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空》卿卿的枫

1、选 她选了舞蹈

　　第一章·选
　　中考完第三天，我坐在阳台上拉二胡。
　　那把琴是邻居爷爷留给我的，他走的时候没有说“琴留给你”，只是他女儿来收东西的时候敲了我家的门，说：“我爸说这把琴给念念”。
　　我接过来，琴盒上还贴着一张胶带，是我十岁那年大笔一挥，缠着邻居爷爷写上的名字。胶带已经黄了，边角也卷起来了，但字迹还在。琴盒的边角有几处磕碰，是从藤椅上滑下去留下的。我从来没有修过它，磕碰的地方摸着是钝的。
　　凌川的夏天来得慢。六月的风从东南方向来，穿过楼群，带着晒
　　了一整天的闷热。我们住在高层，十五楼，阳台比低处更敞亮，风也更急。站在阳台上能看见凌川不少建筑——对面的楼顶、远处少年宫的灰色圆弧顶、更远处凌川河上那座江桥。
　　阳台不大，摆一把藤椅、一个花架、一把二胡，就感觉有点杂乱无章的样子。藤椅是我妈十年前买的，椅背右下角断了两根藤条，她说过好几次要扔掉，我说不用。后来她没有再提，我也没换。那把椅子一直放在阳台上，冬天收进来，夏天搬出去。它在我十五岁之前能承受我的重量，十五岁之后还能承受一些别的重量。
　　我坐在那里，二胡架在左腿上，琴杆抵着锁骨，微微往右边偏一点。那是五年里我找到的最舒服的角度，琴筒搁在左膝窝里，弓握在右手，拇指扣住弓杆内侧，指腹贴着弓杆上的缠线。缠线已经被磨得发亮了，当初的黑色褪成灰白，像一件穿了太久的衣服。
　　我拉到《赛马》快板那段。手指在琴杆上按出一串急促的音，食指、中指、无名指轮番起落——按在琴杆上的位置已经磨出了浅浅的凹痕，那是五年里我每天下午用指腹一点点按出来的。快板段弓走得飞快，马尾毛擦过琴弦的声音干燥而锋利，像凌川冬天鞋底踩过积雪的声音。我闭着眼，让手指自己走，让弓自己走，让那匹马真的从弦上跑过去。阳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弓毛照成银白色，一根一根绷紧的细丝在空气里微微颤着。
　　跑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弓悬在弦上半寸，没有落下。那一个音悬在那里，像一颗没有落地的雨。整个阳台突然安静了，连风都停了片刻。我没有收弓，就那么悬着，过了几秒才放下。
　　客厅里传来我爸的声音：“诶，老陈啥时候回来的，你看看早说咱们就聚聚了。”
　　我把弓放在琴面上，站起来的时候腰疼了，坐太久了，其实也有这么多年练舞蹈留下来的。藤椅在我身后轻轻晃了几下，然后慢慢停下来。
　　看到爸爸坐在沙发上，手机拿在手里。窗帘拉了一半，午后的光从另一半照进来。跟我说：“你陈叔回来了。”
　　“哪个陈叔，有点不记得了，”我随手抓了一把瓜子开始剥。
　　“就我之前那个同事，后来辞职出国了，回来挺长时间了，我也才听说。”
　　他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一张旧照片，少年宫的排练厅，木地板，一群小孩坐在地上。我爸圈了两个人出来——一个是我，六岁，扎两个辫子，嘴边全是苹果汁。另一个是个小男孩，手里抱着一把琴，琴比人还大，低头看弦，睫毛很长。
　　“这我咋不认识呢，”嘴上念叨着，手里也没停地剥瓜子。
　　“陈逾啊，你不记得了？小时候还一起上过幼儿园。”
　　我看了很久，那个小男孩低着头，睫毛在眼窝下面投了一小片阴影。他左手按在琴杆上，手指短短的，圆圆的指甲。琴比人还大，但他抱得很稳，下巴轻轻抵在腮托上。
　　“你陈叔说，小逾还记得你。”
　　“记得我什么？都是豆丁大点的小孩儿能记得啥。”那时的我很疑惑，怎么会有人能记得这么清楚，也许是当年记忆过深，到最后还是那些最深的回忆陪伴到最后。
　　“说你摔过人家琴盒。”
　　我当时停下了手上剥瓜子的动作愣了一下，心想：不是吧，这人咋这么记仇，专挑坏事记。
　　后来听我爸的一顿描述我想起来了那么一点点，那天我转圈转晕了，一头栽在他的琴盒上。少年宫排练厅的木地板很滑，我摔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地板上，“咚”的一声闷响。我坐在地上哭，他蹲下来，把琴盒翻了个面，检查了三遍，确定没有裂痕，才抬头看我。
