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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二十一章 归途 ...

  •   回程的飞机上,翟雨泊一直在睡。

      不是那种不安稳的、眉头紧皱的、随时会醒的浅眠。是那种整个人沉下去的、身体完全放松的、呼吸又慢又深的深睡。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底,沉到底了,躺在柔软的泥沙上,不再往下掉了。水流从它身上流过,轻轻的,凉凉的,带不走它,也惊不醒它。它就那么躺着,在水底,在泥沙上,在阳光照不到但水很温暖的地方。

      翟雨泊动了一下,眉头微微皱起,像被什么东西打扰了。但很快眉头又松开了,嘴唇微微嘟起,在翟若霖的嘴唇上蹭了一下,像一只猫用头蹭主人的手,不是有意的,是本能的,是身体在睡梦中依然记得的那个动作——确认那个人还在。确认了,就安心了。继续睡。呼吸重新变得平稳,身体重新变得柔软,整个人往翟若霖怀里缩了缩,缩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形状。

      翟若霖没有动。他保持着那个姿势,让哥哥靠在他肩膀上,头枕着他的颈窝,手搭在他的胸口,手指轻轻地攥着他的T恤,攥得不紧,松松散散的,像一个小孩子在睡着之前最后的意识——抓住一样东西,确认它在,然后才能安心地闭上眼睛。他低下头,在翟雨泊的发旋上落下一个吻。嘴唇贴着头发,软软的,带着洗发水的味道——草莓味的。用了很多年,没换过。以后也不会换。因为这是翟雨泊喜欢的味道。翟雨泊喜欢什么,他就用什么。翟雨泊喜欢蓝色,他就穿蓝色。翟雨泊喜欢安静,他就不说话。翟雨泊喜欢在凌晨四点站在阳台上发呆,他就站在他身后,把他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从凌晨四点站到天亮。翟雨泊喜欢的,他都给。翟雨泊不喜欢的,他都改。改不掉的,藏起来。藏不住的,忍着。忍不了的——就告诉自己是能忍的。因为和翟雨泊比起来,什么都好忍。忍一辈子都行。

      飞机在云层上面飞行。窗外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翟若霖知道,云层下面是大海,大海下面是陆地,陆地上面是城市,城市里面有那栋三十二层的楼,楼里有那间朝南的屋子,屋子里面有那盆绿萝。绿萝的藤蔓已经长到一楼了,碰到了地面。它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长。也许它会停下来,不再长了。也许它会在碰到地面的那一刻卷起来,往回长,从一楼长回二楼,从二楼长回三楼,从三楼长回四楼,从四楼长回五楼,从五楼长回六楼。绕一圈,回到原点。像一个人的一生——从起点出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看了很多很多的风景,遇见了很多很多的人,最后发现,最想回去的,还是起点。那个漏雨的、窗户对着墙的、只有十几平米的起点。不是因为起点有多好,是因为起点有那个人。十五岁的翟雨泊,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灶台前,把两块排骨都夹进他的碗里,说“哥不爱吃排骨”。他的右眼皮在跳。

      “雨泊。”他轻声叫了一下。

      没有回答。只有呼吸声。很慢,很轻,像退潮。

      “雨泊。”又叫了一声。

      睫毛动了一下。

      “雨泊。”第三声。

      眼睛慢慢睁开了。先是右眼,再是左眼,像两扇沉重的门被一点一点推开,露出里面被黑暗关了很久的光。那双眼睛看着他,瞳孔从涣散到聚焦,像相机镜头在慢慢转动,模糊的轮廓一点一点变得清晰。

      “到了?”翟雨泊的声音是哑的,像很久没有喝过水,声带像两张砂纸在互相摩擦。

      “没有。还要两个小时。”

      “那叫我干什么?”

      “想叫。”

      翟雨泊眨了眨眼睛,看着弟弟的脸。机舱里很暗,只有头顶那盏小小的阅读灯亮着,橘黄色的光落在翟若霖的右半边脸上,把那一半的脸照得很亮,另一半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楚。像一幅明暗对比强烈的油画,一半是光,一半是影,中间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线,把光和影分开。那条线不是直的,是弯的,顺着他的眉骨、鼻梁、嘴唇,一路往下,画出一个他闭着眼睛都能描摹出来的轮廓。

      “若霖。”

      “嗯。”

      “你好看。”

      翟若霖愣了一下。“什么?”

