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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 13 章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来得早。九月一过,矸石山上的草就黄了,风从山沟里灌进来,带着煤灰和枯草的气味。排房里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秋衣,蹲在门口玩石子,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肯进屋。

      王秉德从井下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在井口的水池边洗了手,搓了搓指节上的煤灰,然后拎着矿灯往家走。走到排房门口,看见金生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

      "咋不进屋?"

      金生把烟掐了,站起来。"爹,矿上招工了。"

      王秉德的手顿了一下。他把矿灯挂在门框的铁钉上,在门槛上坐下来,把靴子脱了,在台阶上磕了磕煤灰。"招工?"

      "嗯。"金生把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爹。"知青优先。矿上说插队满两年的可以报名。我在南东村待了快两年了,加上辛置火车站那半年,够条件。"

      王秉德接过那张纸,凑在门灯底下看。纸是油印的,字迹有些模糊,可上头"辛置煤矿一九七九年度招工简章"几个大字还能看清。他看了好一会儿,把纸折好递回去。"你想好了?"

      "想好了。"金生说,"我二十二了,总不能一辈子在南东村待着。"

      王秉德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推门进屋了。金生站在门口,听见屋里秀英在灶台边做饭的声音——切菜、倒油、刺啦一声,香气从门缝里钻出来。他把那张招工简章折好塞进口袋,跟着进了屋。

      吃饭的时候,秀英问了几句。金生把招工的事说了,秀英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夹了一筷子菜放进他碗里。"去试试。"她说。声音不高,可金生听得出那底下压着的东西——是盼,又不敢太盼。

      王秉德没说话,闷头扒饭。扒了两碗,放下筷子,抹了抹嘴:"采煤一队缺人。你要是进了矿,八成去一队。"

      金生抬起头看着王秉德。他爹的头发白了大半,头顶那一块薄薄的,露出头皮。脸上的皱纹比几年前深了,像是被煤灰刻进去的。可他的手还是稳的,捏筷子的时候不抖。金生看着那双手,想起他爹年轻时去阳泉学习开电车的样子,想起他爹在煤油灯底下擦矿灯的样子,想起他爹在信里歪歪扭扭写的字。他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东西。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嗯"。

      报名那天是个阴天。金生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矿部,院子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一队。都是插队回来的知青,男的女的,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有的穿着半旧的军装。金生排在队伍里,前后都不认识,可大家的表情差不多——腰挺着,脖子梗着,眼睛里有一团不大不小的火。轮到金生的时候,行政科的干事翻了翻他的材料,头也没抬:"王金生?南东村插队的?"

      "是。"

      "填表吧。"干事推过来一张表格和一支钢笔,"采煤一队还差人。你愿意去不?"

      金生低头看着那张表格。纸是薄的,印着淡淡的格子线,上头要填姓名、年龄、籍贯、政治面貌。他拿起钢笔,在"是否愿意服从分配"那一栏打了个勾。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他的手很稳,像握惯了铁锨把的手。

      那张表交上去之后,金生等了半个月。那半个月他天天在南东村的院子里劈柴,把屋檐底下的柴火码成了一面墙,高高的,整整齐齐的。张二女从墙头翻过来看过他几回,问他是不是要走了。金生说还不一定,张二女就坐在院子里择豆角,择完了把豆角码在灶台上,转身走了。有一回她走到门口站住了,没有回头,声音从肩膀那边传过来:"你要是走了,我就不送了。"金生蹲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根柴火,看着她翻过那堵墙,轻得像一片叶子。

      第十五天,通知来了。金生被录用,分配到采煤一队。接到通知那天是个晴天,金生站在院子里把那张通知看了三遍,然后把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他走到隔壁院子的墙根底下站了一会儿,没有翻墙。他在墙根底下站了一会儿,听见院子里张二女在喂鸡,咕咕咕地唤着。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回矿上报到那天,金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蓝布褂子,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的,是秀英给他新做的。他走进矿部的大门,领了工作服、胶靴、柳帽、矿灯和自救器。工作服是蓝的,肘弯和膝盖处打着补丁,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把那身衣裳穿上的时候,站在镜子前面看了自己好一会儿——他跟矿上那些老工人还不太一样,肩膀还不够宽,后背还不够厚,可已经有点像了。

