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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 10 章 ...
第十章嫁妆
陈望生以为事情结束了。
姚千的案子以“心源性猝死”结了案,黄德寿的尸体在医院的停尸间里放了三天,没人来认领,最后被殡仪馆拉走,烧成了一捧灰。林友庆的葬礼很简单,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凑钱买了个骨灰盒,埋在石龟山剩下的那个土包旁边。去送葬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护工,一个老吴。
老吴说,林友庆死之前最后写的那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把我的骨灰埋在变电所后面,苦楝树下。”他如愿了。苦楝树下埋着那具假新郎的尸骨——林友全从乱葬岗挖来的无名尸。林友庆大概觉得,守着那具无名尸,也算是在给他哥还债。
陈望生没有去葬礼。他回了福州,在出租屋里睡了两天。出租屋的衣柜不会自己打开,窗户不会半夜透进红色的光,门口的鞋架上也不会凭空多出一双绣花鞋。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但他手腕上的勒痕一直没消。不是红绳勒的那种青紫色,而是一圈浅浅的红印,像是皮肤下面渗着一层极淡的血色。他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可能是过敏,开了药膏让他涂。他涂了两天,红印更深了,从一圈变成了一截,从手腕爬到了小臂中段。
第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302的客厅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茶几上那两根燃尽的龙凤烛上。烛芯上冒起一缕细细的青烟,烟拐了一个不该拐的弯,飘向衣柜。衣柜的门开了一道缝,缝里透出暗红色的光。他知道不该走过去,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脚。他走到衣柜前面,伸手拉开门。
衣柜里站着一个女人。红嫁衣,红盖头,绣花鞋。她怀里抱着一个红布裹着的襁褓。襁褓里伸出一只小手,胖乎乎的,白嫩嫩的,手腕上戴着银镯子。小手攥着一样东西——一把铜钥匙。
和他口袋里那把一模一样。
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很柔,像是隔着很远很远的水面传来的。“你没有来拿。”她说,“等了你四天。你什么时候来?”
陈望生猛地睁开眼。床头的电子钟显示凌晨三点零七分,窗外下着雨,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在窗帘上投下一条条蠕动的水影。他的后背全湿了,T恤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铜钥匙还在。冰凉的,带着轻微的重量。
他翻身坐起来,打开台灯。床头柜上放着那个铁盒,铁盒里装着红姑的遗物——木梳、香包、结婚证、拨浪鼓。他把铁盒打开,把铜钥匙也放进去。铁盒的盖子合上的时候,房间里的温度忽然降了几度——台灯的光闪了一下,暗了半秒又亮起来。他低头看自己的手腕,那条红印又往上爬了一寸,已经快到手肘了。
不是过敏。
红姑走了,但她留下的东西还在。那些嫁妆——林友庆说的那些真正的嫁妆——还锁在榕树下的铁柜里。红姑在等他去拿。不是为他,是为她自己。嫁妆是新娘的东西,新娘走了,嫁妆也该跟着走。把它锁在泥土里,她的魂就走不干净。
陈望生翻身下床,拉开窗帘。窗外的雨很大,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远处的城市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色的影子。他盯着那片灰色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订了一张最早的高铁票。
他得回去。
不管洞里还有什么——他得回去。
石狮的雨比福州更大。高铁站外面的广场上积了一层没过脚踝的水,出租车排着长队,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来回刮。司机是个胖胖的中年人,操着闽南口音问他去哪。陈望生报了振狮开发区的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振狮开发区?那地方最近不太平。”司机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一些,“前几天有警察去了,榕树底下挖出一个洞,洞里好多人。有人说是凶宅,有人说是闹鬼。我拉过一个在那附近摆摊的,他说那几栋楼晚上能听到女人唱歌。”
“什么歌?”
“闽南语的那种哭嫁歌。老调子。我家阿嬷以前也会唱。”司机拐了个弯,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片水花,“后生仔,你去那里干什么?”
“拿东西。”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第二眼。这一眼看得比较久,久到前面的红灯亮了,他才猛地踩了一脚刹车。“你是那栋楼的住户?”
