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 11 章 那年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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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海风很咸
尾声未画完的圆
二〇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杨晓东离开的第三十年。
南寮海堤的木栈道已经换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市政府在二〇一五年台风季之后翻修的，把原本的南方松木板全部换成了更耐腐蚀的塑木复合材料，颜色比旧木板深一些，踩上去不会再有吱嘎声。第二次是去年，他们把整条栈道加宽了一公尺，在临海那一侧增设了无障碍坡道和观景平台，平台的护栏上刻着潮汐时刻表和附近湿地的候鸟图鉴。栈道入口处立了一块新的解说牌，上面写着“南寮渔港生态步道”，底下有几行小字介绍香山湿地的历史，从清代的海埔地写到日据时期的盐田，再写到近年来的复育成果。牌子右下角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九九〇年代南寮渔港的旧貌——消波块刚堆上去不久，水泥颜色还是浅灰的，堤防上停着一整排木制渔船，桅杆上挂着的灯泡在黄昏里亮成一串。
那张照片里没有那天的海浪，没有那天的尖叫声，没有那个翻过护栏去捡发卡的少年。
但每一个站在解说牌前面看那张照片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些。他们看到的是历史，是风景，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旧渔港。他们不会知道，在这片海水的某个坐标点上，曾经有一个十五岁的男生用尽最后一口气，问了一个关于发卡的问题。
郭采洁已经四十五岁了。
她在科学园区那家科技公司做了二十多年，从前年升任财务部协理之后，办公室搬到了顶楼，有一整面落地窗可以看见整个园区和远处的山峦。下属都说她是一个话不多但很公平的主管，开会时不废话，报表上有问题会用红笔圈起来，旁边写上修改建议，字迹工整，从不写模棱两可的评语。她不跟下属聊私事，不在公司聚餐时喝酒，不发朋友圈，不参与任何办公室政治。只有跟了她十几年的秘书知道，她每年七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一定休假——不调班，不补班，就是休假。每年这一天，秘书会在行事历上帮她挡掉所有的会议和拜访，备注栏里只写两个字：私事。秘书从不追问是什么私事，但她猜得到。
郭采洁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领口敞开，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棉质背心。她的头发剪短了，到耳根的位置，发尾微微往里扣着，和她二十年前刚从美国回来时一样。只是鬓角处多了几根白头发，她没有染。她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银色的细链，链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圆形坠子——不是星星，是一个圆。那是她四十岁生日那天柯震东送她的，他说他自己在修车厂后面的金工教室学的，学了三个月，做坏了五个，第六个才勉强能看。“不是星星，”他把坠子翻过来，背面刻着一个极小的、歪歪扭扭的“东”字，“是一个圆。你以前收过别人的星星，现在这个是圆。圆的比较好，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一直在这里。”
她站在南寮海堤上，手扶着不锈钢护栏。海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去拨。三十年了，海风还是一样的味道——咸的，带着一点点机油和渔获混杂的港口气息。和她十五岁那年第一次在南寮海堤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柯震东站在她旁边。
