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雪缘》枝可梨

19、番外五 原生家庭 夏初的

　　夏初的母亲叫赵秀荣。她这辈子做过很多选择，大部分都做错了。
　　赵秀荣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女人。不是那种惊艳的漂亮，是耐看的那种——瓜子脸，柳叶眉，一双眼睛生得尤其好，眼尾微微上挑，不说话的时候也像含着三分笑意。她出生在蓉城郊区的一个小镇，父亲是纺织厂的工人，母亲是家属院的裁缝。
　　家里不富裕，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好看。镜子里的女孩皮肤白，头发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也挡不住那股灵气。
　　她十九岁那年考上了蓉城的一所中专，学财会。
　　那是八十年代末，中专还包分配，能进城读书是全镇的光荣。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坐着绿皮火车来到蓉城，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心里暗暗发誓：她要留在这里，再也不回那个小镇了。
　　她二十一岁那年认识了夏初的父亲。那个男人叫夏治权，比她大五岁，在蓉城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
　　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约在人民公园。赵秀荣记得那天他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说话时总是带着笑，看着她的时候眼睛很亮。他请她吃了一碗辣子面，辣得她直吸气，他递过来一杯凉白开，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她那时候以为这就是爱了。或者说，她以为"对她好"就是爱。
　　她太渴望被爱了，渴望到把一点点温暖都当成了救命稻草。
　　他们结婚了。婚礼办得不大，但很热闹。夏治权骑着借来的永久牌自行车把她接回家，车把上绑着红绸子，一路上铃铛响个不停。她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吹起她的红盖头，她看着蓉城的街景，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幸福。
　　但婚姻后来变成了吵架和冷战。
　　起初只是一些小事。他嫌她做饭太咸，她嫌他袜子乱扔。后来变成了钱的事——她想要一台洗衣机，他说再等等；她想给孩子报个兴趣班，他说浪费钱。
　　再后来，变成了他越来越晚的回家和越来越沉默的餐桌。有时候她做好了一桌子菜，等到菜都凉了，他才推门进来，满身酒气，看都不看她一眼，径直走进卧室，把门关上。
　　她吵过，闹过，摔过碗，也哭过。但他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比吵架更可怕，像是一堵厚厚的墙，把她所有的声音都弹了回来。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老了，不好看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她把这种怀疑化作了怨气，像一团越烧越旺的火，在心里日夜炙烤着她。
　　夏初出生的时候，赵秀荣曾经短暂地觉得自己得救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女儿小小的，皱皱巴巴的，哭声却很响亮。护士把孩子抱给她看，她看着那张小脸，忽然就哭了。她发誓要对这个人好，要把所有自己没得到过的爱都给她。
　　但誓言是容易的，践行是艰难的。
　　夏初三岁的时候，夏治权第一次夜不归宿。赵秀荣抱着女儿坐在客厅里，从天黑坐到天亮。夏初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蛋红扑扑的，呼吸均匀。
　　她看着女儿，忽然觉得这个孩子是她唯一的财产，是她在这个家里唯一的筹码。
　　从那天起，她开始对夏初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她期待女儿优秀，期待女儿懂事，期待女儿成为她可以向外界炫耀的资本——看，我虽然婚姻不幸，但我有个好女儿。
　　"夏初，你要听话。"这是她最常对女儿说的话。夏初把牛奶打翻了，她说"你要听话"；夏初在幼儿园没拿到小红花，她说"你要听话"；夏初想要一个布娃娃，她说"你要听话，别给我丢脸"。
　　那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夏初身上。
　　赵秀荣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而身边唯一能发泄的人就是女儿。她不敢对丈夫发火，不敢对同事发火，不敢对这个世界发火。她只能对那个小小的、依赖她的生命发火。因为夏初不会反抗，不会离开，不会让她付出代价。
　　夏初六岁那年，有一次赵秀荣在厨房里做饭，夏初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说："妈妈，我肚子饿。"
　　赵秀荣正被一锅烧糊的菜搞得心烦意乱，转过头就吼："饿什么饿！就知道饿！你爸不管这个家，你也来烦我！"
　　夏初被吓哭了。她站在门口，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但不敢出声，只是用手背抹眼泪，肩膀一抽一抽的。
　　赵秀荣看着女儿哭，心里忽然软了一下。她想走过去抱抱她，说"妈妈不是故意的"。但她没有。她只是转过身，继续炒菜，把锅铲弄得叮当响，用那种噪音盖过女儿的哭声。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女儿。但她选择了忽视。她告诉自己，小孩子忘性大，明天就好了。
　　但夏初没有忘。赵秀荣后来才知道，那些她以为"明天就好了"的伤害，全都堆积在女儿心里，一层一层，像年轮一样，长成了夏初性格里那些她看不懂的东西——内向、安静、过分懂事、从不索取。

