只只小小的船。

　　杨晓东跟在他爹后头走，他爹的步子大，他得紧赶慢赶才能跟上。他爹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工作服，左胸口袋上印着“安溪茶厂”四个红字，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他爹在茶厂干了快二十年，从学徒干到老师傅，一个月工资八十七块五，养活一家三口，日子的紧巴是肉眼可见的，但杨建国从来不叫苦，他信奉一个道理——只要肯下力气，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走了大约一刻钟，远远地就看见了安溪一中的大门。

　　门是两根水泥柱子夹着一道铁栅栏，柱子顶上各蹲着一个石狮子，风吹日晒的，石狮子的脸都磨得有些模糊了。铁栅栏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头写着“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几个大字，油漆有些剥落，但字迹还很清楚。门两边是灰砖砌的围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阳光照上去亮晶晶的。

　　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都是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有的家长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铺盖卷和脸盆；有的家长挑着担子，一头是被褥，一头是米和咸菜；还有的啥也没带，就背个书包，是镇上本地的学生。

　　杨晓东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那块木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他想起小学毕业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晓东啊，你是块读书的料，到了中学可别松懈。”那句话他一直记着，像一粒种子埋在心里，等着发芽。

　　“好好读书，别给老子丢人。”

　　杨建国把五块钱塞进杨晓东手里，粗声粗气地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他走得很快，步子还是那么大，蓝布工作服的背影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不见了。

　　杨晓东把钱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裤兜最深处，和那个鸡蛋挨在一起。

　　他深吸了一口气，迈进了安溪一中的大门。

　　校园比他想象的要大。

　　正对大门是一条水泥路，路两边种着两排梧桐树，树后面是一块平整的操场，泥土地面，被雨水泡得有些松软，踩上去能印出鞋底的纹路。操场尽头立着两根木制的篮球架，篮板上的白漆已经斑驳了，篮网也只剩了半边，在风里懒洋洋地晃荡。操场的东边是一栋三层的灰砖楼，窗户上的玻璃擦得还算干净，那是教学楼。西边是一排平房，门口挂着“学生食堂”的牌子，灶房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青烟。

　　杨晓东顺着人流往教学楼走。初一的新生被安排在一楼，从左到右依次是一班、二班、三班、四班。杨晓东分在三班，教室门上的牌子是新钉的，白底红字，还散发着一股油漆味。

　　教室里已经来了不少人，乱哄哄的，像一锅煮开的粥。

　　杨晓东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教室不算大，摆了四排课桌，每排大概七八张，桌面是翻盖的，漆面已经磨得发亮。墙上刷着半人高的绿漆，上面的白灰墙皮有些地方已经起鼓了，鼓得大的地方裂了口子，露出里头的黄泥。天花板上吊着四根日光灯管，有一根不亮，另外三根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惨白惨白的。

　　杨晓东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户外面就是操场，能看见那副破篮球架和远处围墙边一排矮矮的冬青树。他把书包挂好，饭盒塞进桌肚里，然后把手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等着。

　　他旁边坐了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生，圆脸，腮帮子鼓鼓的，正从书包里往外掏东西——课本、铅笔盒、一包饼干。饼干是用油纸包着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递给杨晓东一块：“吃不吃？我妈烙的，白糖的。”

　　杨晓东摇了摇头：“不饿，谢谢。”

　　眼镜男生也不客气，自己塞了一块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一边嚼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我叫陈志远，你叫什么？”

　　“杨晓东。”

　　“你哪个小学的？”

　　“城关一小。”

　　“我实验小学的，”陈志远推了推眼镜，“听说中学可严了，作业做不完要罚站的。”

　　杨晓东还没来得及回答，教室门口走进来一个人，所有的嘈杂声一下子小了一半。

　　是个女生。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扎在深蓝色的裤子里，腰间系着一条细细的棕色皮带。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搭在肩膀上，辫梢用红毛线缠了两道，走起路来辫子在胸前轻轻地晃。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没血色的苍白，而是像剥了壳的煮鸡蛋那种白，透着一点淡淡的粉。五官算不上多精致，但组合在一起就让人觉得舒服，尤其是一双眼睛，不大，但是很亮，像是山里清晨的露水，干干净净的。

　　她走到第三排靠里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好，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低头看了起来，好像周围的吵闹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晓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在看她。他赶紧把目光收回来，盯着自己面前空荡荡的桌面，心跳得有点快。他悄悄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干干的，像是在太阳底下晒久了那种干。

　　陈志远凑过来，压低了声音说：“她叫郑雪琼，实验小学毕业的，我们学校好多男生都喜——”

　　“咳咳。”

　　门口传来一声咳嗽，陈志远后半句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进来的是班主任。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件灰色的翻领外套，下面是一条藏青色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鞋。她留着短发，齐耳根，别在耳朵后面，露出一对银耳环。脸上戴着老式黑框眼镜，镜片厚厚的，透过镜片看她的眼睛，像是隔着玻璃缸看鱼。她的表情很严肃，嘴唇抿成一条线，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她走上讲台，把手里的一沓资料放在桌上，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大字——林秀珠。

　　“我姓林，叫林秀珠，是你们的班主任，教语文。”她的声音中气十足，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就是安溪一中初一（3）班的学生了，我不管你们在小学成绩怎么样，是好是坏，到了中学统统从头开始。我只有三条要求：第一，上课不许说话；第二，作业不许抄；第三，不许打架。谁要是犯了，别怪我不客气。”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的嗡嗡声。

　　林秀珠拿起花名册，开始点名。

　　“王建国。”

　　“到。”

　　“李小红。”

　　“到。”

　　“张军。”

　　“到。”

　　她一个一个地念，底下一个一个地应。杨晓东竖起耳朵听着，心里默默记着那些名字。点到他的时候，他应了一声“到”，声音不大不小，林秀珠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念。

　　“郑雪琼。”

　　“到。”

　　郑雪琼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清清亮亮的，不高不低，不紧不慢。

　　杨晓东忍不住又往那边看了一眼。郑雪琼已经合上了书，坐得端端正正的，侧脸对着他的方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半边脸上，能看见她耳垂上细小的绒毛，金黄色的，像一层薄薄的绒。

　　“赖星。”

　　后排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到”，声音拖得老长，像是在嘴里含了一颗糖，慢慢化开的那种腔调。那个“到”字还没落地，后头又跟了半声含含糊糊的尾音，像是在打哈欠打到一半的时候发的声。

　　杨晓东回头看了一眼。

　　教室最后一排靠墙角的位置，坐着一个男生。他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出小半个头，皮肤黑黑的，是那种常年在外头野的黑，不像杨晓东这种闷在屋子里捂出来的白。理着个平头，发茬又短又硬，一根根竖着，像刷锅的铁丝。校服敞着扣子，露出里面一件白色背心，背心上印着一个港星的头像——杨晓东不认识那是谁，只觉得那人留着长发，戴着墨镜，挺神气的样子。

　　赖星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椅背上，一条胳膊搭在身后的窗台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转着一支圆珠笔。他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椅子前腿都翘了起来，晃晃悠悠的，好像随时都会倒，但又偏偏不倒。他歪着头，半眯着眼，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别惹我”的气息。

　　杨晓东看了他一眼就转回去了。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叫赖星的人，会在他的生命里刻下多深的一道印子。他只是觉得这个人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离远点就好。

　　点完名，林秀珠开始安排座位。她按照身高重新排了一遍，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面。杨晓东个子中等，被安排在第四排，不算前也不算后。陈志远比他矮一点，坐到了第三排。郑雪琼也坐第四排，但是在另一组，隔了两个人的距离。赖星个子最高，被安排到了最后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杨晓东的同桌是一个叫孙大勇的男生，长得虎头虎脑的，嘴唇上有一道淡淡的疤，据说是小时候摔跤磕在石头上磕的。孙大勇话很多，一坐下来就开始跟杨晓东聊天，说他家在城郊，他爹是杀猪的，家里有三个姐姐，就他一个儿子。

　　“你爹是干啥的？”孙大勇问。

　　“茶厂的。”杨晓东说。

　　“茶厂好啊，有茶喝。”

　　杨晓东没接话。孙大勇也不在意，又自顾自地说起了他家那头老母猪前两天下了一窝崽，十二只，活了十只，他爹高兴得喝了半斤白酒。

　　杨晓东听着，偶尔点一下头。他的心思不在这儿。

　　他在想那个鸡蛋。

　　裤兜里的鸡蛋还温温的，挨着他的大腿。他本来是想留着中午吃的，但是现在忽然觉得，也许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

　　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发课本、填表格、选班干部，一套流程走下来，转眼就到了中午。林秀珠拍了拍手，说下午两点半上课，让同学们先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可以在教室里休息，不许到处乱跑。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往食堂走。杨晓东拿着饭盒站起来，下意识地朝郑雪琼的方向看了一眼。她还在座位上，正把课本一本一本往书包里装，装得很仔细，每一本都放得整整齐齐的。

　　杨晓东犹豫了一下，手伸进裤兜里，摸了摸那个鸡蛋。鸡蛋壳还完好无损，温温热热的，像是还带着灶膛里的余温。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鸡蛋，手心沁出了一层汗，把鸡蛋壳都浸湿了。

　　郑雪琼装好书包，站起身来往外走。她从杨晓东身边经过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皂的味道，也不是雪花膏的味道，而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干干净净的气息，像是春天茶园里新发的嫩芽被露水洗过之后的味道。

