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CHE：橡树》阿比雅速

16、共犯 格文里

　　格文里希在宣传部拿的工资是周薪四十五马克。不算少，足够付旅舍房租、买食物、偶尔添一件衣服。但和她之前在街上倒腾铜扣子和布料时的流水比起来，这点钱就像滴进干土里的水——落下去就没了。
　　她忍了三周。三周后，她决定不忍了。
　　她开始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进入她熟悉的领域——货币。不是银行柜台那种小打小闹了。德奥合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官方汇率稳定了，但黑市上的交叉汇率依然存在缝隙——不是先令和马克之间，而是马克和其他货币之间：英镑、法郎、瑞士法郎。维也纳有一些不受官方监管的兑换点，开在裁缝铺的后屋、面包房的地下室、烟草店的里间，门上没有招牌，只有知道地址的人才能找到。
　　格文里希花了一周时间踩点。她不亲自去换钱——她依然是那个“不太显眼”的人。她雇了三个之前认识的家庭主妇中的一个——那个最早信任她的女人，姓费舍尔（和视察团那位高级官员同姓，纯属巧合）。她给了费舍尔太太一笔本金和一份简单的指令：“去这几个地址，每个地方换一笔。换完后回来把汇率报给我。”费舍尔太太拿了钱就走了，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信封，里面是换好的法郎。格文里希按照她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实时汇率计算了一下，发现费舍尔太太在其中一家兑换点拿到的汇率比市场中间价低了不少。她当即调整策略——让费舍尔太太在同一天、同一时段、用不同的面额、不同的说辞，分别去那几个兑换点用不同数量的马克换法郎，拿回来的平均值反而高于官方牌价。
　　这其中的差价，就是她的套利空间。
　　利润不算多，但胜在隐蔽、高频、可重复。她每周操作两次，每次净赚大约一百到一百五十马克。这个数字比她的周薪高出一倍多。她把钱分成了好几份——大部分留在手里，小部分以费舍尔太太的名义存在维也纳几家不同的储蓄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她依然穿那件深蓝色外套，依然用旅舍的热水壶烧水泡茶，依然每周五准时领工资信封。没有人看得出她每周在干什么。
　　但第六周的时候，穆勒发现了。
　　那天下午穆勒把她叫到办公室。她走进门，穆勒没有让她坐下。他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张纸，转身递给她：“你自己看看。”
　　格文里希接过来——是一份来自某家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面列了几笔金额不大但频率较高的外汇交易记录。记录中列出的名字不是她自己的，但她注意到了那条“代理经手人”的备注栏里填着她用过的一个化名——她曾在一份与费舍尔太太的交接单上留下了那个名字，为了避免重名只能那样署名。而那份单子不知怎么被银行那边归档时录入了系统，如今出现在了穆勒的办公桌上。
　　她抬起头。穆勒看着她：“你私下在碰外汇？”
　　格文里希没有回答是或不是。她只是把那张纸叠好，放回穆勒桌上，然后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几乎像是闲聊的语气说：“您知道我在做这个。那您想不想分一份？”
　　穆勒看着她。他没有立刻说话，但他没有让她走。
　　“我只是提一个建议。”格文里希继续说道，“我一个人操作，范围有限。如果您能帮我拿到某些特定的信息——比如官方汇率的调整窗口、某些银行的内部结算时段——我的操作频率可以翻倍，风控成本会降低至少三成。赚到的钱，我七您三。”
　　穆勒沉默了很久。然后他问了一句：“利润基数怎么算？”
　　“按实际净收益算。我会记录每一笔交易的进项和出项，月底对账。”
　　“我需要看你的账本。”
　　“您当然可以看。”格文里希回答得很快，“您要查的每一笔，我都会给您看。”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她只是没有说她也会给自己留另一套账，在她卧室床垫夹层里。
　　穆勒没有当场答应。他说“我想一想”。三天后他把她叫回来，关上门，说：“□□。你六我四。”格文里希点了点头，没有讨价还价。
　　但她的实际利润率比报给他的高了将近一倍。她只是把账本上的净收益写得低一些，把其中一部分周转资金“藏”在了成本栏里。
　　她在这件事上的操作非常干净：她会把一笔交易记录成“500马克本金→净收益75马克”，而实际收益是140马克。多出来的65马克被她拆成几笔“手续费”“预估损耗”“汇率波动补偿”，分摊在成本栏里。月底对账时，穆勒看到的是一份数字自洽、逻辑通畅、没有任何明显问题的账本——他看到了“75马克”的利润，然后按四成抽走了30马克。而格文里希保留了那65马克，继续投入下一轮周转。
　　三周之内，她账外滚动的资金已经悄悄翻到了接近两千马克，而她的实际可支配现金——包括账面上的——加起来接近三千。她用这笔钱做了两件事：第一，她通过费舍尔太太的关系买了一批即将被征收的旧货——家具、瓷器、旧书——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收进，然后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卖给几家二手店，赚了将近四百马克差价。第二，她用另一部分钱投进了一个小规模的物资周转——她通过中间人从一家即将关闭的服装厂买了一批积压库存，转手卖给几家裁缝铺，利润率在六成以上。
