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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作舞台
周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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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的康复训练比第一次顺畅了很多。
陆洲准时到了康复中心,沈既安已经在治疗室里等着了。这次没有长篇的评估和问询,直接进入正题——超声波、中频电疗、手法松解,一套流程走下来,比上次快了将近十五分钟。沈既安的手法比上次更熟练了,或者说,他比上次更了解陆洲的膝盖了。他的手指按下去的时候,能准确地找到那些需要松解的点,不偏不倚,像一把被校准过的钥匙。
“你今天的状态比周三好,”沈既安一边做手法一边说,“疼痛等级?”
“早上2,现在1。”
“膝盖轻了?”
陆洲看了他一眼。这个词是他周三发给沈既明的,沈既安知道,说明沈既明转述了。沈既明会把他的消息转述给弟弟,这件事本身就让陆洲觉得有点微妙——不是不舒服,而是太舒服了,舒服到像是一种被默认的、不需要讨论的亲密。
“轻了。”陆洲说。
沈既安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我哥说得对”的确认。
康复结束的时候,沈既安递给他一张新的训练计划,把下周的项目和参数都调整了。陆洲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纸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不是沈既安的笔迹——那行字更精致,更稳,每一个笔画都像是被计算过的。
“周日排练,注意膝盖。”
陆洲看着这行字,没有问“这是谁写的”。他知道。沈既明在弟弟给陆洲的训练计划背面,写了一句关于排练的提醒。他不通过自己的手机发消息,不在公开的对话框里留下痕迹,而是用这种方式——手写的,私密的,只存在于一张纸上的。
“他什么时候写的?”陆洲问。
沈既安正在收拾仪器,头都没抬:“昨天他来我这里做理疗的时候。”
陆洲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沈既明来弟弟的康复中心做理疗——这件事本身不奇怪,一个长期拍戏的演员需要定期维护身体,太正常了。但他在做完理疗之后,拿起笔,在弟弟给陆洲准备的训练计划背面写了一句话。
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发消息,但他选择了这种方式。手写,意味着他要亲自拿起笔,在纸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不是冷冰冰的电子屏幕,不是随时可以撤回的文字。是实实在在的、用墨水写下的、不可更改的。
陆洲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
周日。排练日。
复活赛第一轮的个人舞台,陆洲已经练了将近一周。从第一天的惨不忍睹到现在的勉强能看,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而是因为他把每一个动作都拆碎了、嚼烂了、一点一点地刻进了这具身体的肌肉记忆里。
但今天要排练的不是第一轮的个人舞台,是第二轮的合作舞台。三天后录制,现场直播,搭档还是未知数。
陆洲到排练厅的时候,大部分选手已经到了。节目组租了一个舞蹈工作室作为排练场地,不大,但镜子和音响都是专业的。地板上铺着黑色的舞蹈地胶,墙壁上嵌着整面的镜子,把所有人的身影都映照出来,重重叠叠的,像一群平行世界里各自跳舞的魂。
陆洲在角落里做拉伸。他的右膝今天状态不错——可能是昨天康复的效果,也可能是他今天热身做得格外充分。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第一轮的舞蹈,确认每一个需要膝盖承受重量的动作都已经被替换或调整过了。
“陆洲。”
工作人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让陆洲意识到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不太平静。
“第二轮合作舞台的抽签结果出来了。你和沈既明一组。”
陆洲的动作停了一下。
不是练习生沈既明。是沈既明——那个名字在名单上的位置就在他旁边,那个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练字的签名,那个穿着浅蓝色卫衣坐在角落里低头看手机的人。
他和练习生沈既明一组。
陆洲站直身体,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曲目单,扫了一眼。是一首慢歌,节奏不快,但对声音的控制要求很高——不是飙高音的那种难,是要在安静中撑住全场的那种难。这种曲目最适合的呈现方式是:一个人唱,一个人跳;或者两个人都唱,但对唱功的要求极高。
陆洲抬起头,在排练厅里找练习生沈既明的身影。那个人站在镜子前面,手里也拿着一张曲目单,表情看不出什么情绪——还是那种温和的、礼貌的、被训练过的平静。但陆洲注意到,他拿着曲目单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练习生沈既明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了——不是直接对视,而是透过镜子,像两束光在玻璃深处交叉。
陆洲走过去。
“合作愉快。”他伸出手。
练习生沈既明看着他,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和之前不太一样,不是那种“出于礼貌我笑一下”的程式化表情,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带着一点紧张和一点期待的东西。
“合作愉快。”他握住了陆洲的手。
他的手很软,不是那种没做过事的软,而是一种被保护得很好、不需要做任何粗活的软。掌心干燥,温度偏高,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不太紧,不太松,刚好在“我很有教养”的标准线上。
两个人松开手,开始讨论曲目。
“你怎么想?”练习生沈既明先开口,“这首歌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两个人合唱,一种是分工合作,一个人唱一个人跳。”
陆洲看着他:“你的强项是什么?”
