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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歧路(一) 高二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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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下学期的第一周,李默就开始了他的逃亡。
不是那种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逃亡,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更缓慢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逃亡——从课堂逃到操场,从操场逃到校门口,从校门口逃到游戏厅,从游戏厅逃到夜总会。每一步都不大,每一步都有理由,每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但李默知道,他在逃。逃什么?他不知道。也许是那些看不懂的数学公式,也许是那些背不完的英语单词,也许是那些永远做不对的物理题,也许是那些——看他的眼神。
老周找他谈了三次话。第一次是在办公室,老周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红笔,红笔的帽没盖,笔尖抵在桌上,洇出一小片红色的圆点。他的眼镜滑到鼻尖上,目光越过镜框看着李默,像在看一道解不开的题。
“李默。”老周说,“你最近旷课的次数太多了。”
“嗯。”李默站在办公桌前,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梧桐树刚发芽,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轻轻摇摆,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子。
“你有什么困难吗?”老周放下红笔,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家里有事?还是学习跟不上?”
“没有。”李默说。
“那为什么不来上课?”
“不想来。”
老周沉默了。他看着李默,李默看着窗外。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堆满作业本的办公桌,桌上有一盆仙人掌,是隔壁班的花老师送的,仙人掌长得很好,绿油油的,刺很长,像一根根针。
“李默。”老周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不是那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的低,而是那种“我是过来人你是孩子”的低,“你还小,有些路,走错了就回不来了。”
李默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老周的脸上。老周的脸上有皱纹,不是那种很深很长的皱纹,是那种细细密密的、像蜘蛛网一样的皱纹,分布在眼角、额头、嘴角。他才四十出头,但看起来像五十。粉笔灰把他的头发染成了灰白色,教案把他的背压得微微弯曲。
“周老师。”李默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老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重新戴上眼镜,拿起红笔,低下头,继续批改作业。红笔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秋风吹过落叶。
“去吧。”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李默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周老师。”他说。
“嗯?”
“对不起。”
老周没有回答。李默走出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砰”的一声响。那声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很久才消失。
陈启明也找过他。是在篮球场上,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大部分人在打篮球,李默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他把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烟草的味道钻进鼻腔,有点呛,但他习惯了。
陈启明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他穿着白色的运动服,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但还是很精神。他的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放在两个人之间。
“李默。”他说,“你这几天怎么没来上课?”
“不想来。”李默把烟夹在耳朵上,双手撑在身后,仰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一群散步的羊。
“为什么?”
“没意思。”
“什么没意思?”
“学习没意思。上课没意思。考试没意思。”李默的声音很平淡,平淡得像在念课文,“都没意思。”
陈启明沉默了一会儿。操场上有人在喊“传球”,有人在喊“投篮”,球砸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像心跳。远处有人在跑步,脚步声很整齐,“嗒嗒嗒”的,像一匹匹马在奔腾。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陈启明说。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
“你以前虽然不爱学习,但你至少来上课。你以前虽然趴在桌上睡觉,但你至少不旷课。你以前虽然不听讲,但你至少不逃课。”
李默笑了,笑得很短,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了。“陈启明,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陈启明转过头,看着他,“但我想了解你。”
李默愣了一下。他看着陈启明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优越感,没有同情心,没有“我是来拯救你”的居高临下,只有一种很纯粹的、像水一样清澈的东西。那东西叫什么?关心?善意?还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楚,但他能感觉到。
“陈启明。”他说,“你是个好人。”
“然后呢?”
“没有然后。”李默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好人不长命。”
他走了,留下陈启明一个人坐在台阶上。陈启明看着他的背影,李默穿着校服,但拉链没拉,露出里面一件黑色的T恤,T恤很旧,领口洗变形了,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的头发又长了一些,遮住了半边额头,后脑勺的头发翘起来,像一丛没人打理的野草。他的脚步很快,像在逃离什么。
陈启明拿起那瓶矿泉水,拧开盖子,又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得牙疼,但他没有吐出来,咽了下去。他看着手里的矿泉水瓶,瓶身上有水滴,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颗颗小小的钻石。
“李默。”他在心里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李默去了台球厅。
台球厅在江城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从学校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走路要一个半小时。他选择走路,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他想走。走路的时候不用想事情,不用做题,不用背单词,不用面对那些他不想面对的东西。走路很简单,左脚,右脚,左脚,右脚,重复一万遍,就到了。
台球厅在一栋老居民楼的地下室,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星牌台球俱乐部”。招牌上的灯管坏了两根,只剩一根还亮着,发出惨白的光,照在水泥台阶上,像医院走廊里的灯。楼梯很陡,扶手生锈了,摸上去一手铁锈味。墙壁上贴满了海报,有周杰伦的,有F4的,有《古惑仔》的,海报的边角翘起来了,用透明胶粘了又粘,粘了好几层。
地下室很大,有七八张台球桌,绿色的桌布已经磨得发白了,边角起了毛球。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空气里全是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墙角放着一台老式音响,放着迪克牛仔的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声音很大,大到整个地下室都在震动。
老板姓马,三十多岁,剃着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金链子很粗,像拴狗的链子。他坐在收银台后面,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根牙签,在剔牙。看到李默进来,他抬起眼皮,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一条蛇吐了一下信子。
“小李,来了?”马老板把牙签扔进烟灰缸,“今天不用上课?”
