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雨一灯前 引子 二十二载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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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一灯前引子
蜀山有鹤初展翅海上无波待归舟
蜀山深处有张郎，廿载沧桑入画囊。
一纸姻缘生死隔，三更佛火泪痕凉。
曾师授艺开新径，李府藏珍待旧章。
莫道前尘皆定数，鸥湘门启见天光。
一九二一年暮春三月，长江下游江面宽阔得像一匹摊开了还没有裁的深灰色绸缎，皱褶间泛着细碎的白光，那是风在水面上留下的痕迹。日头已经偏西了，光从西岸的树梢后面斜斜地射过来，把整条江水照得一半是碎金、一半是沉沉的铁灰，两种颜色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金的和灰的在水面上互相渗着，像两股不同的墨在生宣上慢慢地洇。风从东面来，潮湿的、温吞的，带着春末特有的那种暧昧的暖意，像是冬天还没走远、夏天又不敢来，就在这江面上悬着，悬得人心也跟着晃。
一艘从汉口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正缓缓东行。船身吃水很深，白漆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一块一块的，像是长在船身上的苔藓，边缘卷着翘着，被江风和水汽啃了不知多少年。船头劈开江面的声音是持续的、低沉的，像一头老了的巨兽在缓慢地呼吸。船尾的烟囱里吐出一团一团的黑烟，升到半空就被江风吹散了，和暮色搅在一起，最后什么也看不见，只留下一股呛人的煤渣味，顺着风一路往东飘，散在水面上，散在风里，散在远远近近的暮色里。
张大千从船舱里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洗得干净，可领口和袖口已经被磨出了细密的毛边，像是被手指反复捻过了很多次，那些毛边在暮色里泛着极淡的白，像旧画上被虫蛀过之后留下的痕迹。二十二岁的年纪，面庞还带着少年人没褪净的清瘦，颧骨略高，下巴尖削，可眉目间已经刻上了一种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郁。那种沉郁像一层薄薄的釉，覆在他的眉眼上，风拂过去吹不动，可光落上去会泛出一种深色的、冷冷的亮。他的眼窝比同龄人更深一些，像是里面装过太多东西之后被压下去了，压得久了就定型了。
他在船舷边站定。手里握着一卷书——书皮是一种褪得很淡的蓝，边角磨得起了毛，封面上的字被摩挲了太多次，已经有些模糊了，可还辨认得出来，是竖排的四字：“石涛画谱”。好些页的边角留着铅笔批注，字迹细而密，是他自己的手，有的写着“此处用墨太焦，反失空灵”，有的写一个“好”字旁边画个小圈，圈画得圆圆的正正的。那卷书是李瑞清生前借给他的。
“拿回去看。”拜师那天李瑞清从书架上抽出来递给他，语气淡淡的，像递一件寻常的物件，手指在书脊上停了一下，然后松开，“看完了还我。不急。”他没说“送你了”，也没说“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说“不急”。张大千一直记得这两个字。如今想还也还不了了——不是他不还，是那个人不在了。书还在，可递书的那只手已经凉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握着书的手，指节泛白，像是怕书滑下去。
他在船舷边站了很久。江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得往后飘，他不去拢。船头劈开的江水在船舷两侧翻涌出白色的浪花，翻滚片刻便退向后方，消失在越来越暗的水天相接处，一浪一浪的，退不完。远处岸上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新翻过的田埂旁，暮色中只看得见一个黑色的剪影，枝条的形态很清晰，像焦墨勾出来的，枝梢微微往上翘着，像是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抓住。船往前走，那棵树慢慢向后退去，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和岸上的树丛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是哪一棵。
他盯着那树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恍惚觉得那树像一个人站在原处送行，一直站着，直到看不见了还在站。那个人是谁？母亲？谢舜华？李瑞清？还是十二岁那年坐在船尾、望着码头上越来越小的四哥的那个自己？他分不清了。送别的人一个一个叠在一起，面容模糊了，可“站在那里看着你走远”的那个姿势，一概地清晰。
