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然夜话》眯眼的暴暴君

7、第三章 恋（1） 我叫柳氏，

　　我叫柳氏，江淹的结发妻子。
　　这五个字说起来简单，可每一个字都压在我心上，沉甸甸的，像一块浸了水的石头——不大，但怎么甩也甩不掉。
　　柳氏不是我的名字。我娘家姓柳，嫁到江家之后，就成了"江柳氏"。可镇上的人从来不这么叫我。他们要么叫"江嫂"，要么叫"江家大奶奶"，再或者——这是我最讨厌的一种叫法——"那个不会生的"。
　　他们以为我听不到。
　　可我什么都听到了。

　　先说说我是怎么嫁给江淹的吧。
　　我爹是永兴镇西头开绸缎庄的，家里织机十几架，伙计五六个，镇上半数人家做衣裳用的布料都是从我们柜上出的。我娘是邻县一个落魄秀才的女儿，虽不算大富大贵，但自小教我识字断句，《女诫》《列女传》都念过几遍。所以我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至少我爹娘是这么说的。
　　江家呢，书香门第，曾祖父是进士，祖父教了一辈子私塾——虽然到江淹他爹那一代已经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底子还是有的。江家祖上传下来几百册藏书，几亩薄田，一栋三进的宅子——在永兴镇这个地界，算得上体面人家。
　　两家算是门当户对。
　　媒人来提亲的时候我十六岁，江淹十八岁。我没见过他，但我爹见过，回来跟我娘说："那后生相貌端正，读书也好，就是性子闷了点。"我娘在旁边补了一句："闷点好，闷点的男人顾家。"然后转头看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听说考过两次童试都没过——不过也不要紧，咱们家的女婿又不指望他金榜题名，只要人品端正、不赌不嫖，就算不错的姻缘了。"
　　我就这样答应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自己的婚姻大事哪里做得了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八个字就把一辈子定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谁嫁不是嫁？只要男方不赌不嫖、有一技之长、家里不打老婆，就算不错的姻缘了。
　　再说了，我一个深闺里长大的姑娘，连隔壁住的是谁都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

　　新婚那天我穿着大红嫁衣，头上盖着绣着鸳鸯戏水的红盖头，被喜娘搀着拜了堂、入了洞房。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坐在床边等着丈夫掀盖头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紧张？期待？害怕？都有吧。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第一次离开爹娘、第一次跟一个男人待在一间屋子里、即将成为人家的媳妇——你说她慌不慌？
　　可最让我慌的不是这些。
　　最让我慌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洞房花烛夜到底该做什么。我问我娘的时候，她红着脸说："到时辰你就知道了，女人家……到时辰自然就懂了。"我问陪嫁的丫鬟，那丫头比我还小两岁，捂着嘴只会傻笑。
　　所以我坐在那里，盖着头，什么都看不见，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我就是江家的人了。可"江家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每天早上起来给公婆敬茶、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还有什么？
　　然后江淹掀开了我的盖头。
　　我抬起头看他——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这个将要跟我过一辈子的男人。他的长相……怎么说呢，不算丑，但也不算俊。眉眼端正，皮肤白净，戴着一顶书生帽，穿着一身宝蓝色的长衫。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正。端正的正，正经的正，正襟危坐的正。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还行。至少看着不像会打老婆的人。
　　然后他对我说了新婚之夜的第一句话。
　　他说："娘子，夜色已晚，宜早些安歇。——《礼记》云，'婚礼……'"
　　后面的话我没听进去。
　　因为他在跟我**讲《礼记》**。
　　在我们的大喜日子里，在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紧张得手心冒汗的时候，我的新婚丈夫站在床边，一本正经地给我讲解周礼的婚礼流程。
　　我当时愣住了。不是感动，不是生气，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谬感——就好像你期待一个人给你递一杯水，结果他递过来一本教科书。
　　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大概也紧张吧。他大概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所以他选择了他最擅长的事——掉书袋。用那些他背得滚瓜烂熟的圣贤话来填充沉默，用"子曰""诗云"来掩盖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迈出第一步的窘迫。
　　可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我只觉得——这个人好远。
　　明明他就站在我面前，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可我觉得他好远。远得像隔着一层雾，隔着一张纸，隔着某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新婚之夜的细节我不想多说。
　　总之就是……行了。