　　夏治权走的那天，是个普通的周二。
　　赵秀荣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她以为是水电费通知单，拿起来一看，是夏治权的字——"我走了。房子留给你和夏初。对不起。"
　　茶几上还放着一杯茶，是她早上泡的，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像是一团化不开的墨。
　　赵秀荣坐在客厅里一整个下午没有动。她没有哭，没有打电话，没有追出去。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杯凉茶，觉得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不是悲伤，是空洞。像是有人把她胸腔里的东西全部掏走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壳。
　　她想起他们刚结婚那会儿，他骑自行车带她去吃担担面。想起他第一次发工资，给她买了一条红围巾。想起夏初出生时，他在产房外焦急地踱步。那些画面像老电影一样在她脑海里闪过，然后熄灭，变成一片漆黑。
　　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跟谁走了。她后来听说他在南方另成了一个家，但她没有去求证。她只是把那张纸条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从那天起，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夏初身上。更准确地说，她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压在了夏初身上。她要让夏初成为最优秀的孩子，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她赵秀荣一个人，也能把女儿培养成才。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执念，像一根绷紧的弦，勒得她喘不过气来，也勒得夏初喘不过气来。
　　她对夏初说的最多的话变成了："你要听话""别给我丢脸""你跟你爸一样冷血"。
　　夏初考了好成绩，她不说"你真棒"，她说"别骄傲，下次要保持"。夏初在学校受了委屈，她不说"妈妈帮你"，她说"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你是不是也有问题"。夏初想要一件新衣服，她不说"好"，她说"你就知道花钱，你知道我赚钱多不容易吗"。
　　那些话像钉子，一颗一颗钉进夏初的皮肤里。夏初从不反驳，只是低着头，说"知道了，妈妈"。她的眼睛越来越安静，安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赵秀荣以为那是懂事。她不知道那是绝望。

　　夏初生病的事，赵秀荣是最后知道的。
　　她一直以为女儿只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有点青春期"。夏初上高中后变得更沉默了，每天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吃饭也吃得很少。赵秀荣以为她在减肥，还说"减什么减，你又不胖"。夏初脸色苍白，她以为是用功过度，说"别熬太晚，身体要紧"——但语气里带着责备，像是在说"你熬这么晚成绩也没见多好"。
　　直到有一天，她在给夏初洗校服的时候，从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白色药瓶。
　　那是个很小的药瓶，塑料的，标签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医学名词。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只看懂了其中几个字——"化疗""辅助""癌"。
　　她握着那个药瓶站了很久。
　　站到天黑了，站到腿麻了，站到夏初放学回家，推开门，看见她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捏着那个药瓶。
　　夏初的脸色变了。那种变化很细微，但赵秀荣看见了——她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
　　"这是什么？"赵秀荣问，声音比她想象的还要嘶哑。
　　夏初没有回答。她放下书包，换了鞋，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然后才说："妈，我没事。"
　　"没事？"赵秀荣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是一把尖刀划破了空气，"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她把药瓶摔在茶几上，药瓶弹起来，滚到地上，发出空洞的声响。
　　夏初蹲下去捡药瓶，动作很慢，很稳。她站起来，把药瓶握在手里，看着赵秀荣的眼睛，说："妈，我生病了。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这几个字像五雷轰顶。
　　赵秀荣想冲上去摇晃她，想问她为什么不早说，想问她到底怎么了。但她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她看着女儿平静的脸，忽然意识到——夏初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她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女儿说真话的勇气。
　　那天晚上赵秀荣没有睡。她坐在客厅里，盯着那个药瓶看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拿起药瓶，去了医院。