他想起第一次离家去重庆求学那天，也是这样的暮春。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穿着一件靛蓝的布衫，一只手扶着树干，另一只手举起来朝他挥。她笑着的，可嘴角是往下撇的那种笑，肩膀微微往前倾着，像是想追上来又忍住了。船越走越远，那靛蓝的小点越来越小，最后和暮色融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了。十二岁的孩子还不懂得“离别”这两个字有多重。那天他哭了一小会儿，然后被同船一个去做学徒的男孩子拉去看水里的鱼，看着看着就不哭了。
现在他懂了。
四川内江。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
张家的宅子坐北朝南，青瓦白墙，门楣上一块褪了色的木匾，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字，字是请人写的，笔画圆润，没有棱角。门前一棵老槐树，少说七八十年了，树干两个人合抱才围得过来，树皮皴裂着，一道一道的，像被雨水冲出来的沟壑。夏天的时候树冠撑开，荫凉能遮大半个院子，坐在树下吃饭连扇子都不用摇。槐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那种清甜的、带着一点药味的香气，花瓣落在地上薄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旧棉絮上。院子里一口石井，井台被麻绳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槽口光滑得能照见人影，夏天的傍晚那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墙根下一丛凤仙花，夏天开得红红紫紫一大片，母亲曾友贞会用它们给女儿们染指甲，捣碎了敷在指甲上，用麻叶包一夜，第二天便成了好看的橘红色。
张怀忠与曾友贞育有九男二女，夭折了五个，活下来的有六个。张大千行八，乳名小八，大名正权。上头有大哥张荣、二哥张善孖、三哥张信、四哥张文修、五哥张辅臣，还有大姐张琼枝和另一个早夭的姐姐。张大千记事的时候张琼枝已十七岁，聪慧灵秀，一手画工随了母亲，描花样的时候手指极稳，一根线从头走到底不带偏。她常背着小八去河边洗衣，一边洗一边教他认岸边的花草——水蓼开红花，花小得像米粒，可密密地挤在一起像一把红刷子；艾草端午插门上，叶子背面有一层白茸茸的细毛；蒲公英的种子吹一口气就能送上天，在风里飘飘摇摇地飞。小八趴在她背上搂着她的脖子，那些名字一个一个记住了，到现在都没忘。
父亲张怀忠业商，略通文墨，性情沉默。长年在外跑货，把内江的糖和酒运到重庆，带回布匹盐巴。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家，可在的时候对孩子读书的事从不含糊。有一年秋粮收了手头紧，有人劝他让小八别读了，下去学生意学记账。那晚张怀忠坐堂屋里抽旱烟，烟雾在油灯光里一圈一圈地转，抽完一袋又装了一袋，母亲曾友贞在旁边纳鞋底等着他说法。最后他把烟袋在门槛上磕了磕，慢吞吞地说了一句：“读。读得出就接着读。读不出来——那是他的命。”他说完把烟袋搁在桌角，没有再装烟，站起来走了出去。
母亲曾友贞是远近闻名的“张画花”。精于绘事，擅民间剪纸花卉，常以单线白描为人画帐帘、枕套、鞋样。内江城里的人都知道，张家女人画的花样比铺子里卖的还好。她画牡丹，花瓣一层一层翻出来，像刚被风吹过，连风的方向你都能看出来；画梅花，枝干苍老花却娇嫩，能看见花心里细细的蕊，一丝一丝的。有一回城里最大的布庄老板看中她一幅帐帘花样要出钱买，她没收，只说“拿去做样子吧，做好了给我留一尺青布就行”。老板回去做了五十条帐帘，三天卖完。后来好几家绣坊想请她去画样稿，开的价不低，她一概婉拒——家里孩子多，走不开。
她的画从不复杂，几笔就成，可那几笔里有别人学不来的东西。一枝梅花的弯度，一片叶子的翻转，一只鸟翅的弧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有人问她本事哪来的，她笑笑说看多了就会了。可哪有那么轻巧的事？她是在油灯下描了一二十年花样才练出那几笔的，灯焰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又大又瘦，随着火苗的晃动微微地颤。张大千后来在画案前一坐就是十几个时辰，旁人夸他有天赋，他心里想的是母亲在灯下描花样的背影——那影子投在墙上，又大又瘦，像一株被光拉长了的树。