他今年四十六岁，头发从三分头变成了短发，两边鬓角已经花白了，但身形还是保持得很好——不是健身房里练出来的那种刻意的大块肌肉，是修车厂里长年累月搬轮胎、拆引擎、蹲在地上拧螺丝练出来的结实。手掌上的茧比以前更厚了，指节上的旧伤疤被新的伤疤覆盖，右手背上那道被排气管烫伤的痕迹已经变成了和周围皮肤几乎同色的浅白。他不打球了——四十岁以后膝盖不太好，蹲下去的时候左边的膝盖会咔嗒响一声，是年轻时候打篮球留下的旧伤。但他还是每天早上七点到修车厂，把铁卷门拉起来，泡一壶茶，等学徒来上班。
现在他有六个学徒了。最早的那个阿豪已经是厂里的首席技师，负责带新人，上个月刚结了婚，喜帖就贴在修车厂休息室的公布栏上，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二十年前阿豪刚来的时候，柯震东手把手教他拆化油器，两个人蹲在一台老福特前面，手上全是油污，阿豪的脸被镜头切掉了一半，只剩下一对瞪得圆圆的、充满困惑的眼睛。现在那两个最年轻的学徒都是二〇〇〇年以后出生的，不知道什么是“九二一”，不知道什么是“纳莉”，也不知道他们的老板为什么每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定会提早关厂。“家里有事。”他只说这四个字。学徒们不问。他们只知道老板平常骂人很凶，但每年到了这一天，他会变得特别安静，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往西边看很久。
郭采洁的左手和柯震东的右手交握着，搁在他自己编的那条皮绳手环下方。那条皮绳他戴了十几年了，从深棕色磨成了浅棕色，有些地方已经裂开了细小的纹路，但他不肯换。不是买不起新的，是觉得这条还能用。凤小岳每次看到他都说，你那条手环快断了。他说，还没断。两个人这样一问一答，也问了十几年。
他们的女儿今年十一岁。
她叫杨念。姓郭，名杨念。这个名字是郭采洁在她出生前就想好的。不是杨晓东的杨——至少在户籍誊本上不是。但柯震东知道，她也知道，就够了。夫妻俩从没对女儿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来源，女儿问过一次，妈妈说“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女儿又问“那个人是谁”，妈妈想了想，指了指书架高处那本泛黄的笔记本。女儿后来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搬了椅子去拿，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圆圈和中间那个大大的“郭采洁”，她不认识那个人的字，但她认识妈妈的笔迹——在大圆圈旁边，有一行用铅笔写的、更浅的字。她只认出了“往前走”和“怪我”几个字，其余的字太淡了，像被橡皮擦擦过的泪痕。她把笔记本放回去，从椅子上爬下来，再也没问过。
杨念长得像柯震东——眼睛、鼻梁、那一笑就露出来的整齐的白牙。但她安静的时候像郭采洁，那种安静不是空白的安静，是装满了很多东西但选择不出声的安静。她今天跟着爸妈来海边，穿着粉红色的T恤和牛仔短裤，脚上是粉红色的夹脚拖鞋。她不是第一次来南寮。从她出生开始，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爸妈都会带她来这里。以前她小，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只觉得海风很好闻，消波块上的藤壶长得像她早餐吃的麦片。后来长大了一点，开始注意到每年这一天，妈会在栏杆上放一束白菊花，爸会蹲在旁边的长椅上拧一颗螺丝，不管那颗螺丝坏没坏。她问过一次为什么要拧螺丝。妈说，那是你爸爸的习惯。爸说，那是我和一个人的约定。她没问那个人是谁。她知道问不出来。爸妈之间有很多她不知道的事，但他们从来不瞒她，只是等她自己发现。
她蹲在木栈道上，手里拿着一支粉红色的粉笔，在地上画画。她画了一个圆圈。圆圈不太圆，歪歪扭扭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一小块空白没有接上，看起来像一个大写字母C。她看了看，不满意，用脚底板把圆圈蹭掉，重新画了一个。这一次圆了很多，起点和终点接上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
“妈，你看，我画了一个圆！”
郭采洁低头看着她女儿。三十年前，也有一个人喜欢画圆圈。他画了无数个圆，圆心上都有一个黑点。那些圆圈有的很圆，有的歪歪扭扭，有的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留下一个小小的缺口。她用了很多年才明白，那些缺了口的圆，不是他画不好，是他故意留的——因为缺口是入口，是出口，是留给一个人的位置。而现在，她的女儿在南寮海堤的木栈道上画了一个完整的圆，起点和终点接上了，没有缺口，没有黑点，干干净净的一个圆。
