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39、非典来了 非典是

　　非典是四月初的时候传来的。
　　一开始谁都没当回事。张弛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看到电视里在播新闻，说广东那边有一种“非典型肺炎”，传染性很强，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他嚼着红烧肉，含混不清地对刘洋说：“非典型？不就是 atypical吗？英语阅读里经常考。”刘洋推了推眼镜，说“嗯”，然后继续吃饭。两个人都没把那则新闻放在心上，就像看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一样——知道，但不当回事。
　　但事情比想象中来得快。
　　四月中旬的一个早上，赵山河照例五点五十起床，走到水房洗脸。水房的灯还是那种老式的声控灯，他咳嗽了一声，灯亮了，白光刺眼。他拧开水龙头，水是冰的，凉得刺骨。他把水泼在脸上，凉意从皮肤渗进骨头里，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他抬起头，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瘦削的、黝黑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的。他对着镜子愣了一会儿，突然发现镜子右下角贴了一张纸，白色的，A4纸，上面用黑体字打印着几行字：
　　“预防非典型肺炎须知：1.勤洗手，勤通风。2.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3.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请立即报告班主任。4.不信谣，不传谣。”
　　赵山河看着那张纸，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爸的腿还没好利索，每个星期要去医院换药。医院那种地方，人群密集，病菌多，如果非典真的传过来了，他爸怎么办？
　　他匆匆洗完脸，回到宿舍，拿起手机，给他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他妈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醒。
　　“妈。”赵山河压低声音，“我爸最近去医院了吗？”
　　“昨天刚去过。”他妈说，“怎么了？”
　　“没事。”赵山河犹豫了一下，“妈，你看新闻了吗？广东那边有一种肺炎，传染性很强。你跟爸说，去医院的时候戴口罩，回来要洗手。”
　　“什么肺炎？”他妈的声音里多了一丝紧张。
　　“非典型肺炎。”赵山河说，“电视里说的。你注意点。”
　　挂了电话，赵山河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天还没大亮，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抹布。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很整齐，“嗒嗒嗒”的，像一匹匹马在奔腾。远处的教学楼亮着几盏灯，灯光昏黄，在晨雾中显得朦朦胧胧的。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赵山河。”上铺的室友翻了个身，“你起这么早？”
　　“睡不着。”他说。
　　“是不是因为非典？”室友的声音闷闷的，从被子里传出来，“我昨晚听我爸说，北京那边也发现了，死了好几个。”
　　赵山河没有说话。他把手机塞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出宿舍。走廊上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响。他走到楼梯口，停下来，看着贴在墙上的那张白纸——“预防非典型肺炎须知”。纸是新的，胶水还没干，边角翘起来，像一张咧开的嘴。
　　他伸手把那翘起的边角按平，然后走下楼梯。
　　学校的反应比他想象的更快。
　　早读课的时候，老周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沓表格。他的表情很严肃，严肃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灰蒙蒙的，压得很低。他站在讲台上，把表格放在讲桌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
　　“同学们。”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最近广东、北京等地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学校接上级通知，从今天起，实行封闭管理。”
　　教室里炸开了锅。
　　“封闭？什么意思？”
　　“不能出去了？”
　　“周末也不能回家？”
　　“那我妈给我送的衣服怎么办？”
　　议论声此起彼伏，像一群被惊动的麻雀。有人在摇头，有人在叹气，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低头看手机——但那时候手机还不多，大部分人只是在抠手指。
　　“安静！”老周拍了一下讲桌，粉笔灰扬起来，在阳光里飞舞，“封闭的意思是，所有学生不得擅自离校。走读生改为住校，学校会统一安排宿舍。每天早中晚三次测量体温，各班指定专人负责。教室每天消毒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所有同学必须佩戴口罩，没有口罩的到后勤处领取。”
　　他说完，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班。
