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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章 展示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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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日子定在十二月十五号,一个星期二。
倒计时一周的时候,我开始失眠。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失眠,而是脑子太清楚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眼前全是电路图、电阻值、水位标尺。每一根线都在我脑子里重新走一遍,从电源正极出发,经过开关,经过电极,经过蜂鸣器,回到负极。电流看不见,但我想象它像河水一样流,遇到阻碍就绕,绕不过去就停。
凌晨两点,我坐起来,翻开笔记本重新算了一遍阈值电阻。
隔壁房间没有声音。泽安睡了,或者没睡——他睡觉从来不出声。
倒计时三天,我在学校里把海报卷好,用橡皮筋扎住,竖在课桌旁边。索菲亚每次路过都要摸一下,像摸一只猫。
“你别把它摸脏了。”我说。
“我的手不脏!”
“你刚吃完薯片。”
她把手缩回去,舔了舔手指。
若昂下课的时候在走廊上叫住我。
“你的展示稿写好了吗?”
“写了。”
“给我看看。”
我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拿出两张纸。他接过去,站在走廊边上读。阳光照在他的眼镜片上,反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他的嘴唇在动,默读,偶尔皱一下眉头。
“这里。”他用笔在我的稿子上画了一个圈。“你说‘电极间距与电导率成正比’——比例关系说错了。应该是正相关,不是正比。”
我低头看。确实错了。
“还有,你这一段讲水位的临界值,前面没有定义清楚。你应该先说明你用的单位是厘米,从哪里算起。”
他把稿子还给我。我说谢谢。他说不客气,转身走了。走了三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你的选题很好。比我的好。”
我愣了一下。他已经走进教室了。
倒计时一天。
泽安下午出去修了一趟电线,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小木盒。方方正正的,巴掌大,表面打磨过,涂了一层清漆,木纹很好看。
“这是什么?”我问。
“外壳。”他说,“你那个装置,总不能裸着。”
我打开木盒。里面正好放下电池和电路板,蜂鸣器嵌在盖子内侧,电极引线从底部一个小孔穿出来。每个元件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像专门为它们定做的房间。
“你做的?”
“嗯。”
“什么时候?”
“这几天晚上。”
我看着那个木盒,手指摸着光滑的木纹。他打磨了很多遍,摸上去像石头一样温润。盒盖的内侧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笔迹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水位16cm。”
十六厘米是临界值。
我把木盒抱在怀里,没说话。他也没说话。他蹲下去系鞋带,系完站起来,从桌上拿了一个芒果,用刀切开,递给我一半。
“明天几点?”他问。
“下午两点。图书馆。”
“嗯。”
展示那天,我起得很早。
睡不着。我坐在门口看河。河面上有一层薄雾,白蒙蒙的,对岸的树看不清楚,像一幅没画完的画。芒果树上有鸟在叫,叫声很长很尖,像一根针划破布。
我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是明薇上周借给我的,她说我穿白色比较“像科学家”。我不太确定科学家穿什么,但还是穿了。
泽安比我起得还早。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自行车擦过了,链条上了油,轮胎打了气。车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份用保鲜膜包好的三明治。
“吃了再走。”他说。
我们在门口的台阶上并排坐着吃三明治。面包有点干,火腿片咸得要命,但鸡蛋煎得刚好,蛋黄半熟,咬下去会流出来。泽安的吃法是把三明治竖起来,让蛋黄流进嘴里,一滴都不浪费。
吃完以后,他骑车带着我。
我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抱着木盒,另一只手抓着他腰侧的衬衫。风吹过来,他的衣服鼓起来,像一面不太白的帆。路两边的房子往后倒,电线杆一根一根地数过去——第九根的时候左转,过桥,再骑五分钟,就到了。
图书馆门口已经有人了。
多娜·伊扎贝尔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铺了一块深蓝色的桌布,上面放着号码牌。她看见我,招手说:“你是第七号。展示在里面,每个人十五分钟,评委坐在前面。”
我把木盒放在桌上,去签了到。回头的时候,看见明薇和索菲亚已经来了。索菲亚举着一张她自己做的加油牌,上面写着“安南!电!水!赢!”,每个字用了不同颜色的马克笔,感叹号比字母大三倍。
“你们不用上课吗?”我问。
“请假了。”索菲亚说。
“我妈帮我请的。”明薇说,“她说这是正事。”
我笑了一下。手心里全是汗。
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除了参赛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还有几个老师。罗德里格斯先生坐在第三排,看见我,点了点头。我回点了一下。桑德拉女士没来,但若昂来了,他坐在角落里,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不知道在写什么。
然后我看见了他。
泽安站在图书馆门口,靠着门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T恤,袖子卷到肩膀,露出晒得很黑的手臂。工具袋没带,但牛仔裤膝盖上有一个旧补丁,是上次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
他没有进来。就站在门框里面一步的位置,像一棵长在那里的树。
我叫到号的时候,站起来。腿有点软。
我抱着木盒走到前面,把它放在展示桌上。评委有三个人:一个是从隔壁镇请来的中学科学老师,一个是市政厅负责水利的工程师,还有一个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
我说:“大家好。我的项目是河流水位监测装置。”
声音出来的时候,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
我讲了设计思路,讲了电极间距的选择依据,讲了阈值电阻的计算过程。我演示了装置如何工作——用一个水瓶模拟河水,慢慢加水,水位升到十六厘米的时候,蜂鸣器响了。
“哔——”的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来,短促而清晰。
那个声音像一只鸟,从木盒里飞出来。
我抬起头。
泽安还是站在门框边。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小到只有认识他很久很久的人,才看得出那是一个肯定的弧度。
提问环节,水利工程师问我:“这个装置的成本是多少?”