六岁那年冬，张大千跟着张琼枝识字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姐姐教了三遍就会背了。张琼枝高兴得把他抱起来转了一圈：“我们家小八聪明！”七岁随四哥张文修习字，临颜真卿《多宝塔碑》，每天一百个大字。开始坐不住，写到五十几个就东张西望想出去玩。张文修不管他，自己坐旁边写自己的。写完了把两人的字并排放桌上比——张文修工工整整一笔不苟，他的歪歪扭扭墨汁横飞。他看了不服气，一声不响坐回去又写了五十个。后来不写满一百个他反而不安心了，写完了才肯把笔放下。
九岁那年秋天，张大千跟着母亲和姐姐正式学画。张家的孩子都这样长大——母亲在窗下描花样，孩子们围在旁边看，看着看着就拿了笔跟着画。冬天围在火盆边，炭火把屋里烘得暖融融的，母亲随手剪一张纸，展开就是一朵花一只鸟。孩子们争着要，母亲就说：“自己画，画得好的才给。”于是几个孩子趴在火盆旁、炕沿上、饭桌上各自画起来，画完了拿去给母亲看。母亲不急着说好坏，先让每个孩子讲自己画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画。有的孩子讲得头头是道画却一塌糊涂，有的闷声不响画却让人眼前一亮。张大千属后一种——他不大会说自己画了什么，可画出来的东西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花是花鸟是鸟，不用解释别人也看得懂。
曾友贞说得最多的是：“画不在像，在活。你画的花要让人闻到香，画的鸟要让人听见叫——那才算数。”有一回张大千画了一枝梅花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半天：“花画对了，枝也画对了，可这枝梅花是死在那里的。你闻一下——它有没有香气？”他凑近了闻，纸上只有墨味，冷冰冰的，没有花的气息。噘着嘴拿回去改，改了三四遍回来母亲还是摇头。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跑出去在院里的老槐树下站了半个时辰，看天看云看树影在地上慢慢移动，看光从叶隙间漏下来碎了一地。然后跑回来重画了一幅。这回母亲看了，摸了摸他的头：“好多了。这个能闻到香。”那是他第一次明白——画不只是画在纸上的，是画在心里的。
一九一一年秋，十二岁的张大千进了内江天主教福音学校。课程与私塾不同，除了读经写字还有算术地理自然，黑板上的粉笔字和油墨印的课本对他来说都新鲜。他的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这两样班上数一数二，每次大字课他的本子都会被老师拿到前面展示，翻开的纸页上的字笔笔清楚。算术课就全反了——那些数字在他眼里远不如一笔一画的汉字顺眼，阿拉伯数字像一群不听话的虫子，排不整齐。一加一知道等于二，一加到一百就乱了，加着加着忘了加到哪儿了。老师叫他上黑板做题，他在上面站半天写不出一个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袖子上白花花一片。同学们在下面笑，他脸红到耳朵根，可越急越算不出来。后来老师再不叫他上黑板了，算术课让他坐最后一排自己看书。
一九一四年春，十六岁离开内江去重庆求精中学。第一次真正离家。母亲收拾的行李装在一只旧藤箱里，角上的铜皮擦得锃亮，能照见手指。四哥张文修送他到码头帮他拎着箱子一路嘱咐：“好好念书，别让爹娘操心。重庆不比家里，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混。”船开了，他站船尾往后望，码头越来越远四哥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一个点。母亲没有来送——她说不来怕哭，可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母亲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一上午，把他的画稿翻出来看了又看，然后叠好收进了箱底，一张一张抚平了再叠的。
求精中学坐落在城郊半坡上，西式红砖校舍，操场边的洋槐一到夏天就开满白花。课程比福音学校更多，英文、历史、修身，每门课都有新东西。张大千读书刻苦，许多功课成绩出色，尤其写字绘画。可数学和体育两门让他头疼。数学不必说，考试时他对着题目发呆，交上去的卷子常常大片空白，只在角落里画一个小圈——那圈是他实在不知道写什么时画的，像一句无声的叹息。体育更让他难堪，跑跳投掷一样过不了关。那个后来走遍名山大川的人，年轻时跑不过任何一个同学。
他常常溜去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画画。林子不大可树密，洋槐、柏树、青冈混着长，一钻进去就没人找得到。他在那里画树画鸟画天上飘过的云，画林间光斑在地上移动的样子。有时画着画着忘了时间，鸟叫停了又响响了又停，等回过神来体育课已经下了。他收拾本子从林子里钻出来拍拍身上树叶草屑，袖口被树枝刮了一道口子，拿墨汁涂了涂——不细看看不出来。军事教官刘伯承有一回发现他又溜了课，在树林里找到他，把他画的本子拿过来翻了翻。教官翻得很慢，一张一张地看，看完后说了一句：“画得不错。可身子骨不练，以后走不了远路。”这话张大千当时没全懂。很多年后他走遍千山万水时才想起那个教官的话——一个人的身体是他所有远行的本钱。