      “你好看。从十四岁开始就好看了。那时候你刚长开,眉眼变深了,下颌线变硬了,嘴唇变薄了。你从一个圆圆的、肉肉的、像包子的脸,变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像刀削出来的脸。你站在校门口等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书包带子断了一根,用绳子系着。风吹过来,把你的头发吹乱了,你伸手拨了一下。那个动作——我记了很多年。你拨头发的样子,手指插进头发里,从额头往后拨,头发从指缝间漏出来,又落回额前,你再拨一次。拨了很多次,它总是落回来。你就随它去了,让它乱着。你乱着头发站在校门口的样子,很好看。”

      “你从来没有说过。”

      “有些话,不用说。看着就够了。”

      翟若霖把哥哥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脸上。手指从额头滑到眉毛,从眉毛滑到鼻梁,从鼻梁滑到嘴唇,从嘴唇滑到下巴。指尖在下巴上停了一会儿,那里有一层薄薄的胡茬,扎手的,像春天刚冒头的草芽,嫩绿的,倔强的,从泥土里钻出来,不管有没有人看见。

      “雨泊。”

      “嗯。”

      “你第一次觉得我好看,是什么时候?”

      “你十四岁。巷子里。你手里拿着那块砖头,砖头上全是血。你的脸上也有血,手上也有血,衣服上也有血。你站在我面前,眼神是空的,像一口被抽干了水的井。你的脸上有一条血痕,已经干了,变成褐色的,像一道小小的、弯弯曲曲的河流。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哥,他们打你’。你的声音是平的,没有害怕,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像一面被磨平了的墙,光滑的,平整的,什么痕迹都没有。但我知道,那面墙的后面,有一整片海在翻涌。只是墙太厚了,海的声音传不出来。那一刻,我觉得你好看。不是脸好看,是你好看。你整个人,从里到外,从骨头到皮肤,从过去到未来。都好看。”

      翟若霖没有说话。他把脸埋在哥哥的掌心里,闭上眼睛。掌心的温度不高不低,刚好是让人舒服的温度。像春天的风,像秋天的阳光,像所有不会让人感到冷也不会让人感到热的东西。刚刚好。

      “若霖。”

      “嗯。”

      “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

      “你在哭。你的眼睛在哭。”

      翟若霖把脸从掌心里抬起来,看着哥哥。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他的眼泪在八岁那年就用完了,在那间灵堂里,在那些花圈和白色蜡烛中间,在所有大人都以为他心很硬、不会哭的时候,他哭过了。哭得很小声,小声到没有人听见。哭得很短,短到没有人看见。他把那场哭藏起来了,藏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他把那个地方锁上了,把钥匙扔了。再也没有打开过。但今天,那个锁松了。钥匙不见了,但锁自己松了。锈了,老了,不中用了。轻轻一碰,就开了。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没有声音,没有预警,像地下泉水找到了一个裂缝,从地底下涌上来,止不住。他不想止。他等了十七年,从八岁等到二十五岁,从出租屋等到三十二楼,从北方等到南方,从一个人等到两个人。他等到了。他可以哭了。不用再忍了。

      翟雨泊伸出手,用拇指擦掉他脸上的眼泪。一滴,两滴,三滴。每一滴都擦得很仔细,像在擦拭一件很珍贵的瓷器,怕用力了会碎,怕不用力了擦不干净。眼泪是咸的,温的,从他的拇指流到掌心,从掌心渗进掌纹里,顺着那些细细的、弯弯曲曲的线,流到手腕,流到手臂,流到心脏。咸的。和那个天桥上的雨夜一样咸。但不一样的是——那晚的眼泪是苦的,这滴泪是甜的。因为那晚的眼泪是告别,这滴泪是开始。

      “若霖。”

      “嗯。”

      “你知不知道,你哭起来很好看。”

      翟若霖笑了一下。带着眼泪的那种笑,像雨后的彩虹,脆弱,短暂,但美得让人不敢眨眼。翟雨泊看着那个笑容,心里想:原来幸福是这样的。不是轰轰烈烈,不是刻骨铭心,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在飞机上,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他哭了,他帮他擦眼泪。这就够了。不需要更多了。

      飞机降落的时候,是凌晨。城市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红的,白的,黄的,像一大把碎掉的宝石被人随意地洒在了黑色的绒布上,亮着,不会灭。翟若霖拉着翟雨泊的手,走出机场。风很大,比阿姆斯特丹的风还大,吹得人站不稳。他把哥哥的领口拢了拢,把围巾围好,把帽子戴正。然后他蹲下来,帮他把鞋带系紧。翟雨泊低头看着他——他蹲在地上的样子和很多年前一样,肩膀宽了,背直了,但那个姿势没变。蹲下来,低头,手指在鞋带上穿梭,打一个结,再打一个结,拉紧。和十四岁那年,在巷子里,他蹲下来帮他系鞋带的样子——一模一样。

      “好了。”翟若霖站起来,“走吧。”

      “去哪?”