　　她一晃就过去了。

　　杨晓东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个鸡蛋，指甲都快掐进蛋壳里了。

　　“走啊，发什么呆？”陈志远从后面拍了他一下。

　　杨晓东回过神来，把鸡蛋塞回裤兜里，跟着陈志远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教室，空荡荡的，只剩下日光灯嗡嗡的声音。

　　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胆小鬼。

　　食堂在教学楼后面，是一排红砖平房，外墙上用白灰刷着“节约粮食”四个大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学生们端着饭盒，闹闹嚷嚷的。打饭的窗口有两个，一个卖米饭，一个卖菜。米饭是一两五分钱，菜就两种，一个炒青菜，一个土豆烧肉。说是土豆烧肉，其实肉少得可怜，得拿筷子在土豆堆里翻半天才能找到一块。

　　杨晓东花了两毛钱，打了一两米饭，一份炒青菜，一共一毛五分钱。土豆烧肉要两毛五，他算了算，没舍得买。端着饭盒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把搪瓷饭盒的盖子打开，热气冒上来，带着一股青菜特有的青涩味。

　　他把那个鸡蛋掏出来，在桌角上磕了磕，剥了壳，蛋白上沾着细碎的蛋壳渣，他用手指一点点抠干净，然后把鸡蛋掰成两半。蛋黄是淡黄色的，软软的，带着一股子蛋香。

　　他刚要把鸡蛋往嘴里送，忽然听见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哟，伙食不错嘛。”

　　杨晓东抬起头，看见赖星端着一个搪瓷碗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赖星的碗里装的是土豆烧肉，满满一碗，肉也比别人多，油光光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他身后还跟着两个男生，一个是又高又瘦的竹竿身材，颧骨高得像两座小山，眼睛小小的，看人的时候总是眯着，好像随时在打什么坏主意；另一个是个胖子，圆滚滚的脸上油光光的，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两条缝，透着一股憨憨的谄媚。

　　瘦的那个叫马军，胖的那个叫陈伟。后来杨晓东才知道，他们俩是赖星的小学同学，三个人从三年级就开始混在一起，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三剑客”，老师们提起来就头疼。

　　赖星把碗往桌上一放，勺子往碗里一插，发出一声脆响。他歪着头看着杨晓东手里的鸡蛋，嘴角挂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加餐啊？你妈给你煮的？”

　　杨晓东没理他，把半个鸡蛋塞进嘴里，慢慢嚼着。蛋白有点韧，嚼起来咯吱咯吱的，蛋黄在嘴里化开，沙沙的口感，很香。

　　“我跟你说话呢。”赖星用勺子在碗边敲了一下，声音不大，但是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

　　杨晓东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我自己家的鸡蛋，怎么了？”

　　赖星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蔫了吧唧的男生敢这么回话。他盯了杨晓东两秒钟，然后笑了一声，那个笑声很短，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没怎么，就问问。”

　　马军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茶厂的，穷是穷了点，鸡蛋还是吃得起的。”

　　陈伟跟着嘿嘿笑了两声，油脸上一抖一抖的。

　　杨晓东没再接话，低下头继续吃自己的饭。青菜是用猪油炒的，虽然素，但也有点油星子，拌在饭里吃着还成。他吃得很快，一是饿了，二是不想跟赖星多待。没几分钟就把一碗饭扒拉干净了，饭盒盖好，起身就走。

　　“这就走了？”赖星在身后喊了一声，“再聊会儿呗。”

　　杨晓东头也没回。

　　身后传来马军和陈伟的笑声，还有赖星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也不想听清。

　　走出食堂的时候，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似的。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尖因为用力攥着饭盒，已经有些发白了。

　　他不怕赖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但他确实感觉到了某种不舒服的东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鞋子里的石子一样硌人的东西。赖星看他的眼神，说话的语气，那种居高临下的漫不经心，都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那种被当成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的感觉，让他从心底里觉得憋屈。

　　回到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有的趴在桌上午睡，有的在翻新发的课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陈志远正跟孙大勇在下棋，棋是那种巴掌大的便携象棋，棋盘是塑料布做的，棋子小得像扣子，两个人趴在桌上，你一步我一步地走，周围围了两三个人在看。

　　杨晓东坐回自己的位置，拿出语文课本翻了翻。课本散发着油墨味，纸张摸起来有些粗糙，封面上的“语文”两个字是黑体的，端端正正。他翻开第一课，是朱自清的《背影》，看了两行，又翻到后面，看到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他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划过那些句子，心里却静不下来。

　　郑雪琼还没回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在留意她的位置。那个位置空着，桌上放着一本书，封面上写着“语文”两个字，和他手里的这本一模一样。

　　过了大概十分钟，郑雪琼从后门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洗过的饭盒，饭盒是不锈钢的，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来。她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从书包里掏出一块手帕，把饭盒外面的水珠仔细擦干净，然后放回书包里。做完这一切之后，她翻开课本，侧着头，安安静静地看了起来。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半边脸上，把她耳朵上的绒毛染成了淡金色。她微微偏着头，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像蝴蝶翅膀一样轻轻地颤动着。

　　杨晓东看了两秒钟，赶紧把目光收回来。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到了那半个还没吃的鸡蛋。鸡蛋已经凉了，蛋黄的表面被风吹得有些发干，摸上去沙沙的。

　　他犹豫了很久。

　　大概有十分钟，或者更久。他在脑子里把各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走过去把鸡蛋放在她桌上，说“给你吃”；或者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塞进她桌肚里；或者干脆就别给了，自己吃了算了。

　　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让他觉得胸口都有些发闷。手心又开始出汗了，鸡蛋壳被汗浸得有些发软，他换了一只手拿着，在裤子上蹭了蹭手掌。

　　最后，他还是没有站起来。

　　他对自己说，鸡蛋已经凉了，不好吃了。一个凉掉的煮鸡蛋，拿什么送给人家？

　　这个理由连他自己都不信。

　　下午的课是数学和英语。数学老师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讲起课来慢条斯理的。英语老师姓吴，是个年轻的姑娘，刚从师专毕业，说话还带着点闽南口音，教起英语来舌尖有点卷不过来。

　　杨晓东坐在位置上听得很认真。他成绩不算拔尖，在小学的时候大概排在班里十来名的样子，但他有一个好习惯——专注。不管听不听得懂，他都会坐得端端正正的，眼睛跟着老师走，笔记一笔一划地写，字迹工整得像印刷的。

　　下午四点半，放学铃响了。

　　林秀珠又走进教室，布置了作业，交代了明天的课程安排，又强调了一遍“不许打架”，然后才宣布放学。

　　学生们呼啦一下散了，椅子刮地皮的声音、收拾书包的声音、七嘴八舌的说笑声搅在一起，教室里又变成了早晨那锅煮开的粥。

　　杨晓东收拾好东西往外走。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夕阳已经偏西了，把操场上的人影拉得老长，像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剪纸贴在地上。梧桐树的影子落在水泥路上，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偶尔有几片飘下来，在半空中打着旋儿。

　　他往校门口走，路过操场的时候，看见篮球架下面围了一群人，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篮球是旧的，皮子磨得发白，拍在地上发出闷闷的声响，每一下都带着灰尘从地面溅起来。围观的人里有男生有女生，女生们站在边上看着，偶尔叽叽喳喳地笑几声。

　　杨晓东扫了一眼，脚步顿了一下。

　　篮球架旁边，站着郑雪琼。

　　她和一个女生站在一起，那个女生梳着两条辫子，拉着郑雪琼的胳膊，好像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郑雪琼听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算是笑了。她的书包已经背好了，看起来也是准备回家的样子。

　　杨晓东的脚步慢了半拍，然后又恢复了正常速度。他没有停下来看，也没有往那边多看第二眼。他垂下眼睑，看着脚下的水泥路，径直往校门口走去。

　　但他知道，她在那里。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是他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明明只见过两面，连话都没说上几句，但他就是会在人群里不自觉地搜寻她的身影，会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心跳漏半拍，会因为她一个浅到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而在心里偷偷高兴。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大人们说的“喜欢”。

　　他只知道，这种感觉很陌生，陌生得让他有些慌张。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杨晓东家的房子在县城边上，是一条老巷子尽头的一个小院。院墙是用碎石块和泥巴糊的，年头久了，墙上裂了好几道缝，缝里长着几株不知名的野草。院子不大，地上铺着青砖，砖缝里也长了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院子里有一棵老龙眼树，树干有水桶那么粗，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每年八月能结不少龙眼，可惜今年雨水多，果子还没熟就落了大半。

　　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用一根电线从房梁上吊下来，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的时候，灯泡就跟着轻轻晃，连带着满屋的影子都跟着摇摇晃晃的，像坐在船上一样。

　　他娘正在灶房里做饭，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额头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她比他爹年轻三岁，但看着比他爹老，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脸上的皮肤也松了，一双手因为常年泡在水里洗洗涮涮，指节都变了形。

　　“回来了？”他娘头也没回，手里的锅铲翻炒着锅里的菜，“今天怎么样？”

　　“还行。”杨晓东把书包放下，走到灶房门口站着。

　　“老师好不好？同学好不好？”他娘把炒好的青菜盛进盘子里，动作麻利，一滴油都没洒。

　　“都好。”