　　穆勒虽然拿的是抽成，但他不知道她在外面还有更大的操作。他看到的只是她汇报给他的数字——利润大约在三十到五十马克每次——而他拿走了其中的四成。这已经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他没有过问更多，因为他自己也在享受这笔额外收入带来的便利。
　　格文里希继续每周操作。她换了一件新外套——深灰色的，领口剪裁简单，不像之前那件蓝外套那样引人注目。她用的化名换了三个，中间人换了两个。她还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她把账本拆成了三份，一份给穆勒看，一份在床头柜底下锁着，还有一份在费舍尔太太那里存着。如果有一天穆勒被查，他手里的那份只有他看到的数字；如果有一天她被查，费舍尔太太手里的那份可以成为她博弈的筹码。
　　六月末的一个下午，她从一家兑换点出来，走回旅舍的路上，在街角碰见了卡尔·莱曼。
　　莱曼医生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看起来刚从菜市场出来。他看到她，停住了脚步，点了点头：“威瑟小姐。”
　　她停下，微微颔首：“莱曼医生。”
　　他们站在街角，阳光落在两个人之间的地面上。初夏的维也纳有些闷热，远处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
　　“我刚听说你还在宣传部。”莱曼说。
　　“暂时还在。”格文里希说，“您最近怎么样？还在巡诊？”
　　“老样子。看诊、巡房、写病历。”莱曼顿了顿，像是觉得应该多说一句，“我最近在整理之前的一些病例档案。有你认识的人。”
　　格文里希本来准备说“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听到后半句停住了。“谁？”
　　“小克劳斯先生。”莱曼的语气没有变化，“他前些日子过世了。”
　　格文里希站在那里。
　　阳光落在她肩上。她听到自己的呼吸停了一拍，像一块石头突然压进了水面。她想过他可能会死，但“可能”和“已经”之间的距离比她想的大得多。
　　“什么时候的事？”她问。
　　“上周末。”
　　“怎么过世的？”
　　“多器官衰竭。肝脏基本不能用了，吻合口也一直没长好，从一开始就没长好。他疼了很久，拖了很久。”莱曼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布袋，“我前天把病历归档了。”
　　格文里希没有说话。她想起那张床边的血迹，想起他对她说“我本人说不上哪天就死了”时那种轻蔑的、近乎漠然的语气。他在陈述事实，而她当时没有接住那句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克劳斯小姐呢？”
　　“……你说伊丽莎白吗？在我那里养着。克劳斯太太没了，她也没有别的亲人。当天晚上我从贝多芬广场把她接走了。”莱曼说。
　　格文里希重新抬起头：“伊丽莎白的监护问题，莱曼医生——您一个人带孩子合适吗？您的家人没有异议？”
　　莱曼摇了摇头，表情平淡：“我未婚。原生家庭在日内瓦，父母和姐姐都在那边。我一个人住，没人能提什么异议。”
　　“她还好吗？”
　　“还行。比以前安静了很多。”莱曼说，“有时坐在窗台上看外面的树。前几天她忽然问我：‘威瑟小姐最近怎么样了？’”
　　莱曼抬起眼，看了她一眼：“我说我不知道。”
　　阳光从他们之间的地面上移了一小段位置。格文里希低头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纸，写了一行字：“这是我住的旅舍地址。如果她生病需要人照看，或您临时有事——可以托人带话给我。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太方便，但如果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
　　莱曼接过纸条，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谢谢。”
　　他拎着布袋，沿着街道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格文里希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人流中变小，直到看不见。
　　她慢慢呼出一口气，转身往旅舍走去。
　　回房间后，她没有立刻坐下。她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景，过了一会儿才坐回床边，把今天的收益记录写完。她把账本合上，锁进床头柜，然后躺了下来。
　　她想起那个三岁女孩曾经蹲在橡树下，举起一根分了三个叉的树枝，仰头说“威瑟姐姐你看这个，像不像小鹿的角”。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为什么……一个刚丧父不到一周的小姑娘刚被她亡父的主治医师收养就问起她的近况？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到伊丽莎白时小姑娘那冷漠的眼神和语气。在伊丽莎白眼里……她格文里希·威瑟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孩子有没有可能把她和父亲的死联系起来？有没有可能把她当作“那个来劝爸爸改报告的人”而非“那个教她搭积木的人”？
　　一股脑想法涌上来，钻得她脸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