　　他说：“琴没事”。我哭得更厉害了，说：“我不是哭琴，我是摔疼了”。他愣了两秒，然后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颗糖。橘子味的，透明的糖纸，能看见里面橘瓣的形状。他把糖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很短，圆圆的指甲，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
　　我接过来吃了，一边吃一边抽着鼻子说：“你刚才《小星星》拉错了。”他说：“我没错。”“你就有，谱子上第三句是'挂在天空放光明'，你拉的是'满天都是小星星'”。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唱一遍”。我唱了。他重新拉了一遍，跟着我的调子。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照在他那把琴上，琴面上反着一小块光，晃了一下我的眼睛。
　　“这回对了”。
　　“你叫什么”，
　　“周念，你呢”，
　　“陈逾，”
　　后来我点了点头“我回家了，下周六见”，
　　“好”。
　　后来他没有来。我等了三个周六。凌川少年宫门口的台阶是水泥的，夏天坐上去不凉。我坐在那里等，等一个不知道已经搬走的小孩。第四个周六我没有去，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躺在床上一整天。他不知道我发烧了，我不知道他搬家了。
　　我转移话题问我爸：“二胡能走吗？”
　　我爸停了一下：“你二胡不走。”
　　“因为我没有考级对吗，没有十级证书考不了。”我很冷静地说出了这句话，当然我知道，这也是我爸想说的。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你那个二胡就随便拉拉的，别当真。"
　　我没有抬头，我看着沙发上的弓，弓毛松了，有几根断了，翘起来，在阳光下白得发亮。我的指腹摸上去，涩涩的。
　　随便拉拉的，也就五年。五个字就能盖住五年。凌川十五楼的阳台上，多少个下午，多少个夏天，我把同一首《赛马》拉到手指磨出水泡又磨成茧，拉到邻居爷爷在楼下听着点着头说：“念念拉得越来越好了”——那些下午，全部被收进了"随便拉拉"四个字里。
　　我站起来，把二胡放回琴盒里。盖上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就那么开着盖，看了它一秒。琴弦上还留着刚才拉过的余温。我用拇指轻轻压了一下琴弦，弦陷下去，弹回来，发出一声很轻的“嗡”。那声“嗡”在琴盒里绕了一圈，然后消失了。
　　“行，反正想进一中我也只能靠我这点艺术了，那就走舞蹈，谁让文化课差点意思了。”
　　那天晚上凌川天黑得晚。快八点了天还是灰蓝的，十五楼的窗外能看见整条中心街亮起来，路灯一盏一盏地连着，像一根拉长的线。我坐在书桌前翻开物理课本，月考卷子夹在里面，红叉从第一页画到最后一页。卷子左上角用红笔写了一个数字，四十七。凌川一中初三五班，四十七分。我看了很久，久到那个数字从红色变成模糊的一团。
　　窗外有人在拉二胡，邻居家的小孩，拉的是《小星星》，断断续续，第三句音不准。我听了一遍、两遍、三遍，第四遍的时候他停了。我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
　　我妈走了进来，端了一碗西瓜。她把碗放在手边，碗底碰到桌面的声音很轻。她看了一眼摊开的课本，没有说话。走出去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说："那个二胡你练了是不是有五年了？"
　　“对，五年了。”
　　“那你不拉了吗？”
　　“你不是说随便拉拉的吗，”我把书合上了，看着我妈，试图从她的眼里找到答案。
　　我的声音很平，好像从来没有学过亦或者走进过二胡的世界一般，我妈没有再说话。她走出去，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客厅的光从那条缝里漏进来，落在琴盒上，把深褐色的漆面染成金色。那道金色的线慢慢从琴盒表面移开，移向墙脚，然后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十五楼的夜风比低处更响一些，从窗户缝隙里挤进来，发出细长的呜呜声。我翻了个身，床垫响了一声。我想起那个拉琴的小孩，睫毛很长，低头看琴。