“不想上。”李默走到一张台球桌前,拿起一根球杆,在手里掂了掂。球杆是木头的,有点重,手感不好,但他不在乎,因为他不是来打球的。
“行。”马老板站起来,走到他旁边,压低声音,“今晚有人来谈生意,你帮我看着点。”
“看什么?”
“看场子。”马老板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人捣乱,你就上去。有人闹事,你就给我挡。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是马哥的人。”
李默没有说话。他把球杆放下,走到墙角,靠在墙上。墙上有一面镜子,镜子右下角碎了一块,裂纹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扩散,把他的脸切割成好几块。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很陌生——那是谁?那是他吗?那个头发遮住额头、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下巴尖得像刀片的人,是他吗?
“小李。”马老板走过来,递给他一罐可乐,“你别怕。有马哥在,没人敢动你。”
李默接过可乐,拉开拉环,“噗”的一声,气体冒出来,带着一股甜味。他喝了一口,可乐是冰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
“我不怕。”他说。
“那就好。”马老板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次重了一些,“晚上八点,别迟到。”
晚上八点,李默准时到了台球厅。
地下室比白天更热闹了。台球桌全满了,有人在打球,有人在看球,有人在喝酒,有人在聊天。灯光还是那么昏暗,烟雾还是那么浓,迪克牛仔换成了动力火车——“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声音还是那么大,大到说话要靠喊。
李默站在角落里,双手抱在胸前,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栏杆,碰一下就会粘掉一层皮。但他的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涟漪。
马老板说的“客人”来了。三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戴着金戒指,一走进来就大声嚷嚷,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马哥!”领头的一个大声喊,“好久不见,想死你了!”
“强子!”马老板从收银台后面站起来,笑着迎上去,“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发财?”
“发什么财,混口饭吃。”强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抽出一根,叼在嘴里,“马哥,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个事。”
“什么事?”
强子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这里不方便。”
马老板点了点头,带着强子三个人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门关上了,隔音不好,能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在说什么。李默站在墙角,继续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冷,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攥成了拳头。
十五分钟后,马老板出来了,脸色不太好。强子跟在后面,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换成了一种阴沉的表情,像暴风雨前的天空,灰蒙蒙的,压得很低。
“马哥,你再考虑考虑。”强子说,“三天后我来听答复。”
“行。”马老板说,“我考虑考虑。”
强子走了,经过李默身边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好奇,有打量,有一种“你是谁”的疑问。
“马哥,这是你新招的?”强子问。
“嗯。”马老板说,“小李,刚来的。”
强子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走了。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回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小李。”马老板走到李默面前,“你过来。”
李默走过去。
“刚才那个人,叫强子。”马老板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灯光下变成一团灰色的云,“他想入股我的台球厅。”
“然后呢?”