练习生沈既明顿了一下。这个问题太直接了,直接到不太符合这个圈子里“先客气三回合再谈正事”的社交规则。但陆洲不是在客气,他只有三天时间,三天后是现场直播,他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觉得呢”“我都可以”“看你方便”这些废话上。
“唱。”练习生沈既明说了一个字。
陆洲注意到他没有说“我唱歌还可以”或者“我比较擅长唱歌”之类的自谦。他说了一个字——“唱”。简洁,明确,不拖泥带水。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清晰的,而且他选择在陆洲面前不掩饰这一点。
“好,”陆洲说,“你唱,我跳。”
练习生沈既明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意外:“你不唱吗?”
“我唱,”陆洲说,“但不是这首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在女key的音区,我的音色不适合。你唱主旋律,我做舞蹈和和声。”
他说完就后悔了——不是后悔说了这些话,而是后悔说了“女key的音区”这个判断。这句话不是一个23岁的糊咖应该说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对音乐制作有深入了解的人才会有的判断,是顶流陆洲做了八年专辑才积累下来的经验。
但练习生沈既明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点了点头,说:“我也觉得。这首歌的原调对我有点高,降一个key的话,副歌的最高音刚好在我换声点下面。”
陆洲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不像他看起来那么简单。一个20岁的练习生,能用“换声点”这种专业术语来讨论音域,说明他受过系统的声乐训练,而且他对自己声音的认知是精确的。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那一眼里有某种东西——不是竞争,不是试探,而是一种“我们都不是在玩票”的确认。
然后他们开始工作。
陆洲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开始画舞台走位。他不是在画“大概的路线”,而是在画精确的坐标——从舞台的哪个点上场,在哪个八拍移动到哪个位置,和练习生沈既明之间的横向距离保持在多少米,灯光变化的时候两个人应该处于什么相对位置。
练习生沈既明在旁边看着,一开始只是安静地看,过了几分钟,他忽然开口了。
“你做过舞台调度?”
陆洲的笔尖停了一下。他没有抬头,继续画。
“以前学过。”
这是一个含糊的、既不否认也不承认的回答。但练习生沈既明没有追问,他从陆洲手里拿过笔,在纸上添了几笔——不是修改,而是补充。他加上了几个陆洲没有标记的点位,每一个都标得清清楚楚。
陆洲看着那几个新加的点位,在心里重新推演了一遍。练习生沈既明的补充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他加的那些点位恰好是陆洲忽略的、但在整体舞台效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个人的舞台感知力很强。不是天赋异禀的那种强,而是被训练过的、系统化的强。
陆洲抬起头看着练习生沈既明,这个人低头在看那张画满标记的纸,额前的浅亚麻色头发垂下来,挡住了一半的脸。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认真的大学生,在做一份普通的、认真的作业。
但陆洲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东西——一种“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笃定。这种笃定不是天生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反反复复的训练才能形成的肌肉记忆。
和沈既安的专业不同,和王哥的油滑不同,和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先做了再说”的草率不同。练习生沈既明和陆洲是同一类人——那种会把一个动作练一千遍直到身体记住的人。
排练进行得很顺利。比陆洲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练习生沈既明的唱功比他预想的要好。不是那种“选秀水平的好”,而是接近专业歌手的水平——气息稳,音准好,情感表达不浮夸。他的声音有一种温暖的、包裹性的质感,像一条厚实的毛毯,能把人裹住。
陆洲的舞蹈部分,他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就完整地走了一遍。不是完美的,但他已经把这具身体能做到的极限摸清楚了。有些动作他做不到原版的程度,但他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不是替代,而是转化。把一个用爆发力完成的动作,变成一个用控制力完成的动作。效果不同,但不差。
练习生沈既明看完他的舞蹈,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陆洲意外的话。
“你的膝盖,没问题吗?”