在求精中学读了两年，转到了江津中学。转学原因有几种说法——数学实在过不了关，替同学画的肖像全校轰动被原校觉得“不务正业”，还有说他和几个同学偷喝酒被抓住了。不管怎样，他走了。可江津中学有一件事他一直记得。那天课间一个同学拿了纸来找他：“正权，你给我画个头像行不行？我娘来信想我，我想寄张画像回去，照相馆太贵了。”张大千二话没说让他坐下，先端详了好一会儿——眉骨高低、鼻梁弧度、嘴唇厚度、下巴轮廓。然后笔落下去，刷刷勾勒出脸轮廓，再一层一层加明暗细节。画完时周围围了一圈人——像，实在太像了。消息传开，来找他画像的人越来越多，同学、老师、校工，后来连校长夫人都来找他画了一幅。张大千来者不拒，提笔就画。他喜欢画人，喜欢捕捉一个人脸上最细微的神情——眉头皱一下、嘴角翘一点、眼神暗一暗，别人注意不到的他全看在眼里，然后全画在纸上。
一九一六年暑假，十七岁，和几个同学从重庆徒步回内江。走到邮亭铺附近，一伙土匪从路边林子里冲了出来，二十来人，土枪砍刀，蒙着黑布只露眼睛。张大千跑了几步就被按住了，麻绳捆了手腕，勒得骨头疼。“别动！”刀背在他后颈磕了一下，冰凉冰凉，激得他整个后背都绷紧了。土匪把他们押到一处叫“千斤磅”的地方，山坳里的废弃采石场，几间石头垒的房子油毡屋顶。轮到张大千的时候，匪首邱华裕让人给他松了绑，扔过来一张纸一支笔：“写！写完了寄回去让你爹拿钱来赎。”张大千拿起笔，手还在抖，可笔一落在纸上字就稳了——措辞得体，语气平稳，字迹工整。邱华裕拿过信看了看，又看了看他，忽然笑了：“哟，写得一手好字。”他折好信塞进怀里，上下打量了张大千好一会儿，“小子，你留下来吧。咱们这儿缺个识字的，你字写得好，留着替咱们写信。每月给你五块大洋。”张大千连忙拒绝。邱华裕脸一沉：“你当我跟你商量？”张大千没再说话。
十七岁的张大千成了土匪的“黑笔师爷”。他每天替土匪写信，土匪们不识字，他写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他尽量把赎金往低里写，有时故意把字写得潦草让收信的人看不明白。遇到被绑来的无辜百姓他趁土匪不注意偷偷给人松一松绳子。日子久了，有些土匪叫他“张师爷”时语气里带着几分真心的敬意。一百天后这伙土匪遭官兵围剿，张大千由四哥托人保释领回了家。那一百天他很少提起，可他学会了一件事——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手里的笔。
同年冬天，两家长辈为张大千和表姐谢舜华定了亲。
谢舜华大他三个月，两人自幼一处玩耍青梅竹马。张大千小时候去外婆家走亲戚总和这个表姐在一起，两家的院子只隔一条巷子。她教他认花认草，他给她画各种小画。她把他画的每一张都收着，夹在一本旧书里，书页间鼓鼓囊囊的。长大了些两人话少了，可一个眼神就明白对方想什么。有一年夏天张大千在外婆家后院画荷塘，谢舜华坐在旁边石头上看了一会儿，蒲扇在手里慢慢地摇，说：“你画的水好像真的在流。”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你帮我看一眼，这朵荷花的颜色对不对？”她歪着头看了看，认真地说：“花瓣尖上还要再淡一点。你那个曙红太满了。”他依言调淡了在花瓣尖上轻轻一扫——好了。那朵荷花从纸面上浮了出来。“你比我自己还看得准。”他说。她笑了笑没说话，继续摇着蒲扇。
订亲那天，谢舜华穿了一件藕荷色的棉袄站在堂屋门帘后面，只露半张脸。散了之后她趁人不注意走出来，塞了一样东西到他怀里。是一方手帕，白棉布，边角绣了一枝梅花，枝干用深褐线绣了老干，花瓣用浅粉线绣了五瓣，花心用黄线点了蕊，针脚细密。手帕叠得整整齐齐，带着皂角的清香。“你出门在外，”她声音很轻，“带个念想。”大千把手帕握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学成了就回来，”她又说，“我等你。”他点头：“嗯。”
那时候他以为两年很短。
一九一七年早春，十八岁，随二哥张善孖东渡日本。家里托善孖带小八去学一门实用手艺——染织。张大千自己想去上海学书画，可他开不了这个口。学染织好歹是正经本事，学成了回来开个染坊一辈子不愁。到了日本进京都公平学校学染织。课程很实用——调色、浸染、套染，一匹白布在不同的染缸里进进出出，颜色一层一层地叠上去。这些和他心里想的“画画”是两回事，可也不是全无关系。他在课堂学的东西后来全用在了绘画上——配色、匀染、固色、套染，每一种技法都是颜色与时间的对话。课余时间他坚持自学绘画，每晚等善孖睡了就把油灯端到桌上，用件旧衣裳把窗户缝堵了，不让光透出去，然后趴在桌上临摹《芥子园画谱》。善孖起初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夜里他起来喝水路过房间门口，看见窗户缝里透出一线光。
