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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 12 章 ...

  •   东埔烟火

      第十二章大结局

      2024年秋天,蔡华榜四十岁了。

      邱美珍说他这个人从二十岁到四十岁,除了鬓角多了几根白头发、眼角添了几道细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还是不爱说话,还是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还是蹲在店门口擦铜件的时候神情专注得像在做精密手术,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那件T恤的领口已经松垮得不成样子了,邱美珍至少给他买过十几件新衣服,每件都是他自己店旁边服装店里挑的,但他穿来穿去还是那几件旧的。邱美珍说你是五金店老板,不是五金店伙计,穿得体面一点行不行。蔡华榜说衣服能穿就行,省下来的钱给念东买辅导书。念东今年十四岁,在石狮一中读初二,个子已经快赶上蔡华榜了,瘦瘦高高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镜腿用胶布缠了好几圈——那是跟他爸学的,什么东西坏了先修,实在修不好了再换。成绩在班里排前五,尤其数理化好,老师说这孩子逻辑思维强,以后考个理工科大学没问题。

      其实蔡华榜知道,邱美珍嘴上说他穿得不像老板,但她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到现在还留着那条白底蓝花的连衣裙——那是将近二十年前他们第一次去崇武时她穿的,洗得泛黄了,腰身也早就穿不下了,但她舍不得扔,一直挂在衣柜最里面,每年夏天都要拿出来晒一晒。她说这裙子是我们俩的开始,不能丢。蔡华榜说你胖了穿不下了。邱美珍瞪他一眼,说还不是给你生孩子生的。蔡华榜就不说话了,低下头继续擦铜件,嘴角弯出一个二十年前她从印花厂车间里认出他时就有的弧度。

      四十岁的蔡华榜拥有三家五金店——石狮两家、泉州老店一家。泉州的店面产权是他和邱叔共同持有的,邱叔前几年彻底退了休,和阿香嫂搬到厦门跟儿子住,偶尔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要在老店门口站一会儿,抽根烟,看看那个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老店现在是阿辉在管,阿辉也四十出头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胖了整整一圈,但嘴还是那么欠。每次蔡华榜回老店盘账,阿辉都要拉着他回忆当年——说华榜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连普通话都不敢大声说,被客户问两句就脸红;我说你两句你就低着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是个闷葫芦;谁能想到你这个闷葫芦后来当了我老板。蔡华榜说我不是你老板,我们是合伙人。阿辉说对对对,合伙人,蔡老板你说了算。

      石狮的两家店一家做零售一家做批发,隔壁就是邱美珍的服装店。“美珍服饰”的招牌在石狮老街挂了十几年,红底白字换过三块,但logo还是那朵木瓜花,只是从手绘简笔变成了电脑设计的矢量图。店面从当年的一间扩大到四间打通,除了女装还卖男装、童装、床上用品和家居服,雇了七个店员轮班,收银台后面坐着的是表妹——当年的那个初中毕业来学做生意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管着店里所有的账目和进货,比邱美珍还细心。邱美珍现在一周只去店里三天,剩下两天在家陪念东做功课,周末和蔡华榜一起去泉州或者厦门逛逛,日子过得比年轻时从容多了。

      他们还在石狮老街附近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四室两厅,阳台朝南,正对着海岸线。新家的阳台上那棵玉兰树已经长到半人高了,每年四月开花的时候站在阳台上能闻到满屋子的清香。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不是电视机背景墙,而是入墙式博古架上一个专门的“家庭博物馆”——玻璃门后面,铁皮饼干盒放在最中央,盒盖上的牡丹花已经褪色褪得几乎看不清了,但盒子还在。旁边是海螺壳、蓝兔子面人和白兔子面人、褪色的红绳手链——手链几年前终于断了,螺壳裂成了两半,邱美珍用透明胶小心地粘好,放在了饼干盒旁边。还有那条深灰色的旧围巾,起球起得面目全非,袖口脱线的地方补了又补,颜色也洗得泛了白。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帖地安置着,每一件上面都贴着一张小标签,标签上是邱美珍娟秀的笔迹,写着时间和地点——“2005.8 崇武海滩”、“2005.9 清源山”、“2005.12 草庵”、“2006.9 台风天”、“2007.2 除夕夜”。念东小时候曾经问过他妈妈,为什么要留着这些旧东西。邱美珍说,这些是你阿爸阿母的“螺丝”,每一颗都有用,少一颗都拼不成我们今天的样子。念东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他在学校写作文《我的家》,结尾写了一句:“我家的博古架上没有古董,但我觉得那些东西比古董还值钱。”语文老师在旁边画了一个笑脸。