陆洲看着他。这个人注意到了——不是注意到他的膝盖有问题,而是注意到了他在舞蹈中刻意规避了某些动作,注意到了他的重心分布和普通舞者不一样,注意到了他落地的时候右腿会比左腿轻。
“没问题。”陆洲说。
练习生沈既明没有追问。他点了点头,转身去拿水了。但陆洲注意到,在接下来的排练中,练习生沈既明调整了自己的走位——他把自己和陆洲的横向距离拉大了五十公分,让陆洲在需要落地的时候有更多的缓冲空间。
这个调整很小,小到如果不是在专门观察,根本不会注意到。但陆洲注意到了。
他没有说谢谢。有些东西,说出来就轻了。
排练进行了三个小时。中间休息了两次,每次十五分钟。休息的时候,练习生沈既明会坐到角落里,戴上耳机,闭着眼睛默默练歌。他不跟别人闲聊,不刷手机,不拍照发朋友圈。他就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到点了工作,到点了休息,到点了再工作。
陆洲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
不是沈既明。是另一个人——他自己。十五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的,把每一分钟都用在练习上,不浪费任何一次休息,不参加任何无意义的社交。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圈子里,你多练一分钟,就可能多活一轮。
排练结束后,选手们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有人约了晚饭,有人拼车回家,有人还在讨论合作舞台的细节。
陆洲在收拾背包的时候,练习生沈既明走过来。
“今天的排练很顺利,”他说,“谢谢你。”
陆洲看着他。这个人的感谢不是那种敷衍的“谢谢辛苦了”,而是认真的、具体的、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真诚。
“你唱得很好,”陆洲说,“合作愉快。”
练习生沈既明笑了一下,这次的笑容和之前都不一样——不是礼貌的,不是被训练过的,而是一种“我真的很高兴”的、发自内心的笑。他的虎牙露出来了一点,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三岁,像一个真正的二十岁的男生。
“明天同一时间?”他问。
“好。”
练习生沈既明走了。他的背影穿过排练厅的门,消失在走廊里。浅蓝色的卫衣在走廊的灯光下变成了一种很淡的灰蓝色,像秋天快结束时天空的颜色。
陆洲背起背包,走出排练厅。
走廊很长,灯光是暖黄色的,把一切都染成一种温暖的、怀旧的颜色。他走过一间一间的练习室,每一间都关着门,门上的玻璃窗透出里面的黑暗和安静。他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人。
不是练习生沈既明。
是沈既明。
他靠在对面的墙上,和上次在医院走廊里一样的姿势——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微微偏着头,看着电梯门打开。电梯里的光涌出来,照亮了他的脸。他穿着黑色的薄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的T恤,领口很大,锁骨露出来一小截。
不是广告牌上的沈既明,不是电影里的沈既明,不是在医院走廊里等他的那个沈既明。是另一个版本的——更松弛的,更随意的,像是一个穿着便装出门买咖啡的普通人。
但他不是普通人。他站在这里这件事本身就不普通。
“你怎么在这儿?”陆洲走出电梯。
沈既明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从陆洲的脸上滑到他的右膝上,停了一下,然后滑回来。
“排练怎么样?”
“还行。”
“膝盖呢?”