　　“那就好。去洗洗手，你爹一会儿就回来了。”

　　杨晓东去院子里的水龙头洗手。水龙头是老式的铸铁龙头，拧开之后要先噗噗噗地喷一阵气，然后才出水。水冰凉冰凉的，冲在手上有些刺骨。他洗了手，又洗了把脸，冷水激在脸上，把一天的疲惫冲淡了不少。

　　杨建国是六点半回来的。他推着自行车进院子，车后座上绑着一小袋茶叶末子，是厂里分给工人的福利茶，品相不好，卖不出去，但自己喝足够了。

　　晚饭是稀饭、炒青菜、萝卜干，还有一个煎蛋。煎蛋是他娘专门给他做的，蛋黄还是溏心的，用筷子一戳就流出来，金黄金黄的，拌在稀饭里吃。

　　杨晓东把煎蛋夹了一半放在他爹碗里，又夹了一半给他娘。他爹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那半块蛋夹起来吃了。他娘舍不得吃，又夹回来，杨晓东又夹回去，母子俩推让了两个回合，最后还是他娘吃了。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杨建国喝着稀饭，问的问题跟他娘一模一样。

　　“还行。”杨晓东的回答也一模一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

　　“那就好，”杨建国把碗放下，抹了抹嘴，“我跟你说，在学校里别惹事，但也别怕事。别人要是欺负你，你就躲远点；躲不过去了，就来找我。要是你惹了事，回来老子扒了你的皮。”

　　杨晓东点了点头。

　　晚饭后，他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坐了一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像是有人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撒了一把碎银子。巷子里传来邻居家的收音机声，放着闽南语的歌仔戏，咿咿呀呀的唱腔隔着墙飘过来，时断时续，听不太清唱的是什么，只觉得那调子又软又长，像安溪山上的溪水一样弯弯绕绕。

　　杨晓东抬头看着星星，心里想着白天的事情。

　　他想到了郑雪琼，想到了她坐在窗边的侧影，想到了她在夕阳下微微弯起的嘴角。他想到了那个没送出去的鸡蛋，想到了自己在教室里犹豫了十几分钟也没能迈出那一步。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但他又想，明天还有机会。反正坐在一个教室里，来日方长，总有机会说上一句话的。

　　总有机会的。

　　他这么安慰自己。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机会来得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也比他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像安溪山间的溪水，表面平静无波，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开学第一周，杨晓东基本适应了中学的节奏。课程比小学多了不少，除了语文数学，还增加了英语、历史、地理、生物。每一科的老师都有自己的脾气和规矩，杨晓东小心翼翼地记在心里，尽量不去触碰那些看不见的红线。

　　他在班里依然没什么存在感。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偶尔和陈志远说几句话，跟孙大勇聊聊他家那头母猪和十二只猪崽。他的话依然很少，笑的时候也不多，像是一棵长在角落里的小树，安安静静地生长着，不声不响。

　　但是他自己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每天早上到教室的时候，他的目光会不自觉地往第三组扫一眼，看看那个位置上有没有人。课间操的时候，他会站在队伍里，隔着好几排人头，远远地看一眼那个扎着麻花辫的背影。午饭的时候，他会留意食堂里那个端着不锈钢饭盒的身影，看见她在哪个窗口打饭，他就会下意识地往那个方向多走两步。

　　他从来没跟她说过话。

　　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每次看见她，他的喉咙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满肚子的话堵在嗓子眼里，就是出不来。他会在心里把要说的话翻来覆去地排练很多遍——“你好”、“今天天气不错”、“你的课本忘带了，我用我的借你”——但真到了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台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咚地狂跳。

　　有一次，他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郑雪琼。她抱着一摞作业本往办公室走，他正好从厕所回来。两个人面对面走过来，距离越来越近，杨晓东的脑子飞速运转着——要不要打招呼？说什么？说“你好”？会不会太刻意？还是点点头算了？

　　还没等他想明白，郑雪琼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杨晓东站在原地，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他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麻花辫在肩上一晃一晃的，然后就消失在了走廊拐角。

　　他呼了一口气，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还是觉得失落。

　　陈志远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他：“你是不是喜欢郑雪琼？”

　　杨晓东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连连摇头，摇得像拨浪鼓。

　　“别装了，”陈志远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小眼睛闪着八卦的光芒，“你看她的眼神不对。”

　　“怎么不对了？”

　　“你每次看她的时候，眼睛都是直的。”

　　“放屁。”杨晓东的脸红了。

　　陈志远嘿嘿笑了两声，没再追问，但那个笑容意味深长。

　　杨晓东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年纪，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嘴巴可以不说，脸可以板着，但眼睛会出卖一切。他每次看向郑雪琼的目光，都像是一只扑向灯火的飞蛾，明亮、炽热、义无反顾，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而同样没有察觉的是，还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他。

　　开学第二周的星期三，杨晓东第一次正面接触了赖星。

　　那天下午是体育课，体育老师姓彭，是个刚从体校毕业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胳膊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他让同学们围着操场跑两圈热身，然后教大家做广播体操。

　　做完操之后，彭老师让大家自由活动。男生们一窝蜂地冲向篮球场，女生们三三两两地在操场边上散步聊天。杨晓东不太会打篮球，就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看。

　　赖星也在篮球场上。他打球的姿势很野，运球的时候身体压得很低，冲起来像一头蛮牛，撞得周围的人东倒西歪。他的动作不标准，但很实用，抢篮板的时候跳得高，投篮的时候手劲儿大，三分线外随随便便一扔，球就能砸到篮板上弹回来。

　　球场边上围了几个女生在看，时不时发出一两声惊呼。赖星每投进一个球，就会朝场边看一眼，嘴角带着那种游刃有余的笑，像是在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我。

　　杨晓东看了几分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低下头翻手里的课本。他在预习下节课要讲的数学内容，是一元一次方程，看起来不算太难。

　　正看着，一个影子罩在了他的书本上。

　　杨晓东抬起头，看见赖星站在他面前，手里夹着篮球，满头的汗，背心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汗味，混着少年人身上特有的荷尔蒙气息，热烘烘地往杨晓东脸上扑。

　　“喂，”赖星用球鞋踢了踢杨晓东的鞋底，力气不大，但带着一股子轻慢，“你叫杨晓东是吧？”

　　杨晓东合上书，站了起来。他比赖星矮半个头，得仰着脸才能看到对方的眼睛：“有事？”

　　“没啥事，”赖星把篮球在两手之间抛来抛去，像是在玩一个玩具，“听说你们茶厂那一片挺好玩的，改天带我去转转呗。”

　　杨晓东愣了一下，不明白赖星为什么忽然提起茶厂：“没什么好玩的，就是一片茶园和几个车间。”

　　“茶园好啊，”赖星笑了一下，露出一排白牙，“我听说茶厂有个后山，山上种满了铁观音，风景不错。”

　　“还行。”

　　“改天带我去看看？”

　　“你要是想去就自己去，沿着大路一直往北走就到了。”杨晓东的语气很平淡，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赖星盯着他看了两秒钟，眼睛里有一种杨晓东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愤怒，也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审视，像是在打量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然后他把篮球往杨晓东怀里一塞：“行，那我自己去。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找我。”

　　他说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用下巴朝篮球场的方向扬了扬：“帮我把球拿过来。”

　　杨晓东看着怀里的篮球，皮革的表面已经被磨得起了毛，上面印着“安溪一中”四个字，颜色已经快掉光了。他把球放到旁边的台阶上，没给赖星送过去。

　　赖星走了几步发现杨晓东没跟上来，回头一看，篮球在地上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眯了眯眼睛，也没说什么，自己走回来把球捡走了。

　　马军跟在赖星后面，路过杨晓东身边的时候故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力气不小，杨晓东被撞得往后退了半步，肩膀生疼。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马军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晓东揉了揉肩膀，看着赖星一群人远去的背影，心里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赖星对他的态度很奇怪，说不上敌意，但也绝不是善意。那种感觉更像是——一个拥有很多玩具的孩子，在琢磨一件新玩具该怎么玩。

　　他打了个寒颤。

　　九月中旬的安溪，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茶园里的铁观音进入了秋茶的采摘季，漫山遍野都是采茶人的身影。杨晓东周末的时候跟着他爹去了一趟茶厂，帮他爹搬了几袋茶叶，挣了五毛钱的零花钱。

　　茶厂在县城北边的山脚下，是一大片灰扑扑的厂房。厂房外头就是层层叠叠的茶园，顺着山势一直往上延伸，一眼望不到头。秋茶不如春茶金贵，但铁观音就是铁观音，哪怕是最普通的秋茶，泡出来也是香气馥郁的，有独特的“音韵”。

　　杨晓东在茶厂的晾青场上帮工，把刚采下来的茶叶均匀地摊在竹匾上晾晒。秋日的阳光不算毒辣，但晒久了还是会出汗。他脱了外套，只穿一件汗衫，胳膊晒得黑红黑红的。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辣辣的，他用袖子擦了擦，手上的茶汁沾到脸上，留下一道暗绿色的痕迹。

　　茶厂的老工人看见他就打趣：“老杨的儿子，长大了也是揉茶的命。”

　　杨建国在旁边听到了，没吭声。等杨晓东干完活去洗手的时候，他走过来，难得地把手搭在儿子肩膀上，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好好读书。”

