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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归途 一月的纽约 ...

  •   一月的纽约冷得最彻底。街上的雪被铲过了又被踩实,在人行道边缘结成灰黑色的冰棱,每一脚踩下去都要多花半秒确认不会滑倒。中央公园的湖面冻住了,冰层厚到能站人,枯黄的草从冰缝里戳出来,在风里瑟瑟发抖。松鼠躲在树洞里不出来,只有鸽子还在垃圾桶旁边踱步,脚爪踩在冻硬的路面上,留下极细的爪印,连它们咕咕的叫声都被寒气闷住,传不远。

      林予安那个光伏项目在新年过后进入第二轮尽调。收购方的技术顾问换了一茬又一茬,最新的这位刚从德国慕尼黑调来,之前在宝马做新能源产线规划,对纽约州的储能补贴政策抱着一种欧洲式的怀疑。他在邮件里写了三页纸的技术问题,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句“请提供更详细的数据支撑”——句号结尾,没有问号,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姜然把邮件转发给林予安的时候附了一句评语:他大概以为我们纽约办公室的服务器里存着整个能源署的原始数据。林予安回:那就给他。姜然又回了三个字:他疯了。你更疯。

      她花了整个周三晚上翻遍了能源署的公开数据库,从二〇一八年第一季度的储能补贴发放记录开始,一份一份PDF下载。有些文件是扫描版,OCR识别出来的文字像被猫踩过的键盘,她只能一页一页肉眼校对。她把能找到的每一条补贴发放记录都按时间序列排好,项目名称、申请企业、获批金额、补贴类型、发放日期、政策依据——每个字段都填得整整齐齐。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和她在工作室里排刮刀时一样,从小到大,间距均匀,不容许任何误差。周四早上她把整理好的附件发出去的时候,窗外已经天亮了。鸟在防火梯上叫了一声,她抬头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在办公椅上坐了整整一夜。

      姜然端了杯咖啡站在她工位旁边,看了一眼她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Excel,说,你昨晚睡了吗。林予安说睡了。姜然说,你撒谎的时候睫毛会抖。林予安下意识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睫毛,然后意识到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不打自招。姜然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把咖啡放在她桌上——不是放,是轻轻磕了一下桌面,杯底和桌沿之间发出很轻的一声闷响。那是她们之间的暗号。

      下午开会的时候她开始觉得冷。会议室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所有人都只穿一件衬衫,MD甚至把袖子卷到了手肘。但她裹着西装外套还是觉得后背发凉,那种凉是从身体内部往外扩散,像有人在她的脊柱上放了一块干冰。她把杯子里的热水喝完,继续讲第三季度的补贴递减模型。讲到一半的时候嗓子突然哑了,声音像被人用砂纸打磨过一样变得粗粝而低哑。她清了清喉咙继续讲,但每说一句话都要用更多的力气,喉咙里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炭。姜然从笔记本电脑后面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把她面前的麦克风往自己那边挪了半寸,然后接着她的话讲下去,无缝衔接,连她在幻灯片上标了黄的那几个关键数据都一一命中。

      林予安靠在椅背上,用手指按了按太阳穴。额头是烫的,手指是凉的,温差让她的触觉变得迟钝。她在脑子里继续跟着姜然的讲稿走,每一个数字她都认得,因为那是她昨晚一条一条从数据库里挖出来的。但她没有力气把那些数字说出口。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发现姜然已经讲到了下一页,而她自己完全不记得这一页是什么时候翻过去的。

      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姜然把她的电脑合上,合上之前顺手把还没保存的文档按了Ctrl+S。她站在林予安旁边,用一种介于命令和担忧之间的语气说,你回家。林予安说,还有两页报告没改完。姜然说,我改。林予安说,你不知道改哪里。姜然说,你把改哪告诉我,我改。她把手机拿出来,打开备忘录,拇指悬在屏幕上,等着林予安开口。林予安看着她拇指上那个因为长期敲键盘磨出来的薄茧,看着她眼眶下面那一圈青灰色的阴影。她认识姜然七年,知道这个人从来不会说“我担心你”。她只会说“我改”。她站起来,把电脑从桌上拿起来,说,我回家改。姜然没有拦她,只是在她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补了一句:记得吃药。声音不大,但尾音往上扬了半度,是那种只有在完全没人的时候才会用上的语气。