“很好看。”她说，声音很稳，“比妈妈画的好看。”
“妈妈也画过吗？”
“妈妈没画过。”她蹲下来，从女儿手里接过粉笔，在那个圆旁边画了一个更小的圆，然后在圆心里点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但有一个人画过。他画了很多很多，每一张纸上都画满了。后来那些纸被一个人收在铁皮饼干盒里，放在新竹一个院子的衣橱最上层。”
“那个人是谁？”
“一个很喜欢画圆圈的人。”
杨念看着妈妈，又看了看那个多了黑点的圆。她没有追问。她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她已经学会了分辨大人说话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他们不想说，一种是他们想说但不知道怎么说。妈妈今天说的是第二种。她低下头，用手指把那个黑点涂掉了，然后在原心上画了一颗很小很小的星星。
“这样比较好看。”她说。
郭采洁看着那颗歪歪扭扭的星星，眼眶有一点发热。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了。不是眼泪流干了，是她学会了把眼泪换成别的东西——换成每年一束白菊花，换成蹲在长椅旁边帮丈夫递螺丝起子，换成女儿出生时在姓名栏里写下“杨念”两个字时的力道。
杨念继续在木栈道上画星星，一颗又一颗，把原来那个圆圈围成了一条环形的星带。她想起了学校美术课教的星座图，那些连成图案的虚线，从这一颗星到那一颗星之间，隔着看不见的线。
凤小岳到得最晚。
他今年四十六岁，在信义区那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已经待了快二十年，职位从经理升到协理再升到副总。他的办公室还是在那栋玻璃帷幕大楼里，只是从中间的楼层搬到了顶楼，窗外的视野更开阔了，可以看到整个信义计划区和远处淡水河口的灰色水面。但他桌上那盆日日春还在。花盆已经从陶土换成了更透气的素烧盆，日日春从一盆变成了三盆——一盆放在办公室，一盆放在永和家里的阳台上，还有一盆去年送给了杨晓东的母亲，现在就放在香山那栋透天厝的院子里，和那丛种了三十年的白菊花并排放在一起。
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休闲衬衫，没有打领带，袖口卷到小臂中间，露出左手腕上那条浅浅的旧疤——那是二十年前在急诊室外面等父亲开刀时，自己的指甲掐出来的，只破了皮，但愈合后留了一道白色的痕，比旁边的皮肤更光滑，像是一滴被时间拉长了的、透明的胶水。他把车停在停车场上方的观景台旁边，在锁车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绕着那个早就不再弹开的后车厢锁扣转了一圈——那辆老Corolla已经在几年前报废了，现在的车是一台深灰色的休旅车，后车厢是电动的，一按钥匙就自动升上去。但他还是保留了那个习惯。后备箱锁修好了那么多次，早就不会弹开了，但他每次关箱盖还是会多按一下，像是在确认某件事已经完成，又像是在等待某一天它再次弹起来。
他沿着木栈道走过来，手里照例拎着一袋东西。不是公事包——公事包留在车上了。袋子里装着他母亲腌的酱瓜，分装在一个个密封的玻璃罐里，他拿了两罐过来准备等下送给杨爸爸。还有一袋猫饲料——去年冬天，杨晓东家的院子里来了一只怀孕的母猫，在九重葛花藤下生了四只小猫，杨爸爸杨妈妈就开始每天喂它们。凤小岳在台北的宠物用品店办了会员卡，每次回来都会带一袋，说台北买比较便宜。杨爸爸说养猫比种菜麻烦，但每天早上看到猫在花盆旁边舔爪子，还是觉得值得。上次有一只橘色的小猫跑进客厅，在杨晓东的照片前面蹲了很久，歪着头看照片里的那个少年。杨妈妈把它抱起来，轻声说了一句“你也不认识他对不对”，然后把猫放在膝上，继续择菜。
凤小岳走到郭采洁和柯震东旁边，把那袋东西放在长椅上。
“酱瓜两罐。一罐辣的，一罐不辣。我上次带辣的，杨妈妈说很好吃，这次多加了一倍辣椒。”他松了松领口，今年的七月特别热，即使傍晚了，海风吹在脸上也没有多少凉意，“猫饲料在下面，你等下帮我拿给杨爸爸。他说上次那包快吃完了，四只猫太会吃了。”
“好。”郭采洁说。
凤小岳蹲下来，对着杨念露出一个笑容。他笑的时候眼尾的细纹比以前更深了，但眼睛里的东西和十六岁那年完全不同——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是一把出鞘的刀，锋利，冰冷，急于证明什么。现在刀还在，但已经收入鞘中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拔，什么时候不该拔。