　　就四个字，但杨晓东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

　　好好读书。不要一辈子揉茶。不要像你爹一样。

　　杨晓东点了点头，把他爹的话记在心里，和他小学班主任的那句“你是块读书的料”放在一起，当作压在心底的两块镇纸石。

　　可是，生活的轨迹往往不会按照计划走。杨晓东以为他的人生就是读书、考试、升学，平平淡淡地走下去，却不知道命运早就在前方埋下了一个岔路口，等着他一步步走过去。

　　开学第三周，一件事情打破了平静。

　　那天是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是美术课。美术老师姓黄，是个文文弱弱的年轻男老师，说话声音不大，脾气却出奇地温和，从不发火。他让大家画校园里的风景，自己就搬了把椅子坐在讲台上看书，偶尔抬眼看一看。

　　杨晓东选了教学楼后面的那排冬青树来画。他画画不算好，但胜在认真，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描，虽然比例有些失调，但看着还算工整。

　　郑雪琼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置，也在低头画画。她画的是操场边上的梧桐树，用铅笔在纸上轻轻地勾勒着，手腕转动的时候，麻花辫就跟着在肩头上轻轻晃动。

　　杨晓东画着画着，目光就不自觉地飘到了前面。他看见郑雪琼侧过头去调颜料，露出半边白皙的脸颊和一只小巧的耳朵。耳垂上有一颗小小的痣，像是用针尖点上去的墨迹。

　　他就这么看着，手里的笔停了下来。

　　“画完了吗？”黄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画，“嗯，不错，继续。”

　　杨晓东回过神来，脸腾地红了。他赶紧低下头继续画，不敢再抬头。

　　下课铃响的时候，黄老师让大家把画交上来，然后宣布了一个消息：下周五学校组织初一初二的学生去后山茶园参加劳动实践，采茶、除草、施肥，算是劳动课的成绩。

　　教室里一片哀嚎，有人抱怨太累了，有人担心晒黑，有人嘀咕着还不如上课。黄老师笑着摆了摆手，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每年新生都要去的。

　　杨晓东倒没什么感觉。他从小在茶厂长大，采茶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更在意的是另一点——全年级都去，那郑雪琼也会去。

　　他心里暗暗高兴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茶园那么大，总有机会说上几句话的。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机会后面，藏着一场他永远都醒不过来的噩梦。

　　出发那天是星期五，天气出奇地好。连着下了两天的秋雨在星期四晚上停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天蓝得像洗过一样，连一丝云都没有。空气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吸进肺里凉丝丝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腥甜味。

　　学校租了两辆大巴车，初一初二的学生按班级分批上车。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帧往后退——低矮的店铺、骑自行车的人、路边打瞌睡的狗——然后慢慢变成了大片的茶园。

　　茶园越来越密，铁观音的茶树一排排的，整整齐齐，像绿色的波浪从山脚一直涌到山顶。茶树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叶尖上还挂着没有干的雨珠，阳光一照，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采茶人戴着斗笠，腰间系着竹篓，弯着腰在茶树间忙碌，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移动的标点符号。

　　大巴在茶山脚下的空地停了下来。各班集合完毕后，负责劳动实践的老师讲了注意事项：每人发一个竹篓，采满一篓算完成任务；不许打闹，不许乱跑，不许糟蹋茶树；有事找班主任，班主任找年级组长。

　　竹篓是新的，竹编的，散发着竹子的清香。杨晓东把竹篓系在腰间，手法熟练地打了个结。旁边孙大勇折腾了半天也没系好，最后还是杨晓东帮他弄的。

　　“你怎么这么熟练？”孙大勇好奇地问。

　　“从小系到大。”杨晓东说。

　　各班分散到不同的区域。初一（3）班被分配在半山腰的一块茶园，坡度不大，茶树也修剪得齐整，适合新手。林秀珠站在田埂上指挥大家分头行动，声音比在教室里还要洪亮，隔着几排茶树都听得清清楚楚。

　　杨晓东挑了靠边的一行茶树开始采。采茶讲究“一芽两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嫩芽轻轻一掰，不能掐，掐断的断面会发黑，影响茶叶的品相。他的手很稳，动作又快又准，一把嫩芽摘下来，往竹篓里一丢，发出清脆的沙沙声。

　　不到一个小时，他的竹篓就装了大半。

　　他直起腰来擦汗的时候，下意识地往四周看了看。陈志远在他左边两行的位置，正笨手笨脚地跟一棵茶树较劲，眼镜上蒙了一层雾气。孙大勇在旁边哈哈大笑，说陈志远摘茶叶跟拔鸡毛似的。

　　杨晓东的目光继续往远处找，在半山腰的另一块茶园里，他看见了郑雪琼。

　　她蹲在地上，低着头认真地摘茶叶。头发今天没有扎麻花辫，而是用一根浅蓝色的发带在脑后绑了个低马尾。阳光落在她身上，白色的校服衬衫在绿色的茶园里格外显眼，像是万绿丛中一点白。她采茶的动作不算熟练，但是很认真，一片一片地摘，竹篓里已经积了浅浅一层嫩绿的芽叶。

　　杨晓东看了一会儿，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弯下腰继续采茶，心里盘算着待会儿休息的时候，也许可以找个借口过去打个招呼。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哟，郑雪琼，你也在这儿啊？”

　　杨晓东手里的动作停住了。

　　他直起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赖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郑雪琼采茶的那块茶园边上，身后跟着马军和陈伟。他没有系竹篓，双手插在裤兜里，晃晃悠悠地朝郑雪琼走过去。

　　郑雪琼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采茶，脸上的表情很冷淡，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赖星也不在意，蹲在她旁边，从地上捡起一片茶叶放进嘴里嚼了嚼，然后呸地吐了出来：“生的，不好吃。”

　　郑雪琼没理他。

　　“哎，你怎么不理人啊？”赖星歪着头看她，“我又没得罪你。”

　　“我在采茶，没空聊天。”郑雪琼的声音很平静，但是杨晓东听出了其中的警惕。

　　“采什么茶啊，”赖星伸手想去拿她的竹篓，“让我看看你采了多少。”

　　郑雪琼躲了一下，把竹篓往身后藏。赖星的手落了空，脸色微微一变，但马上又笑了起来：“不给看就算了，这么小气。”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像是要走的样子。郑雪琼刚松了一口气，赖星却忽然弯腰，一把抓住了她的竹篓带子：“我就看一眼。”

　　“你放开！”郑雪琼的声音提高了，带着明显的愤怒。她站起来想挣脱，但赖星的手劲很大，竹篓带子被扯得绷紧了，勒在她腰间。

　　“就看一眼，别这么小气嘛。”赖星笑着说，但那个笑容里没有一丝善意，只有一种逗弄猎物的恶趣味。

　　郑雪琼的脸涨红了。她使劲挣扎了一下，竹篓带子从赖星手里滑脱，惯性让她往后踉跄了两步，差点摔倒。赖星伸手想去拉她，也不知道是真的想扶还是假的想扶，反正他的手伸出去的时候，郑雪琼已经自己站稳了。

　　她瞪着赖星，眼睛里有了泪光，但硬是忍着没掉下来。她咬着下嘴唇，声音发抖却一字一顿地说：“你——离我远点。”

　　“我——”

　　赖星刚开口，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放开她。”

　　杨晓东喘着气，站在茶园边上。他是跑过来的，从半山腰一路狂奔，踩坏了好几棵茶树，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子。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额头上全是汗，头发一绺绺地贴在脑门上。但他站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

　　“我说，放开她。”

　　赖星回过头，看见是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了那种杨晓东记忆深刻的笑——像是看见了什么有趣又愚蠢的东西。那种笑容让杨晓东想起他爹说过的一句话：茶山上有些蛇，咬人之前会先笑。

　　“又是你？”赖星松开郑雪琼的手腕，转过身来面对着杨晓东，“你是不是喜欢她啊？天天跟个哈巴狗似的跟着。上次在小树林也是你，这次又是你，你是不是觉得你——”

　　“我说，放开她。”杨晓东往前走了一步。

　　茶园里忽然安静了下来。周围的同学都停下手里的活，朝这边张望。陈志远在远处喊了一声“晓东”，声音里带着担忧。马军和陈伟站在赖星身后，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紧张，像是等着看一场好戏。

　　赖星和杨晓东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不到两米的距离。一个高一个矮，一个横一个直，一个满脸轻蔑，一个浑身紧绷。山风吹过，茶树沙沙作响，铁观音的清香混着泥土的腥味在空气里弥漫。

　　“你是不是欠揍？”赖星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刺。

　　“你试试。”

　　话一出口，杨晓东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哪来的胆子，也许是因为郑雪琼在看着，也许是因为憋了太久的气，也许是少年人骨子里那股不管不顾的血性，总之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赖星动了。

　　他一把揪住杨晓东的衣领，把他往茶园深处的山坡下面拖。杨晓东的脚在泥地上拖出两道深深的沟，泥土翻起来，压断了几棵茶树的嫩枝。马军和陈伟在后面起哄，吹着口哨，喊着“星哥收拾他”。

　　郑雪琼尖叫了一声：“赖星你住手！”她跑过来想拉住赖星，被马军伸手拦住了。马军那张瘦脸上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皮笑肉不笑地说：“别过去，拳脚不长眼。”

