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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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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灯的火苗舔着灯芯,隔一会儿便爆一朵小小的灯花,噗的一声,亮一晃。
清漪不知道自己在灯下坐了多久。那本《新青年》摊在桌上,翻到了第三十七页,可她的目光停在第三十五页上已经很久了。那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作者署名依然是鲁迅。字句一个一个往眼睛里钻,像细针,扎得她头皮发麻。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
她把这几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她从前读的书,诗词歌赋、女诫女训、甚至《古文辞类纂》里那些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都没有哪一句像这几句话一样,让她觉得自己从前十几年的人生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醒了,彻彻底底地醒了。
她忽然想起张先生在课堂上说的话:“老夫要看的,是诸位心里头真真切切的想法。”什么是心里头真真切切的想法?她从前以为自己有,比如她喜欢春天玉兰花开、喜欢喝春杏熬的小米粥、喜欢坐在绣楼窗台上看后花园的老槐树。可这些算“想法”吗?不过是活着,喘着气,日复一日地过着。真正去想的事,她从来没有想过——比如“为什么”。为什么她只能坐在绣楼里看槐树?为什么她不能像林婉清那样站在槐树底下大声说话?为什么父亲可以替她决定嫁给谁?
第三个“为什么”一冒出来,她胸口像被人擂了一拳。她想起昨夜书房窗根底下听见的那段对话——“小女年方十七,尚未许配人家。赵公子年少有为,实在是般配……”那个沙哑的声音她没见过,但“赵公子”三个字像秤砣,沉甸甸地坠在心底。
她合上书,揉了一下发酸的眼睛。油灯的光晕在眼前晃成一片模糊的金色,她闭上眼,看见那些字浮在黑底上: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小姐?”
春杏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轻轻的,带着试探的尾音。清漪睁开眼:“进来。”
春杏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银耳羹推门进来,身上披着一件薄棉坎肩。她看见清漪坐在灯下,书摊开着,神情怔怔的,连忙把银耳羹放在桌上:“小姐,都过了亥时了,您还没歇?明儿一早还上学呢。”
清漪看了一眼桌上的座钟——短针已经越过了十。她把《新青年》合上塞进枕头底下:“这就睡了。”
春杏帮她把银耳羹吹了吹,清漪接过来喝了两口,温热的糖水从喉咙淌下去,整个人才觉得缓过来一些。她忽然问:“春杏,你识字吗?”
春杏愣了一下:“奴婢……奴婢不识几个。小时候娘家请不起先生,后来进了府上,也没人教。”
“我教你。”清漪说,“明儿起,每天晚上我教你认两个字。”
春杏瞪大了眼睛:“小姐,您可别折煞奴婢了……”
“认字有什么折煞不折煞的。”清漪把银耳羹碗递还给她,“你认了字,就能自己看书看报了。你不想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
春杏端着碗,嘴唇动了动,眼圈忽然红了。她用力点了两下头:“想。奴婢想。”
清漪看着她转身出去的背影,把枕头底下的书又抽出来,摩挲了一下粗糙的封面。油印的墨迹蹭了一点在指尖上,黑乎乎的,像烫了手。
第二天早晨清漪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春杏没忍心叫她,等她自己醒了才慌慌张张端水进来:“小姐,晚了晚了!今儿个学堂怕是赶不上了……”
清漪看了一眼座钟,七点三刻。她倒不急,慢腾腾地漱了口洗了脸,换上一件藕荷色的春衫。昨晚上读的那几篇文章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滚了一夜,她眼底有些浮肿,但精神却出奇地好,像有什么东西把脊柱撑起来了,整个人坐着都直了几分。
下楼的时候经过正院,沈伯年破天荒地在花厅里用早饭。他坐在八仙桌的上首,面前摆着一碟子酱菜、一碟子熏鱼、一碗热粥、一笼虾饺。周氏坐在旁边给他布菜,一筷子一筷子夹到他的碟子里,动作殷勤得恰到好处。沈伯年穿着一件灰绸长袍,头发梳得齐整,两鬓有些斑白了,但眉眼间的精气神还在。他是那种典型的北平商人,圆脸、厚唇、笑起来一团和气,可那双眼睛在算盘珠子一样转起来的时候,能让人后脊梁发凉。
清漪走到花厅门口站住了:“父亲早。”
沈伯年抬起头来看见她,脸上浮起一个笑意——不深,但确实是在笑:“今日起晚了?来,坐下一起吃。”
清漪迟疑了一瞬。她平日和父亲同桌用饭的时候不多,从她母亲过世后,沈伯年忙于商会事务,早出晚归,她多是自己在绣楼或者偏厅用饭。今日破天荒地让她上桌,她心里动了一下,但也只是动了一下,就迈进门槛坐下了。
周氏亲手给她添了一碗粥,笑眯眯地推过来:“清漪尝尝这虾饺,灶上今儿个做的,馅里加了笋丁。”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地浮在面上,像一层封了蜡的纸。
清漪道了谢,低头喝粥。她夹了一只虾饺咬开一半,确实鲜,笋丁脆生生的。沈伯年吃完了自己那碟熏鱼,搁下筷子擦了擦手,忽然开口:“昨儿个放学回来晚了些,听说跟同学做功课去了?”