“以前是。”
“302的?”司机的语气忽然变了——变得很谨慎,像是在确认一个不愿被确认的事实,“你是不是那个姓陈的?”
“你怎么知道?”
司机没有回答。绿灯亮了,他发动车,车速比刚才快了很多,像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到了振狮开发区的巷口,他把车停在路边,连找零都没等,挥挥手让陈望生快走。“不收你钱,快下车。”
陈望生下了车,站在巷口。大雨倾盆,巷子里的小吃摊全收了,只剩下几个遮雨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三号楼的轮廓在雨幕里若隐若现,外墙的水泥被雨水冲得斑驳不堪,楼道里透出几盏昏黄的灯光。三楼东边的窗户暗着。
铁门上贴着一张封条——石狮市公安局的封条,日期是三天前。他把封条揭下来,推开铁门。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照在水磨石地面上,地面上一层薄薄的水膜,不知道是雨水渗进来的还是什么东西留下的痕迹。
他往上走。一楼,二楼。走到二楼转角的时候,那个疯子不在了。墙上他画的那些血字还在,但已经被雨水冲淡了,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红色轮廓,像一张褪了色的地图。“他来了”“第八个”“第九个”“她在唱”——每一个字都在墙上隐隐约约地浮动,被雨水浸透之后反而比之前更清晰了,像是字自己在往外渗。
三楼。302的门关着。门锁被姚千烧红铁签捅穿的洞还在,边缘已经生了锈。他伸手推了一下,门没锁——老吴封房的时候大概没锁紧,或者锁了又被什么东西打开了。门吱呀一声往里开,房间里一片漆黑。他把手伸进墙里摸开关,指尖碰到开关的瞬间,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
房间里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茶几被挪回了原位,沙发也扶正了。地上的朱砂圈被擦干净了,只在地板缝隙里残留着几粒红色的粉末。窗户开着半扇,雨水从窗台淌进来,在地上积了一小摊水。墙上的“囍”字剪纸还在,但被人从中间撕成了两半——不是他撕的,他走的时候剪纸还在。被撕开的两半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对被剪断翅膀的蝴蝶。
有人来过。
不是警察——警察不会撕剪纸。不是老孙——老孙不敢再进这间房。不是林望祖——他回江西了。那是谁?
陈望生走进卧室。衣柜的门开着,里面空了。他上次走的时候把嫁衣叠好放进了铁盒里,现在衣柜里只剩下横杆上挂着的几个空衣架。衣架还在轻轻摇晃——不是风吹的,窗户关着,房间里没有风。
他伸手碰了一下衣架。金属的,冰凉的。但有一个衣架是温的——微微发烫,像是刚刚被谁握过。他把那个衣架取下来,翻过来看。衣架的内侧刻着一行字,刻痕很新,金属屑还沾在边沿——
“东西在榕树下。往下挖。林友庆。”
林友庆的字迹。他死之前来过这里——大概就是去敬老院之前。他先来了302,在衣架上刻了这行字。他为什么不在生前直接告诉陈望生?为什么要在衣架上刻字?