他推门进去，看见张大千正趴在桌上临摹，桌上摊着七八张画好的，旁边还有一沓写满了字的纸，是他自己写的诗。善孖脸色铁青：“你来日本学什么？”“学染织。”“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张大千没说话。善孖走过来把他桌上的画一张一张拿起来看，看一张扔一张。七张画全扔在了地上，纸页翻卷着散了一地。“你来日本学画？你知不知道家里为供你出来花了多少钱？娘描那些花样描到眼睛都快瞎了！”张大千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善孖站了一会儿呼出一口气，弯腰把最后一张画捡起来——那幅山水画的是四川老家，门前老槐树、院墙青瓦、远处起伏的山峦。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画轻轻放回桌上：“白天好好学染织，夜里要画——也别画太晚。油灯费油。”走到门口又站了一下，“那些画别扔了。收好。”从那以后善孖再没拦过他夜里画画。有时善孖自己睡得晚路过弟弟房间门口看见那线光从门缝透出来，就放轻脚步走过去，不敲门不说话，在那线光前面站一小会儿然后走开。兄弟俩在日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善孖教他的不只是染织，还有怎么做人。
一九一九年春，张大千在京都公平学校完成学业，准备回四川完婚。可就在他准备动身时国内出了事——张勋复辟虽闹了没几天就垮了，可兵荒马乱是真的，长江航线时断时续，回四川的路走不通。他只好先到上海等局势稳定再回去。他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叫“泰安客栈”的小客栈住了下来，房间在三楼靠街，窗外一棵老梧桐。每天去码头问有没有去重庆的船，回答总是一样——“没有，再等等。”这一等就等来了那封信。
那天下午是个阴天，张大千从码头回来，客栈伙计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母亲曾友贞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张”字的最后一笔总是往上挑，微微翘着，像她写高兴了时的习惯。他拿着信上了楼坐在床边拆开。信纸上只有一行字：“舜华已殁，速归。”他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都认得，可连在一起他读不懂。殁——他认得这个字，可他不愿意认。信纸在他手里微微抖着，边缘被他捏出了细细的褶，折痕处纸纤维发白了。他把信纸慢慢折好放回信封，放进贴身口袋，站起来走出了客栈。
那天上海的天是灰的。他沿着黄浦江走，从外滩走到十六铺。江风带着水腥气扑在脸上，他感觉不到冷。所有声音都离他很远，像隔着水听过来。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只知道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那四个字就会追上来。他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站在江边一处废弃的栈桥上，看着太阳从浦东的水面上浮起来。光铺在江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他从怀里掏出那方手帕——白棉布已经洗得发白，可边角那枝梅花还在，针脚浅了可形状还在。手帕在江风里飘着，像一只不肯落下来的白蝴蝶。他站在那里，手帕在风里一直飘。他没有哭，只是站着。可他觉得心里有一个地方永远暗下去了。
谢舜华死了，年未满二十。他连她的葬礼都没能参加。
那天之后张大千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行李锁在客栈里，没有回四川，没有去找善孖，一个人出了门，往南走，去了松江。
松江禅定寺。张大千到的那天是大雪天，雪片又密又大，落在肩上积了薄薄一层。他叩响山门，开门的小沙弥看见门外站一个满身雪花的年轻人，愣了一下：“施主是来进香的？”“不，”张大千说，“我来出家。”住持逸琳法师让他坐下，倒了一碗热姜茶，等他身子暖过来一些了才开口：“为何出家？”张大千捧着茶碗沉默了很久。“世间人留不住。”他说。逸琳法师看了他好一会儿——那年轻人眼眶底下有两道青灰色的阴影。他点了点头没再问。第二天为这个年轻人取了法名：“三千大千世界，皆是梦幻泡影。你从此就叫大千吧。”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张正权，多了一个张大千。