      采煤一队的队长姓马,四十多岁,矮壮,嗓门大,说话像打雷。他把金生领到井口,指着罐笼说:"下去。今天先跟着老李,看他咋干。"金生走进罐笼,铁门关上,钢丝绳轰隆隆地往下放。灯光从井口缩成一个小圆点,然后彻底消失了。黑暗涌上来,煤尘的气味涌上来,机器轰鸣的声音涌上来。金生站在罐笼里,手攥着扶手,指节发白。他想,他爹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第一次下井,心里慌,可脸上不露。他攥着扶手一直攥到罐笼到底,铁门拉开的时候才松开。手掌心出了汗,留下了四个深深的指甲印。

      井下跟金生想象的差不多,又不太一样。巷道低矮,顶板压得很低,他得低着头走路。煤壁黑黢黢的,矿灯照上去泛着幽暗的光。空气里有煤尘的味道,呛嗓子,可也有一种热烘烘的、带着地底体温的气。老李走在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背驼了,步子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新来的?"老李回头看了他一眼。

      "嗯。"

      "干过活没有?"

      "干过。辛置火车站装卸,干了半年。"
      老李又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忽然说了一句:"装卸是地面上的苦,井下是地底下的苦。不一样。"金生跟在后面,把这句话嚼了一会儿,没嚼出味道来。可他知道老李说的是对的。他在井下干了三天之后,就知道老李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了——井下的苦不是使力气,是你使力气的时侯头顶上有一整座山在压着你。那种压不是肩膀上的,是整个人的骨头缝里都能感觉到的那种沉。

      采煤一队的工作面在十二盘区,煤层厚,顶板好,可干活不轻松。金生跟着老李学支护——支柱子、挂网、打锚杆。那些动作他以前在赵培璋的奖状上看到过,可真正干起来才知道有多讲究。柱子要支得正,角度不能偏,偏了撑不住顶板;锚杆要打得深,深了才能吃住力。金生的手上有茧,可那些茧在井下干活的时候不够用,一个班下来,掌心又磨出了新的泡。他把泡挑破了,贴上胶布,第二天继续干。

      王秉德没有教他下井。金生是跟老李学的,可每次在井口碰见他爹的时候,王秉德都会多看他一眼。那一眼很短,像火柴划着了一下就灭了,可金生知道他在看。他爹在看他是不是学会了干活,是不是能站住脚。有一回金生从井下上来,在井口的水池边洗脸,王秉德从旁边走过去,没有说话,只是在经过的时候把他的矿灯往旁边挪了挪,免得被水溅湿。金生低头洗脸,没抬头,可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下井第一个月,金生瘦了六斤。肩膀的肌肉重新长了一层,后背的轮廓比以前硬了。他的胳膊粗了一圈,手心里的茧厚得扎不进去了。秀英看他吃饭的时候多添了两碗,嘴角弯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也就在这个时候,秋果参加了工作,在洗煤厂。洗煤厂在矿区的南边,一排低矮的厂房,机器轰隆隆地响了一整天。秋果分在浮选车间,戴着口罩和帽子,穿着跟矿工一样的工作服,把煤泥水里的精煤分离出来。那活又脏又累,煤泥水溅到衣服上洗不掉,脸上总是蒙着一层黑灰。可秋果干得认真,手指头被煤泥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塞满了洗不净的黑泥。她每个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比食堂临时工的时候多了六倍。第一个月发工资,她买了五斤白面和两斤红糖回家,把剩下的钱塞进秀英手里。"妈,你收着。"她说,"以后我每月给你二十。"

      秀英看着秋果的手——那双手泡皱了,指甲缝里有煤泥,手背上磨出了红印子。她伸手把那双手拢在手心里,低下头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说:"秋果,洗煤厂的活儿累不累?"秋果笑了一下:"不累。比在食堂蹲着择菜强。"秀英没说话,把秋果的手攥得更紧了一些。