也许他说了。在变电所那天晚上,他说过——“抽屉在榕树下。防空洞里。最深处有一个铁柜。”但他没有说完。他还说了另一句话——“林家有人来拿。”也许他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所以提前在302里留了这条线索。
陈望生把衣架放回衣柜里,转身下了楼。雨还在下,巷子里的积水更深了。他走到榕树底下,那块刻着“林秀红”名字的石板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水泥封的洞口上面裂了一道缝——水泥还没干透就被雨水泡了,裂缝从中间往两边延伸,像一只眯起来的眼睛。
他在石板旁边蹲下来,用手扒开裂缝周围的泥土。土很松,被雨水浸透了,一扒就开。他扒了两寸深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不是水泥,不是砖头,是铁。铁的把手,锈得厉害,但还能拉。他握住把手用力往上提,一把铁盖被掀开了。铁盖下面是一个竖直的洞口,大概半米见方,洞口边缘嵌着一圈铁梯。铁梯往下延伸,手电筒的光照不到底。
这不是原来的洞。原来的洞被水泥封了,这个洞在石板旁边,藏在一层薄薄的泥土下面,大概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林家修防空洞的时候留下的通风口,或者逃生口。林友庆知道这个口。他把线索留在了302的衣架上,又把这个口的泥土松了一遍,等着陈望生来找。
陈望生把手机咬在嘴里,抓着铁梯往下爬。铁梯很滑,铁锈和雨水混在一起,在掌心磨出一道道红印。往下爬了大概三层楼的高度,脚踩到了一个平台。他把手机从嘴里拿下来,用手电筒照了一圈。这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大概只有一平米见方,四面都是红砖墙。正对面的墙上嵌着一扇铁门——不是防空洞那种木门,而是实打实的铁门,门板上没有锈,漆皮还完好,上面印着“石狮供销社”的字样。这是新郎单位的门板,被人拆下来装到了这里。
门没锁。拉开门的时候铰链发出一声轻响——不是锈涩的嘎吱声,而是上了油的铰链发出的顺滑声响。有人保养过这扇门。门后面是一条窄窄的通道,通道两侧的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挂着一面铜镜。铜镜的大小和他从衣柜旗袍上拆下来的那面一模一样——巴掌大,背面铸着龙凤图案。他用手指碰了一下最近的一面镜子,镜面蒙着一层薄灰,但镜子本身是干净的,没有锈迹,没有霉斑。有人在最近几年里擦过这些镜子。
通道不长,走了十来步就拐了一个弯,拐过去之后空间豁然开朗。陈望生用手电筒扫了一圈,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地下房间里。房间比防空洞那个大得多——大概有三十平米见方,天花板很高,手电筒的光打上去能看到从上面垂下来的榕树根须。根须在墙壁上织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但房间的正中央被清理得很干净,没有一根树根垂下来。
房间正中放着一张供桌。
供桌是老式的红木供桌,桌面漆得发亮,显然是被人擦拭保养过的。供桌上摆着两排东西——每一排都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在最近刚刚整理过。
第一排是红姑的东西:木梳、香包、铜钱、拨浪鼓、龙凤烛。每一样都和陈望生在302里找到的一模一样。但不是同一套——这一套是全新的,木梳上的漆还亮着,香包的绸布还泛着新丝的光泽,铜钱的绿锈很浅,拨浪鼓的鼓面紧致,摇了摇还能发出清脆的响。这些是红姑真正的嫁妆。林友全欠她的聘礼,被她阿公林清源补上了,放在这个地下房间里,等着她来拿。她等了四十三年,没等到。现在人走了,东西还在。
第二排是新郎的东西: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石狮供销社”的字样。一块手表,表盘碎了,指针停在九点二十三分——大概是车祸发生的时间。一本工作证,翻开之后里面贴着新郎的照片,照片上的陈某明穿着中山装,表情木讷但眼神清澈,嘴角微微上扬。一叠信纸,纸面上压着供销社的红格线,每张纸上都有钢笔写了一半的字——有的只写了一行,有的写了大半页,都是写给红姑的草稿。最后一封信——那封他寄出去的信——已经被红姑带走了。没写完的这些留在了地下,和黄德寿偷走又被红姑拿回的那封放在一起。现在它们被端端正正地放在供桌上,旁边压着一块玉镇纸,镇纸上刻着一行字:“来生再写。”