      当然,那个从印花厂宿舍窗台上搬下来的凤梨罐头笔筒还在邱美珍的收银台上放着,里面的笔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一支圆珠笔漏了墨,笔筒内侧染了一块怎么也洗不掉的蓝。她看到那块蓝的时候总会想起印花厂车间里那些沾在围裙上洗不掉的颜料,想起那个戴着口罩、从昏暗的车间深处转过身来的十九岁女孩。

      石狮五金店的柜台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很多年前在清源山山坡上拍的。照片上蔡华榜站得笔直,表情拘谨,深蓝色衬衫被山风吹得贴在身上。邱美珍站在他旁边,歪着头,笑得很灿烂,肩膀轻轻挨着他的胳膊。那是他们俩的第一张合照,用阿秀留下的那台傻瓜相机拍的,台风天泡了水差点报废,修了又修,勉强还能拍,后来数码相机普及了,那台傻瓜相机就收进了饼干盒旁边当展品。照片边角已经泛黄了,但两个人的笑容还很清楚。邱美珍每次来五金店送午饭,经过柜台时都会低头看一眼那张照片,有时候会笑一下,有时候会轻轻叹口气——不是感叹什么不如意的事,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她还没来得及好好回味,一眨眼就从十九岁变成了四十岁。

      十月的一个星期天,蔡华榜和邱美珍又去了洛阳桥。

      这是第几次了?他们实在记不清了。从2005年第一次来,到2024年这次,将近二十年了。桥还是那座桥,石头还是那些石头,牡蛎还是那些牡蛎。千年的石桥不会因为二十年而有任何变化,但站在桥上的人变了。他不再是那个送货的学徒,她不再是那个担心被裁的女工。他们已经是满头华发悄然爬上鬓角的中年人,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有三家五金店和四间服装店,有石狮老街上一套能闻到玉兰花香的房子。还有彼此。

      邱美珍穿着一条新买的墨绿色连衣裙,头发剪短了,齐耳的长度,有些自然卷,发间隐约能看到几根白丝。她走在前面,步子还是那样轻快——在印花厂站了三年流水线练出来的脚力,二十年了还在。蔡华榜跟在后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和卡其色的休闲裤,头发剃得很短,两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但身板还是那么结实,腰背挺得笔直——搬了二十年铜管钢管练出来的体魄,同样还在。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水壶、茶叶蛋、馒头,还有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是一卷新买的红绸带。

      走到桥中央的中洲庙前,那个卖祈福带的摊子还在。摆摊的老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了,换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妇女,大概是老人的女儿或者儿媳。祈福带的价格从最早的一块钱涨到了五块钱,颜色也从只有大红色变成了红黄蓝绿紫五种颜色。邱美珍挑了两根红色的,付了十块钱。两个人在桥边的石沿上坐下来,各自在红绸带上写字。邱美珍很快就写好了,把笔递给蔡华榜。蔡华榜拿着笔想了很久——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认真,连写祈福带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措辞——然后一笔一划地写完,把两条红绸带并排系在了铁栏杆上。

      和二十年前一样,两根红绸带紧紧挨在一起,在江风中互相缠绕,一红一红,像两簇跳动的火苗。周围已经系了成百上千根红绸带,新的压着旧的,褪色的和鲜艳的交织在一起,像一匹从桥头铺到桥尾的无字长卷,记录着所有在这座桥上许过愿的人。

      “你这次写的是什么?”邱美珍问。

      “还是老话。”蔡华榜说。

      “老话是什么话?”

      “每一年今日,都在这里。”

      邱美珍没有接话。她靠在蔡华榜的肩膀上,看着远处的出海口。快二十年了,他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但他说的每一句“顺路”、每一个茶叶蛋、每一次在台风天骑三轮车冲到印花厂食堂门口、每一份写了“每一年今日都在这里”的红绸带,都在说这三个字。她把这三个字用另外的方式说了——说过“我想给你织”,说过“我的愿望里面也有你”,说过“下周日就去看看那个小区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了一辈子情话,只是从来不用那个最俗套的句式。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知道“做”永远比“说”更重——螺丝要拧进去才知道合不合适,布料要洗过才知道褪不褪色,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才知道能不能走到头。

      江风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水汽和红树林的清苦味。邱美珍裹了裹外套,把被风吹散的短发拢到耳后,忽然说了一句:“念东昨天问我,我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

      “你怎么说?”