　　“这不是开玩笑。”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前排的同学能听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教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日光灯管的嗡嗡声，能听到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能听到隔壁班英语老师的声音，隔着墙传过来，嗡嗡的，像蜜蜂在飞。
　　林晓月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握着笔，笔尖抵在纸上，但没有动。她的目光落在老周的脸上，那张脸上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担忧，像害怕，像在说“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
　　她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2003年4月15日。非典来了。”
　　写完以后，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那行字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她觉得它很重，重得让她的笔尖都在颤抖。
　　陈启明坐在她旁边，正在看老周发的那张表格。表格上印着“体温登记表”五个字，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格子，从4月15日到5月15日，每天早中晚三格。他拿起笔，在第一行的“姓名”栏里写上自己的名字，字迹工整，横平竖直。
　　“陈启明。”林晓月小声叫他。
　　“嗯？”
　　“你怕吗？”
　　陈启明转过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但那两颗星星里有一种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不确定，像“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怕。”他说，“有我在。”
　　林晓月看着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一个笑，很轻，很淡，像春天的第一缕风，不暖，但很真。
　　“你又不是医生。”她说。
　　“我是你同桌。”他说，“同桌的职责是陪着你。”
　　林晓月低下头，继续写字。但她的耳朵红了，从耳尖一直红到耳根，像被火烧过一样。她用手把头发拨下来，遮住耳朵，但遮不住心跳。
　　封校的第一天，一切都乱了套。
　　走读生们手忙脚乱地搬进宿舍，有人扛着被褥，有人拎着行李箱，有人抱着枕头和毛绒玩具，像一群逃难的难民。宿舍楼不够用，学校把空置的实验楼腾出来，临时改成了宿舍。一间实验室住八个人，上下铺，铁架床，床板硬邦邦的，铺一层褥子还是硌得慌。
　　王雪被分到了实验楼三楼的一间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里有刺鼻的药水味，墙上的元素周期表还没有摘下来，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一排一排的，像一首没有人能背完的诗。她的床是靠窗的上铺，窗户外面是一棵老槐树，树枝伸到窗前，叶子绿得发亮。
　　她把被褥铺好，把枕头放好，把从家里带来的毛绒兔子放在枕头旁边。毛绒兔子是她十岁生日时她妈送的，耳朵已经被她揪得歪歪扭扭的了，但还是一直带着。她把兔子摆在枕头边，拍了拍它的脑袋，小声说：“小兔，我们可能要在这里住很久了。”
　　兔子没有回答。它歪着脑袋，用两颗黑珠子做的眼睛看着她，表情永远是不变的、天真的、无辜的。
　　王雪叹了口气，从床上爬下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春天的花香和泥土的气息，还有远处食堂的油烟味。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王雪！”楼下有人在喊。
　　她探出头，看到赵山河站在楼下，手里拿着两个饭盒。他穿着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整整齐齐，头发刚洗过，还湿着，在阳光下闪着光。
　　“你怎么来了？”王雪喊。
　　“给你送饭。”赵山河举起手里的饭盒，“食堂的红烧肉，去晚了就没了。”
　　王雪笑了，笑得很开心。她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她转身跑下楼，脚步声在楼梯上回响，噔噔噔的，像一只欢快的小鹿。
　　跑到楼下，她站在赵山河面前，喘着气，脸因为跑得太快而微微泛红。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她问。
　　“你每次搬东西都吃不下饭。”赵山河把饭盒递给她，“上次搬家也是，一整天没吃东西，晚上饿得睡不着。”
　　王雪接过饭盒，饭盒是铁的，沉甸甸的，烫得她手指发红。她把饭盒放在旁边的石凳上，掀开盖子，热气冒出来，带着红烧肉的香味。肉块很大，肥瘦相间，酱红色的，油亮亮的，汤汁浸到了米饭里，把白米饭染成了褐色。
　　“你吃了吗？”王雪问。
　　“吃了。”赵山河说。
　　“骗人。”王雪看着他，“你的嘴唇是干的，每次没吃饭嘴唇就会干。”
　　赵山河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他的嘴唇确实是干的，起了一层白皮，用舌头舔了，更干了。
　　“一起吃。”王雪把饭盒推到中间，从口袋里掏出两把勺子，一把递给赵山河，“我早就准备好了，知道你会来。”
　　赵山河看着那把勺子，勺子是不锈钢的，很亮，能照出他的脸。他接过勺子，舀了一口饭，送进嘴里。米饭很软，红烧肉的汤汁渗进去，咸咸的，香香的，好吃得让人想哭。
　　“王雪。”他说。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王雪低下头，用勺子搅着饭盒里的饭，没有说话。她的耳朵红了，从耳尖一直红到耳根，像被火烧过一样。她用头发把耳朵遮住，但遮不住心跳。