“你是杨念吗？”他明知故问。
“对。你是谁？”
“我是你爸妈的国中同学。我叫凤小岳。”
“凤小岳？凤是哪个凤？”
“凤凰的凤。”
“喔，那是很难写的字。你会画圆圈吗？”
凤小岳愣了一下。他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她的眼睛很像她妈妈，又大又亮，但她问问题的语气不像——她妈妈在他面前说话总是带着一丝克制，从不问让他为难的问题；这个女孩的语气却是坦率的、不加修饰的，像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
“不会。”他说，“我以前看过一个人画。他画得很好。我学不会。”
“画圆圈哪有会不会的？就是用手转一圈而已。”杨念用粉笔在木栈道上又画了一个圆，用手指轻轻一勾就完成了，然后抬头看着他，“你看，很容易。你试试看。”
她把粉笔递给凤小岳。凤小岳看着那支粉红色的粉笔，犹豫了一瞬间，然后接过来。他蹲在地上，用那支粉笔画了一个圆圈。画得很慢，每一笔都不太稳，手腕在转弯的时候抖了一下，弧线在七点钟方向塌陷了一小块。圆圈歪歪扭扭的，起点和终点没有完全接上，留了一道细小的缝隙。
“很丑。”他自己评价道。
“不会啊。它看起来像月亮，不是满月，是……眉毛月。”杨念歪着头看了看，用自己的粉笔在圆圈旁边画了几道弯弯的弧线，把那个歪歪扭扭的圆变成了一颗带有光晕的星体，“第一次画都是这样的。多画几次就好。每天画。”
每天画。凤小岳看着木栈道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圆圈，旁边的海浪声忽然变得很大。他想起三十年前站在南寮海堤上，手里拿着救生圈。他想起那个念头——如果他死了。他想起之后三十年里每一个被海浪声惊醒的夜晚，每一个不敢合眼的清晨，每一张被撕碎又重新黏起来的纸。那些年里他从来没有画过一个圆圈。他觉得那是杨晓东的符号，是专属于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的东西。他不配画。
但此刻，他蹲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用粉红色的粉笔在海堤的木栈道上画了一个圆圈。歪歪扭扭的，不完美的，但那是他画的。他用了四十六年，终于画出了第一个圆。
“好。”他说，“每天画。”
杨念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在地上画她的星星海。她已经画了大半片，每一颗星星都是不同的大小和形状，有的五角形，有的六角形，有的完全是抽象的小圆点。凤小岳站起来，转向郭采洁和柯震东。三个人相视一笑——那个笑容里有太多东西，三十年积攒下来的、无法用任何语言一次性说清的、只有他们三个人之间才能互相读懂的东西。
“她很像你。”凤小岳对郭采洁说。
“她比我勇敢。”郭采洁看着女儿蹲在地上画星星的背影，“我小时候不敢问那么多问题。我怕问到别人不想回答的事。”
“她问了我一个我想回答但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回答的事。”
柯震东蹲在地上，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他在用螺丝起子检查长椅上的螺丝。那颗螺丝是他五年前换的，不锈钢的，加了防松垫圈。五年了，日晒雨淋，海风侵蚀，螺丝表面还是银亮的，没有丝毫锈迹。他用手摇了摇扶手——很稳，纹丝不动。
“你在干嘛？”杨念抬起头，看着蹲在旁边一手拿螺丝起子一手摸扶手的爸爸。
“检查螺丝。”
“每一年都检查。它又没坏。”
“没坏也要检查。好的东西更需要检查。坏了再去修就来不及了。”柯震东把螺丝起子放回工具箱，拍了拍手上的灰，“你阿豪叔叔刚来的那一年，我把一台客人的车交给他换机油。他换了，但没锁紧放油螺丝。隔天客人开上高速公路，油漏光了，引擎卡死在路边。后来我赔了客人一台新引擎，阿豪差点辞职。我跟他说，不是换机油难，是锁紧螺丝才难。每个人都会换机油，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锁螺丝。你以后会懂。”
“阿爸你说的每件事都跟螺丝有关。”杨念翻了一个白眼，继续画她的星星，但嘴角是翘的。
远处传来脚踏车的铃声。几个人沿着木栈道骑过来，是来海边看夕阳的观光客。他们在观景平台旁边停下来，拿出手机拍照。其中一个人指着消波块问朋友“那个是什么东西”，朋友说“挡浪的啦”。那个人又问“挡得住吗”，朋友没有回答。因为他们站的角度刚好迎着落日，水面上的反光太强，什么都看不清。