      “我说——你阿爸来印花厂送螺丝,我认出他是老同学,后来他每个星期天都骑三轮车来找我,带我去吃面线糊、去海边、去爬山、去逛夜市。然后就在一起了。”邱美珍笑了笑,“念东说太简单了,一点都不浪漫。我跟他说,浪漫不是玫瑰花和巧克力,是一个人顶着台风骑着破三轮车来找你,浑身湿透站在食堂门口,手里还捧着两个用塑料袋包好的茶叶蛋。”

      “茶叶蛋是阿香嫂做的。”蔡华榜说。

      “我知道。但是你送来的。”邱美珍轻轻叹了口气,“念东这小子,最近在学校好像有喜欢的女生了,书包里藏着一封没送出去的情书,被我洗衣服的时候翻到了。我以为你要揍他,结果你说了一句‘让他自己看着办’。”

      “他比我强。我初二的时候连跟你说话的胆子都没有。”蔡华榜说。

      “你现在也没有比我当年大胆多少。”邱美珍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背,“走吧,再去桥上走一圈。上次来的时候桥头在修游客中心,不知道现在修好了没有。”

      两个人沿着桥面慢慢地走。走到桥中央的时候,邱美珍忽然停下来,扶着石栏杆往下看。桥墩上的牡蛎壳比二十年前又厚了一层,那些灰白色的、坑坑洼洼的壳紧紧贴在石面上,把石头和石头之间的缝隙填得更加密实。近千年前蔡襄修桥时养下的那些牡蛎,如今还在忠实地加固着桥基,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以后念东长大了,会不会也带他喜欢的姑娘来这里?”她问。

      “会的。”蔡华榜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会带他来。从小带他来,他习惯了,长大了自然也会带别人来。”

      邱美珍侧过头看着他。午后的阳光在他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边,他鬓角的白发在光里泛着银光。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四十岁了,看她的眼神还和二十年前在印花厂车间里一样。

      她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和正月初三晚上在印花厂门口那次一样,和除夕夜在院子里洗碗那次一样,和在洛阳桥上每一次她突然袭击时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退后,而是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手臂穿过他的臂弯,紧紧地挽着。

      “那我们以后每年都带他来。一直带到我们走不动了,就让他自己来。那时候我们的红绸带还在,他的红绸带也在,两根变成三根,三根变成四根。一百年后这座桥上还有蔡家的红绸带在飘。”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道是江风太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不是两根。”蔡华榜说。

      “什么?”

      “桥那边,还有我们第一次系的两根。”他指了指中洲庙的方向,“虽然褪色了,但还在。加上今天的,一共四根。以后每年系两根,等念东长大了,就是六根、八根、十根。这桥上总会有我们的位置。”

      邱美珍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些铁栏杆上密密麻麻的红绸带,新的鲜艳如火,旧的褪成浅粉,更旧的已经泛白,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千百年来所有在这座桥上走过的人共同写下的无声情书。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微微颤抖的嘴角,然后牵着蔡华榜的手,继续往前走。

      东埔村的除夕夜。

      2025年春节,蔡华榜和邱美珍带着念东回东埔过年。这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二十个除夕。村口的大榕树还在,但树下的石凳已经换成了新的,老人们在树下聊天喝茶,几个小孩绕着气根追逐打闹,其中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小女孩差点撞到念东身上。念东扶了她一把,小姑娘仰头看了他一眼,奶声奶气地说了句“谢谢哥哥”,然后转身又跑开了。念东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耳朵尖微微泛红。蔡华榜看了儿子一眼,又看了邱美珍一眼,邱美珍用眼神跟他说了句“别笑他,你当年还不如他”。

      两家的阿爸阿母都还健在,但都老了。蔡华榜的阿爸已经坐上了轮椅,腰伤加上年纪大了,站立很困难,但他精神还好,眼睛还是亮的。他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手里拿着拐杖指挥念东贴春联。念东个子高,不用踩板凳,被外公指挥得团团转——“左边高了”、“右边歪了”、“你小子贴个春联怎么比你爸还笨”。念东也不恼,笑嘻嘻地按阿公的指示调整位置,贴完以后退后一步看了看,问他爸怎么样。蔡华榜站在院子里,怀里抱着邱美珍刚递给他的一盘年糕,看着儿子贴的春联,说比他当年强。上联是“一门天赐平安福”,下联是“四海人同富贵春”,横批“五福临门”——这是他写了二十年的联,今年由念东执笔,稚嫩了些,但骨架已经有了。