　　“你们——”郑雪琼的声音变了调，她转身朝其他同学喊，“你们快去叫老师啊！”

　　没有人动。

　　有几个同学犹豫了一下，但是看到赖星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收回了脚步。陈志远咬了咬牙，转身往山下跑，去找林秀珠。但他跑得太慢了，等他带着老师赶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杨晓东被赖星拖着，穿过一排排茶树，脚下的泥土越来越松，鞋子陷进去拔出来，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他试着挣扎，但赖星的力气比他大多了，那只揪着他衣领的手像是铁钳子一样，怎么都挣不开。

　　两边的茶树从整齐变得杂乱，越往深处走，茶园就越是荒芜。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茶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枝条横七竖八地交叉着，像是无数只伸向天空的枯手。再往前走，茶树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一丛丛的野杜鹃。

　　安溪的山上到处都是野杜鹃。春天的时候，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红的、粉的、白的，能把整座山染成一片绚烂的云霞。但现在已经是秋天，本不是杜鹃开花的季节。可是那一年秋天暖得反常，山坡上零零星星地开着几丛迟来的花朵。那些花孤零零地立在枯黄的灌木丛中，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不是鲜艳的红，而是一种黯淡的、凝固的血色，像是已经干涸了很久的伤口。

　　赖星把杨晓东摔在地上。

　　杨晓东的后背结结实实地撞在地面上，肺里的空气被猛地挤了出去，他张大了嘴，却吸不进一口气。泥土溅了他一脸，有些灌进了他的领口，冰凉的、湿漉漉的，带着腐叶的味道。

　　他挣扎着爬起来，手撑在地上，掌心被碎石子硌得生疼。还没站稳，赖星的拳头就到了。

　　第一拳砸在他的左脸上，力道大得让他整个人往右偏了一下，嘴里瞬间涌上了一股铁锈味。那是一种他从未尝过的味道，腥甜腥甜的，像是舔了一口生了锈的铁钉。

　　他伸手抹了一下嘴角，手指上沾了血。他看着自己手指上殷红的颜色，愣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赖星。

　　“服不服？”赖星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他的脸离杨晓东很近，近到能看见他鼻梁上的毛孔和眼睛里倒映着的自己的脸——那张脸上有血，有泥，有汗，还有一双不肯低头的眼睛。

　　杨晓东没有回答。

　　他一拳打在了赖星的肚子上。

　　这一拳用了他全身的力气。他感觉到自己的拳头陷进了赖星的腹部，感受到布料底下肌肉的反弹力，那种触感让他的指节发麻。他爹在茶厂教过他，打人要打软的地方，骨头碰骨头，吃亏的永远是自己。

　　赖星闷哼了一声，手上的力道松了松。他大概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男生敢还手，更没想到这一拳打得还挺疼。就在他愣神的瞬间，杨晓东趁机挣脱，反手又给了他一拳。

　　这一拳打在了赖星的嘴角。

　　赖星的嘴唇破了，殷红的血从裂口处渗出来，沿着嘴角往下淌，在下巴上聚成一颗血珠，然后啪嗒一下滴在泥土上。血滴在地面上迅速地洇开，□□燥的泥土贪婪地吸收了，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赖星抹了一把嘴角，低头看着手背上的血。

　　他的脸色变了。

　　那种懒洋洋的、不屑一顾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杨晓东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真正的愤怒。那是一个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人，被一个他看不起的人打了脸之后的暴怒。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瞳孔收缩着，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下巴的肌肉在跳动。

　　一个初一的新生。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一个茶厂工人的儿子。居然让他见了血。

　　他赖星，在整个年级里，甚至在整个学校里，还没有人敢对他动手。就算是初二初三的刺头，见了他也要给几分面子。而现在，这个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的小子，居然把他的嘴角打破了。

　　“你他妈找死！”

　　赖星像疯了一样扑上来。

　　接下来的事情，杨晓东的记忆是破碎的。像是有人把一面镜子摔在了地上，碎片里映着不同的画面，每一片都很清晰，但就是拼不起来。

　　他只记得拳头。到处都是拳头。

　　赖星的拳头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脸上、胸口、肚子、肩膀——每一拳落下都是一个沉闷的响声，像是茶厂里揉捻机的捶打声，闷闷的、沉沉的，每一下都震到骨头里。

　　杨晓东被打倒在地，蜷缩在茶树丛里，双手护着头，把脸埋在膝盖之间。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像是一只受惊的刺猬，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着自己。他感觉到拳头的力量穿透手臂传到头上，感觉到鞋尖踢在肋骨上的闷痛，感觉到泥土灌进了衣领和袖口，冰凉的、湿漉漉的，和他的血混在一起。

　　他听见了很多声音。赖星粗重的喘息声，拳头砸在□□上沉闷的响声，马军和陈伟起哄的喊叫声。他听见郑雪琼的哭声，远远的，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那哭声断断续续的，时而尖利，时而低沉，像是被风吹散了一样，但始终没有停。他听见有同学在尖叫，有人在喊“别打了”，有人跌跌撞撞跑下山去找老师。

　　这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水，模模糊糊的，听不太真切。他唯一听得真切的，是自己心脏的声音——砰、砰、砰——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敲一面鼓，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拼命往外冲。

　　然后，一记拳头砸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这一拳和之前的不一样。

　　之前的拳头是疼的，但这一拳带来的是另一种感觉——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放了一个炮仗，嘭的一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白色。他感觉自己的脑袋里有什么东西断了，像是琴弦崩断的那种感觉，清脆而剧烈。然后是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整个世界在他眼前翻转了过来，天变成了地，茶树变成了云。

　　他的身体忽然软了，像是被人抽掉了所有的骨头。护着头的手臂无力地滑落下来，垂在身体两侧，手指还在微微抽搐着，指甲里嵌满了泥土和茶叶的碎末。

　　他仰面躺在地上，睁着眼睛，看见头顶的蓝天。天空很蓝，蓝得像一匹展开的绸缎，没有一丝杂色。一朵云飘过去，白得像棉花，慢悠悠的，不慌不忙的，好像下面发生的一切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看见茶树墨绿色的叶子，看见穿过树叶缝隙的阳光，看见阳光里飞舞的细小尘埃。

　　然后他看见了那几丛杜鹃花。

　　血红的杜鹃花，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枯萎了，但花心还是红的，一种固执的、不肯褪色的红。有那么一瞬间，杨晓东分不清那是花还是血。也许本来就是同一种颜色。也许红色就是红色，不管是长在枝头还是流在血管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西——生命的颜色，也是死亡的颜色。

　　他的视野边缘出现了郑雪琼的脸。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马军的阻拦，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扑倒在他身边。她的头发散了，发带不知道掉在了哪里，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她的脸上全是泪水，眼泪把泥土和灰尘冲成了一道道的痕迹，像是龟裂的河床。

　　她的嘴张着，好像在大声喊什么。他能看见她的嘴唇在动，能看见她喉咙的颤动，能看见她眼睛里倒映着的自己——一个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的人。但他什么都听不见了。

　　世界在他眼前慢慢变暗，像是有人在一点一点地拉上窗帘。先是边缘变暗，然后是中间，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光点，像是隧道尽头的光。

　　那个光点里，是郑雪琼的脸。

　　他看着她，用最后的力气看着她。他想说话，想告诉她一些事情。他想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他喜欢她。他想说他很后悔，后悔那天没有把那个鸡蛋送给她。他想说他其实每天课间操都在看她，每天午饭都在食堂里找她的身影，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偷偷练习见到她时该说的话。

　　他有很多话想说。

　　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那个光点越来越小，越来越暗，最后消失在一片无边的黑暗里。

　　杨晓东躺在杜鹃花丛里，血从他的鼻子、耳朵里流出来，渗进安溪的红土地里。血是热的，泥土是凉的，热气在冷泥上蒸腾出一缕缕几乎看不见的白雾，像是灵魂离开身体时最后的一点余温。

　　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和那些杜鹃花染成了同一种颜色。

　　山风吹过茶园，铁观音的叶子沙沙作响。那声音绵密而悠长，像是整座茶山都在叹息。西边的天空烧着一大片火烧云，从金黄到橘红到暗紫，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把整座茶山都映成了红色。那片红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重，最后像是有人把一整桶颜料泼在了天幕上。

　　分不清哪片是云霞，哪片是杜鹃，哪片是血。

　　赖星站在旁边，喘着粗气，拳头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凹坑。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冲出一道道白色的印子。他的怒气还没消，胸膛里还烧着一团火，但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冷冰冰的东西，正从他的脚底往上升，顺着血管流遍全身。

　　他踢了踢杨晓东。

　　“别装了，起来。”他的声音有点抖，但是他自己没注意到。

　　杨晓东一动不动。

　　马军和陈伟凑过来看了看。马军的瘦脸上没了之前那种看热闹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表情——恐惧。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吞了口唾沫，蹲下来用一根手指推了推杨晓东的肩膀。

　　杨晓东的身体软塌塌地晃了一下，像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布娃娃。

　　马军的手指像被烫了一样缩回来。他抬起头，脸色发白，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星哥，他、他好像……不行了。”

　　赖星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人在他的脑子里放了一个炮仗，和他刚才打在杨晓东太阳穴上的那拳一模一样。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整个世界像是被人从脚下抽走了地板，他感觉自己在往下坠，一直往下坠，脚下什么都踩不到。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他看着自己的拳头，拳峰上的皮肤已经破了，血从伤口里渗出来，分不清是他的血还是杨晓东的血。血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像凝固的红漆。