清漪手上的筷子顿了一下:“嗯。跟几个同窗在学堂里温书。”
“女师那边,功课紧不紧?”
“还好。国文、西学、历史,都有。”
沈伯年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个青花瓷盖碗喝了口茶,似乎在斟酌措辞。清漪低着头喝粥,余光却一直在留意他的表情。她看见父亲的手指在盖碗边缘来回摩挲了两圈,那是他说话之前惯常的小动作。
“清漪,”他放下盖碗,“你也十七了。女师的功课,读到今年年底差不多也该停了。”
清漪手里的筷子一滑,虾饺掉回了碟子里。她抬起头来看着沈伯年。
沈伯年的目光很平和,甚至带着几分慈爱:“女子读书,是添些见识、长些教养。可读书终究不是一辈子的事。爹给你相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京师警备厅赵厅长的二公子。比你大两岁,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学的是政法,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清漪觉得耳朵里嗡地一声,像有人在她耳边敲了一面铜锣。她听见自己用一种极平的声音问:“什么时候的事?”
“前几日就定下来了。赵家那边送了庚帖,八字也合过了,大吉大利。”沈伯年的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批绸缎的进货价,“赵家预备今年秋天过礼,年底之前把婚事办了。赵家在京里根基深厚,跟了这户人家,你这辈子就有靠了。”
清漪垂着眼,看着碟子里那只咬了一半的虾饺,笋丁从破口处露出来,翠生生的。她忽然觉得那只虾饺面目可憎。
“爹,”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不想嫁。”
花厅里静了一瞬。周氏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收了回去。沈伯年端着盖碗的手没动,他看了清漪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怒意,倒有几分“早已料到”的从容。
“不想嫁?”他把盖碗放下,“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清漪抬起头,迎上父亲的目光,“我想把书读完。我想跟同学们一起做事。外头都在闹山东的事,日本人要占咱们的国土了,这个时候——”
“够了。”沈伯年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扇门砰地关上了,“那些事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家该操心的。国家大事有政府的人去管,你安安稳稳把书读了、把人嫁了,就是为这个家尽了本分。”
他的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一句不容反驳的道理。清漪坐在那里,觉得浑身发冷——她忽然明白了,在父亲眼里,她的“本分”是从这间花厅嫁进另一间花厅,从沈家的女儿变成赵家的媳妇。至于她自己是谁、想做什么、胸口那簇小火苗烧得什么颜色,这些都不在他的账本上。
她没再说话。低头把那只虾饺吃完了,又喝了半碗粥,然后起身:“爹,我去上学了。”
沈伯年嗯了一声,没有拦她。但她走到花厅门口的时候听见他在背后补了一句:“清漪,爹是为你好。”
清漪脚步没停。
出了垂花门,外面的阳光白花花的,刺得她眼睛发胀。春杏从游廊那头迎上来,手里拎着她的书包:“小姐,您书包忘了拿……”话说到一半看见她的脸色,后半截就咽回去了,“小姐,您怎么了?您脸色白得吓人……”
清漪拿过书包挎在肩上:“没事,走吧。”
黄包车老刘照例等在胡同口。清漪上了车,说了句“去女师”,就靠在车篷里闭上了眼。车轮碾过青石板,咕噜咕噜地响,像一节永远唱不完的旧戏。她闭着眼,脑子里转着昨晚上读的那些字——“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她觉得鼻子里涌上来一股酸意,用力吸了一下。
到了女师门口,清漪下了车,深吸了两口气才往里走。院子里的人比前两天更多了,槐树底下围了一圈人,中间站着个穿灰布长衫的女生正在说什么,声音被风送过来听不真切。她绕过人群往教室走,迎面碰上林婉清正往外跑,手里攥着一叠纸。
“清漪!”林婉清一把拉住她,“正好,你来得巧。昨晚上开会的决定——咱们今天就开始做标语,你跟我走。”
清漪被她拽着踉跄了两步:“去哪?”