      她没吃药。她家里没有药。上次的胃药放在办公桌抽屉里——那个铝箔包装的盒子,和钢笔、回形针、薄荷糖放在一起。退烧药从来没有备过。她从不发烧,或者说她从不让自己发烧。上一次发烧大概是研二那年冬天,在图书馆通宵写论文,第二天早上起来体温三十八度五,她吃了两片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退烧药,下午继续去上课。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似乎学会了把所有不适都推迟到项目结束之后。但这次项目还没结束,身体就不肯等了。

      她回到公寓,把电脑放在茶几上,先去浴室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脸色很白,嘴唇上有几道干裂的细纹,眼角有一道被冷风吹出来的红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太阳穴,像一道很细的伤口。她换了睡衣,裹着毯子坐在沙发上,把剩下的报告改完。每打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咳嗽几声,咳的时候嗓子像被砂纸刮过,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咳得松动了。改到第五页的时候,她在输入一个数字的间隙闭了一下眼睛,只是想休息一秒。

      醒来时发现自己歪在沙发扶手上,毯子掉了一半在地上。客厅的灯还亮着,电脑屏幕已经自动休眠,黑屏上倒映着她自己模糊的轮廓。窗外天已经黑了,不知道几点。她的脖子因为歪着睡了太久而僵硬得像一块木板,动一下就能听到颈椎发出细碎的咔咔声。她去捡毯子的时候手指碰到地板,地板是凉的,暖气大概在某个时段自动调低了温度。她重新裹好毯子,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多。屏幕上还有几条未读消息。

      最早一条是周叙在六点多发的:今天加班?她回了一个字:家。然后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发了一条:你怎么了。她又回:没事。然后他又发了一条:你每次说没事的时候睫毛都在抖。她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好一会儿。这个人连她吃了半块蛋糕、喝了两碗汤都记得,现在连她撒谎时睫毛会抖都观察到了。

      她又把手机按亮了,打了一行字:有点发烧。手指在发送键上停了一拍,然后删掉,重新打:没什么大事。又删掉。最后她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重新闭上眼。她不想说谎,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受别人的关心。她的字典里只有“给予”和“交换”,没有“接受”。“接受”这个动作需要她承认自己此刻是虚弱的、需要帮助的,而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在别人面前做那个被照顾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对讲机响了。她被那个尖锐的电子蜂鸣声从浅眠中刺醒,迷迷糊糊地接起来。是楼下门卫的声音:林小姐,有人送东西来,放在前台。她说放楼下吧,我一会儿下去拿。门卫说好。然后她又躺了十几分钟,等脑子里那片昏沉的雾慢慢散开,才裹了一件厚外套下楼。

      电梯里的日光灯刺得她眯起眼睛。公寓大堂里没有人,前台后面坐着一个新来的夜班保安,正低头看手机。前台桌面上放着一个便利店的白色塑料袋,袋口用一颗订书钉封着,鼓鼓囊囊的。她拎起来,比想象的重。是便利店的白底绿字塑料袋,上面印着那句她已经见过无数次的韩文广告语。她拎着袋子上楼,在电梯里拆开封口看了一眼。里面是一盒退烧药、一碗用保鲜膜封好的热粥,和一张纸条。药是泰诺,铝箔包装,药盒上贴着一张便利贴:饭后半小时。粥是白粥,塑料碗的盖子被保鲜膜裹了好几层,掀开的时候有一小股热气冒出来,米香和一点点盐的气味混在一起。

      纸条上只写了四个字:多喝热水。字迹歪歪扭扭,像拿笔的人在路灯下写的。“多”字的第一笔起得比平时更用力,撇捺收尾处有一个极小的回锋;“热”字的四点底有两个粘在了一起,大概是写完前两个字之后手指被冻僵了。没有署名。和之前那杯咖啡、那盒胃药、那杯热可可一样。每一次都放在她楼下前台,每一次都不署名。他大概写了不止一张。大概第一张写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上去”,然后撕掉了。第二张写了“粥是刘姐煮的”,也撕掉了。最后只留下“多喝热水”。

      她把袋子拎进厨房,拆开退烧药的铝箔,掰出一粒白色药片就着粥吞下去。粥是白粥,只放了一点点盐,和她小时候生病时母亲会煮的那种一模一样。米粒煮得很烂,入口即化,热度从舌尖滑到喉咙再落到胃里,把积了一整天的寒气从胃部往四肢驱散。她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喝,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才注意到塑料碗底部还粘着一小片便签纸——被保鲜膜的冷凝水打湿了,字迹晕开了一点,勉强能认出是刘姐的笔迹:粥是我煮的。药是他买的。他说不要告诉我你知道。我便不告诉他你知道。她知道刘姐大概是出卖了周叙,或者周叙出卖了刘姐。总之他们都在用一种不用戳破的方式对一个人好。