　　他又看了看地上的人。

　　杨晓东的眼睛还睁着，但是瞳孔已经散了，那双眼睛里没有了任何东西——没有了光，没有了焦点，没有了刚才那个不肯低头的少年的影子。只剩下一对灰蒙蒙的眼球，空洞地望着天空，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地方。

　　赖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喉咙里只发出了一声含混的、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声音。

　　郑雪琼扑在杨晓东身上，用手去捂他头上的伤口。血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杨晓东苍白的脸上，顺着脸颊的弧度滑下来，流进耳朵里，流进衣领里，流进安溪的红土地里。血的温度烫得她浑身发抖，但她的手没有松开，反而捂得更紧了，像是想把那些流出去的东西全都堵回去。

　　“杨晓东……杨晓东你醒醒……”她的声音碎成了渣，被山风吹散了，落在茶园里，落在杜鹃花上，落在一个永远都听不见的人身上。

　　她摇晃着他的身体，像是在摇一个睡着了的人。他的头随着她的摇晃无力地摆动着，太阳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血的颜色越来越深，流速越来越慢。

　　“你醒醒啊……求求你了……你醒醒……”

　　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杨晓东的脸上，和血混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但是那双眼睛再也没能睁开。

　　那个会在课间操时偷偷看她的男生，那个在小树林里挡在她面前的男生，那个兜里揣着一个凉透的鸡蛋却始终没敢送出手的男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山上的铁观音还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唱一首无人听懂的挽歌。杜鹃花还在夕阳下燃烧，像是一簇永不熄灭的火。西天的火烧云越烧越烈，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红色。

　　那一年，安溪的秋天格外漫长，也格外寒冷。

　　杨建国是在下午五点左右接到消息的。

　　他当时正在茶厂的揉捻车间里，双手插在滚烫的茶堆里揉捻茶叶。铁观音的清香混合着车间里蒸腾的热气，把他的眼睛熏得发红。机器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所以他一开始没听见有人喊他。

　　车间主任老周跑进来，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在杨建国耳边吼了好几声，杨建国才听清楚那四个字——“你儿子出事了”。

　　他手里的茶叶啪嗒一下掉在地上，散了一地。翠绿的叶片落在满是茶渍的水泥地上，被来来往往的脚踩得稀碎。

　　杨建国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医院走廊里的日光灯惨白惨白的，把所有人的脸都照得像死人一样。走廊里站了好几个人——有学校老师，有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看见杨建国来了，都往后退了一步，给他让出一条路。

　　那条路的尽头，是太平间的门。

　　杨建国站在门口，浑身抖得像筛糠。他伸出那双揉了二十年茶叶的手，推开了那扇门。

　　里面很冷，比外面冷得多。白炽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照在不锈钢的台面上，反射出冷冷的光。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辛辣，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烧灼鼻腔。

　　台子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的轮廓是一个人形，但比人小得多，像是缩水了一样。杨建国走过去，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才捏住白布的一角。

　　他掀开了白布。

　　杨晓东躺在那里，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苍白得像是冬天茶园里的霜。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块，露出太阳穴上一块暗紫色的瘀伤，伤口周围肿胀着，皮肤被撑得发亮。眼睛已经被合上了，但那两排睫毛还是湿的，不知道是被血浸的还是被眼泪沾的。嘴唇微微张开着，露出一点牙齿，像是在说什么还没说完的话。

　　杨建国看着儿子，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

　　走廊里的人都在等。等一声哭嚎，等一阵崩溃，等一个父亲面对儿子尸体时该有的反应。

　　但他们什么都没等到。

　　杨建国站在那里，佝偻着背，像一棵被雷劈断的老茶树。他的肩膀在抖，手在抖，嘴唇在抖，全身都在抖。但他没有哭。他站在那里，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在膨胀，在寻找一个出口。

　　然后他张开了嘴，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野兽般的嚎叫。那声音不像人能发出的——低沉、嘶哑、破破烂烂，像是从胸腔最深处硬生生撕扯出来的。那不是一个父亲在哭儿子，那是一只被困在陷阱里的野兽，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打死之后发出的嘶吼。

　　他一拳砸在墙上。

　　墙皮簌簌地往下掉，白色的粉末落在他肩膀上，像一层薄薄的雪。他的拳头上渗出了血，但他感觉不到疼。和心里的那个洞比起来，这点疼什么都不算。

　　他没哭。

　　安溪的男人不兴哭。

　　但他站在那里，佝偻着背，扶着墙，像是忽然之间老去了十岁。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脊背还是直的，但他身体的某个部分——某种支撑了他半辈子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彻底地、不可逆转地断裂了。

　　他站了很久。久到走廊里的人都开始不安地面面相觑，久到护士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想扶他，久到外面的天从黑色变成了深灰。

　　最后他转过身，走出了太平间。

　　他的眼睛是干的。

　　但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见过杨建国笑。他依然去茶厂上班，依然用那双揉了二十年茶叶的手揉捻茶叶，依然在每个月月底去财务室领八十七块五的工资。但他的眼睛变了——那双眼睛里没有了光，只剩下两潭死水，浑浊的、冰冷的、再也不会起波澜的死水。

　　茶厂赔了一笔钱。数目不小，在安溪县城里，那笔钱够一个普通家庭开销好几年了。

　　赖星家也赔了一笔钱。赖星的父亲赖国良亲自登门，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穿着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他在杨建国家的堂屋里坐了二十分钟，说了一堆道歉的话，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了过来。

　　杨建国坐在对面，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眼睛盯着桌上那个信封，眼神空空的，像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东西。

　　赖国良走了之后，他拿起那个信封，拆都没拆，和茶厂赔的那笔钱一起，存进了银行。

　　一分没动。

　　有人劝他去告。劝他去追究到底。劝他不能让儿子白死。

　　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院子里那棵老龙眼树下，看着头顶密密麻麻的枝叶，很久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人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

　　他的声音平得像一碗凉透的茶，没有起伏，没有温度，没有恨意，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被抽空了所有的疲惫，一种连恨都恨不动了的麻木。

　　劝他的人叹了口气，走了。

　　院子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龙眼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是有人在低语。杨建国低着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双手。那双揉了二十年茶叶的手，掌心全是老茧，掌纹被茶汁浸染成了深褐色，像是刻在石头上的沟壑。就是这双手，曾经把那个鸡蛋塞进儿子的手里；就是这双手，曾经拍着儿子的后脑勺说“好好读书，别给老子丢人”。

　　现在这双手空了。

　　儿子不在了，鸡蛋没了，那个背着军绿色书包、安安静静走在身边的少年，永远地留在了十三岁的秋天。

　　他把脸埋进掌心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但是没有声音，一滴眼泪都没有。

　　安溪的男人，不兴哭。

　　赖星被带走了。

　　派出所的民警在当天晚上就到了他家，把他从床上拎起来，塞进了警车。赖国良跟在后面，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他打了几个电话，说了很多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没有人能听清。

　　调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定性是“过失致人死亡”。

　　赖星在笔录里说，他没想到那一拳会把杨晓东打死。他就是想教训教训他，没想下死手。他不知道自己那一拳打在了太阳穴上，更不知道太阳穴是人的要害。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只是在陈述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因为他未满十四周岁，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被送进了少管所。

　　少管所在福州，离安溪几百公里。他被送走的那天，学校里的风言风语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赖星家里花了钱，买通了关系，不然不可能只进少管所。有人说，赖星他爸认识市里的人，一个电话就让案子从“故意伤害”变成了“过失”。还有人说，赖星根本就不是不满十四周岁，是他爸改了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

　　没有人知道真相。这些传言像风一样在校园里吹来吹去，最后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默认的事实——赖星家里有钱，有钱就能摆平一切。

　　杨建国没有去闹。他甚至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几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追究，他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让人听不懂的话：“茶泡久了，就苦了。”

　　只有他娘知道这句话的意思。那天晚上，她在灶房里洗碗的时候，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着，把她的哭声盖住了。她蹲在那里，捂着脸，肩膀一下一下地抽动，洗碗水溅了一地，把她那双变了形的、泡得发白的手泡在水里。

　　她知道杨建国不是不想追究。他是怕追究到底，结果还是一样。他怕自己抱着希望去告、去闹、去拼命，最后得到的还是这样一个结果。他怕那种希望被反复碾碎的感觉，比绝望本身更让人难以承受。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把所有的痛、所有的恨、所有的不甘，都揉进茶叶里，泡成一杯凉透的苦茶，一个人咽下去。

　　郑雪琼请了三天假。

　　三天之后她回来上课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

　　头发剪短了，剪到齐耳根，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以前扎麻花辫时那种活泼的影子，一下子全没了。人瘦了一圈，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风一吹就贴在了身上，能看见肩胛骨的轮廓。眼睛底下是两团青黑色的阴影，嘴唇干裂起皮，嘴角微微往下撇，像是已经忘记了该怎么笑。

　　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她。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也有一丝隐隐的责怪——毕竟，那场架是为她打的。

　　郑雪琼低着头，快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她把手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笔直，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像是要把自己的视线固定在黑板的某个点上，不让它往别处飘。