　　“因为你对我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赵山河看着她，看了很久。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的脸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幅印象派的画。她的睫毛很长，微微翘起，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抿着，微微上翘，那是一个既认真又害羞的表情。
　　“王雪。”他说。
　　“嗯？”
　　“等非典过去了，我请你看电影。”
　　王雪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灯的光，而是一种从里面往外冒的光，像地底的岩浆，滚烫的、炽烈的、压不住的。
　　“好。”她说，“说定了。”
　　“说定了。”他说。
　　两个人低下头，继续吃饭。勺子碰着饭盒，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单调、重复，但很好听。
　　封校的第三天，恐慌开始在校园里蔓延。
　　起因是隔壁班的一个同学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咳嗽，嗓子疼，症状和非典的早期表现一模一样。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年级——有人说他被隔离了，有人说他被送去医院了，有人说他被确诊了，有人说他同宿舍的八个人都被隔离了。消息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吓人，到最后变成“学校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只是不让我们知道”。
　　林晓月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正在教室里写作业。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确定。她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不知道这场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林晓月。”有人叫她。
　　她抬起头，是陈启明。陈启明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口罩，白色的，医用口罩，上面还有两道蓝色的条纹。他把口罩递给她，说：“戴上。”
　　“你呢？”林晓月问。
　　“我还有一个。”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口罩，展开，挂在耳朵上。口罩很大，遮住了他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隔着口罩也能看到。
　　林晓月把口罩戴上，鼻夹按紧，下拉，盖住下巴。口罩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不刺鼻，但让人安心。
　　“别怕。”陈启明的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布，“有我在。”
　　林晓月看着他，突然觉得这句话很重。以前他说“有我在”，她觉得是一句安慰，一句让人心安的承诺。但现在她知道了，“有我在”不是承诺，是选择。选择留下来，选择不离开，选择和你一起面对那些不确定的、可怕的、可能致命的东西。
　　“陈启明。”她说。
　　“嗯？”
　　“如果我真的得了非典，你会怎么办？”
　　陈启明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光，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看似灭了，其实还在烧。
　　“我会陪着你。”他说，“你去医院，我就去医院。你被隔离，我就被隔离。你活着，我就活着。你死了——”
　　“别说了。”林晓月打断他，眼眶红了，“别说那个字。”
　　“好。”陈启明说，“不说了。”
　　两个人隔着口罩对视，都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春天的第一缕风，不暖，但很真。
　　隔壁班发烧的那个同学，最终被确诊为普通感冒。不是非典，只是着凉了。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人拍桌子，有人吹口哨，有人把课本抛到空中，有人在走廊上大喊“虚惊一场”。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像跑完长跑后大口大口地呼吸，每一口空气都是甜的。
　　但学校的防控措施没有放松。每天三次测量体温，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个班指定专人负责，拿着体温计挨个儿测，腋下五分钟，读数，登记。体温计是水银的，用一次消毒一次，酒精棉球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教室，像医院。
　　林晓月是班里的体温登记员。老周选她的时候，她愣了一下，问为什么。老周说“因为你细心”。她没有再问，接过那沓体温登记表，开始了每天三次的“巡诊”。
　　她拿着体温计，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一个一个地测。测体温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配合，把体温计夹在腋下，乖乖地等五分钟。但也有人不老实，张弛就是其中一个。他每次测体温都会把体温计在手里搓一搓，让水银柱升上去，假装自己发烧了，然后等着林晓月惊慌失措地喊“张弛你发烧了”，他才哈哈大笑地说“骗你的”。
　　林晓月被他骗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她学聪明了，测完体温先看表，确认水银柱的位置，然后再登记。张弛搓了半天的体温计，水银柱升到了三十七度五，林晓月看了一眼，面不改色地说“正常”。