凤小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是母亲传的Line——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父亲坐在轮椅上，在永和那间公寓的客厅里，双手捧着自己刚写完的五十音练习本，对着镜头露出歪斜但灿烂的笑容。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わ”“を”“ん”三个假名写得格外用力，几乎是刻上去的，纸张背面透出了凸起的字痕。照片底下是一行字：“你爸说今年底一定可以带我去北海道。”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过头对郭采洁说：“我爸的五十音快写完了。他说年底要去北海道看雪。”
“他每年都这么说。”柯震东把工具箱关好，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了的膝盖。
“今年是真的。”凤小岳看着海平面上渐渐沉下去的夕阳，嘴角微微上扬，“他昨天打电话去旅行社问价钱了。他说他要去函馆看百万夜景，要去小樽运河旁边吃寿司，要去札幌雪祭。他把行程表印出来放在轮椅旁边的茶几上，每天早上都看一遍，比我上班还认真。他说这趟旅行欠了我妈一辈子，再不去怕来不及。”
“来得及。”柯震东说，“你叫他慢慢看，不要急。函馆的夜景又不会跑，小樽的寿司也不会长脚走掉。”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柯震东把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了耸肩，“但我发现大部分事情都来得及。海瓜子每年来都有，热炒店三十年没关过，你爸写五十音的速度比我修好那个后备箱锁的速度快多了。只要还在做，就来得及。”
杨念终于画完了她的杰作——一片密密麻麻的星星，围绕着那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形成了一圈耀眼的星带。每一颗星星的形状都不一样，有些是标准的五角星，有些像海星，有些像不规则的光点。她站起来，用手指着那个被星带围绕的、凤小岳画的歪歪扭扭的圆，仰头看着三个大人。
“你画的圆不丑。”她对凤小岳说，声音带着一种只有小孩子才能拥有的笃定，“它只是还没画完。”
凤小岳低头看着她。海风吹过来，把女孩额头上的刘海吹乱了，她不耐烦地用手拨开。那个动作让他想起很久以前，在国中教室的讲台前，也有一个女生这样把不听话的头发拨到耳后。他蹲下来，和女孩平视。这个姿势他已经很熟练了——从父亲第一次中风后，他就习惯了蹲下来和人说话，蹲下来和轮椅上的父亲说话，蹲下来和院子里的猫说话，现在蹲下来和一个十一岁的女孩说话。
“你说得对。”他说，“我只是还没画完。”
太阳完全沉入了海平面以下。天空被晚霞烧成了一片橙红色的海，云层像是被上帝用沾满颜料的画笔随手抹了几道，深深浅浅的橘与紫从海面一路铺到天顶。消波块上的藤壶在暮色中变成了黑色的剪影，远方的风力发电机还在缓缓转动，叶片上的红色警示灯一闪一闪，和渔船的桅灯同步明灭。海面上的碎浪反射着余晖，像是有人把一整桶融化的金子倒进了海里。今年的第一个台风在菲律宾海上盘旋，距离台湾还远，但涌浪已经传到了台湾海峡，浪比平时更大一些，扑在消波块上溅起的水花能飞过护栏，落在木栈道上。水珠落在杨念刚画好的星星上，粉笔的颜色被晕开了，星星的边缘变得模糊，像是一张张正在融化的糖纸。
“啊，我的星星！”杨念看着被水花模糊的画作。
“没关系。”郭采洁蹲下来，用手指在湿掉的粉笔画上轻轻抹了一下，把那滴海水晕开的痕迹变成了一道弧线，连接起两颗原本不相邻的星星，“被海水碰到，它就变成了海里的星星。南寮的海水里有很多星星，每一颗都是有人想念的人。你想念谁，谁就会变成海里的星星。”
杨念似懂非懂地看着那滩已经被抹开的粉笔痕迹，皱起眉头想了想。“那么多星星，分得出来谁是谁吗？”
“分得出来。每一颗星星的光都不一样。只要你在海边站久了，你就分得出来。”她转头望向那片深绿色的海水，语气里有一种被三十年的浪花冲刷过的笃定。
凤小岳站在旁边，听着郭采洁和杨念的对话。他想起很久以前，郭采洁在咖啡厅里告诉他，杨晓东的父亲把一颗化掉的糖果放在信封里，舍不得扔。现在他觉得，舍不得扔的从来不只是糖果——是每一个还活着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把死去的人留在身边。杨爸爸留住了糖果和弹珠，杨妈妈留住了菊花和猫，郭采洁留住了笔记本和圆圈，柯震东留住了螺丝和后备箱锁。他自己留住了什么？一张剪碎又重新拼起的旧照片，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心电监护仪小夹子，一本从十六岁写到现在还没写完的信，还有刚刚用粉红色粉笔画下的、人生中第一个歪歪扭扭的圆。