陈望生把手电筒放在供桌上,拿起那块手表。表盘冰冷,指针停在四十三年前的那个早晨。他想起新郎在供销社的灯光下写信的样子,想起新娘在巷口的榕树下等花轿的样子。一个人来不及写,一个人来不及等。现在两支指针永远停在了同一个瞬间——九点二十三分。那是新郎撞上货车的一刻,也是红姑的一生开始停摆的一刻。
供桌下面有两个箱子。第一个箱子打开了,里面放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嫁衣。不是302衣柜里那件被黄德寿镇过魂的。这一件是新的,绸缎还泛着淡淡的光泽,金线绣的龙凤首尾相接,领口缀着珍珠,袖口滚着花边。嫁衣上放着一张纸条,毛笔字——
“阿红:阿公补你的聘礼。阿爸欠你的,阿公还。林清源,一九七六年冬。”
红姑的阿公在她死后补了一份嫁衣。他知道儿子做了什么,但他能做的只有这个。他把嫁衣放在地下,和新郎的遗物放在一起,等着外孙女来取。这一等就是几十年,等到他也死了,等到林友庆接手了钥匙,等到陈望生站在这里。
陈望生把嫁衣放回箱子,打开了第二个箱子。
这个箱子不大,里面只放着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林家后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纸已经发黄发脆了,边缘一碰就碎。信是林清源写的,林友全和林友庆的父亲,红姑的阿公。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苍老但工整——
“林家后人: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阿红大概已经走了。她是带着冤屈走的,也是带着清白走的。我儿林友全害了陈某明,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在世时无力回天,只能在地下备一份嫁妆,等阿红来取。她若不来,就留给林家的后人。这些东西是阿红的聘礼,也是林家的罪证。你们带走也好,烧掉也好,埋在榕树下也好。只有一件事——不要忘了阿红。不要忘了陈某明。他们是林家欠下的债。不管过了多少年,这笔债都要记得。林清源,一九九〇年春。”
“一九九〇年春”后面还有一行字,是后来补上去的,笔迹更抖,墨色更淡——
“阿庆:你看了这封信,不要再怪自己。你那年坐在副驾驶上,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也是罪。但你守了这把钥匙这么多年——够了。阿公说的。林清源,一九九〇年秋。”
陈望生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林清源在临死前半年写了这封信,死前又补了一行。他大概知道林友庆心里压着什么——那个从头到尾都在场的弟弟,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什么都没做也是罪。他替儿子认了罪,也给孙子留了一条路。
第二样东西是一个首饰盒。紫檀木的,巴掌大,盒盖雕着石榴和蝙蝠——多子多福的老图案。他把盒盖打开,里面铺着一层红绒布,绒布上放着几件首饰。一根银簪,簪头雕着一朵莲花,莲心镶着一颗小小的红宝石。一对金耳环,耳钩很细,垂着两条小金鱼,金鱼的尾巴是可以活动的。一只玉镯,冰种,淡绿色,圈口很细——红姑的手腕细,这只镯子大概是按她的尺寸打的。首饰盒里还有一张小红纸,纸上用钢笔写着——“秀红妆奁”。
嫁妆首饰。
陈望生把首饰盒合上。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每一件首饰上都有使用过的痕迹。银簪的簪身微微弯曲,大概是被戴过很多次。金耳环的耳钩有一点磨损。玉镯的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磕在什么东西上留下的。红姑活着的时候戴过这些东西——也许是在镜子前面试戴的时候,也许是在婚礼前夕对着镜子盘头发的时候。她把银簪插进发髻,戴上金耳环,套上玉镯,然后穿上那件红色的嫁衣。她以为明天就是好日子,明天以后就是另一种人生。
箱子里的第三样东西是一个铁盒子,和老孙留在302床底下那个一模一样。他把铁盒子拿起来,发现盒盖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铅笔写着——“给望祖”。
林望祖的。
他把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开裆裤,站在榕树底下,咧着嘴笑。照片背面写着——“望祖周岁,1981年。”还有一封信。很短,是林友庆的笔迹——