“还行。”
沈既明看着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有一点什么东西——不是担忧,不是责备,而是一种“你说了还行但我还是要确认一下”的固执。
“你每次都跟我说还行,”他说,“但沈既安说你周三的疼痛等级到了7。”
陆洲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沈既明在和弟弟讨论他的膝盖。不是在闲聊的时候顺口一提,而是专门问了,问得很仔细,仔细到记住了“7”这个数字。
“那是周三,”陆洲说,“今天是周日。”
沈既明沉默了两秒。然后他做了一件让陆洲没想到的事——他蹲了下来。
在走廊的中间,在电梯口的正前方,在一个随时可能有人经过的地方,沈既明蹲了下来。他蹲在陆洲的面前,伸出手,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陆洲右膝内侧的位置。
隔着裤子,但陆洲能感觉到那根手指的温度。它在他的膝盖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收回去。沈既明站起来,看着陆洲的眼睛。
“没肿,”他说,“但别逞强。”
陆洲看着他的脸。在走廊暖黄色的灯光下,沈既明看起来不像一个顶流影帝。他的皮肤在灯光下显得很薄,眼下有一点点青色的痕迹,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灯光的原因。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人——一个会担心另一个普通人的普通人。
“你专门跑来就是为了按一下我的膝盖?”陆洲问。
沈既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
一个很小的盒子,白色的,没有包装,没有丝带,就是药店买的那种最普通的药盒。陆洲打开,里面是两排药片——不是感冒药,不是止痛药,是氨糖软骨素。
“沈既安说你需要补这个,”沈既明说,“一天两次,饭后吃。”
陆洲看着药盒里那两排小小的、白色的药片。氨糖软骨素,软骨修复和关节保健的补充剂,不算贵,但也不是原身买得起的。
“你不用每次都带东西给我。”陆洲说。
沈既明看着他,走廊的灯光落在他的眼睛里,让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变成了一种很浅的、近乎琥珀色的颜色。
“我没带东西,”他说,“我带了药。不是同一个东西。”
陆洲的胸口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地撞了一下。
他低下头,把药盒盖好,放进口袋。他的手指在口袋里碰到了那张训练计划,碰到了纸背面那行手写的字——“周日排练,注意膝盖。”沈既明写了这句话,然后他本人出现在了排练厅的门口。不是因为不放心,而是因为他想来。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借口,不需要“顺便路过”这种说辞。他就是来了。
“吃饭了吗?”沈既明问。
“没有。”
“走。”
又是那种“不是商量是通知”的语气。但这一次,陆洲不想反驳。
他们走出了大楼。秋天的夜晚来得早,六点多天就已经全黑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地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两棵靠得很近的树。
沈既明的车停在路边,不是那个专用车位,就是普通的马路停车位。他拉开副驾驶的门,陆洲没有犹豫,坐了进去。
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在一家很小的餐馆门口停下来。不是高档餐厅,不是私房菜,就是那种开在居民区楼下的、桌子铺着塑料桌布、菜单只有两页的家常菜馆。
沈既明推门进去的时候,老板娘正在收银台后面算账,抬头看了一眼,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老位置?”她问。
“嗯。”
沈既明带着陆洲走到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张四人桌,桌布是红白格子的,边角有点翘。他坐下来,把菜单递给陆洲。
“你来过这儿?”陆洲问。
“嗯。”
“常来?”