　　不是那种话本里写的"鱼水之欢、如胶似漆"——我们都是第一次，笨手笨脚的，他找不到门路，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两个人像两只迷路的蚂蚁在床上乱撞了半个时辰才勉强做成。可终究是做成了。他进去了，我疼了一声，然后就好了。
　　我以为这就是开始。
　　真的，我是这么以为的。我娘没教过我，丫鬟不知道，陪嫁的那几本书里也没写。在我的认知里，成亲之后的日子就是这样——晚上关上门灯，男人和女人躺在一起，该做的事做了，然后等着肚子大起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天底下所有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可我等了一年。
　　肚子平平的，像一面鼓。
　　两年。还是平的。
　　三年。依旧什么都没有。
　　这三年里，我们没有停止过努力。真的，你们不要误会——江淹在那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新婚之夜之后我们就找到了节奏，虽然谈不上多和谐，但该有的都有，该行的都能行，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件事上颇为自负。每次完事之后他都信心满满地说"这次肯定有了"，然后我就开始算日子、留意身体的每一丝变化——□□有没有胀痛？胃口有没有改变？早上有没有恶心？
　　什么都没有。
　　一个月过去了，月事照常来了。我躲在厕所里看着那摊血，心里凉了半截。
　　第二个月，又来了。
　　第十二个月，第三十六个月——每个月都准时得像衙门里的更夫，从不缺席。
　　我开始慌了。
　　江淹也开始慌了。
　　我们去看了大夫。不是一个，是五个。镇上的、邻县的、府城里最有名的——能找的都找了。每个大夫把脉之后都皱眉，说什么"气血不和""宫寒肾虚""阴阳失调"，开了些汤药。我喝得脸色发黄、吃什么都吐；他也跟着喝了一堆补药，补得嘴上起泡、流鼻血。
　　肚皮还是平的。
　　我问大夫："到底是谁的问题？"
　　他们没有一个敢正面回答。要么说"两人都有些不足，需调和阴阳"，要么说"此事天意，强求不得"。还有一个老大夫捋着胡子说了句玄乎的："二位身子骨都不差，分开来看都没毛病——可凑在一起嘛……有些事情，老天爷不点头，谁也没办法。"
　　**老天爷不点头。**
　　这六个字比任何诊断都要让人绝望。
　　因为它告诉我一件事：**这不是谁的错。**
　　如果是我有问题，那我还可以治。如果是他有问题，那还有方子可寻。可现在是——我们两个都没毛病，凑在一起就是怀不上。就像两块上好的磨石，各自都锋利无比，可叠在一起就是磨不出面粉来。你问为什么？不知道。天知道。也许这就是命。
　　可我不信命。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把能试的法子全试了。
　　算日子——找了镇上最会看日子的老先生，按着黄历上的"宜婚嫁""宜生子"的日子同房。没用。
　　换姿势——这事说来羞人，但我确实从陪嫁的一本《备急千金要方》里抄了几条"助孕之法"，晚上关了灯之后照着做。江淹一开始还配合，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说"娘子，咱们这是同房还是练功？"我也笑了，笑完了又哭。
　　喝药——各种偏方、秘方、祖传方子，只要听说能助孕的，我们都喝了。苦的、腥的、酸的、辣的，喝得两个人见面就反胃。
　　甚至求神拜佛——去城隍庙烧香，去观音庵许愿，去乡下找那种据说"送子很灵"的大仙跳大神。我跪得膝盖都紫了，香灰烫了好几个泡。
　　什么都没有用。
　　三年。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想要抓住一根叫"孩子"的浮木——可水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我都麻木了。
　　不是不在乎了——是太在乎了，在乎到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可以消耗。每次月事来的那天，我都会安静地去厕所处理干净，然后回来继续做我的饭、缝我的衣、当我的江家媳妇。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心里也不带任何波澜——因为波澜已经在前三年里流干了。
　　江淹呢？
　　他比我更难受。

　　江淹是怎么想的，我其实一直不太确定。
　　他是一个读书人，满嘴的圣贤道理，做事一板一眼，连走路都带着一股子"我在思考人生大事"的架势。这样的男人，你指望他跟你敞开心扉聊聊"咱们为什么怀不上孩子"？不可能的。他把所有的体面和尊严都看得比命还重，让他承认"我也许没问题但就是跟你不合"——哪怕只是在心里承认——都比杀了他还难受。
　　更何况，他在家里说话也这副德行。
　　真的，六年了，我跟这个男人同吃同住同睡一张床——好吧，后几年越来越像是例行公事——可我总觉得他不像我丈夫，倒像我请来的一个教书先生。每天早上起来，他穿戴整齐之后第一件事是去书房看书；吃饭的时候他喜欢一边嚼一边评点当天的时政，仿佛堂屋里坐着的不是他的结发妻而是他的学生；晚上睡前他要吟几句诗，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像是说给我听的，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随口问了句："你今天吟的是什么诗？"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淡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意外——好像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说："《诗经·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此乃后妃之德也，咏夫妇之正道。"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不是不想聊——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他引《诗经》，我总不能说"哦挺好听的"吧？可我要是跟他讨论"后妃之德"，我又能说出什么见解来？