“差不多该走了。”柯震东拎起工具箱，看了一眼天边最后一抹余晖。晚风吹起他衬衫的下摆，露出腰带上挂着的那串钥匙——修车厂铁卷门的、工具箱的、家里大门的、还有一把已经没人知道是开什么锁的旧钥匙。他不记得为什么还留着它，只知道每次想把它从钥匙串上拆下来的时候，都会犹豫，然后继续留着。
“等一下。”郭采洁从栏杆旁边走回来，从地上捡起那束白菊花——刚才杨念在画星星的时候，她把它放在旁边的长椅上，被风吹歪了，有几片花瓣掉在木栈道上。她把花瓣捡起来，放进口袋里。今天这束花不是放在栏杆上的，是要带去杨晓东家的。她要去杨妈妈家吃晚饭。
杨妈妈今年七十八岁了，身体不如从前了。她上个月摔了一跤，在院子里踩到猫的尾巴，身体失去平衡，髋骨有一点裂伤，医生说不需要开刀，但要躺在床上休息两个月。郭采洁每个周末都去帮她煮饭，今天是例行会去的日子。杨晓东的父亲这两年听力退化得很厉害，看电视要把音量调到邻居来敲门的程度，但他还是坚持不看字幕，说字幕会挡到画面。凤小岳这次带了一副新的助听器来——是他托人从日本买的，说是比台湾的款式更轻，戴起来比较舒服。郭采洁说老人之前在医院试过一次免费的助听器，嫌吵，不愿意戴。凤小岳说先带过去，不戴没关系，放着也行。他从来没有当面跟杨爸爸提过助听器的事，但他每年都会买一副最新的款式带过去，放在藤椅旁边的茶几上。从二〇〇七年到现在，已经带了六副了。杨爸爸收了六副，一副都没戴过，但每一副都收得好好的，和铁皮饼干盒、弹珠汽水的弹珠、化掉的糖果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走吧。”郭采洁牵起杨念的手。她们往停车场的方向走，杨念边走边回头，对着那片画了一半已被浪花溅湿的粉笔星星挥手。木栈道上只剩几颗被晕开的白色痕迹，看起来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
柯震东拎着工具箱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海。三十年了，他每次离开南寮海堤的时候都会这样回头看一眼。不是留恋，是确认——确认这片海还在，确认那些消波块还在，确认海风还在吹。就像他每年检查那颗螺丝，不管它有没有坏。
凤小岳跟他并肩站在一起，也回头看了一眼。他今天没有带纸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折过纸船了。不是忘记了，是不需要了。但他还是会在每次离开海堤时回头看一眼——不是想看到什么，只是习惯了。以前他怕海，现在他不怕了，但还是会在水没过胸口时心跳加速，还是在游泳池里绕开最深的那一端。怕没有消失，它还在。但他已经学会和它一起行动，就像柯震东当年告诉他的那样。
“明年见。”凤小岳说。
“明年见。”柯震东说。
“后天就见了好不好。”郭采洁从停车场的方向回头喊了一声，“后天你下新竹复健科，顺路过来吃饭。杨妈妈说要做苦瓜炒咸蛋。她说以前有个人最喜欢吃这道菜，但她后来一直没做，因为那个人不在了。今年她想做。今年觉得可以做了。”
凤小岳愣了一下。他知道“有个人”是谁。杨妈妈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做过苦瓜炒咸蛋。这道菜在她的厨房里是一个禁忌——每次买菜看到苦瓜，她都会绕过去，不是因为不想吃，是因为一炒就会想起那个人。他点了一下头。“后天见。”
车子发动了。柯震东开车，郭采洁坐副驾驶座，杨念坐在后座，趴在车窗上看窗外的海。她的小腿踢着前面的椅背，节奏和车载音响里放的披头四老歌刚好对上。凤小岳的车跟在后面，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西滨公路往新竹市区的方向驶去。
“妈。”杨念忽然开口，她的眼睛仍然贴着车窗，看着夜色中一闪一闪的远方风力发电机警示灯。
“嗯？”
“那个人，画圆圈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很喜欢你？”
郭采洁沉默了一瞬间。这个问题她等了很久。从女儿第一次问“杨念是谁的杨”开始，她就在等这个问题。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女儿会从笔记本里那些圆圈、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的白菊花、爸爸蹲在长椅前拧螺丝的背影，和自己名字中间那个字里，拼凑出某个轮廓。