“嗯。”
陆洲看着菜单。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道菜的旁边都标着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最贵的菜是红烧排骨,四十八元。
“你一个顶流,在这种地方吃饭?”陆洲问。
沈既明正在倒水,倒了两杯,一杯推到陆洲面前。水是温的,不烫,刚好能入口。
“顶流也要吃饭。”他说。
陆洲看着他的脸,在餐馆的暖色灯光下,沈既明的轮廓被柔化了。锋利的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近乎脆弱的柔和。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陆洲问。
沈既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后说了几句话。
“因为你还没吃晚饭。因为这附近只有这家店还开着。因为我饿了。”他顿了顿,然后说,“因为我想跟你吃顿饭,不是在车里,不是在医院走廊里,不是在排练厅门口。就是坐下来,面对面,吃一顿饭。”
陆洲看着他,没有说话。
沈既明也没有再说话。他拿起菜单,开始点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一碗酸辣汤,两碗米饭。他把菜单还给老板娘的时候,加了一句:“排骨炖烂一点。”
老板娘在白纸上记下来,撕下来那一页,转身走了。
餐馆里很安静。另外两桌客人,一桌是一对老夫妻,正在安静地吃饭,偶尔说一两句话,声音很低。另一桌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吃面,一个在看手机,各自沉默。电视挂在墙上,正在播新闻,声音开得很小,听不清内容。
陆洲和沈既明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铺了红白格子塑料桌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壶茶、一碟花生米、两双一次性筷子,筷子的包装纸还没有撕开。
“你今天下午有通告,”陆洲说,“沈既安说的。”
沈既明正在剥花生,动作很慢,把花生壳一点一点地掰开,里面的花生仁完整的、没有碎。
“推了。”
又是“推了”。这个字在他的字典里大概是最常用的那几个之一。上周三他推了工作陪陆洲去医院,这周日他又推了工作来和陆洲吃一顿四十块钱的家常菜。
“你不用每次都这样。”陆洲说。
沈既明把剥好的花生仁放在碟子里,推到他面前。
“哪样?”
“推了工作。开车过来。在门口等着。”
沈既明看着他,餐馆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把那些锋利的棱角都磨平了。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顶流影帝,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三十岁的男人,坐在一家普通的、开在居民区楼下的餐馆里,和一个他想要靠近的人面对面。
“我想来,”他说,“就来了。”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想”。前者是把行为的动机归因于对方,后者是把动机收回到自己身上。他做这些事,不是陆洲要求的,不是陆洲值得的,不是任何外部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意愿。纯粹的、自主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陆洲低下头,拿起筷子。菜的油香从厨房的方向飘过来,混着茶香、消毒水的味道、和塑料桌布微微的化学气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构成了某种很具体的、有温度的东西。
菜上来了。红烧排骨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脱骨。清炒时蔬是油麦菜,蒜蓉的,火候刚好。酸辣汤酸得恰到好处,辣是微微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辣,像一种暗示。
他们安静地吃饭。没有谈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那些在餐厅里常见的、需要语言来填满的沉默。就是吃饭。
陆洲吃到第三块排骨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原来的世界里,有八年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吃过饭了。不是不能,是不敢。顶流的身份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了你一切,但拿走了你在路边摊吃一碗面的自由。他曾经想念过这种自由,但想念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有温度的东西。
现在他坐在这里,红白格子的桌布,一次性筷子,酸辣汤,和对面这个正在安静地啃排骨的男人。这一切都是具体的、有温度的、真实存在的。
“你在想什么?”沈既明问。
陆洲抬起头,沈既明的嘴角有一小点酱汁,在暖色的灯光下反着光。他没有指出来,但沈既明自己感觉到了,用纸巾擦了一下。
“在想,”陆洲说,“你吃排骨的样子不太上镜。”
沈既明的手指顿了一下,然后他的嘴角弯了起来。不是之前那种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而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笑。那个笑从他的嘴角蔓延到他的眼睛,从眼睛蔓延到整张脸,让他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不是锋利,不是冷淡,不是疲倦,而是柔软的、明亮的、像被人按下了某个开关。
陆洲看着他的笑,心跳漏了一拍。
他低下头,继续吃饭。饭有点凉了,但他不介意。