　　“正常？”张弛瞪大了眼睛，“三十七度五叫正常？”
　　“腋□□温三十六到三十七度是正常范围。”林晓月说，“三十七度五属于低烧，但你没发烧，你只是搓的。”
　　张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林晓月，你学坏了。”
　　“跟你学的。”林晓月收起体温计，在登记表上写下“36.5”，然后走到下一个同学面前。
　　李默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他低着头，在看数学课本。课本翻到了三角函数那一章，书页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书角卷了起来，书脊上出现了折痕。他的草稿纸用了厚厚一摞，每一张都写满了数字和符号，有的整齐，有的潦草，有的被划掉重写，像一场混乱的战争留下的痕迹。
　　“李默。”林晓月把体温计递给他。
　　李默抬起头，接过体温计，夹在腋下。他的动作很熟练，不像以前那样笨手笨脚的。这半个月来，他已经测了不知道多少次体温，闭着眼睛都能完成整套流程。
　　“李默。”林晓月看着他，“你最近学习很认真。”
　　“嗯。”李默说，“闲着也是闲着。”
　　“你不是说读书没用吗？”
　　李默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照出他额角的疤痕和眼底的青黑。那些疤痕是打架留下的，有的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细线，有的还在泛着淡淡的粉色。
　　“有用。”他说，“至少不会死。”
　　林晓月愣了一下。她知道李默说的“死”不是指非典，而是指另一种东西——那种在社会底层挣扎、被人踩在脚下、永远看不到希望的死。那种死比非典更可怕，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辈子的事。
　　“李默。”她说，“你会考上大学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已经在努力了。”林晓月说，“努力的人，不会输。”
　　李默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光，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看似灭了，其实还在烧。
　　“林晓月。”他说，“你也会考上大学的。”
　　“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你已经在努力了。”李默学着她的语气，“努力的人，不会输。”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那笑容很短，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了，但它确实存在。
　　五分钟到了，李默把体温计从腋下拿出来，举到眼前，眯着眼睛看。水银柱停在三十六度八。
　　“正常。”他说。
　　“正常。”林晓月在登记表上写下“36.8”，然后走到下一个同学面前。
　　封校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一列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站，但你只能坐着，等着，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变。
　　教室每天消毒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教学楼，刺鼻的，呛人的，闻久了会头疼。有人戴两层口罩，有人把涂了风油精的纸巾塞在口罩里面，有人随身携带一小瓶酒精喷雾，走到哪喷到哪。
　　食堂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不能聚餐，不能聊天。打菜的窗口前画了一米线，排队的人隔着一米远，像一棵棵被种在地上的树。空气里有红烧肉的味道、炒青菜的味道、还有消毒水的味道，三种味道混在一起，闻着让人倒胃口。
　　操场上的活动少了，图书馆里的人多了。不能出去，不能回家，不能见家人，大家只能在学校里找事情做。有人在教室自习，有人在宿舍看书，有人在操场散步，有人在电话亭排队打电话。
　　电话亭在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一共有三部电话，红色的，塑料壳，上面贴着“IC卡电话”的标志。每天晚饭后，电话亭前排起了长队，有人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有人打电话给朋友诉苦，有人打电话给男/女朋友说“我想你了”。
　　苏晓蔓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轮到。她拿起电话，插上IC卡，拨了她妈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快得像她妈一直守在电话旁边。
　　“妈。”苏晓蔓的声音有点哽咽。
　　“蔓蔓？”她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电流的杂音，“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苏晓蔓吸了吸鼻子，“我就是想你了。”
　　“傻孩子。”她妈笑了，但那笑声里有泪，“妈也想你。你在学校好好的，听老师的话，戴口罩，勤洗手，别到处乱跑。”
　　“知道了。”苏晓蔓说，“妈，我爸呢？”
　　“你爸在店里。你要跟他说话吗？”
　　“不用了。”苏晓蔓说，“你跟他说，我没事，让他别担心。”
　　“好。”她妈说，“蔓蔓，你缺什么吗？妈给你送过去。”
　　“学校不让进。”苏晓蔓说，“妈，你别来，不安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妈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这一次，更轻了，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蔓蔓，妈等你回来。”
