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寻找 八年——人 ...
-
民国二十六年，冬。武汉。
向屿停住在汉口三元里的一处难民收容所，棚屋用芦席和毛竹搭成，漏风，夜里江上的寒气钻进来，把被子冻成一块铁板。他睡在靠门的位置，门帘是一块破帆布，风一吹，扑啦啦地响。枕边放着藤箱，箱子上的锁扣坏了，用一根麻绳缠着。
每天天亮前，他就起身，去码头扛包。一担米，从驳船扛到栈房，二十文。他扛得比别人慢，因为右手要护着胸口的口袋——那里装着铜钱和半块砚台。扛完包，他在码头边上站一会儿，看从下游来的轮船卸客。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短打的，他一个一个地看脸，看手。看见右手食指翘着的，就追上去，抓住人家的胳膊，扳过来看。不是。道一声歉，退回来，继续等。
腊月里，他在江汉关的告示栏前贴了一张纸条，毛笔写的，字很大：“寻时雨声，南京人，右手食指有旧疾，知情者请联系三元里难民收容所向某。”纸条贴了三天，被雨水泡烂了，边角卷起来，没人揭。第四天，一个穿短褂的中年人走过来，说他在武昌见过这么个人，在教会医院扫院子。向屿停过了江，走了八里路，找到那所医院。扫院子的是个老头，左手缺了两根指头。不是。
民国二十七年，春。他跟着西迁的人流到了重庆。
在朝天门附近的一家小书局找了份差事，扫地，整理书架，兼做校对。书局老板姓刘，湖北人，说话带着黄陂腔，把“书”念成“须”。每月发他十二块钱，他分三份：四块吃饭，四块存着，四块换成法币，按旧地址寄往上海法租界梧桐里。信里只有一行字：“见信回电，重庆朝天门某某书局。”他知道时雨声未必收得到，但每月十五号，必定去邮局。柜台后面的职员从戴眼镜的老头换成了烫卷发的年轻女人，又换成了穿军装的壮汉。他不管，递上信，贴上邮票，看着信落进邮袋。
民国二十八年，夏。他在《大公报》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花了十块钱。启事登出来的第二天，收到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说时雨声在成都，病着，需要路费。向屿停把存下的三十二块钱全部汇去。钱汇出后，再无回音。他去邮局查，说收款人已经搬走。他去警察局报诈骗，警察打着哈欠说，战时这种案子太多了，管不过来。他回到书局的阁楼，把藤箱打开，把碎砚台拿出来，两块拼在一起，对着油灯看。裂缝里积着灰，他用指甲抠，抠出一小条黑泥。
民国二十九年，秋。书局被轰炸。
那天是礼拜天，他本不上班，但想去书局借一本《白香词谱》——不是看，是想确认一下扉页上的批注是不是时雨声的笔迹。刚走到街口，警报响了。他往防空洞跑，跑到一半，想起藤箱还在阁楼里，又折回去。炸弹落下来时，他正抱着箱子下楼。气浪把他掀翻在台阶上，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流进袜子里。他从瓦砾里爬出来，耳朵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打开箱子检查：铜钱在，砚台在，书没了，被火烧掉了半本。
民国三十年，冬。他得了疟疾。
躺在歌乐山下的一个临时医院里，病床是门板搭的，铺着稻草。他发高烧，说胡话，说的不是时雨声的名字，是“食指……翘着的……”。旁边的病友以为他在说日本话。烧退了之后，他变得沉默，每天坐在病床上，用左手在膝盖上写字，写“时雨声”三个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裤子上磨出一片白印子。出院时，医生说他肝有问题，不能太劳累。他点点头，回到书局，继续扫地，整理书架，校对。
民国三十一年，春。他去了趟昆明。
听说西南联大有些从南京迁来的旧人，他请了半个月的假，坐卡车去。路烂，颠簸，他在车厢里吐了三次。到了昆明，在联大的图书馆里待了三天，翻学生名册，翻教职工名单，翻借书登记簿。没有。他在翠湖边的一家茶馆里坐了坐，看见一个穿长衫的背影，很瘦，右手垂着。他追出去，那人转过身，戴着眼镜，是个教西洋史的教授。他道了歉，在翠湖边站到天黑。
民国三十二年，秋。他回过一次武汉。
汉口已经收复，但三元里的棚屋早被拆光了，盖了新的砖瓦房。他在原来的告示栏位置站了一会儿，栏上贴着新生活运动的标语，“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红漆刷的，已经褪成粉红。他找到当年收容所的管事，一个瘸腿的老头，问有没有一个叫时雨声的人后来找过他。老头想了很久，说，好像有个瘦子，右手不好使，在三十年的冬天来过，住了两天，又走了，说是要去四川。向屿停问，往四川哪边走。老头说，不知道，可能是重庆，也可能是成都。
民国三十三年，夏。他在重庆码头扛包。
不是为钱，是为了看从武汉来的船。轮船靠岸时，他站在跳板旁边，一个一个地数人头。数到右手有残疾的，就凑近看。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右手插在口袋里，始终不拿出来。他跟了那人三条街，跟到一条巷子里，那人突然转身，掏出一把剪刀。不是时雨声，是个逃兵，右手在徐州会战时被炸断了，怕人看见。向屿停道了歉，逃兵骂骂咧咧地走了。他站在巷子里，后背全是汗。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
胜利的消息是广播里传来的。他在朝天门的台阶上坐着，听旁边的人欢呼，放鞭炮。一个卖凉粉的摊子被挤翻了，瓷碗碎了一地。他坐了很久，直到台阶上的人都散了，直到江面上映出晚霞。他摸了摸胸口的口袋，铜钱还在，被体温焐得温热。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书局走。
刘老板正在收拾东西，说要回武汉。“向先生，”刘老板说，“你跟我回去么？”
“不回武汉。”向屿停说，“我要回上海”
“上海？”刘老板抬起头，“上海远，船票贵，而且那边现在乱得很，接收大员满天飞，你去做什么？”
“找人。”
刘老板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从抽屉里摸出一百三十块钱，拍在桌上：“你的遣散费，加上我私人给你的。八年，不容易。”
向屿停把钱收了，道了谢。第二天，他去买了船票，下等舱，统舱，四十块钱。剩下的钱，他在街上买了一件蓝布长衫，一双新布鞋，把旧衣裳和旧鞋扔进了江里。
船是九月头上开的。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重庆的山一点一点地矮下去，被江上的雾吞掉。他摸了摸胸口的铜钱，又摸了摸藤箱里的碎砚台。八年了，从三十岁到三十八岁，他的眼角有了皱纹，鬓角有了白发，背微微驼了。他在武汉找过，在重庆找过，在成都找过，在昆明找过。登过报，写过信，贴过告示，问过无数张脸。
没有回音。没有踪迹。时雨声像一滴水落进长江，被八年战乱的浪卷着，不知去了哪里。
但他要回去。回上海，回梧桐里，回南京钟英中学的老槐树下。也许时雨声已经回去了，也许没有。但那是起点，也该是终点。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凉飕飕的。向屿停站在船头，手里攥着那枚铜钱，指节发白。他没有喊，没有哭，只是站着，像一根被江水泡了八年的木桩，终于等到了退潮的时刻。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出发）
作者有话说
第17章 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