　　医生是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说话很温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她心上。他说了很多专业术语，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了，但她觉得那些字在耳朵里转了一圈又出去了。她听不懂——或者说她不想听懂。
　　她只记住了最后一句话："来得太晚了。如果早点发现，也许还有办法。"
　　太晚了。这三个字成了她余生的诅咒。
　　夏初住院那段时间，赵秀荣去看了她几次。
　　医院走廊很长，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她每次走到病房门口都会停下来，整理一下衣服，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准备一场考试。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考，考什么，她连题目都看不懂。
　　夏初住在单人病房，窗户朝南，阳光很好。她每次去的时候，夏初都在看书，或者看着窗外发呆。她瘦了太多，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手腕细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她的头发因为化疗掉了很多，她戴了一顶米白色的毛线帽，衬得脸更小更白。
　　想说"对不起"，但说不出口。那三个字太轻了，轻到不足以承载她十几年的亏欠。她想说"妈妈爱你"，但那更说不出口。她从来没有对夏初说过"爱"，她以为那是肉麻的、不必要的、会惯坏孩子的。
　　有一次，她看着女儿越来越瘦的脸、越来越白的嘴唇、越来越浅的呼吸，想伸手碰一下她的脸。她的手伸到半空中，停住了。她已经太久没有触碰过自己的女儿了，久到连怎么碰都不知道了。她的手悬在那里，像一片枯叶，最后慢慢缩了回来。
　　夏初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
　　赵秀荣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的脸。她忽然发现夏初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小扇子，在苍白的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她想起夏初小时候，每次睡觉前都要她讲故事。她会讲白雪公主，讲灰姑娘，讲睡美人。夏初总是睁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问："妈妈，公主最后都幸福了吗？"
　　她那时候怎么回答的？她说："当然了，公主最后都会幸福的。"
　　她在撒谎。她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童话。但她还是撒了谎，因为她想让女儿相信，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可她后来亲手打碎了这个谎言。
　　有一次夏初醒来的时候看着她。那是下午，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夏初的脸上，给她苍白的皮肤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明亮的光，是一种微弱的、即将熄灭的光。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
　　赵秀荣凑过去听。她听见的是三个字——
　　"你别怕。"
　　那是夏初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赵秀荣愣在原地。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想说"怕什么？我不怕"。但她说不出来。因为她确实在怕。她怕女儿会死，她怕自己对不起她，她怕余生都要在悔恨中度过。
　　夏初看着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很浅，像是一片雪花落在手心里，瞬间就化了。然后她闭上眼睛，又睡了过去。
　　赵秀荣在床边坐了很久，握着女儿的手。那只手冰凉，骨节分明，像是一只鸟爪子。她把那只手贴在脸上，眼泪终于涌了出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在抖，抖了很久很久。
　　夏初走的，留下了她一个人。
　　赵秀荣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包饺子。她手里捏着一张饺子皮，电话里的人说："您是夏初的家属吗？请您尽快来医院一趟。"
　　她放下电话，把饺子皮放在案板上，慢慢脱下围裙，穿上外套，走出家门。整个过程她都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梦游。她坐公交车去医院，车窗上结了一层薄冰，她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圈，看着那个圆圈慢慢模糊。
　　她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
　　床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是新的，白得刺眼。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把窗帘吹得飘起来。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飞鸟集》，翻到了某一页，书签还夹在那里。
　　护士走过来，轻声说："节哀。她走得很安静，没有痛苦。"
　　或许对夏初来说这是解脱。
　　赵秀荣站在病房中央，看着那张空床。她忽然意识到，女儿是真的不在了。不是去上学了，不是去图书馆了，不是躲在房间里了。是真的不在了，去了她再也够不着的地方。