吃完饭,沈既明去结账。陆洲站在餐馆门口,秋天的风吹过来,带着夜晚特有的凉意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路灯下,他的影子很长,斜斜地铺在人行道上。
沈既明走出来,手里拿着找零的零钱,一把硬币,在他手心里叮叮当当地响。
“多少钱?”陆洲问。
“六十二。”
陆洲从口袋里掏出钱。他的口袋里有今天出门前从银行卡里取的两百块,是这周剩下的生活费。他抽出一张五十、一张十块、两个硬币,递过去。
沈既明看着他的手,没有接。
“我请。”他说。
“AA。”陆洲说。
两个人对视。沈既明的眼睛里有一点什么东西——不是生气,不是无奈,而是一种“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的、带着笑意的光。
“你请康复中心,”陆洲说,“我请这顿饭。AA。”
沈既明沉默了两秒,然后伸出手,从陆洲的手心里拿走了那枚一元的硬币。
“那就AA。”他说。
陆洲看着自己手心里剩下的六十一块钱,那枚被拿走的硬币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空白。沈既明拿走了最小面额的那一枚,把大头留给了他。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个人,连让步都让得这么不露痕迹。
沈既明把车开过来,陆洲坐进去。车内的暖气已经开了,皮革座椅在暖气的烘烤下散发出一种温热的、干燥的气味。
车开了四十分钟,在巷口停下来。
陆洲解开安全带,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副驾驶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条熟悉的、狭窄的巷子。路灯还是坏的那盏,巷口那家早餐摊的卷帘门拉下来,上面贴着的春联又掉了一截,只剩最后一小片红纸在风中颤颤巍巍地挂着。
“周日,”沈既明说,“排练加油。”
陆洲转过头看着他。车内的光线很暗,只有仪表盘发出微弱的蓝光,把沈既明的脸照成一种冷白色。他的五官在那种光线下显得格外立体,像一尊被精心雕刻的、还没有上色的雕塑。
“你今天已经把明天要说的说了。”陆洲说。
沈既明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那就提前说。”
陆洲推开车门,下了车。秋天的风灌进领口,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他关上车门,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
他回过头。
车窗没有降下来,但他知道沈既明在里面看着他。他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穿过车窗玻璃,穿过秋天的夜风,穿过坏掉的路灯留下的一片黑暗,落在他的后背上。
他没有走过去敲车窗。他只是站在原地,回过头,对着那扇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车窗,说了两个字。
“晚安。”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巷子。
这一次他没有回头。但他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声音——不是引擎发动的声音,而是车窗降下来的声音。
然后他听到了沈既明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晚安,陆洲。”
陆洲走在巷子里,帆布鞋踩在坑洼不平的水泥路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他的右膝在每走一步的时候都会传来一个轻微的刺痛,但那种刺痛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提醒——提醒他这具身体还在,他还活着,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走到楼下,掏出钥匙开门。防盗门生锈的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空旷的楼道里来回弹跳。
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那辆黑色的车还停在巷口。
他在四楼的楼梯拐角停下来,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手心里还有刚才沈既明拿走的硬币留下的触感——不是硬币本身,而是沈既明的手指从他手心里划过时的那一瞬间的温度。
陆洲睁开眼,继续往上走。
他推开出租屋的门,霉味扑面而来。他今天没有皱眉,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个味道。他走进房间,把背包放下,在床垫上坐下来。
他从口袋里拿出那盒氨糖软骨素,打开,取出一粒,放在手心里。白色的药片很小,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
他把药片放进嘴里,咽下去,没有喝水。
然后他弯腰,从床底下拿出那个鞋盒,翻开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在昨天的记录下面写下今天的日期和一行字。
“第六天。合作舞台抽签,和练习生沈既明一组。排练顺利,他的唱功比预想的好。膝盖状态稳定,2。沈既明来排练厅了。一起吃了晚饭。他说晚安。”
他合上笔记本,放回鞋盒,把鞋盒推回床底。
然后他关掉手机,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在路灯的照射下投下奇怪的影子,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在那张地图里看到了很多东西——排练厅的镜子,练习生沈既明浅蓝色的卫衣,餐馆里红白格子的桌布,沈既明啃排骨的样子,他笑起来时像被人按下了开关的整张脸,还有那枚被拿走的一元硬币。
陆洲在黑暗中闭上眼睛,嘴角有一个很淡的弧度。
晚安,陆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