      “回家。”

      他们打了车,报了地址。司机是本地人,话很多,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是兄弟吧?长得挺像”。翟若霖说“不是”。司机说“那是朋友?”翟若霖说“不是”。司机笑了笑,不问了。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只蜜蜂被关在玻璃瓶里,翅膀扑打着瓶壁,出不去。翟雨泊靠在翟若霖的肩膀上,闭上眼睛。他没有睡着,只是在闭目养神。他在想——司机说我们长得像。像吗?不像。翟若霖的眉毛比他浓,鼻梁比他高,嘴唇比他薄,下巴比他方。没有一处像的。但司机说像。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彼此的眼神一样。一个人在看着另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亲情,不是友情,不是爱情,是比这些都更深、更沉、更重的东西。是——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缺失的那部分。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就不会再丢了。

      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翟若霖付了钱,下了车,拉着翟雨泊的手,走进小区。路灯亮着,橘黄色的,暗暗的,照不太亮,但它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人行道上,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分不开的整体。风吹过来,把翟雨泊的围巾吹散了,翟若霖伸手帮他重新围好,这一次围得不紧不松,刚刚好。

      “若霖。”

      “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小区看房的时候,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说‘这栋楼有光’。”

      “我说的是‘这栋楼的朝向好,采光不错’。”

      “你心里想的是‘有光’。”

      翟若霖没有说话。他看着面前这栋三十二层的楼,每一层都有窗户,每一扇窗户里都有灯。有的亮着,有的暗着。亮着的那些,是还没睡的人。暗着的那些,是已经睡了的人。但不管是亮着还是暗着,那些窗户都在那里。从建好的那一天就在了,会一直在。直到被拆掉的那一天。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可能在他死了以后。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此刻,在三十二楼,左边数第三个窗户,灯是亮着的。不是他走的时候忘关了,是他出门之前故意留着的。因为他知道,他会回来。他回来了,灯亮着,他就不用摸了。可以直接走进来,换鞋,放钥匙,坐在沙发上,等着那碗粥端上来。凉的也好,热的也好,什么味道都好。因为是那个人做的。

      他们走进单元门,按了电梯。电梯很慢,从一楼到三十二楼,每一层都要停一下,像一个腿脚不好的老人,走一步歇三步。他看着电梯门上方那个跳动的数字,1,2,3,4,5——每一层的跳动都像一次心跳,咚,咚,咚,不紧不慢。

      电梯到了。门开了。

      玄关的灯亮着。橘黄色的,小小的,瓦数不高,照不太亮。但它在亮。一直亮着。从那个冬天亮到这个冬天。从北方的巷子亮到南方的高楼。从八岁亮到二十五岁。

      翟若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久到翟雨泊在他身后叫了他一声。

      “若霖。”

      “嗯。”

      “怎么不进去?”

      “在看灯。”

      “灯有什么好看的?”

      翟若霖转过头,看着哥哥。翟雨泊站在走廊里,身后的墙壁是白色的,头顶的灯是白色的,他的脸被那盏白色的灯照得很白很白,白得像一张纸,纸上写满了字。那些字很小,小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但他不用放大镜。他闭上眼睛都能看见那些字的笔画。每一笔都写在他心上。写得很深,深到和心脏长在了一起。把那张纸撕掉,心脏会疼。不是血管破了的疼,是某一块肉被硬生生撕下来的疼。那块肉长了很多年,从翟若霖五岁那年就开始长了,长到现在,二十年后,它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了。它和心脏共用同一根血管,同一个神经,同一个疼痛感知系统。它疼的时候,心脏也在疼。心脏疼的时候,他也在疼。但此刻,它不疼。它在跳。咚,咚,咚。一下一下,很重,很稳。像一根钉子被锤子一下一下地敲进墙里,敲得很深,深到和整面墙融为一体了,拔不出来了。

      “雨泊。”

      “嗯。”

      “我们到家了。”

      “嗯。”

      “进来吧。”

      翟若霖伸出手,拉着翟雨泊的手,走进门。门在身后关上了。楼道里的灯灭了。走廊里黑了,只剩电梯门上方那个数字还在亮着,32,橘红色的,像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太阳,挂在那面灰色的墙上,不会落。

      玄关的灯还亮着。小小的,暗暗的,照不太亮。但它会一直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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