      她吃完粥,把塑料碗洗干净,保鲜膜叠好放进垃圾桶,那张晕了字的便签纸被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夹进厨房记事板上的磁贴下面。那张纸条——“多喝热水”——被她压在床头柜上,和速写、围巾、铅笔、薄荷糖放在一起。床头柜上已经有六样东西了。每一件都来自他,每一件都没有署他的名字,但每一件她都认得。

      然后她裹着毯子在沙发上躺着,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半夜醒了一次,体温降下来了,后背出了一层薄汗。她换了条干毯子,又去厨房倒了杯温水,站在窗台前喝了两口。窗外的曼哈顿正在飘着细密的小雪,雪粒比初雪那次更细更碎,落在玻璃上立刻化成了水珠。她站在窗边看了片刻,想起上次在雪夜里,他站在路灯下拿着便利店买的透明伞。今晚他没有来——他没有说“我来看你”,没有说“要不要我陪你”。他只是把退烧药和粥放在她楼下,让她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下楼取,让她在自己觉得舒服的节奏里慢慢恢复。她知道他懂——懂得她在虚弱的时候更不想被人看到,懂得她需要先退烧才能好好说话,懂得照顾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有时候不是靠近,是保持一段刚刚好的距离。

      睡前又看了一眼手机,他最后发了一条消息:粥趁热喝。药饭后吃。多喝水。没有问“好点了吗”,没有说“我来看你”,只是给出了指示。她打了一个字:嗯。然后合上眼。

      周末,林予安退烧之后,章悦来工作室看画。周叙从去年秋天开始陆陆续续画了一系列新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在林予安来他工作室之后完成的。章悦把那些画一幅一幅地在工作室的墙前面排开——有些靠在沙发边缘,有些挂在画架上,那幅最大的背影被周叙放在靠窗的位置,因为那一幅需要用自然光才能看清蓝色层次的细节。墙上那幅易拉罐还在,但已经被他重新调整过——他在罐身边缘多加了一层极薄的灰调子,让铝皮的反射光在百叶窗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介于金属和皮肤之间的质感。

      章悦端着一杯红酒,靠在茶几对面,把这些画一幅一幅地看过去。她看画的时候不说话,只是站在每幅画前面,端着酒杯,头微微歪着。她看画的方式和老方看花、周叙看人、林予安看数据是同一个系统——把画面拆解成细节然后重新拼合。她看了很久,然后放下酒杯,问周叙:你今年的方向是什么。

      周叙把那些画重新排了一遍。易拉罐、背影、百叶窗的光、废弃站台的涂鸦墙——他用手机拍下来那面墙,回工作室画了一幅缩小版的水彩——还有几幅最近新画的:东河上的驳船、马丁在修水管时猫着腰的背影、老方在花店门口蹲着喂阿斗的侧影。他把那幅最大尺寸的背影单独拎出来,放在正中央。

      “以前我画被忘掉的东西——被踩扁的易拉罐、奶茶店里被人忘在那里的手套、干洗店门口等人的背影。我画它们是因为没有人看它们。我觉得如果我不画,它们就真的不存在了。”他顿了顿,“今年的方向,是想画一些有人看的东西。这些画大多数是背影,因为那个人很少回头看自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林予安。但她站在画架旁边,看着他把那幅背影画挪到正中央,手指轻轻按在画框边缘。他的虎口那截医用胶带还在,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指腹上又沾了一点钴蓝。他说“画给一个人”的时候,指节微微用力,把画框边缘捏得发白。她知道那个人是谁。就像他知道她撒谎时睫毛会抖一样,她也知道他调色板上突然多出来的那一整排钴蓝是为了画谁。

      章悦把酒杯放下,在沙发扶手上坐下来,十指交叉搭在膝盖上。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你今年的个展就叫《归途》。归途是一个过程——你还在路上,但你已经知道方向。”

      她站起来,走到那幅百叶窗的光前面。窗框上的光被他用一层一层极薄的钛白叠出来,叠了至少五六层,每一层都薄到几乎透明,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从内部往外渗透的亮度。章悦指着那道光。

      “归途是光线——你知道有人在等你,所以你知道往哪里走。灯光在哪里,归途就在哪里。”