“望祖:你爷爷林友全做错了事。你阿公林清源替他还了债。你不欠红姑什么。你小时候在榕树底下玩,红姑在树上看着你。她没吓过你,没害过你。她只是看着——看着她没机会生下来的孩子长大。这个铁盒子里装的是你小时候的东西。你妈留的。我替你保管了几十年,现在交还给你。红姑走了。你不用再烧纸了。林友庆。”
陈望生把铁盒子合上,放进背包里。他想起林望祖说过的那些话——“我十五岁下去过一次。”“我在变电所画符,画了十二年。”“我每个月十五来烧纸。”那个在榕树底下玩的小孩,不知道自己头顶的榕树里坐着一个穿红嫁衣的女人,在看着他长大。
他把供桌上的遗物一件一件收进背包里。木梳、香包、铜钱、拨浪鼓、钢笔、手表、工作证。他把那件新嫁衣从箱子里拿出来仔细叠好,放进背包最大的夹层里。首饰盒太小,他直接放进了铁盒里。整理完的时候,他发现供桌上还有一个东西没有拿——那把铜钥匙。他带来的那把,和地下铁柜的锁孔完美匹配的那把。他把钥匙拿起来,翻过来看。钥匙的柄上刻着一个字——“陈”。不是林,是陈。新郎的姓。这把钥匙不是林家的,是陈家的。是陈某明留给红姑的东西——大概是他出租屋的钥匙,或者是供销社办公室的钥匙。红姑把它带在身上,死后被她阿公收走,放在地下几十年,最后传到了他这个姓陈的后人手里。
陈望生把钥匙握在手心里。铜是热的,在潮湿的地下放了四十年,拿出来竟然还是热的。
他站在供桌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下房间。手电筒的光扫过墙上的榕树根,扫过那些铜镜,扫过地上的两个空箱子。他注意到供桌后面的墙壁上刻着字——很大的字,每个都有巴掌大,是凿子凿出来的——
“陈林联姻,生死不离。”
下面是两行小字——“陈某明林秀红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
婚期。
有人在地下给新郎和新娘立了一块碑。不是墓碑,是婚碑。刻的人大概是林清源——他在儿子害死新郎、女儿吊死之后,在地底下给两个人办了一场冥婚。没有花轿,没有鞭炮,只有一面刻着字的石壁,一张摆满嫁妆的供桌,和头顶老榕树垂下来的根须。
陈望生走到石壁前面,用手指摸那八个字。凿痕很深,边缘已经被青苔填满了。他把青苔刮掉,露出下面原色的石头。石头是白的——花岗岩,和巷口那座牌坊是同一种石料。
他退后一步,对着石壁鞠了一躬。
然后他转身走出了地下房间。沿着通道回到铁梯下面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不是霉味,不是泥土味,是烧纸的味道。通道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铁盆,盆里有一堆纸灰。纸灰的边缘还亮着几点暗红色的火星——不是最近烧的,大概是林友庆来的时候烧的。盆旁边放着一叠没烧完的黄纸,纸面上印着红色的图案——不是冥币,是喜帖。红色的喜帖,上面印着金色的“囍”字。林友庆在给新郎和新娘烧喜帖。烧了大概不止一次。
陈望生从那叠黄纸里抽出一张,看了看上面的字。喜帖上写着——“谨订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为陈某明先生、林秀红女士举行结婚典礼,敬备薄酌,恭候光临。地点:石狮镇振狮巷林家老厝。”
这张喜帖当年没有发出去。新郎死了,婚礼没了,喜帖被林清源收起来,放在地下几十年。林友庆每年八月二十都要来烧一张——烧了四十三年,大概烧掉了四十三张。剩下这些是备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陈望生把喜帖放回去,爬上了铁梯。
外面的雨停了。榕树的叶子上挂满了水珠,风一吹就撒下来,落在他的头发上和肩膀上。他把背包往上托了托,站在榕树底下抬头看三号楼。302的窗户被雨水洗得很干净,窗帘拉开了一半,屋里没有开灯,但他能看到窗户后面站着一个影子。
不是红姑。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影,手里夹着一支烟。
老孙。
陈望生绕到前面推开铁门,爬上三楼。302的门开着,老孙站在客厅中央,叼着烟,正在看墙上被撕成两半的“囍”字剪纸。听到脚步声,他没有回头,只是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在茶几上那个空空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
“你又回来了。”
“我来拿东西。”陈望生把背包放在地上,“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来的时候门已经开了。以为是贼,上来一看——这间房子里什么东西都没少,也没什么好偷的。”老孙转过身来,打量了他一眼,“你下去了?”
“下去了。”
“拿了什么?”