      秋果上了三个月的班,脸白了一些,手指上的煤泥淡了一些。她给秀英买了一双新布鞋——千层底的,鞋面上绣着几朵小小的暗花——搁在炕沿上。秀英看见了,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说"你买这干啥"。秋果说"你那双鞋底磨穿了,该换了"。秀英把鞋穿在脚上试了试,大小正好,鞋底软乎乎的。她没有说"好看",可她穿着那双鞋走路的时候步子比平时慢了一些,像是怕踩坏了什么。

      美华比金生小两岁,一九六〇年出生的。她高中毕业之后没赶上插队,在家待了大半年,后来安泽那边招知青,她就报名去了。走的那天是个雨天,秋果帮她收拾行李,秀英在灶台边烙饼。美华背着包站在门口,看着雨从屋檐上淌下来,在台阶前汇成一条细流。她没有回头,说了一声"妈,我走了",然后撑着伞走进了雨里。秀英从灶台边追出来,站在门口看着美华的背影在雨幕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她没有喊她回来,可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雨水从屋檐上溅下来,打湿了她的鞋面。

      美华走了一个月之后来信了,说安泽那边的村子比南东村还穷,窑洞是土挖的,窗户没有玻璃,糊着旧报纸。她说她跟几个知青住在村西头的三间窑洞里,炕是凉的,锅是豁了口的,可大家都挺高兴的。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妈,我会好好干,等矿上招工了我就回来。"秀英把那封信读了三遍,折好塞进枕头底下,跟赵培璋留下来的那面小镜子放在一起。

      秋果在洗煤厂干了半年之后,被评了先进。厂里发了一个搪瓷缸子、一条毛巾、十块钱奖金。秋果把缸子拿回家放在窗台上,跟赵培璋当年技术比武拿的那个搪瓷缸子并排摆在一起。两个缸子,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一个印着"技术比武冠军",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并排站在窗台上。秀英每天擦窗台的时候都要把它们拿起来擦一遍,擦完了摆回去,摆得端端正正的。有一回王秉德看见了,站在窗台前面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金生下了两个月的井之后,跟采煤一队的工友们熟了。老李开始让他自己支柱子,不用在旁边看了。金生支柱子的速度不快,可稳当,每一根都支得正正的。工友们叫他"小王"的时候,他刚开始还反应不过来——他习惯了别人叫他"金生",在排房里、在南东村、在辛置火车站都是。可"小王"这两个字不一样,"小王"是一个矿工的名字。

      日子像电机车一样轰隆隆地往前跑着,不分昼夜,不分晴雨。金生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穿上工作服,领矿灯,坐罐笼下井。他在井下干到下午两点多上来,洗个澡,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晚上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去王秉德那边坐一会儿,听他爹讲一些井下的事——哪里顶板不好,哪里的煤质好,哪里的柱子该换了。王秉德说话跟以前一样,慢腾腾的,像煤块一样沉,可金生开始听得懂了。他爹说的那些话不再是一个矿工随口的嘟囔,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东西,像矸石山底下的暗火,看着不起眼,可一直烧着。

      下井三个月之后,金生拿到的工资是四十八块——三十六块底薪加十二块下井津贴。他第一次拿到那笔钱的时候,攥在手心里头没有松开,在工棚外面站了好一会儿。四十八块,比他爹当年在井下拿的多了将近一倍。他把钱分成三份:二十块给秀英,十块攒着,剩下的买烟酒。他记得辛置火车站的规矩——烟酒是规矩的一部分。

      他开始喝酒了。头一回是在井下干了十天之后,老李带他去矿部的小食堂,说"累了吧,喝点"。小食堂的柜台后面摆着散装白酒,两毛钱一两。金生要了二两,一口闷下去,辣得眼眶发酸,可那股热劲儿从胃里升起来,把肩膀上的酸疼盖住了一部分。后来他习惯了——不喝酒的时候肩膀的酸疼像是被人按住了穴位,喝了酒那些穴位就松开了。他每个礼拜喝两三回,有时候是跟工友们一起,有时候是下井之前喝一小口,暖暖身子再下去。矿上工友都说"小王喝酒有量",他才知道自己天生酒量大——二两下去脸不红,四两下去走路不晃,一斤下去还能数清柱子该打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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