      邱美珍的阿母在厨房里张罗年夜饭,她的背驼了,手也不如以前利索了,但做海蛎煎的手艺还在。海蛎是蔡华榜的阿爸托人从刚归港的渔船上直接买的,颗颗饱满,裹上地瓜粉浆在平底锅里煎得滋滋作响,边缘焦脆,中间嫩滑。邱美珍给她阿母打下手,剥蒜切葱的动作还是那样利索——她从十九岁在印花厂切布料到今天切葱姜蒜,手速从来没有慢过。母女俩在厨房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邱美珍的阿母说起念东长得越来越像华榜年轻的时候,说前几天在村口碰到三婶婆,三婶婆还念叨说当年是她帮你们送的庚帖,一晃念东都这么大了。邱美珍说等他考上大学,我们家三代人——渔民、工厂工人、大学生,一代比一代强。阿母把海蛎翻了个面,油花溅起来落在灶台上,她拿抹布擦了擦,说不是一代比一代强,是一代托一代。你们托着念东,我们托着你们,念东以后也会托着他的孩子。这就是东埔人的命,也是东埔人的福。

      蔡华榜的阿母坐在客厅里包五香卷,她的眼睛花了,包出来的五香卷大大小小不太均匀,有的鼓得像小包子,有的瘦得像春卷,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五花肉、荸荠、葱、五香粉,用腐皮卷起来炸至金黄,咬一口酥脆喷香。念东坐在旁边帮她递材料,听阿嬷讲他爸小时候的事。阿嬷说华榜小时候跟念东现在一个样,不爱说话,但动手能力特别强,七八岁就能帮他阿爸补渔网,梭子用得比大人还溜,后来去泉州五金店当学徒,他老板说全五金街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实在的。念东听着,嘴里嚼着阿嬷塞给他的一截刚出锅的五香卷,含含糊糊地说我爸现在也不爱说话。阿嬷笑了一下,摸了摸念东的头,说但他做的比说的多,这才是最难得的。

      蔡华榜推着阿爸的轮椅在院子里走了一圈。院子里的木瓜树已经很高了,比屋顶还高出一截,树上挂着十几颗青黄相间的木瓜。老黄狗早就不在了,现在趴在他脚边的是它的曾孙——念东给它取名叫小黄,是几年前从邻居家抱来的。小黄摇着尾巴跟在轮椅后面,时不时跑上前嗅嗅蔡华榜的裤脚。阿爸坐在轮椅上,仰头看了看木瓜树,然后又低下头,握了握蔡华榜的手,没有说话。但蔡华榜听懂了。阿爸是想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这棵木瓜树长得这么高,不是这栋石头房子翻修过三遍还这么结实,是生了一个在台风天都敢骑三轮车去找喜欢姑娘的儿子。

      年夜饭摆在蔡华榜家的院子里。还是那张大圆桌,还是那块红桌布,桌上的菜还是那些菜——海蛎煎、清蒸鲈鱼、白切鸡、红烧猪蹄、五香卷、紫菜海蛎煲、发菜蚝豉汤、年糕、发糕。不同的是今年邱美珍的阿母不用再一个人忙活了,邱美珍和蔡华榜的阿母一起下厨,念东负责摆桌端菜。两位老阿爸坐在一起,蔡华榜的阿爸坐在轮椅上,邱美珍的阿爸给他倒了一杯虎骨酒。两个人碰了一下杯,蔡华榜的阿爸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满屋子的人,难得地说了一句很长的话:“这杯酒,敬你。咱们老哥俩,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没有拦着他们俩。”邱美珍的阿爸端着酒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仰头干了,说了一句“那是他们自己的福气”。两位阿母在一旁翻了个一模一样的白眼——嫌弃自己老伴不会说话,一辈子了,改不了。

      吃完饭,蔡华榜和邱美珍一起在院子里洗碗。还是那个场景——蔡华榜蹲在水龙头前冲洗,邱美珍在旁边用毛巾擦干。二十年前第一次在这个院子里洗碗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五金店小工,她还以为年底就会被印花厂裁员。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有三家五金店和四间服装店,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有四位年迈但健康的老人,有彼此。院子里木瓜树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远处渔港传来除夕夜的钟声,妈祖庙的方向又亮起了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在夜空中,金色、红色、紫色、绿色,像洛阳桥上的红绸带,像崇武海滩的晚霞,像清源山上的秋叶,像东埔村口的凤凰花。小黄趴在石桌下面啃一块猪骨头,尾巴在石板地上扫来扫去。

      “今年轮到谁家了?”邱美珍一边擦最后一个盘子一边问。

      “什么谁家?”

      “我说年夜饭。去年在你家,今年在我家。明年呢?”

      “明年在石狮。我们自己家。”蔡华榜把洗干净的最后一个碗放在沥水架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两家阿爸阿母都接过来,不用他们做饭,我们俩做。”

      “你做?”

      “我做。跟你学了二十年了,早就会了。海蛎煎、五香卷、酱油水煮杂鱼,哪样不会?”