“然后?”马老板苦笑了一下,“然后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让我在这条街上混不下去。”
李默没有说话。
“小李。”马老板看着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李默说。
马老板看着他,突然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不像之前那样像蛇吐信子,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的笑。
“你是个老实人。”马老板说,“在这行,老实人活不长。”
李默没有说话。他看着马老板的脸,那张脸上有伤疤,有新有旧,有深有浅,像一张没有画完的地图。那些伤疤是打架留下的,是被人打的,也是打别人留下的。每一条疤痕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选择。
“小李。”马老板说,“你以后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好。”李默说。
从那天起,李默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白天,他偶尔去学校,但更多的是在出租屋里睡觉。他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把被子蒙在头上,睡到下午三四点才起来。醒来后,他去街边的小饭馆吃一碗面,或者买两个馒头,边走边吃。然后他回出租屋,洗把脸,换身衣服,等到天黑,就去台球厅。
台球厅的工作很简单——看场子。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人打球、喝酒、抽烟、聊天。如果有人吵架,他就上去劝。如果有人打架,他就上去拉。如果有人闹事,他就上去挡。他不怕,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好失去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什么都不怕。
有一次,一个喝醉的客人打了台球厅的小姐。小姐是新来的,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脸上有雀斑,看起来很年轻。她端着酒走过来,客人嫌她走得慢,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她摔倒了,酒杯碎了一地,酒溅在绿色的桌布上,洇出一大片深色的印记。
李默走过去,站在客人和小姐之间。
“大哥。”他说,“消消气。”
“你他妈谁啊?”客人站起来,满身酒气,眼睛通红,“老子的事你管得着吗?”
“管不着。”李默说,“但打女人不好。”
“关你屁事!”客人一拳挥过来。
李默没有躲。拳头砸在他的脸上,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不是哭,是生理反应。鼻血也流了出来,温热的,顺着上嘴唇流进嘴里,咸咸的,带着铁锈味。
“大哥。”他没有擦鼻血,也没有还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客人,“消消气,今晚我请。”
客人愣了一下。他看着李默,李默的脸上全是血,但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那种平静让客人害怕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到底会做什么。未知是最可怕的。
“算了。”客人挥了挥手,坐下了,“再来一瓶酒。”
李默走到吧台,拿了一瓶啤酒,放在客人面前。然后他走到小姐面前,伸出手。小姐坐在地上,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间流出来。她看着李默的手,犹豫了一下,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很凉,但很稳。
“没事了。”他说。
小姐站起来,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走了。
李默回到墙角,靠在墙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鼻血。纸巾很快被血浸透了,变成了红色。他又抽了一张,塞进鼻孔里,堵住还在流的血。
他的脸肿了,左眼眶下面青了一大片,像被人打了一拳——不,就是被人打了一拳。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脸变得更陌生了——青紫的眼眶,干涸的血迹,麻木的表情。他突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很苦,像喝了一口中药,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李默。”马老板走过来,递给他一沓钱,“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李默接过钱,数了数,一千五。他把钱折好,塞进内衣口袋里。钱贴着胸口,能感觉到纸币的棱角,硌得皮肤有点疼。
“小李。”马老板看着他,“你疼吗?”
“不疼。”李默说。
“你骗人。”马老板说,“那一拳不轻。”
李默没有说话。他走到台球桌前,拿起一根球杆,瞄准,击球。白球滚出去,撞到红球,红球滚进底袋,“咚”的一声,清脆,干净。他放下球杆,转身走了。
走到楼梯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地下室还是那么昏暗,烟雾还是那么浓,动力火车换成了迪克牛仔——“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声音还是那么大,大到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他转回头,走上楼梯,走进夜色里。
苏晓蔓找到李默的那天,是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江城四月的天气忽冷忽热,早上还出着太阳,下午就下起了雨。雨不大,毛毛雨,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一本薄薄的书,纸屑慢悠悠地飘下来,落在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凉凉的,像一小片一小片的冰。
苏晓蔓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她站在台球厅门口,看着那块褪色的招牌——“星牌台球俱乐部”——看了很久。她不知道自己在犹豫什么,也许是害怕,也许是紧张,也许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把伞收起来,放在门口,然后推门进去。
楼梯很陡,扶手生锈了,墙壁上的海报比她想象的更旧。她走下楼梯,推开第二道门,台球厅的景象在她眼前展开——昏暗的灯光,缭绕的烟雾,绿色的台球桌,嘈杂的人声,刺耳的音乐。她皱了皱眉,用手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烟味太浓了,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她看到了李默。
他站在角落里,靠在墙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半睁半闭,像是在睡觉,又像是在看着什么。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没戴,头发遮住了半边额头,脸上的表情很麻木,像一张没上色的素描。
苏晓蔓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李默。”她说。
李默睁开眼睛,看到她,愣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苏晓蔓从来没有见过——不是惊讶,不是慌张,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被人撞见了秘密,像被人看到了最不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
“你怎么来了?”他问。
“找你。”苏晓蔓说,“你多久没去学校了?”