“红姑的嫁妆。”
老孙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掐了。“拿了就好。拿了就走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在茶几上。是一把钥匙——302的钥匙。“这把钥匙还给你。你是最后一个租户,押金我退不了,房子也不打算再租了。三号楼要被拆迁了,这块地卖了,明年就要推。”
陈望生拿起钥匙。302的钥匙和那把铜钥匙并排放在他手心里,一把新,一把旧。一把是出租屋的钥匙,一把是婚房的钥匙。他把两把钥匙一起放进了铁盒里。
老孙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我小时候跟阿红叫姐。她出嫁那天,我在巷口等着看花轿。花轿到了,新郎没来。阿红坐在花轿里不肯出来,我给她递了一杯水。她接过水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她那时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哭,不是怨,是还在等。她觉得新郎会来的。只是迟到了——只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只是雨太大了骑得慢——总之会来的。”老孙的声音开始发抖,“她等了三天。第一天下雨,第二天下雨,第三天也下雨。第四天早上天晴了,她吊死了。”
“你后来为什么往302里送人?”
“怕。”老孙低下头,看着自己空空的双手,“怕她找上我。怕她记得我偷了她的红绳——那年我十岁,她在巷子里试嫁衣,红绳放在窗台上,我顺手拿了。后来弄丢了。红姑死后开始闹鬼,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她问我要红绳。我受不了了,去找了一个师傅。师傅说,红绳是聘礼的一部分,你偷了她的聘礼,就得还她一个新郎。你找不到一个新郎,就得给她送人。送得够多了,她也许能找到一个像的。”他苦笑了一声,“后来发现只是白送。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像新郎的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送人的人。你看——姚千死了。我也快了。”
“你还不走?”
“走不掉。”老孙说,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我们这些在这条巷子里长大的人——我、姚千、林友庆、黄德寿——都走不掉了。有人在榕树底下挖了一个洞,有人在地下埋了一份嫁妆,有人每年烧香包,有人往房间里塞人。做了几十年的事,心里的东西早就长在树上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铁门关上的那一声闷响里。
陈望生一个人在302里又站了一会儿。他把墙上那两半“囍”字剪纸取下来,叠好,放进铁盒里。然后他关上了302的窗户——这一次,窗把手没有再自动弹开。窗户结结实实地锁上了,窗台上那双绣花鞋的位置只剩下两圈浅浅的印子。
他走出房间,把门锁好。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三盏全亮着,从头亮到尾,和红姑刚走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下了楼,他站在榕树下,抬头最后看了一眼三号楼三楼东边的窗户。窗户暗着,窗帘紧闭,没有红色的光透出来。榕树的树冠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叶子上的水珠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想起红姑在衣柜镜子里最后回眸的那个表情——不是凝视他,是越过他看着远处。他现在知道她看的是哪里了。不是新郎的脸,不是地下的床,不是房梁上那四个指甲刻的字。她看的是未来。是她等了四十三年终于触碰不到的明天。
他背起背包,转身走进巷子。巷子里的小吃摊又热闹起来了,油烟味和烤鱼的焦香混在一起,有人在用闽南语划拳,有人在大声打电话。音响里飘出邓丽君的老歌,软软糯糯的闽南语小调盖住了所有的嘈杂。
出租车停在巷口。他拉开车门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不是歌声,不是鼓声,是一阵很轻很细的笑声。女人的笑声,混着婴儿咯咯咯的笑。两声叠在一起,从榕树底下传来,从那个被水泥封死的洞口传上来,被夜风送出了很远很远。
他没有回头。
因为他知道,那不是恐惧的笑,不是怨气的笑,是一个等了太久的人终于等到了的笑。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红姑抱着她的孩子,穿着阿公补做的嫁衣,站在新郎面前。新郎大概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还是1976年那辆老式的凤凰牌,车铃铛被她死后编的红线拴在车把上。他下了车,站在那里,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等了四十三年,临到头反而不会说话了。
于是红姑自己掀开了盖头。
她看着他。
嘴角那颗痣微微上翘。
然后她开了口。
“明天见。”
(第十章完)
乞丐读书开学校 补习 开五金店
乞丐骗钱的
读书补习上学是没有用的
都是理论知识
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
乞丐神经病说谎做小偷
乞丐有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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