　　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经常就是这样：他说一句文绉绉的话，我应一声"嗯"；他引用一段经典，我点点头表示听到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之间积累的不是亲密，而是一种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的、谁也不真正触碰谁的——**距离感**。
　　所以我也从来不问他关于那件事的想法。
　　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谁都不提。白天我们是和睦的夫妻，出门给人看是一对恩爱眷侣；晚上的事照做，但越来越少提起"孩子"两个字——好像不提就不存在似的。
　　逢年过节去给他祖宗上坟的时候，我会跪在墓前磕头，心里想的跟他想的一样："对不起，江家的香火可能要断在我们手里了。"
　　唯一不同的是，他心里想的可能是"我对不起柳氏，让她守着一个生不出孩子的肚子熬了这么多年"，而我心里想的是"对不起江淹，明明我身子没毛病，却给不了他一个后代"。
　　你看，就连愧疚的方式都不一样——他愧疚的是我的煎熬，我愧疚的是他的遗憾。可我们谁也无法安慰对方，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安慰。

　　这就是我跟江淹这三年的生活。
　　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里千疮百孔。像一件洗了很多次的旧衣服——看着还完整，但稍微用点力就会裂开一个大口子。
　　然后六月底的那天晚上，这个口子终于裂开了。
　　那天晚饭后我们在堂屋里乘凉。夏天的夜风吹进来，带着稻田的清香和蛙鸣的声音。我在缝他的一件旧褂子——针脚细密，动作娴熟。这种活儿我干了三年，闭着眼都能做。
　　"内子，"他开口了。
　　注意——他叫我"内子"。不是"柳氏"，不是"娘子"，是"内子"。
　　在家里。跟他自己的老婆说话。叫"内子"。
　　我已经习惯了。
　　"有件事，为夫想与卿商议一番。"
　　我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不是预感到了什么——而是他的语气不对。平时他跟我说话总是温吞吞的，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没什么味道但也挑不出毛病。可今天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刻意压着的什么东西——像是把一块石头藏在舌头底下，每一个字都说得格外小心。而且他用了一套比平时更正式的称呼——"为夫""卿"——这说明他在努力拉开距离，好像只要站得够远，接下来要说的话就不会那么伤人似的。
　　"你说。"我没有抬头。手里的针又开始动了，穿过布料，发出熟悉的"噗噗"声。
　　"此事关乎宗祀延续，不得不言。《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吾江氏一族传至吾身，已历四世，今香火悬于一线，每念及此，寝食难安。"
　　我听着他一套一套地往下背，针尖在布料上走得稳稳的，一点没偏。这套话他肯定在心里演练了很多遍——《孟子》《孝经》《礼记》轮番上阵，把"我要纳个妾"这件说得跟治理国家一样冠冕堂皇。
　　"你知道，"他终于肯说人话了，斟酌着措辞，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孩子。已经六年了。"
　　"嗯。"我应了一声。
　　"先父临终前……一直以此为憾。"
　　"嗯。"
　　"余亦常自省惕，恐负祖宗之托。"
　　针尖偏离了原来的线路，在布料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褶皱。以我的手艺，这种错误是不会犯的。可我犯了我没有停下来重做，而是继续往前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然后他说了那句我等了三年的话：
　　"吾意欲……纳一通房，以延嗣续。"
　　针停了。
　　这次是完全停了下来。我的手悬在半空中，捏着那根针，一动不动。灯光照在我的侧脸上，我知道如果此刻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平静、木然、像一张被水泡过又晒干的脸——大概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反应。
　　可他们不知道，我的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不是眼泪，不是话语，而是一种从胃里泛上来的、酸涩的、带着铁锈味的东西。我把这东西咽下去了一次，又咽下去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才终于咽干净。
　　"通房？"我问。声音平平的，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原来我可以这么平静。
　　"正是。"
　　"何处物色？"
　　"醉……醉香楼。"
　　又是沉默。
　　这次的沉默比之前的更长、更沉重。我知道他说的"醉香楼"是什么意思——镇上谁不知道曹四娘的醉香楼是做什么的？一个读书人，一个满口"非礼勿视""男女大防"的读书人，居然要去窑子里买个女人回来。
　　可我有什么资格说他呢？
　　我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凭什么拦着他给江家留个后？
　　"何家女子？"我终于问了这句话。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居然还在缝那件褂子——针尖穿透布料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是在替我数着什么倒计时。
　　"其名唤阿素。"
　　阿素。
　　这个名字我听过。不是从他嘴里——是从镇上的闲言碎语里。最近几个月，醉香楼出了个名叫阿素的新姑娘，据说漂亮得不像凡间的女子，引得各路男人趋之若鹜，连县城里的富商都专门跑来点名。有人说她是逃难的大家闺秀，有人说她是某位官员流落在外的私生女，还有人说什么"狐狸精转世"之类的浑话。
　　我没信那些浑话。