起初的日子他跟着僧人早课诵经，日子清净。可清净归清净，心里那团东西没有散。白天诵经脑子里常常走神，晚上躺在禅房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摸枕头底下那方手帕，数上面的针脚，从花心数到花瓣，从花瓣数到枝干，数着数着天就亮了。逸琳法师看出他心不定，每天早上叫他一起去后山走走。后山一片竹林，冬天竹叶积了雪风一吹簌簌地落，雪沫子从枝头散下来在空中亮晶晶地闪。有一天早晨新雪之后，逸琳法师忽然问：“大千，你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张大千没回答。“放不下就不放，”逸琳法师说，“硬放，放不干净。”张大千抬起头：“可是师父，不放怎么做和尚？”逸琳法师笑了一下：“谁告诉你做和尚就一定要什么都放下？可你还没到明白的时候，硬叫你放手你放得了么？”张大千没说话。“不急，”逸琳法师说，“慢慢来。”
可张大千等不了了。他听说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佛门声望最高，决定去宁波求戒。逸琳法师给他收拾了行囊和一封引荐信：“去吧。受完戒若还想回来，禅定寺的门永远开着。”张大千从松江一路募化到宁波，到了观宗寺，知客僧见他是个没穿正式海青的野和尚，闭门不纳。他在镇上客栈住下，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法师当时正在闭关，可看了信之后说了一句：“此人字里有气。”第二天知客僧找到他：“张居士，老方丈有请。”谛闲法师在方丈室见他：“你的信我看过了。字写得好。你学什么的？”“学画的。”“画一幅给我看看。”张大千从包袱里取出笔墨铺开一张纸，画了一枝残荷——一枝残荷、一截秃茎、几笔淤泥。只用了墨没有上色，可那姿态已经在那里了。谛闲法师看了很久，把画收了起来：“你留下吧。”
张大千在观宗寺住了下来，天天与老法师论道。可临到要烧戒的时候他犹豫了。受戒前一夜他去见谛闲法师：“师父，头上烧了戒疤就真的四大皆空了么？”谛闲从老花镜上面看他：“戒疤在头上，戒律在心里。”“可弟子想不通。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以戒代囚。弟子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谛闲耐心地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又打了譬喻——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张大千答：“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谛闲笑而不答。两人辩论了一夜没有结论。第二天就是腊月初八，剃度大典。张大千躺在禅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了谢舜华站在门帘后面只露半张脸的样子，想起她塞手帕给他时指尖的温度。他想起母亲在灯下描花样的背影，想起善孖弯腰捡画时的手掌，想起李瑞清——虽然还没拜师可在心里已经把他当成了老师，他看过李瑞清的字，那种苍劲中带着悲凉的笔意。戒疤真的能让它们消失么？天亮前，张大千从观宗寺后门走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在晨雾里关着，门环上挂着霜。
他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投奔一位在禅定寺认识的法兄。到了西湖边要过渡到岳墓，船夫要四个铜板，他身上只有三个。他说明钱不够请船夫慈悲，船夫不依。过了渡他把仅有的三个铜板全给了船夫，哪晓得船夫一把抓住他僧衣不放破口大骂，把他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白布衬里露出来。拉扯间船夫用桨来打他，张大千一怒夺过桨来把船夫打倒了。他站在渡口看着倒在泥里的船夫，再看看自己被扯破的海青，肩膀布片在风里飘——忽然觉得荒唐极了。他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为的是做一个四大皆空的和尚，可一个船夫三个铜板一件破海青就让他动了怒动了手。“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他后来回忆说，“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他在灵隐寺住了下来，可心里那团东西不但没散反而更乱了。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诉说苦闷，朋友回信劝他回上海。他收拾包袱从灵隐寺出来坐火车去了上海。