      邱美珍转过身看着他。月光落在他的脸上,他鬓角的白发在光里泛着银光。她发现,他每次洗碗都会把最脏的铁锅留给自己洗,把最好洗的碗留给她擦。二十年前在泉州五金店那个小隔间里,他把仅有的热水让给她洗,自己去冲冷水澡。二十年后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他还是把最轻的活留给她。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

      “好。那就明年在石狮。把邱叔和阿香嫂也叫上,阿辉一家、老周、表妹一家,还有门卫阿伯,能来的都来。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跑这么远。”

      “他们会来的。”蔡华榜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都来了。”

      邱美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笑了。她发现他说话还是那样——不爱多说,但一旦开口,总是能让她心里踏实得不得了。她把最后一个盘子放进橱柜里,把毛巾挂在架子上,然后走到蔡华榜面前,伸出手,把他脖子上那条新围巾——藏青色的,针脚均匀,纹路清晰——整理了一下。

      “你阿母说,村口那棵榕树今年又发了好多新根。”

      “嗯。每年都发。”

      “你说它还能活多少年?”

      “不知道。但我阿公说他小时候它就在了,我阿公的阿公小时候它也在。三百年,四百年,也许更久。石头房子会塌,渔船会朽,但这棵树,大概比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长。”

      邱美珍靠在蔡华榜的肩膀上,看着远处妈祖庙上空的烟花。烟花炸开的时候,整个东埔村都被照亮了——那些错落的石头房子、那些窄窄的石板路、那些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的渔网,都在一瞬间变得清晰无比。然后烟花灭了,一切又隐入夜色,只有远处渔港里的灯火还在黑暗中闪烁着,像洛阳桥上的红绸带,像清源山上的秋叶,像老榕树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以后我们不在了,念东还会带他的孩子回来过年吗?”

      “会的。”蔡华榜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棵榕树还在。因为妈祖庙还在。因为海还在。只要这些都在,东埔人就都会回来。”他低头看了看手腕上那条新编的红绳——念东在手工课上编的,歪歪扭扭的,串着一颗小小的螺壳,是他在洛阳桥滩涂上亲手捡的。旧的那条在念东十岁那年终于断了,螺壳裂成了两半,被邱美珍用透明胶粘好放在了铁皮饼干盒里。现在这条是儿子编的,新的,螺壳是新的,红绳是新的,但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手腕,还是那个从清源山上系到现在的承诺。

      “你呢?你还回来吗?”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蔡华榜说。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咸的鱼腥味和妈祖庙里飘来的檀香味。木瓜树的叶子沙沙地响着,像是在回应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在夜空中。

      “你还记不记得,”邱美珍看着他的眼睛,声音轻轻的,“当年在清源山老君岩前,你许的愿——‘她的愿望能实现’。我那时没说我的愿望是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她把他的双手握在掌心里。他右手腕上的红绳在月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那颗新螺壳的纹路细细密密的,和二十年前洛阳桥滩涂上的那颗几乎一模一样。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在东埔,一年一年地过年,一年一年地来洛阳桥。一辈子。”

      远处的烟花又炸开了,比刚才更大更亮。整个东埔村的夜空被映成了白昼。妈祖庙的钟声敲响了,一下,两下,三下——沉稳而悠长,穿过层层叠叠的石头房子和窄窄的石板路,穿过老榕树垂下的气根和渔港里桅杆林立的船队,穿过木瓜树沙沙作响的叶子和院子里并排坐着的所有人,一直传到海边那片他们小时候光脚踩过的沙滩上。那些烟花炸开的时候,颜色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红得像洛阳桥上新系的红绸带,金得像崇武海滩上的夕阳,紫得像清源山上的秋叶,绿得像东埔村口老榕树春天里冒出的新芽。

      蔡华榜没有回答。他只是把邱美珍的手握紧了一些,然后松开一只手,把身旁儿子念东的肩膀揽了过来。念东已经十四岁了,个子快赶上他了,但靠在他身边的时候,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自然。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远处妈祖庙上空炸开的烟花,用一种他特有的、平稳而笃定的语气,说出了那句他说了二十年的话。

      “好。”

      院子里,年夜饭桌上,两位阿爸在泡茶,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南音。两位阿母在择明天要用的菜,一边择一边讨论念东以后考哪个大学好。小黄在桌腿之间钻来钻去,摇着尾巴等着掉下来的肉渣。妈祖庙的钟声停了,最后一朵烟花在夜空中渐渐消散,化作无数细碎的光点,像流星雨一样落向大海。

      东埔的除夕夜,一年又一年。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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