　　她没有哭。她只是走过去，坐在那张床上，用手摸了摸床单。床单是凉的，没有任何温度。她拿起那本《飞鸟集》，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看见上面用铅笔淡淡地划着一句话——"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她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书，把它抱在怀里。
　　那天晚上，赵秀荣在夏初的房间里坐了一整夜。
　　房间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书桌上摆着一摞书，有课本，有小说，有诗集。抽屉里有一沓奖状，从小学到高中，整整齐齐地码着。衣柜里挂着几件衣服，都洗得很干净，叠得很整齐。床底下有一个纸箱，里面装满了东西——旧课本，旧玩具，旧照片。
　　她一样一样地看。每一样东西都像是刀子，在她心上割出一道道口子。
　　她看见了一张照片，是夏初三岁那年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她穿着红裙子，扎着两个小辫子，被夏治权抱在怀里，笑得眼睛弯弯的。照片上的赵秀荣也年轻，也笑着，眼神里还有光。她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忽然觉得那个人很陌生。那是谁？那个会笑、会抱孩子、会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人，去哪里了？
　　她在纸箱最底下发现了一个铁盒子。红色的，锈迹斑斑，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小熊。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信。
　　信是陈喻周写给夏初的。不，不是信，是纸条。很短，很克制。"记得吃药。""今天降温，多穿点。""草莓糖在桌角。"每一张都很短，但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小心翼翼。
　　赵秀荣不认识陈喻周。她从来不知道女儿的生命里有过这样一个人。她看着那些纸条，忽然意识到，她对女儿的生活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女儿喜欢谁，不知道女儿被谁喜欢过，不知道女儿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有过怎样的黄昏。
　　她只知道女儿的成绩，只知道女儿有没有给她丢脸。
　　她把纸条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抱在怀里。然后她终于哭了。哭声从喉咙深处涌出来，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嘶哑，绝望，撕心裂肺。她蜷缩在夏初的床边，把脸埋进女儿的枕头里，闻着枕头上残留的、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哭得浑身抽搐。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女儿放声大哭。
　　第二天，赵秀荣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翻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给妈妈"，字迹工整，像是很早以前就写好了。赵秀荣坐在床边拆开那封信，手一直在抖。她拆得很慢，像是怕弄坏了什么珍贵的东西。
　　信很短：
　　"妈妈：
　　对不起，我给你丢脸了。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陪你到最后。但我想告诉你几件事。
　　我知道你很累。一个人把我带大很不容易。我没有怪过你。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妈妈，我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下雪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想起我，就去那里看看我。
　　我会好好的。
　　你也要好好的。
　　夏初"
　　赵秀荣读完信之后把信纸贴在胸口，整个人蜷缩在床边。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在抖，抖了很久很久。信纸被她的眼泪浸湿了，字迹晕开，像是一幅被雨水打湿的水墨画。
　　"我没有怪过你。"
　　这六个字像六把锤子，一下一下敲在她心上。
　　她宁愿夏初怪她，恨她，骂她。那样她心里还好受一点。但夏初说"没有怪过你"，这比任何指责都让她无法承受。
　　她想起那些她说过的伤人的话——"你跟你爸一样冷血""别给我丢脸""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她想起夏初低着头说"知道了，妈妈"的样子。她想起自己悬在半空中又缩回去的手。她想起夏初最后说的那句"你别怕"。
　　原来夏初什么都知道。知道她怕，知道她后悔，知道她在夜里辗转难眠。夏初到最后都在安慰她，而不是责怪她。
　　赵秀荣在夏初的房间里坐了一整夜，看着那些书、那些笔记、那个空空的药瓶、那本《飞鸟集》。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处，但人已经不在了。她摸着女儿的枕头，摸着女儿盖过的被子，摸着女儿坐过的椅子。她忽然觉得，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夏初，但又到处都没有夏初。
　　天亮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给她选了一块墓地。