　　“嗯。”苏晓蔓的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妈，我挂了。”
　　“好。照顾好自己。”
　　苏晓蔓挂了电话，站在电话亭里，看着窗外的天空。天快黑了，西边的天空还有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像被火烧过的云。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她走出电话亭，看到李默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张IC卡。
　　“你打完了？”李默问。
　　“嗯。”苏晓蔓把电话让给他，“你打吧。”
　　李默走进电话亭，插上IC卡，拨了一个号码。苏晓蔓没有走远，她站在花园的石子路上，看着李默的背影。他站得很直，但肩膀微微缩着，像在抵挡什么。他的手指在拨号盘上停留了很久，然后按下了最后一个数字。
　　电话通了。苏晓蔓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但她看到李默的嘴唇在动，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他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苏晓蔓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我没事。你别担心。”
　　苏晓蔓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鼻子很酸。她转过身，走了。
　　非典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高三的学长学姐们是最焦虑的。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非典来了，封校了，复习计划全乱了。有人失眠，有人暴瘦，有人在教室里突然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周围的人吓一跳。
　　老周在班会上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同学们，你们知道非典的‘非’字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人回答。
　　“是非的‘非’。”老周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非”字，“不是‘非常’的‘非’，而是‘是非’的‘非’。非典，非典型肺炎，就是‘不是典型的肺炎’。它不是常规的，不是寻常的，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
　　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着全班。
　　“人生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面对它。是被它吓倒，还是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教室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赵山河举起了手。
　　“周老师。”他说，“我想借您的手机，给我妈打个电话。”
　　老周看着他，点了点头，把手机递给他。
　　赵山河接过手机，走出教室，站在走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那影子很长很长，像一个伸出来的手，在够着什么。
　　他拨了他妈的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他妈的声音有点喘，像是在忙什么。
　　“妈。”赵山河说，“你还好吗？”
　　“好着呢。”他妈说，“山河，你在学校好好的，别惦记家里。你爸的腿好多了，能下地了。”
　　“真的？”赵山河的声音提高了半度。
　　“真的。”他妈笑了，“昨天他还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了两圈。他说‘等腿好了，去学校看山河’。”
　　赵山河的眼泪掉了下来。他用手背擦了擦，吸了吸鼻子，说：“妈，你跟爸说，我等他。”
　　“好。”他妈说，“山河，你好好学习，别想太多。”
　　“嗯。”赵山河说，“妈，你也注意身体。出门戴口罩，回来洗手。”
　　“知道了。”他妈说，“你爸也是这么说的。你们父子俩，一个样。”
　　赵山河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灯的光，而是一种从里面往外冒的光，像地底的岩浆，滚烫的、炽烈的、压不住的。
　　“妈。”他说，“我会考上大学的。”
　　“会的。”他妈说，“妈相信你。”
　　封校的第二周，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大扫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擦窗户的擦窗户，拖地的拖地，消毒的消毒。林晓月被分配去擦走廊的窗户。她端着一盆水，拿着一块抹布，从三楼东头擦到西头。玻璃很脏，上面有灰尘、有雨渍、有手指印，还有不知道谁用圆珠笔写的一行字——“高三（2）班，高考必胜”。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那行字写得很用力，笔迹深深的，凹进了玻璃里，擦不掉。她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去年、前年、大前年的学长学姐。他们也在非典的阴影下，擦着窗户，看着这行字，想着自己的未来。
　　她拿起抹布，蘸了水，拧干，开始擦玻璃。她擦得很仔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水是凉的，凉得刺骨，她的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红，手指像十根小红萝卜，但她没有戴手套，因为她没有。