　　上课的时候，林秀珠叫了她的名字，让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小，小到坐在第三排的同学都听不见。林秀珠让她大点声，她就又说了一遍，声音还是那么小。

　　她的声音变了。以前是清清亮亮的，像山泉敲击石头的声音；现在却是沙哑的、疲惫的，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的人忽然开了口。

　　林秀珠叹了口气，让她坐下了。

　　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她总是低着头，把下巴埋在衣领里，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她的步子很快，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和任何人对视。她不再去食堂吃饭了，每天带一个馒头，在教室里啃。她不再去操场边看篮球了，连课间操都站在队伍最后面，恨不得把自己藏进围墙的影子里。

　　她怕看到那片茶山。

　　每次从教学楼的窗户往外看，她都会刻意避开那个方向。但她越是避开，那片茶山就越是往她的脑子里钻。那座山上有铁观音，有杜鹃花，有那些采茶人戴着斗笠弯着腰的身影。还有一个叫杨晓东的少年，永远地躺在了那里。

　　那片茶山在她的记忆里和那一天的血红色牢牢地粘在了一起。每次闭上眼睛，她都能看见那些杜鹃花——血红的杜鹃花，在风中摇曳，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红色。她听见拳头砸在□□上的闷响，听见自己的尖叫声，听见杨晓东最后那个没有发出的声音。

　　那声音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而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扎了根，发了芽，怎么拔都拔不掉。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从心里冒出来，一遍一遍地在她脑海里回放。

　　她再也没提过那个名字。

　　杨晓东。

　　这三个字成了初一（3）班的禁忌。没有人当着她的面提起，没有人问她那天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她为什么剪短了头发。大家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名字，就像绕开一个还没结痂的伤口。

　　但沉默本身就是最大的声音。

　　每一次刻意的避而不谈，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每一次目光交错时的躲闪，都在提醒她——那个人不在了。为你打了一架的人，不在了。

　　她变得沉默了。下课的时候不再和前后桌聊天，放学的时候不再和同学结伴回家，走在路上也不再抬头看天。她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壳里，那层壳很薄，薄到轻轻一碰就会碎，但没有人敢碰它。

　　她开始在每天放学后，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坐一会儿。那里看不到那片出事的茶园，也看不到那丛杜鹃花。只有几棵歪歪扭扭的松树，和满地枯黄的松针。她就坐在那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把天空染成和那天一样的颜色。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去那里。

　　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日子还是要过的。

　　安溪一中的铁观音，年年春天发出新芽，嫩绿的、毛茸茸的，在晨露里闪闪发光。茶农们背着竹篓上山，手指翻飞，把春天的第一茬嫩芽摘下来，送到山下的茶厂。揉捻机轰隆隆地转着，把茶叶揉成紧结的条索，然后晾晒、烘焙、包装，卖到县城、市区、省城，甚至有人说是卖到了北京。

　　没有人记得，在这座茶山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丛杜鹃花开得格外茂盛。那些花春天开，秋天也开，花期错乱，颜色殷红，像是被什么东西滋养着。

　　也没有人记得，那些花下面，曾经躺过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学生们来来去去，有人毕业，有人入学。新入学的初一新生像当年的杨晓东一样，背着书包站在校门口，仰头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他们不知道，在自己站着的这块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那个倒在茶树下的少年，渐渐变成了一个偶尔被提起的名字，一个模糊的传说，一段尘封的往事。老师们在讲“安全第一”的时候偶尔会提起一句——“很多年前有个学生，在茶山上出了事，你们要引以为戒。”但他们从来不说那个学生的名字，也不说他是怎么出事的。

　　知情的同学们一届一届地毕了业，各奔东西。陈志远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去了泉州念中专，学的是会计。孙大勇没考上高中，跟着他爹杀猪去了，在菜市场摆了个肉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剔骨切肉。马军和陈伟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了，有人说他们去南方打工了，也有人说他们跟着赖星混，反正再也没在安溪出现过。

　　那些记忆像茶叶一样，在岁月的热水里泡了又泡，泡到没有了颜色，没有了味道，最后被人连茶带渣一起倒掉了。

　　但有些事情，是倒不掉的。

　　那些压在最底层的茶渣，那些沉淀在杯底的苦涩，那些你以为早就被时间冲淡了的东西，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忽然泛起，把整杯水都染成浑浊的颜色。

　　比如郑雪琼出嫁的那一天。

　　一九九六年，农历八月初八，宜嫁娶。

　　安溪县城最大的酒楼——凤山酒楼张灯结彩，门口摆满了花篮，红色绸带上写着“贺赖星先生、郑雪琼女士新婚之喜”的金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鞭炮的碎屑铺了一地，厚厚的一层，像红色的雪。

　　赖星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里面是白衬衫，系着一条大红领带。他比七年前高了不少，肩膀宽了，脸上的棱角也出来了。从少管所出来之后，他跟着他爹赖国良做生意——茶叶、建材、土特产，什么赚钱做什么。赖国良在县城里人脉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赖星跟着他，几年下来，也混得风生水起，在安溪也算一号人物了。

　　他站在酒楼门口迎客，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见到每一个来客都大声打着招呼，握手、拍肩膀、递烟，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有人恭喜他，他就哈哈大笑，说“同喜同喜”。

　　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那道疤痕会跟着扯动——那是七年前被杨晓东打的那一拳留下的，缝了三针，留下了一道永远褪不掉的印记。

　　郑雪琼坐在酒楼二楼的新娘房里。

　　她穿着白色的婚纱，脸上化了浓妆，嘴唇涂得鲜红。粉底打得很厚，把她的皮肤盖得严严实实的，但盖不住她眼里的空洞。她瘦了很多，锁骨凸出来，肩胛骨的轮廓在婚纱下清晰可见，整个人像是被时光削薄了一层。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瓷娃娃。

　　有人推门进来给她补妆，她配合地转过脸去，让化妆师在她脸上涂涂抹抹。有人送进来一碗甜汤，她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有人来跟她说话，她就机械地笑一下，那个笑容只停留在嘴角，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她的眼睛。七年前那双清清亮亮的、像山泉一样干净的眼睛，现在变成了一口枯井。井底没有水，只有被岁月风干的石头。

　　有老同学来喝喜酒，在楼下签了到，找了位置坐下，私底下交头接耳。

　　“你说她怎么想的？嫁给谁不好，非要嫁给他？”

　　“谁知道呢，也许是被逼的吧。赖星他爸这几年越来越有钱了，郑雪琼她爸前年查出来肝病，花了不少钱，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赖家帮了不少忙，搞不好这笔婚事里头有什么交易。”

　　“那也不能嫁给……那个人啊。当年的事，她怎么能忘得了？”

　　“你小声点。过去七年了，说不定早就翻篇了呢。小孩子打架嘛，谁还没打过架？”

　　“打架？那是打架吗？人都打死了！再说了，打架和杀人能一样吗？”

　　“那你说她能怎么办？赖星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缠上她了，三天两头上她家去，名义上是看她爸的病情，实际上谁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郑雪琼躲了他三年，从初中躲到中专，又从中专躲到工作，最后还是没躲掉。赖星那个人，想要的东西，什么时候失手过？”

　　“那她就认了？”

　　“不认又能怎样？”

　　“可怜了那个杨晓东，死得真不值。”

　　“嘘——别说了，新郎新娘要下来了。”

　　宴席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赖星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过去。每到一桌，他都要大声说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搂着郑雪琼的腰，把她紧紧地箍在身边，像是搂着一件失而复得的战利品。

　　郑雪琼像一尊瓷娃娃一样任他搂着，既不挣扎，也不回应。她端着酒杯，有人敬酒就跟着抿一口，没人的时候就把酒杯放在桌上，看着满桌的菜发呆。有人跟她说话，她就把目光转过去，礼貌地点点头，然后又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某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她的笑容就像是一个面具，戴在脸上，遮住了底下所有的东西。

　　“雪琼，来，给你陈伯伯敬一杯。”赖星拍了拍她的腰。

　　郑雪琼机械地端起酒杯，朝对面那个红光满面的中年男人举了举杯子，抿了一口。

　　“好！好！”陈伯伯哈哈大笑，“星仔好福气，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当年那个杨——”

　　旁边有人踢了他一脚。陈伯伯一愣，后半句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讪讪地笑了两声，把杯里的酒一口闷了。

　　气氛僵了一瞬。

　　赖星的脸色变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笑容。他哈哈一笑，用力搂了搂郑雪琼的腰，大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今天是好日子，大家吃好喝好！”

　　众人纷纷举杯，把那一瞬间的尴尬盖了过去。

　　郑雪琼的脸色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她端着酒杯站在那里，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她端着酒杯的手指在发抖，抖得杯中的酒液荡起一圈一圈微不可见的涟漪。

　　酒过三巡，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这时候应该开始闹洞房了。赖星喝得醉醺醺的，被一帮兄弟簇拥着往楼上的婚房走。郑雪琼被几个姐妹搀着跟在后面，婚纱的裙摆拖在地上，在楼梯上扫过一级又一级的台阶。

　　就在这个时候，婚宴大厅的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是一个女人。

　　她大概三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料子说不上多好，但干净整洁，像是精心挑选过的。她身材偏瘦，肤色不算白，但是五官清秀，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安静、沉稳，像是看过了太多事情之后沉淀下来的湖水。她留着长发，用一根素色的发带在脑后扎成一个低低的马尾。