“是。”她说，声音很平静，“他喜欢了我很久，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把所有的话都画成了圆圈。”
“那你喜欢他吗？”
“他是妈妈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但我喜欢你爸爸。不是因为你爸爸救了我，也不是因为他会修螺丝。是因为——”她从后视镜里看了女儿一眼，笑了笑，“因为他会每天检查螺丝有没有坏，然后跟我说，好的东西更需要检查。他这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柯震东握着方向盘，没有说话。他看着前方的路。西滨公路在夜色中向前延伸，两旁的防风林被车灯照亮后又迅速陷入黑暗。但他知道他在笑。不是嘴角上扬的那种笑，是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暖得微微发胀的那种笑。他伸手去握她的手，手指交叠在排档杆上，和每一次开车回新竹时一样。
杨念没有继续追问。她不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小孩，虽然她确实很想知道那个画圆圈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每年都要来海边放花，为什么妈妈每次提到他的时候声音会变轻，好像怕吵醒什么人似的。但她没有再问。因为她发现后车厢的玻璃窗上有水珠——不是雨，是海浪拍打消波块溅起来的水花，被风吹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水珠在玻璃上慢慢滑下来，轨迹在停车场的灯光下泛着微弱的银光。
“下雨了。”她说。
“不是雨。”柯震东说，“是海。”
杨念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咸咸的海风灌进车里，吹乱了她前额的头发。她闭上眼睛用力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句让前座两个人同时沉默的话。
“海风是咸的。”
车子继续往香山的方向开。光华街的杂货店已经换了三代老板，弹珠汽水机早就不在了，原来的位置现在放了一台自动贩卖机，卖各种口味的罐装气泡水。骑楼下的凤凰木被前年的台风拦腰吹断了，市政府在原地补种了一棵新的，树冠还没长成，只有几根稀疏的枝条向着天空伸展，像一个刚开始学画画的小孩画出的第一条弧线。榕树还在，气根比三十年前更多更密，已经分不清楚哪一根是原来的，哪一根是新长出来的。浅黄色的铁门重新漆过了，这次漆得比任何一次都更仔细——是柯震东和凤小岳上个月一起漆的，两人在院子里忙了一个下午，柯震东负责用刮刀铲掉旧漆和铁锈，凤小岳负责刷，一人漆左半扇，一人漆右半扇。漆完之后互相嘲笑对方的刷痕不均匀。两扇门都干了之后看——其实没什么差别，都漆得很好。
铁门后面，灯亮着。杨晓东的母亲站在厨房里炒菜，苦瓜已经切好了，用盐腌过去苦味，咸蛋剥了壳，蛋白和蛋黄分开压碎，蒜末在油锅里炸得金黄，香味飘出窗外。杨晓东的父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戴着老花眼镜在修剪盆栽的枝叶，身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凤小岳带给他的新助听器，包装盒还没拆，但已经被他放在了那几副旧助听器旁边。他对着那盆从院子里搬进来的日日春端详了很久，然后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掉了一片枯黄的叶子。电视开着，音量很大，播的是新闻台。画面上正在播气象报告，主播说，今年第一个台风在菲律宾海面上增强，外围环流影响下，明后两天台湾西半部沿海要注意长浪。
“又是台风。”老人自言自语地说，“每年夏天都这样。”
院子里那几只猫已经吃完了碗里的猫粮。那只橘色的小猫——现在已经是肥硕的成猫了——跳到围墙上蹲着，尾巴从墙沿垂下来，尾尖微微勾起，像一个月亮。它看着巷口的方向，好像在等什么人。它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谁，但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它都会跳上围墙，望着同一个方向。也许是听到了远处海浪的声音，也许只是习惯了。
作者有话说
第11章 第 11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