　　“林晓月。”有人叫她。
　　她转过头，是陈启明。陈启明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块干抹布，说：“你擦，我帮你擦干。”
　　“好。”林晓月说。
　　两个人一前一后，一个擦湿，一个擦干。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玻璃上，照在他们的脸上，照在他们的手上。玻璃越来越亮，亮得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的影子。林晓月看到玻璃里的自己——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有汗珠，眼睛很亮。她看到陈启明——他站在她身后，比她高一个头，也在看她。
　　“陈启明。”她说。
　　“嗯？”
　　“你说非典什么时候能过去？”
　　“不知道。”陈启明说，“但总会过去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春天总会来的。”陈启明说，“不管冬天多长，春天总会来的。”
　　林晓月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像一个藏在壳里很久的动物，终于探出了头，试探着外面的世界。
　　“陈启明。”她说。
　　“嗯？”
　　“等非典过去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好。”陈启明说，“说定了。”
　　“说定了。”
　　两个人继续擦玻璃，一个擦湿，一个擦干。阳光照在玻璃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站在一起，像两个永远分不开的朋友。
　　非典的阴影还在，但春天的花还是开了。
　　校园里的樱花开了，粉色的、白色的，一簇一簇的，像一团一团的云。风一吹，花瓣飘下来，落在操场上、落在台阶上、落在同学们的头发上。有人捡起花瓣，夹在书里，做成书签。有人站在树下，仰着头，看着花瓣飘落，像在看一场无声的雪。
　　林晓月站在樱花树下，手里拿着一本书，书是《围城》，钱钟书的，她从图书馆借的。她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书签是一片樱花花瓣，已经干了，颜色从粉色变成了淡紫色，薄薄的，透明得像蝉翼。
　　她低下头，继续看书。书里有一段话，她用铅笔在下面画了线——“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她看着那行字，突然觉得，这不就是现在的自己吗？在学校里，想出去；出去了，也许又会想回来。人就是这样，永远不满足于现在的位置，永远觉得别处更好。
　　“林晓月。”有人叫她。
　　她抬起头，是苏晓蔓。苏晓蔓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头发披着，发梢微卷，在阳光下泛着栗色的光。她的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Hello Kitty的，封面上的猫咪笑得天真无邪。
　　“你在看书？”苏晓蔓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
　　“嗯。”林晓月合上书，“《围城》。”
　　“好看吗？”
　　“好看。”林晓月说，“钱钟书写得很好，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
　　苏晓蔓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两个人沉默地坐着，看着樱花飘落。风把花瓣吹起来，在空中打着旋儿，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
　　“林晓月。”苏晓蔓突然开口，“你怕不怕？”
　　“怕什么？”
　　“非典。”
　　林晓月想了想，说：“怕。但也不怕。”
　　“为什么？”
　　“因为怕也没用。”林晓月说，“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就不会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等。”
　　苏晓蔓看着她，看了很久。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光，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看似灭了，其实还在烧。
　　“林晓月。”她说，“你比我勇敢。”
　　“我不勇敢。”林晓月说，“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去怕。”
　　苏晓蔓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被她翻得起了毛边，边角卷了起来，书脊上出现了折痕。她把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她这段时间记的笔记——语文的古诗词、数学的公式、英语的单词、历史的时间轴。每一页都写得很满，没有空白，没有浪费。
　　“林晓月。”她说，“你说，我们以后还会是朋友吗？”
　　林晓月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苏晓蔓会问这个问题。她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更像两条平行的河流，各自流淌，但共享着同一片天空。
　　“会。”林晓月说，“为什么不会？”
　　“因为……”苏晓蔓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喜欢过陈启明。”
　　林晓月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樱花的花瓣吹落在她们的肩膀上、头发上、书页上。她伸手拈起一片花瓣，放在手心里，花瓣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