“不记得了。”
“两周。”苏晓蔓说,“你两周没去学校了。老周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不接。陈启明给你发了二十几条短信,你不回。赵山河问你是不是出事了,你不理。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李默没有说话。他把目光从苏晓蔓脸上移开,看着台球桌旁那些打球的人。有人在击球,有人在喝酒,有人在笑,有人在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汇成一片嗡嗡的声浪,像一群蜜蜂在飞。
“李默。”苏晓蔓的声音提高了半度,“你到底想干嘛?”
“赚钱。”李默说。
“赚什么钱?”
“这个你别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他把烟在嘴唇间转了两圈,然后取下来,在手指间捏来捏去,烟卷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烟草屑从两端漏出来,掉在地上,一小撮一小撮的,像干掉的蚂蚁尸体。
“你一个大小姐,不该来这种地方。”他说。
苏晓蔓看着昏暗的灯光、烟雾缭绕的空气、墙上贴的陪酒女照片,突然觉得恶心。不是身体上的恶心,是心理上的恶心,是那种看到脏东西时胃里翻涌的感觉。
“李默。”她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不是那种“我可怜你”的软,而是那种“我担心你”的软,“你别把自己毁了。”
“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毁什么?”他笑了笑,笑容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你有。”苏晓蔓说,“你有朋友,有同学,有老师,有那些关心你的人。你不是什么都没有。”
李默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的光。那光很弱,弱到几乎看不见,但它存在。
“苏晓蔓。”他说,“你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不走。”苏晓蔓说,“除非你跟我回去。”
“回哪?”
“回学校。”
李默笑了,这一次,笑得更冷。“学校?那个地方,我回去了又能怎样?听那些听不懂的课?做那些做不出的题?考那些考不及格的试?然后呢?然后考不上大学,出去打工,一辈子就这样了?”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试过了。”李默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我试过了,不行。”
苏晓蔓沉默了。她看着李默,他的脸上有一道新的伤疤,在左颧骨的位置,不深,但很长,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像一条蜈蚣趴在他的脸上。那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不是在学校里能留下的伤疤。
“李默。”她说,“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李默下意识地摸了摸那道伤疤,手指在疤痕上停留了一秒,然后放下来。“没事,磕的。”
“你骗人。”
“骗你又怎样?”李默的声音突然硬了起来,“苏晓蔓,你别多管闲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不是一路人。”
“你说不是就不是?”苏晓蔓的声音也硬了起来,“李默,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
“那你就站着吧。”李默把烟叼回嘴里,没点,双手插进口袋,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苏晓蔓真的没有走。她站在他旁边,靠着墙,双手抱在胸前,看着那些打球的人。台球厅里的人都看着她,有人吹口哨,有人窃窃私语,有人用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眼神打量她。她没有理会,就那么站着,像一棵种在墙角的树,风吹不动,雨打不摇。
过了很久,李默睁开眼睛,看到她还在,愣了一下。
“你怎么还没走?”
“我说了,你不走,我不走。”
李默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这一次,不是火种,是水,是那种被什么东西融化了的水。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苏晓蔓。”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为什么要管我?”
“因为你是我同学。”苏晓蔓说,“因为你在乎你。”
“我不值得。”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的。”
李默沉默了很久。台球厅里的人越来越少,音乐换成了慢歌,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阕歌,飘于远方我路上”——声音很轻,很柔,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
“好。”李默说,“我跟你回去。”
苏晓蔓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伸出手,李默看着她的手,犹豫了一下,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握住了。她的手很暖,他的手很凉,凉和暖碰在一起,像冰和火,像冬天和春天,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突然找到了一个交汇点。
两个人走出台球厅,走上楼梯,推开那扇褪色的木门。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天还是阴的,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抹布。空气很新鲜,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和台球厅里的烟味完全不同。
苏晓蔓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李默。”她说,“你以后别来了。”
“嗯。”李默说。
“你保证?”
“我保证。”
苏晓蔓看着他,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不是在撒谎。那双眼睛很黑,很沉,像两口看不到底的井。她看不到底,但她看到了水面上的倒影——是她自己,撑着透明雨伞、穿着粉色外套、扎着马尾辫的自己。那个倒影很小,很模糊,但它存在。
“走吧。”她说,“我请你吃饭。”
“去哪?”
“随便。你想吃什么?”
李默想了想,说:“面。”
“什么面?”