　　可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此女……此女与众不同，非寻常风尘中人可比。"他又卡壳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可笑。真的可笑。我的丈夫坐在我面前，试图向我描述另一个女人的好处，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他想说她清冷如月光？想说她热情似火焰？想说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些话他能说得出口吗？
　　当然不能。
　　所以他换了一套说辞——一套冠冕堂皇的、无懈可击的说辞：
　　"据吾观之，此女虽沦落风尘，然品性端方、举止娴雅，颇具大家风范。若能购入府中为通房，一则可为江家绵延香火，二则亦可谓救其脱离苦海，岂非一举两善之举？"
　　这一番话他显然事先演练过。逻辑清晰、措辞得当、既有情又有理——而且全程没有一个脏字，没有一个"床笫"相关的词，连"纳妾"都说成了"购入府中为通房"。不愧是读了十几年圣贤书的读书人，连纳个妾都能包装成"济世救人的义举"。
　　可我听着只觉得累。
　　真的很累。
　　于是我笑了。
　　不是冷笑，不是苦笑，也不是讥讽的笑。是一种很淡的、疲惫的、像是听到了什么意料之中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时的笑。这笑从我脸上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陌生——原来我还可以这样笑。
　　"江郎，"我叫了他一声"江郎"——我们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你想做的事，其实不用找这么多借口的。"
　　他愣住了。
　　"你想纳通房，就纳呗。想生孩子，就生呗。反正我也……"
　　我停住了。
　　那半句话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反正我也怀不上，我也不行，我对不起江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爹"。可我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这些话在心里念叨了六年，可一旦要对着当事人的面说出来，才发现每一句都像刀子——割别人的同时也割自己。
　　"反正我也……"我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换了个说法，"这些话你不说，我自己天天在心里念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你以为我真的傻到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地步吗？"
　　我的声音始终是平平的，没有起伏，没有情绪波动。可正是这种平静，让我自己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比起大哭大闹或者撒泼耍赖，这种平静要可怕得多。因为它代表我已经接受了。接受了现实，接受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接受了他去找别的女人这件事。
　　"柳氏……"他想说什么——难得地没用"内子"或"卿"。
　　"但是，"我打断了他，终于抬起头来，直视着他的眼睛。灯光下我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反常，像是憋了太久的泪水终于找到了出口，"我有一个条件。"
　　"卿但说无妨。"
　　"买回来可以。做通房也可以。但是——"我顿了顿，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楚，"进门之后三个月内，不许同房。"
　　"此乃何意？"
　　"我怕她是外面的野种。"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脸上闪过很多东西——愤怒、屈辱、不甘、还有一丝藏得很深的恐惧。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的表情。我只知道我必须说出这句话，必须给我的自尊留最后一点余地。
　　"万一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进门之后就赖到你头上，我可不替别人养野种。三个月，足够看出来她肚子里有没有货了。如果没有，到时候你再……随便你。"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也许他想说"她不可能怀别人的孩子"。也许他想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也许他想说"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也许他会说一句《大明律》或者《大宋刑统》里面关于"奸生子"的法条来论证为什么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以他的性格，完全干得出来。
　　但这些话他最终都没说出口。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或者说，我突然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也察觉到了。察觉到我这个条件与其说是在防备阿素，不如说是在维护我自己最后的尊严。
　　他可以容忍我找别的女人。他可以容忍江家的香火由别的女人来延续。但他不能容忍我被他当成傻子耍，不能容忍一个来路不明、肚子里说不定揣着别人种子的女人大摇大摆地进了我的家门、睡了我丈夫的床、还让我伺候月子。
　　三个月不同房。这是我的底线。
　　也是我这个当妻子的、最后的、可怜巴巴的底线。
　　"善。"他说，"即如卿所言。"
　　我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做我的针线。针尖再次穿透布料，发出熟悉的"噗噗"声。一切好像恢复了正常——除了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很多东西再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