　　“那是以前的事了。”林晓月说，“现在是现在。”
　　“你不怪我？”
　　“不怪。”林晓月看着她，眼睛很亮，“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苏晓蔓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林晓月。”她说，“谢谢你。”
　　“不客气。”林晓月笑了，“我们是同学。”
　　两个女孩坐在樱花树下，看着花瓣飘落。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们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幅印象派的画。远处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球，有人在背书。这座城市和往常一样，忙碌、嘈杂、鲜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们知道，什么都变了。
　　非典改变了他们——让他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在恐惧中保持平静，学会了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那些确定的东西很小，小到像一片樱花花瓣，轻到像一句“有我在”，薄到像一层口罩。但它们很重，重到能在黑暗中发光，重到能在寒冷中取暖，重到能在绝望中撑起一片天。
　　封校的第三周，林晓月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她妈写的，用那种老式的信纸，蓝色的横线，红色的边框。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像小学生写作业。
　　“晓月：家里一切都好，你爸每天上班，我每天在家。菜市场的东西涨价了，但还能买得到。你爸说让你在学校好好读书，别想家里。口罩我给你寄了一包，还有你爱吃的核桃酥，放在门卫室了，你去拿。妈.”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林晓月看了三遍，每一遍都看得眼眶发红。她把信折好，夹在日记本里，塞进抽屉最深处，压在几本课本下面。
　　她走出宿舍，去门卫室拿东西。门卫室在教学楼的一楼，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只有五六平米，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桌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在放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像在念课文。
　　“林晓月？”门卫大爷抬起头，从老花镜后面看着她，“有你的包裹。”
　　“谢谢大爷。”林晓月接过包裹，是一个塑料袋，扎着口，里面是一包口罩和一袋核桃酥。口罩是那种棉布的，可以洗了重复用的，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核桃酥是纸盒装的，上面印着“老字号”三个字，盒子有点扁了，像是被压过。
　　她抱着包裹，走回宿舍。路过操场的时候，她看到赵山河一个人在跑步。他跑得很慢，一步一步地，像是在丈量什么。汗水从他的额头滴下来，滴在跑道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赵山河！”她喊。
　　赵山河停下来，转过身，看到她，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像一个藏在壳里很久的动物，终于探出了头，试探着外面的世界。
　　“你怎么在跑步？”林晓月走过去。
　　“锻炼身体。”赵山河说，“提高免疫力。”
　　林晓月笑了，把包裹里的核桃酥拿出来，递给他一包：“给你，我妈寄的。”
　　赵山河看着那包核桃酥，没有接。“你留着吃。”
　　“我有很多。”林晓月把核桃酥塞到他手里，“你太瘦了，多吃点。”
　　赵山河看着手里的核桃酥，纸盒有点扁，但里面的核桃酥还是完整的，一块一块的，金黄色的，上面嵌着核桃碎，闻着就香。
　　“林晓月。”他说，“谢谢你。”
　　“不客气。”林晓月说，“我们是同学。”
　　赵山河低下头，打开纸盒，拿出一块核桃酥，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林晓月。
　　“一起吃。”他说。
　　林晓月接过那半块核桃酥，咬了一口。核桃酥很酥，一咬就碎，碎屑掉在地上，引来几只蚂蚁。蚂蚁很小，黑色的，排成一条线，把碎屑搬走。
　　“赵山河。”林晓月说，“你说非典什么时候能过去？”
　　“不知道。”赵山河说，“但我妈说，春天总会来的。”
　　林晓月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
　　“会的。”她说，“春天总会来的。”
　　两个人站在操场上，吃着核桃酥，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一群散步的羊。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不像春天的太阳，倒像是夏天的，热烈、奔放、不遮不掩。
　　林晓月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赵山河。”她说。
　　“嗯？”
　　“等非典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会的。”赵山河说，“一定会的。”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春天的第一缕风，不暖，但很真。
　　因为他们知道，春天总会来的。
　　不管冬天多长，春天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