“元件的成本不到三十雷亚尔。”我说,“木盒是手工做的,不花钱。”
“维护呢?电极会被河水腐蚀吗?”
“会。所以电极需要定期更换。我设计的时候用了可插拔接口,徒手就能换。每根电极的成本大概是两个雷亚尔。”
退休教授推了推眼镜,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装置可以用在更远的地方?比如亚马孙河的河岸社区?”
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过那么远。
“……如果能帮到更多人,我会很高兴。”我说。
教授点了点头。
我的展示结束了。十五分钟,比我感觉的要短,比一场梦要长。
回到座位的时候,索菲亚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你讲得太好了!那个蜂鸣器响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明薇没有说话。她只是把一瓶水递给我,瓶盖已经拧开了。
后面的展示我没怎么看。我在想那个老教授的话——亚马孙河。那条河比我们家门口的河大一万倍,比我想象的任何东西都大。但原理是一样的:水涨上来,警报响起来。有人会听见。
下午四点多,结果出来了。
多娜·伊扎贝尔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张纸。她念了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
没有我的名字。
我的手又开始出汗了。索菲亚在我旁边小声说:“没事没事,不一定要有名次……”
“第一名。”多娜·伊扎贝尔说,“夏安南。”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听见。
我听见的是别的声音——很轻的,从门口传来的“啪、啪、啪”三下。
是泽安在鼓掌。
他拍得很慢,每一下都清楚,像焊锡落下的声音。三下以后,他停了,手插回裤兜里。
全场都在鼓掌,但我只听见他那三下。
领奖的时候,我拿着那张五百雷亚尔的支票和一张奖状,站在前面。多娜·伊扎贝尔让我说几句。
我说:“谢谢评委老师。谢谢多娜·伊扎贝尔。谢谢索菲亚帮我画海报,谢谢明薇帮我改葡语语法,谢谢若昂借我资料。”
我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门口。
“谢谢我哥哥。”
泽安没有看我。他低下头,在看自己的鞋。
散场以后,索菲亚拉着明薇去面包店买冰淇淋庆祝。若昂走之前跟我说:“你的展示很棒。尤其是那个木盒,哪里买的?”
“我哥做的。”
“你哥做木工?”
“他什么都做。”
若昂看了看门口。泽安已经走到外面了,背对着我们,站在三角梅旁边。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紫红色的花瓣上。
“……厉害。”若昂说。不知道说的是木盒,还是别的什么。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收拾好东西,抱着木盒和奖状走出图书馆。
泽安靠在自行车旁边等我。
我把五百雷亚尔的支票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存起来。给你上大学。”
“你买双新鞋吧。”我说。他的鞋已经穿了一年多,鞋头磨得发白,左脚那只鞋底开了一点胶。
他没接话。他把木盒放进车筐里,跨上车,拍了拍后座。
“上来。回家。”
我坐上去。这次我没抓他的衬衫,而是轻轻地抱住了他的腰。
他的身体僵了一瞬。只是一瞬。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蹬动了踏板。
风吹过来,带着河水和芒果树叶的味道。奖状在我怀里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面小小的旗。
夕阳在我们背后,把整条河都染成了橘色。
我想,这是我来这里以后,最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