      周叙坐在沙发扶手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看着那幅百叶窗的画。他在感恩节聚餐那晚画过一扇窗——窗外有光,光线被百叶窗切成一格一格的,有一格落在窗台上,像一块没擦干净的粉笔灰。现在章悦说,归途是光线。他想到林予安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背影——那天晚上她裹着他的围巾,把自己叠成一小团抵御寒风。他站在她身后,隔着几步的距离。她以为他只是站在旁边,但其实他在画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

      “就叫《归途》。”

      章悦把红酒喝完,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大衣的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对周叙说:“你差不多有最后一幅画了吗。”周叙说:“还没有,但我大概知道要画什么。”章悦说:“什么时候画。”他说:“要等一件事发生。”章悦没有问是什么事,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推门走了。门在她身后合上,走廊里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

      那天傍晚章悦走后,林予安帮他把画重新整理好。她把那幅背影小心翼翼地抬起来,放在画架旁边。靠窗的角落放着一整排没拆封的颜料管——全是钴蓝,同一个色号,大概有七八支,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她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每一管都是新的,塑封膜还没拆,标签上写着同一个法语词:Bleu de cobalt。

      “你为什么买这么多同一种颜色。”

      “因为接下来要画的画,需要很多很多蓝。不同深度的蓝。最深的蓝用来打底,中间调子的蓝用来铺画面的第二层——那是桥上的风、河面的反光和衣服的褶皱。最浅的蓝留在最后用,是光。”

      “是什么画。”

      “等我画完就知道了。”他把其中一支钴蓝拆开,拧开盖子,挤了一小段在调色板上。颜料在调色板上是一小坨深沉的蓝,像压缩了整个夜空的颜色。他用刮刀轻轻推开,颜料在调色板表面均匀地铺展开来,颜色从深钴渐变到群青,靠近刮刀边缘的地方薄到能看到调色板木纹的底色。她看着那片钴蓝——它和外面冬季天空的冷灰色完全不同,和河水被冻住之后的灰白也完全不同。它是浓缩的、蓄势待发的、还没被阳光照过的蓝。

      “你的《归途》要画什么。”

      “画一个背影。是转身。”

      她沉默了一会儿,想起他在墨西哥餐馆里说“背影比脸诚实”,在中央公园里画了两个影子。他说过,脸会告诉你他要走了,背影会告诉你他还想不想回来。现在他要画一个转身的背影——不是离开,也不是停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个动作。

      “背影不会撒谎。转身也不会。”

      “我知道。”他把刮刀放下来,看着她。傍晚的光从北窗斜进来,把他的人影投在画室墙壁上。窗户上积着霜花,霜花把外面的街灯分解成无数个极小的光点。光点落在那片钴蓝上,颜色从深钴渐变到群青,像一片正在酝酿的夜空。她忽然想起他送她那支6B铅笔时说的话——它已经画过最重要的东西了。那支铅笔现在还放在她床头柜上,两道指甲印恰好容纳她的拇指。此刻他买这么多钴蓝,大概也是因为接下来要画的东西,需要比6B更深的蓝——比铅灰更深的,是那种只有在转身时才能看到的颜色。

      她把颜料管放回窗台上,那七八支钴蓝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像一排还没装引信的烟火。

      “你的钴蓝够多了。”

      “不够。归途是一幅很大的画,比她想象中大,比那幅百叶窗的光还要大。蓝要用很多层:第一层是桥上的风,是那种灌进衣服缝隙里的凉,需要用最薄的钴蓝铺底色;第二层是河面的反光,是碎银子和碎冰混在一起的颜色,需要在钴蓝里加一点点钛白;第三层才是背影——是转身。转身的那一瞬间,衣服的褶皱会往反方向扭转,光落在褶皱上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很多很多蓝。”

      她听着他说话,没有回。但她在心里记住了这三个层:桥上的风、河面的反光、背影。每一层都需要一遍一遍地上色,等底色干了再铺下一层。等这幅画画完,她大概会是第一个看到的人。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雪粒落在玻璃上,化成水珠,沿着霜花的纹路慢慢往下滑。霜花正在慢慢融化,把外面街灯的光切成无数个极小的碎片。他低下头继续推那片钴蓝,刮刀和调色板之间发出极轻的摩擦声,像远处有人在雪地里走路。她站在画架旁边,看着他的手指把钴蓝从调色板边缘推回来又拉回去,像在给一片还没开始的海调制第一层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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