火车到了上海北站。张大千拎着简单行李走下月台，包袱里还是那两件僧衣、一册《金刚经》，和压在底下的那方手帕。然后他看见了张善孖。善孖站在月台上穿一件深色长袍脸色铁青嘴唇抿成一条线——和在日本那个晚上一模一样。张大千愣在原地。善孖走过来一把抓住他胳膊：“跑什么跑？娘的眼睛都快哭瞎了！爹听到消息三天没吃饭！”张大千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我不回去，回去了也是被安排。”善孖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他：“那你告诉我，你打算去哪儿？”张大千答不上来。“你哪儿也去不了。你才二十岁，你什么都没有连自己都养不活。”张大千没说话。“跟我回去。爹娘年纪大了，你不能让他们再操心了。”张大千跟着善孖走了。从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被二哥抓住为止，前后刚好一百天。和尚没做成，可“大千”这个名字留了下来。
回到内江是一九二〇年正月。过了几天母亲说了一件事——娘家远房侄女曾正蓉，十九岁，脾性好，两家合计着把亲事办了。张大千正坐在窗下翻一本画册：“我不想娶。”善孖从身后过来按住他肩膀：“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爹娘还在，你不能让他们再操心了。”一九二〇年春，二十二岁的张大千与十九岁的曾正蓉完婚。婚礼那天张大千穿大红新郎礼服被人推着拜了天地。满堂宾客都在笑，他也笑，可那笑是挂上去的，嘴角牵着可眼睛是平的。闹完洞房宾客散了，新房的门关上只剩他们两个人。曾正蓉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张大千坐在另一边没有动，两人中间隔着两尺多远的距离。沉默了很久，曾正蓉先开口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可爹娘说了算，我也没办法。”张大千没说话。“我会好好过日子，不会给你添麻烦。”“睡吧。”他说。新婚之夜他们没有圆房。张大千躺在黑暗里听着身边那个人的呼吸声，曾正蓉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把后背对着他，那个背影缩在炕的另一头，小小的静静的。新婚没几天他就去了上海。曾正蓉送他到门口：“路上小心。”他点了点头走出去很远回了一次头，她还站在门口，小小的一个人，在初春薄雾里像一棵刚栽下去的小树，风把她的衣摆吹起来又放下。他转过身没有再回头。
到了上海，经同乡傅增湘介绍，在河南路景兴里拜衡阳名士曾熙为师。曾熙号农髯，六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留一把长髯，灰白灰白的，说话慢悠悠可每一句都在点子上，像磨刀石慢慢走了一遍，听着不响可刃已经利了。他看了张大千带来的画，看得很慢，每一幅都端详好久不急着翻下页。看完放下画只问了一句：“你想学什么？”“什么都想学。”曾熙笑了：“什么都想学就什么都学不到。先学一样学精了再学别的。”从书架上抽出一卷字帖递过来，“先练这个。每天临一遍。”是《郑文公碑》。第二天拿去给曾熙看，曾熙看了看：“太像了。你在摹他不是在写他。你停三天别碰这个帖，三天之后凭着记忆写一遍。”张大千依言写了交上去。“好一点。可还是太拘。你写的时候不要想字，你想那块石头——郑文公碑文是刻在石头上的，石头被风雨吹了一千年的样子。先想石头再写字。”张大千回去又写，有一天夜里写着写着忽然懂了。又写了一幅交上去，曾熙接过来看了半晌，没说话，把字帖收进抽屉，从另一格抽出一卷画——石涛真迹《山水清音图》：“拿去临。临完这幅还有。”后经曾熙引见又拜了李瑞清为师。李瑞清住南京，偶尔来上海。书法苍劲老辣，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悲凉之气。拜师那天李瑞清让张大千写一幅字，他写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李瑞清接过去看了很久：“笔力还软。回去练。”可他把那幅字收起来了。张大千后来才知道李瑞清把每个学生第一幅字都收着，过几年再拿出来比较，看长了没有。
两位老师将珍藏的石涛朱耷徐渭唐寅真迹借他临摹。张大千如鱼得水拼命临拼命学。白天在曾熙家看画临画，晚上回自己租的小阁楼接着画，常常画到天亮，油灯添了又添灯芯烧短了又拨长。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突然看见满桌饭菜恨不得一口全吞下去。曾熙见他太过拼命有时劝歇一歇，他嘴上应着可手停不下来。他不敢停——一停那些念头就涌上来，谢舜华的脸、曾正蓉的背影、观宗寺后门晨雾里的样子。李瑞清在一旁看着也不劝，只是偶尔走过来在他画的某处点一下：“这里不对。重来。”他撕了重画，一幅画七八遍是常事，有时十来遍。