　　他说“琴没事。”他掏出一颗糖，橘子味的，透明糖纸。后来我把那张糖纸压在铅笔盒的透明夹层里，每天打开都能看见。我把它折过一只小鸟，翅膀不一样长，放在窗台上，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大概是在某个凌川的夏天被风吹走了，吹过十五楼的阳台，飘过中心街，去了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起晚了。看到手机上我爸的消息：“老陈那边约了，下周六去凌川少年宫那边的集训班，你想好了就说一声。”我看了很久，把它翻过去了。
　　手机响了一声。我爸发来一条消息，一个号码。没有备注，只有十二个数字。我看了三秒，没有存，也没有删。
　　我走过二胡琴盒的时候停了半步。漆面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用指腹抹了一下，灰被抹掉的地方露出一小块暗红带褐的漆面。是五年前我第一次摸到它时的颜色。我没有打开它。我背上书包，系鞋带，第一遍松了，第二遍才拉紧。
　　电梯从十五楼往下走，数字一格一格地跳，一些楼层都停了一下。我站在轿厢里，看着门开、门关、再开、再关。到一楼的时候门打开，阳光从玻璃门外涌进来，刺眼。我走出去，凌川六月的早晨，风从中心街的方向来，带着白杨树叶翻动的沙沙声。
　　那天下午我路过凌川中心街上的琴行。那条街上种着一排老杨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琴行的橱窗里挂着一把二胡，标价一千二，琴杆上绑着一根红色流苏，被空调风吹着轻轻晃。我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手指在口袋里蜷了一下，又松开了。那个位置留着一个浅浅的茧，是我按弦按出来的。隔着玻璃，那个茧微微发麻。我转身走了。
　　晚上我坐在床上，窗外的凌川夜色沉下来。十五楼能看见很远的灯火，像星星落在地面上。手机亮了，那串号码跳出来。
　　我看了三秒，没有点进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它后来会变成我手机里唯一一个不会删、不会回、也不会主动打过去的号码。
　　快要睡着的时候，楼下传来二胡声。不是《小星星》，是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曲子，拉得很慢，像一个人在凌川漫长的天黑之前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在路边坐了下来。我在黑暗中听完了整首，拉琴的人不知道十五楼有人在听。
　　第二天早上七点十分，我站在路边。凌川六月的风从东南方向来，少年宫的灰色圆顶在远处露出一角。街角拐过来一辆灰色的车，车门开了。后座有一个人，戴着耳机，靠着窗，没有看我。我坐进去，中间隔着一个座位。
　　凌川的街道从车窗外掠过，中心街的老杨树、少年宫的围墙、路口的红绿灯。风从车门外面灌进来，吹动了我额前的头发。他一直没有转头看我。我也没有转头看他，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年我十五岁，在凌川少年宫练舞，在凌川十五楼阳台开始拉二胡，在凌川一中初三五班考过四十七分。
　　我放下了一把琴，坐进了一辆车。那辆车拐过街角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我十七岁那三年里每天都会重复的场景。更不知道后来有一天，它会在下一个路口减速、经过、不再停。
　　凌川还是那个凌川，街道没有变，少年宫还在那里，中心街的老杨树还在。只是那辆灰色的车再也没有拐过那个弯，再也没有顺着这根耳机线，听听我的心跳走到哪一拍。
　　她选了舞蹈，因为二胡不算数。
　　她放下了弓，却不知道，后来听到的所有二胡曲，都会让她想起一个人。
　　在那座叫凌川的城市里，在十五楼的阳台上，一个人消失了，另一把琴安静地靠在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