　　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川西，也是赵秀荣的老家。从蓉城出发，要坐一整天的车，翻过几座山，才能到达。墓地在一个小山坡上，面朝雪山，背靠着一片针叶林。冬天会下很大的雪，夏天会开满野花，人少，安静，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雪和松针的气息。
　　赵秀荣把夏初葬在了那里。
　　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人。在墓碑前，她看着工人们把骨灰盒放进去，把土填上，把碑立起来。
　　碑上刻着"爱女夏初之墓"，下面刻着生卒年月。
　　她看着那个"卒"字，觉得它像是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她。
　　"夏初，"她对着墓碑说，"妈妈给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你不是说想安静吗？这里够安静了。"
　　"你出生的时候小小的一只，如今，依旧还是那么小小的。"说着用手比划着后，擦去眼角的泪。
　　风从雪地上吹过来，吹动她额前的白发。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很多白头发了。
　　之后很多年，赵秀荣每年冬天都会去川西。
　　她从来不在白天去，都是在傍晚或者清晨。她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怕遇见什么人，也许是觉得白天太亮，亮得让她无处躲藏。傍晚和清晨的光线柔和一些，昏黄一些，像她此刻的人生。
　　她把带来的花放在墓碑前，站一会儿就走了。花有时是白色的雏菊，有时是黄色的迎春，有时是夏初生前喜欢的满天星。她从来不带红色的花，夏初不喜欢红色，她说红色太热闹了。
　　她从来没有在那里遇见过任何人。
　　直到有一年冬天。
　　那是个清晨，天刚蒙蒙亮，雪下了一夜，把整个世界覆盖成一片银白。赵秀荣踩着积雪走上山坡，远远地看见墓碑前蹲着一个人。是个年轻男人，穿着深灰色的风衣，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已经有了白丝。他蹲在墓碑前，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碑座上。
　　赵秀荣站在远处的坡上，看着他的背影。她没有走过去。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那个人是谁？是夏初的朋友吗？是陈喻周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人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塑。
　　她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但很快就被新雪覆盖了。
　　后来她又见过那个人几次。
　　每次都是远远的。她看见他放下一颗红色的东西，然后蹲在那里，说些什么。她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她能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她看见墓碑前那排红色的东西越来越多，一排一排的，一年一颗。她走近了才发现，那是草莓糖。
　　红色的糖纸在白雪的映衬下红得刺眼，像是一滴滴凝固的血，又像是一簇簇小小的火焰。
　　她不知道那是谁放的，但她知道有人在替她女儿做着一些她没能做到的事情。
　　她每次去，都会把那些糖整理一下。把它们摆整齐，把被风吹歪的扶正，把被雪埋住的挖出来。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她想，至少让这些糖好好地待在这里。这是她唯一能为女儿做的事了。
　　有一年冬天，赵秀荣去的时候，墓碑前有一束白花，还带着露水，像是刚放上去不久。她蹲下来看着那束花，伸手摸了一下花瓣，冰凉。花瓣上有一滴水珠，她分不清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
　　她把花扶正了一些，然后站起来看着远处的雪山。
　　雪山在晨光中闪着银光，巍峨而沉默。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吹得她的脸颊生疼。她对着那片雪山，对着那座墓碑，轻声说了一句：
　　"夏初，妈妈来看你了。"
　　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排红色的草莓糖，看着那束白色的花，看着碑上女儿的名字。她忽然想起夏初信里的话——"我没有怪过你"。
　　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落，在冰冷的脸上留下两道温热的痕迹。
　　"夏初，"她又说，声音比风还轻，"妈妈对不起你。妈知道说晚了。但妈妈还是想告诉你——妈妈爱你。妈妈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你。只是妈妈太笨了，知道得太晚了。"
　　风从旷野上吹过来，把她的声音吹散了，吹向了远处的雪山，吹向了更远的天空。
　　她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把雪地照得一片金黄。
　　她最后看了一眼墓碑，然后转身走了。
　　这次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有些路只能往前走。她带着夏初给的那句话——"你也要好好的"——继续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个到最后都在原谅她的女儿。
　　雪还在下，落在墓碑上，落在那排草莓糖上，落在她身后渐渐远去的脚印上。
　　赵秀荣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背影瘦削而孤独，但步伐比来时稳了一些。
　　她终于学会了告别。虽然迟了，但总算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