有一回临了一幅石涛山水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拿去给李瑞清看，李瑞清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石涛的石头是活的，你的石头是死的。为什么？你画的时候想着的是‘画石头’，石涛画的时候想着的是‘摸石头’——他摸过，知道石头是凉的糙的硬的。你没摸过，你只见过画上的石头。”张大千把画拿回去闭着眼睛用手在桌角上墙上摸着找“石头的感觉”，摸了一下午重新画。画到第四天又拿去给李瑞清看，李瑞清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画放桌上转身走了。可张大千看见老师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在老师脸上见过的唯一一次笑意。那段时间是张大千生命里少有的安稳日子。可李瑞清没给他太多时间。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李瑞清在南京病故，享年五十四岁。张大千入门还不到一年。那天上海下雨，他正在曾熙家临一幅石涛山水，雨打窗外梧桐叶上嗒嗒嗒嗒地响。曾熙从外面进来，走到他身后站了一会儿：“别画了。”张大千回过头。“你老师走了。”笔从张大千手里掉下去，洇出一大团墨。他赶去南京跪在灵前没有哭，只是跪着。曾熙从后面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你老师走之前对我说——‘张大千是块材料，别让他荒了。’他说的是你。”张大千低着头跪在蒲团上：“我才跟他学了不到一年。”“一年就够了，”曾熙说，“有的人跟了一辈子什么都不算。”回到上海后张大千画了一幅《次回先生诗意图》，在落款署了两个小字：“啼鹃”。杜鹃啼血，那是他最早的署名之一。
暮色中张大千从回忆里回过神来。他不知道自己靠着船舷站了多久，江风还在吹，吹得手里书页哗哗翻动。《石涛画谱》被风翻到某一页，上面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他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写下的：“石涛一生漂泊，笔墨里却有一座家。我的家在哪里？”他看了很久，慢慢合上书用布包好抱在怀里。天更暗了，西边天际还剩最后一抹暗红，像墨汁滴了一滴朱砂慢慢洇开。船上灯全亮了，昏黄的光在甲板上铺出一小片一小片暖色。船速慢下来，前方江面变宽灯火变密——上海要到了。十六铺码头轮廓在暮色中浮出来，栈桥、仓库、挑夫跑动的影子。船靠码头汽笛一声长响，乘客涌向舷梯，码头上热闹起来。张大千拎行李踏上跳板，石板地还带着白天的余温隔着鞋底传上来，温温的实实在在的。他在码头口站定四面看了看，人来人往——长衫先生、短打苦力、宽檐帽洋人。他从怀里掏出傅增湘写的地址：“法租界贝勒路三百八十四号，李宅。”字迹工整有力。拦住一个拉黄包车的：“法租界贝勒路，去不去？”车夫晒得黝黑露出白牙：“去，怎么不去？”黄包车穿过暮色中的街道，街灯渐次亮起来，把路两旁的梧桐树照出碎碎影。穿旗袍的女人从绸缎庄出来，卖花女孩蹲在街角白兰花一串一串，咖啡馆里的洋人说着法语笑得很响。张大千坐在车里看上海的春天从车窗两侧流过。这是他第二次来上海。上一次是路过，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四川年轻人急着回家娶他的表姐。这一次他什么都没急着。
他摸了摸怀里的石涛画谱，又摸了摸那方手帕。二十二年的光阴在身后退去。那些人一个一个退远了——母亲、谢舜华、善孖、李瑞清——可他们退远的时候没有消失，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了风变成了光变成了他纸上的墨痕。黄包车在贝勒路三百八十四号门前停下。他付了车钱站在那扇虚掩的院门前，玉兰花的香气从院子里飘出来淡淡的，像是谁在黑暗里轻轻唤了一声。他站了一会儿伸手推了一下门。门开了一条缝，灯光从里面泻出来黄黄的暖暖的，落在他脚前的石板地上把他的人影拉得长长的。他跨了进去。
他不知道——那扇门后有一幅《荷花图》，一枝残荷一截秃茎几笔淤泥，正在墙上等他。他也不知道，那幅画的作者此刻正在鸥湘馆里研墨。墨锭在端砚上一圈一圈磨着，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纸窗上，墙上的画上。她也不知道，即将走进来的这个人，会坐在她对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门在他身后合上了。
廿载浮沉一叶舟，江风携梦入申秋。
鸥湘门启灯初上，从此丹青共白头。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风雨一灯前 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