“教务后面那间空屋子,我跟程先生借的钥匙。纸墨都备好了,就等人写。”林婉清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脸,步子慢了下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出什么事了?”
清漪看着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两个字:“没事。”
林婉清没再多问,拉着她穿过二进院,绕过教务处,到了后面一排矮房前。最西头那一间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三四个人——孙桂枝、周淑芬都在,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正拿着一支毛笔在纸上试墨。
屋里一张长条桌子,上面铺着十几张裁好的红纸和白纸,墨汁装在两个粗瓷碗里,毛笔插在笔筒中。墙角堆着几卷布条,是做横幅用的。窗台上搁着一碟子花生米和一壶凉茶,是备着熬夜用的。
林婉清把清漪按在桌前的凳子上,塞给她一支笔:“你字写得好,你写‘还我青岛’四个字,白纸红字,越大越好。”
清漪低头看了看面前的白纸,又看了看碗里的墨汁。她拈起笔来蘸饱了墨,手腕悬空,一口气落了笔——“还”字左半边的走之底拉了一道长长的弧线,“我”字的斜钩出锋利落,“青”字的月字底写得舒展,“岛”字的山字头收得干净。四个字一气呵成,墨迹淋漓,连笔锋的粗细都匀称得恰到好处。
林婉清凑过来看了一看,一巴掌拍在她肩上:“好!就这手字,全女师也找不出第二个。”
清漪放下笔,看着纸上那四个字。她的眼光顺着笔画的走势走了一遍,忽然觉得浑身有一股劲儿从手指尖涌上来——刚才在家花厅里被压下去的那口气,这会儿全倾注在这四个字里头了。“还我青岛”——大白纸,黑墨字,一笔一划像是刻上去的。
那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也凑过来看,看了半天,迟疑着说:“那个……‘岛’字……是不是写得有点歪?”
林婉清把那幅字拎起来上下端详:“不歪。这叫风骨。”
蓝布衫姑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缩回去写自己的了。
清漪把笔搁回笔筒,接过林婉清递来的凉茶喝了一口。茶水凉得有些涩了,但解渴。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屋里几个人各自埋头写字的模样——孙桂枝在写“打倒卖国贼”,周淑芬在写“拒签和约”,林婉清则拎着一卷布条在往上面刷浆糊,打算粘成横幅。蓝布衫姑娘写着写着忽然抬头问:“‘青’字底下这个‘月’,是横折钩还是竖弯钩?”
孙桂枝从纸堆里抬起头:“你连‘青’字都不会写?”
“我……我读了三年书,会写的不多……”
“来,我教你。”孙桂枝把身子探过去,握住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蓝布衫姑娘的脸红扑扑的,却学得认真。
清漪看着这一幕,忽然开口:“婉清,后天的事,你怕不怕?”
林婉清正在给布条刷浆糊,头也不抬:“怕。怕也得去。”
“你不怕家里头知道了?”