　　她站在门口，扫了一眼大厅，然后径直朝新郎新娘的主桌走去。

　　她的脚步不快不慢，姿态从容，像是对这种场合并不陌生，又像是对一切都毫不在意。

　　她的出现让喧闹的婚宴忽然安静了一块。先是离门口最近的那几桌安静下来，然后是中间的几桌，最后连主桌上的人都停止了说笑，转过头来看着她。

　　她不请自来。

　　谁都不认识她。所有人都在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目光，窃窃私语声像风一样在桌子之间传播。

　　女人走到主桌前，停在郑雪琼面前。

　　她看着郑雪琼，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没有风的水。郑雪琼抬起头，和她对视。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铺着红桌布的圆桌，桌上摆满了吃剩的菜肴和空酒瓶，空气里弥漫着酒精和食物混合的味道。

　　女人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

　　红包是普通的那种，红色的纸，金色的字。但上面写的字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杨——晓——东。”

　　有人念出了那两个字，声音颤抖。

　　全场鸦雀无声。

　　那些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那些正在嚼菜的嘴停止了咀嚼。那些正在说话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像是有人忽然关掉了整个大厅的音响。

　　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秋风吹过梧桐树叶的沙沙声。

　　赖星站在楼梯口，回过头来。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那种白，不是喝了酒之后突然醉了的白，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涌上来的恐惧的惨白。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嘴巴张开了，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的声音。他看着那个红包，又看着那个穿白裙的女人，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手里的酒杯“啪”地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瓣。玻璃碎片溅开来，红酒洒了一地，在瓷砖地面上洇开，像一摊暗红色的血。

　　郑雪琼的脸色比婚纱还白。

　　她看着那个红包上的三个字——杨、晓、东——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子，插在她心里那个七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快到让她喘不上气来。她的手指死死地掐进掌心里，指甲陷进肉里，渗出了血丝，但她完全感觉不到疼。

　　她抬起头，看着那个穿白裙的女人。

　　她们素不相识。但郑雪琼在看见她眼睛的那一瞬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那种熟悉感不是来自于长相，而是来自于那双眼睛里的某种东西——一种和她自己眼里一模一样的东西，沉淀了七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你是谁？”她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砂纸摩擦砂纸。

　　女人看着她，又看了看旁边脸色惨白的赖星。

　　她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弯了弯嘴角。那个笑容很淡很淡，淡到几乎看不出来。不像是喜悦，不像是嘲讽，不像是仇恨，也不像是悲伤。那个笑容里有所有这些东西，又什么都不完全是。它像是一杯泡了太久的茶，里面有苦有涩有甘有甜，百味杂陈，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

　　她转身走了。

　　白色的裙摆在门口一闪，被秋风吹起一角，然后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从她进门到离开，不到一分钟。

　　但这一分钟，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

　　宴会厅里炸了锅。宾客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交头接耳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汹涌而起。有人站起来了，有人指着门口大声说着什么，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有人冲到门口去张望，但门外只有夜色和秋风中翻飞的落叶，那个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是谁？那红包是怎么回事？”

　　“杨晓东？不是七年前那个被打死的孩子吗？怎么还有人拿他的名字来送礼？”

　　“你们看见了吗？那个女人的眼睛——和杨晓东长得有点像——”

　　“你是不是喝多了？杨晓东是男的！”

　　“我不是说长相，我是说——那种眼神。”

　　“赖星呢？赖星怎么了？”

　　赖星瘫坐在楼梯口，后背靠着栏杆，两条腿叉开摊在地上。他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滚，西装里面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能看见下面的肉在发抖。他的呼吸又急又浅，像是刚跑完一个马拉松。有人走过去想扶他，他甩开了那人的手，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仔细听才能听出来，他在反复念叨着两个字：

　　“……晓东……杨晓东……”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

　　郑雪琼站在原地，低着头，看着地上碎掉的酒杯和那个红包。

　　那个红包就躺在碎玻璃和红酒渍之间，封口没有粘牢，被风一吹，微微张开了。里面的东西露出一角——不是钱。是一张照片的边缘，微微泛黄。

　　她慢慢地蹲下去，婚纱的裙摆浸在红酒渍里，染红了白色的蕾丝边。她伸出手，手指颤抖着，把那个红包捡了起来。

　　她从里面抽出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母子。女人看着镜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的脸圆圆的，眼睛很大，对着镜头咧嘴笑着，露出一对还没长牙的牙龈。

　　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了，边缘微微卷起，应该是有些年头了。但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折痕。

　　郑雪琼盯着那个婴儿的脸。她盯着那双眼睛，盯着那个额头，盯着那个微微上扬的嘴角。然后她的手指开始剧烈地颤抖，抖得照片都在空气中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那个婴儿的眉眼，像极了一个人。

　　一个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人。

　　第二样东西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地址是福州的，后面跟着三个字——“精神科”。

　　第三样东西是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很秀气，一笔一划写得端端正正，用力很深，几乎要把纸背划破。

　　那行字写着——

　　“他还有个儿子。”

　　郑雪琼看着这行字，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的振翅，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周围人的耳朵里。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她终于哭了。

　　那是婚礼上，她第一次哭。

　　七年来，她第一次哭。当年在杨晓东的尸体旁边哭过一次之后，她的眼泪就再也没掉下来过。杨晓东的死讯传来时她没有哭，赖星在少管所里给她写信时她没有哭，她爸病重时她没有哭，赖星日复一日缠着她时她没有哭，甚至今天穿上婚纱嫁给一个她恨了七年的人，她也没有哭。

　　但此刻，看着那一行字，看着照片上那个婴儿的脸，看着那个和杨晓东一模一样的眉眼，她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止不住了。

　　“他还有个儿子。”

　　她跪在碎玻璃和红酒渍之间，抱着那张照片，哭得浑身发抖。婚纱的裙摆浸在暗红色的酒液里，雪白的蕾丝被染成了深红色，像是当年杜鹃花的颜色。眼泪冲花了她的妆容，把睫毛膏冲成黑色的河流，在脸颊上肆意流淌。

　　她哭的不是自己。

　　她哭的是那个十三岁的少年，那个在茶山上的杜鹃花丛中永远闭上眼睛的少年。她哭的是那个她没来得及认识的、刚刚出生的婴儿。她哭的是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那个不知道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多久、独自承担了所有痛苦的女人。她哭的是这七年来所有被掩埋的真相、所有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所有被硬生生压抑在心底的情感。

　　她哭的是命运，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却从来没有人在乎过开头和过程的命运。

　　周围的人全都愣住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上前，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个穿着婚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新娘。

　　赖星靠在楼梯栏杆上，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的脸不再是惨白，而是一种死灰的颜色。他的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破碎的气声。他的眼神里终于出现了七年来他一直压在心底、从不肯承认的东西——恐惧。

　　不是害怕事情败露的恐惧。

　　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原始的、从灵魂深处翻涌上来的恐惧。他害怕的，是照片上那个婴儿的眼睛。那双眼睛正透过泛黄的相纸，穿过七年的时光，穿过生与死的界限，安安静静地看着他。那双眼睛和七年前那双在杜鹃花丛中渐渐失去焦距的眼睛，一模一样。

　　那是杨晓东的眼睛。

　　窗外，夜色笼罩了整座安溪县城。远处的茶山隐没在黑暗中，只能看见模糊的轮廓，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山上的铁观音已经采完了秋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秋风中瑟缩。但那些杜鹃花还开着，虽然看不见，但你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在那片山坡上，在那丛灌木中，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静静地燃烧着。

　　红得像血。

　　红得像霞。

　　红得像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少年的梦。

　　那个穿白裙的女人走在安溪县城空荡荡的街道上。街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孤独的游魂。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在她的脚边打着旋儿。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和红包里一模一样的照片，低头看了一眼。

　　照片上，那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对着镜头微笑。

　　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那个婴儿的脸，抚过那双和杨晓东一模一样的眼睛。

　　然后她把照片翻了过来。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很旧了，墨水的颜色已经褪成了淡蓝，但还能辨认：

　　“晓东的儿子，杨念东。生于1990年3月17日。”

　　她把照片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抬起头，望着头顶深蓝色的夜空。夜空中没有月亮，只有密密麻麻的星星，像是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她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她刚才在婚宴上露出的笑容一模一样——淡得像水，苦得像茶，却也温柔得像一阵穿过茶园的晚风。

　　这是她第一次笑。

　　七年来第一次。

　　她把这个秘密藏了七年，藏在一家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的高墙之内，藏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无数次无声的哭泣里。今天，她终于把它送到了该送的人手上。

　　她走在安溪的夜色里，身后是那座灯火通明的酒楼，是那个跪在地上哭泣的新娘，是那个瘫在楼梯上的新郎，是那些被一个红包和一张照片彻底掀翻的人生。

　　前路漫漫，夜色正浓。

　　但她的脚步很轻快，像是卸下了一个扛了太久的重担。

　　因为从今天开始，这个秘密不再只是她一个人的秘密了。

　　远处的茶山在夜色中沉默着，像一座巨大的坟茔。山风吹过，铁观音的叶子沙沙作响，那声音绵延不绝，像是有人在低声诉说着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故事。

　　茶山上的杜鹃花还在开着。

　　红得像血，红得像霞，红得像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少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