“什么面都行。”
两个人沿着老街往前走,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反射出一片一片的金色。街边的店铺开始关门了,卷帘门拉下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有人在收摊,有人在扫地,有人在锁门。这座城市和往常一样,忙碌、嘈杂、鲜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们知道,什么都变了。
李默变了,苏晓蔓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不是变得更亲密,而是变得更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不再装,不再藏,不再把自己裹在一层厚厚的壳里,假装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真实是承认自己在乎,承认自己会疼,承认自己需要帮助。
苏晓蔓带李默去了一家面馆,在江城一中后门的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但很干净,地面擦得能照出人影。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戴着白帽子,围着白围裙,站在灶台前煮面,锅里冒着热气,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像一锅沸腾的牛奶。
“两碗牛肉面。”苏晓蔓说。
“好嘞!”老板抓起一把面条,扔进锅里,用长筷子搅了搅,然后盖上锅盖。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木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壶醋、一碟辣椒油、一碟蒜泥、一碟香菜。苏晓蔓拿起醋壶,在自己的碗里倒了一圈,又拿起辣椒油,舀了一勺。李默看着她,没有说话。
“你看什么?”苏晓蔓问。
“你吃面放这么多醋?”
“我喜欢吃酸的。”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怪不得你说话酸溜溜的。”
苏晓蔓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大,大到她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到她的脸上全是笑纹,大到她的牙齿露了出来。她很少这样笑,因为她觉得这样笑不够好看。但今天她不想管好不好看了,她就是觉得好笑。
“李默,你嘴巴这么毒,怪不得没人喜欢你。”
“谁说没人喜欢我?”
“谁?”
李默想了想,说:“赵山河。”
苏晓蔓又笑了,这一次笑得更厉害,笑到肚子疼,笑到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李默看着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淡的东西,像湖面上被风吹起的第一道涟漪,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
面端上来了,两大碗,汤很清,面条很细,牛肉切得薄薄的,铺在面条上面,撒了葱花和香菜,闻着就流口水。
李默拿起筷子,夹了一大口面,送进嘴里。面条很烫,烫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他没有吐出来,嚼了嚼,咽了下去。
“好吃吗?”苏晓蔓问。
“好吃。”他说。
“比你那台球厅的盒饭好吃吧?”
李默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吃面。他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其实不是品尝,是舍不得。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碗热乎的面了。在台球厅,他吃的是盒饭,十块钱一盒,米饭硬得像石子,菜是土豆丝和炒白菜,偶尔有一块肥肉,但很少。他吃盒饭的时候从来不嚼,直接咽,因为嚼了会尝到味道,尝到味道会想吐。
苏晓蔓看着他吃面的样子,眼眶突然红了。她低下头,夹了一筷子面,送进嘴里,面是酸的,因为她放了很多醋,但吃到嘴里是咸的,因为眼泪掉进了碗里。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李默。”她说。
“嗯?”
“你会好起来的。”
李默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痕,但她在笑,笑得很认真,认真得像在做一道证明题,每一步都要经过严密的推导,不能有半点含糊。
“苏晓蔓。”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对我好过。”
“什么时候?”
“高一的时候。”苏晓蔓说,“你帮我捡过笔。”
李默愣了一下:“捡笔?”
“嗯。”苏晓蔓说,“高一上学期,我的笔掉地上了,你帮我捡起来。那时候我刚转学来,谁都不认识,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花瓶,只有你没有。你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一样。”
李默沉默了很久。他不记得那支笔了。他捡过很多笔,掉在地上,弯腰,捡起来,递过去,就这么简单。他不记得是谁的笔,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为什么要捡。但对苏晓蔓来说,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那是一个信号,一个“你不是一个人”的信号。
“那不算什么。”李默说。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对我来说是全部。”苏晓蔓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李默,你要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们。”
李默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面。面已经凉了,汤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牛肉沉在碗底,葱花浮在汤面上。他用筷子夹起一块牛肉,送进嘴里,牛肉很烂,入口即化,但他嚼了很久,咽不下去,因为喉咙堵。
“苏晓蔓。”他说,“谢谢。”
“不客气。”苏晓蔓笑了,“我们是同学。”
两个人吃完面,走出面馆。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老街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一辆自行车骑过,铃声清脆,在夜空中回荡。
“李默。”苏晓蔓说,“你明天去学校吗?”
“去。”
“你保证?”
“我保证。”
苏晓蔓看着他,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不是在撒谎。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沉,但这一次,她看到了底——不是井底,是河底,有石头,有水草,有鱼,有光。
“好。”她说,“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分开,走向不同的方向。苏晓蔓往左拐,李默往右拐。走了十几步,苏晓蔓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李默还在走,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继续走。
她的脚步很轻,但很稳。
因为她知道,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