林婉清这回抬起头来了。她看着清漪,放下手里的刷子,慢慢说:“清漪,我跟你说实话。我昨晚上回去,我爹把大门锁了不让我进。我在胡同口站了半宿,最后还是我娘偷偷开偏门放我进去的。”
屋里其他人都停下了笔,抬起头看着她。林婉清说得平淡,嘴角甚至还带了一点笑:“我爹说,再出去‘胡闹’就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我说断就断,反正他也没把我当闺女养过。”她拍了拍手上的浆糊,“我就想啊,连家门都进不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从今往后,这间屋子就是我家。”
她指了指脚下。清漪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悲壮,不是决绝,而是一种近乎轻松的坦荡,像一个人把值钱的东西全当了,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这百十来斤的骨头,反倒轻快了。
清漪低下头,又蘸了一笔墨,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四个字:“勿忘国耻”。最后一笔收完,她的手腕抖了一下,墨点溅了一个在纸边,像一滴干了泪。
下午的课上完,清漪没有直接回家。她和林婉清几个人又在后屋待到傍晚,把标语和横幅清点了一遍——白纸红字的写了三十张,布条横幅做了两条,一条写着“外争国权”,一条写着“内惩国贼”。清点完毕,蓝布衫姑娘用旧报纸把东西裹好,藏进墙角一个空柜子里。
走出校门的时候,太阳正往西沉,把半边天烧成了橘红色。清漪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带她在后花园看日落,那时母亲指着天边说:“清漪你看,火烧云。明儿个准是个好天。”
她记不清母亲的脸了,只记得那只手,温热温热的,手指上有淡淡的茉莉花香。
黄包车老刘等在胡同口,清漪上了车往家走。路过琉璃厂的时候,她看见两家旧书铺门口聚着几个年轻人,正在分发什么纸片,街上行人的脚步比平日快了几分,有人低头看纸片,有人加快了步子匆匆走开。
她忽然喊了一声:“刘叔,停一下。”
老刘刹住车。清漪跳下来,走到其中一个年轻人面前——是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男学生,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戴圆框眼镜,手里一沓传单正递出去半张。他看见清漪走过来,怔了一下,递传单的手顿了顿:“您……您要一份?”
清漪接过来。传单是油印的,纸质粗糙,上面印着几个大字:“五月四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前集会。凡我爱国同胞,请准时参加。”
她攥着那张纸,觉得手心又潮又烫。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还在看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清漪已经转身上了车,对老刘说:“走吧。”
车轮重新滚动。她把传单折好放进书包,跟那几幅标语放在一起。书包鼓鼓囊囊的,像揣了一包火药。
回到家的时候,沈家的晚饭已经摆上了桌。清漪穿过正院往绣楼走,春杏迎上来:“小姐,老爷让人传话,今晚上请您到花厅用饭。说是商会来了客,让您见一见。”
清漪脚步猛地刹住了。她回头看着春杏:“什么客?”
“奴婢不清楚,只听管家陈伯说是一位姓赵的……”春杏说到“赵”字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三分。
清漪站在游廊底下,晚风从院子里灌进来,吹得她衣摆翻了一翻。她攥紧了书包带子,指节发白。
片刻后她说:“春杏,替我跟老爷传话——我身子不大舒服,晚饭就在绣楼用了。改日再见客。”
她转身往绣楼走。踏上第一级楼梯的时候,听见正院那边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隔着两重院子听不真切,但嗓音是她昨夜在书房窗根底下听见的那个——沙哑的,拖腔带调的,像一把钝刀子在磨刀石上来回拉。
清漪加快了脚步,三级并作两级上了楼,砰地关上了门。
背靠着门板,她慢慢滑坐在地上。心跳得又快又急,像有人在里面擂鼓。书包搁在膝盖上,她伸手进去摸到那张传单的边角,粗糙的毛边扎着指腹,一点一点的疼。
她把传单抽出来,就着窗外最后一线暮色,又看了一遍那行字:“五月四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前集会。”
窗外传来一两声归巢的雀鸟叫。绣楼的墙根底下,蟋蟀已经开始试嗓子了。清漪把传单贴在心口上,觉得那颗擂鼓一样的心跳,隔着纸,砰、砰、砰地传回了掌心里。
她轻声说了一句:“我去。”
声音落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人听见。可她自己听见了,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