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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格桑的书架 格桑次仁 ...

  •   格桑次仁的床是靠窗的上铺。
      他的床头靠墙的一侧,搁着一块木板——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三合板,边角用砂纸打磨过,架在两个旧鞋盒上。木板上面,书脊朝外从高到低排列着他所有的书。《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版本,封面磨得发白,书角用透明胶带粘了三层。《边城》。薄薄的一本,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画着一条河和一只渡船。《活着》。余华,黑色封面,书脊上有一道白色的折痕。然后是几本毕霖矜不认识的书——《诗学》、《拉奥孔》、《西方美学史》,还有几本藏文的,封面上印着彩色的唐卡图案。
      毕霖矜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书架是在开学第三天。当时格桑不在,洛桑看毕霖矜盯着那个书架看,就凑过来解说:“你别看他那个书架破,那是他的宝贝。那几本汉文的他都看了三遍以上。《红楼梦》他看了五遍。”
      “五遍?”
      “他说的。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人物,第三遍看诗词,第四遍看结构,第五遍看作者的心。”洛桑摇了摇头,“我一遍都看不完。太长了。贾宝玉为什么不直接娶林黛玉?急死我了。”
      “你看完了吗?”
      “看了三章。然后就放弃了。”洛桑理直气壮地说,“我建议曹雪芹写短一点。”
      毕霖矜笑了一下。他走到格桑的书架前面,仔细看那些书的排列。从高到低,书脊朝外。不是按颜色排的,也不是按出版社排的。他看了很久,终于看出了门道——是按厚度排的。最厚的《红楼梦》在最左边,最薄的《边城》在最右边。
      这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书架。这是一个很认真地、用自己的逻辑去安置每一本书的人的书架。每一本书的位置都有它的道理。
      那天下午毕霖矜从画室回来得早,推门进去的时候,宿舍里只有格桑一个人。格桑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手里翻着一本旧书。下午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侧脸上,眼镜片反射出一小片金色的光斑。他没有注意到毕霖矜进来——或者注意到了但不打算中断阅读。他的手指按在书页边缘,准备翻页的动作停在那里,眼睛盯着某一行字没有动。
      毕霖矜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床边,坐下。他不想打扰格桑看书。但他又想和格桑说说话。来西藏第三周了,他和每个人都有了接触——丹增的照顾、扎西的豪爽、洛桑的聒噪、强巴的沉默。唯独和格桑,他们始终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不是敌意,是距离。格桑是他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能聊书的人,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然后他看到格桑的书架上有一本眼熟的书——海子的诗集。黑色封面,很薄。他愣了一下,走过去把那本诗集抽出来。
      “你也读海子?”
      格桑终于抬起头。“你认识海子?”
      “我有一本一样的。”毕霖矜翻开封面——果然,同一个出版社,同一版。他翻了几页,“我最喜欢那首——”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格桑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不是。”毕霖矜把书翻到后面,“我喜欢《日记》那一首——‘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格桑的眼镜片闪了一下。他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我愿意继续聊”的信号——毕霖矜能感觉到那道距离在缩小,像两个人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德令哈在青海。”格桑说,“海子写那首诗的时候在德令哈。他说‘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你去过吗?”
      “没有。我想去。”格桑摘下眼镜擦了擦,毕霖矜发现他不戴眼镜的时候看起来小了很多——不是年龄的小,是那种卸下了一层防御的小。“德令哈在青海,离拉萨一千多公里。不算远。等毕业了我想去。”
      毕霖矜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手里还拿着那本海子诗集。“你为什么喜欢海子?”
      格桑想了一会儿。他把眼镜戴回去,推了推鼻梁上的托。“因为他写的东西和我生活的地方很像。不是景物像——德令哈和日喀则不一样。是感觉像。那种空旷的、荒凉的、什么都很远的感觉。你站在草原上喊一声,回声要很久才传回来。那个回声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但听起来像别人在回答你。”
      毕霖矜没有说话。他在想格桑说的那种感觉——一个人站在草原上喊,自己的声音变成别人的回答。他从来没有站在草原上喊过。但他觉得他理解那种感觉。他在画室里有时候也有——画了一笔,退后两步看,那一笔好像是别人画的。好的时候是惊喜,坏的时候是惊吓。
      “你写过诗吗?”毕霖矜问。
      “写过。”格桑翻开搁在膝盖上的那本书——不是海子,是一个笔记本。黑色封面,普通的硬抄本,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到某一页,撕下来一张纸递给毕霖矜。“这首。去年冬天写的。”
      毕霖矜接过来。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些毛。字迹是藏文,写得密密麻麻。他认不全——藏文字母他刚学完,但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我看不懂。”
      “我翻过来。”格桑把纸拿回去,在背面用汉语重新写了一遍。他的汉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印刷体。写完他把纸重新递给毕霖矜。
      毕霖矜低头看:
      我的马丢了
      草原还在
      我的笔在
      我就不会迷路
      风往西吹
      我往东走
      我们谁也不怪谁
      因为方向不一样
      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句子,第三遍——第三遍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某种格桑不会直接说出来的东西。
      “你的马是什么?”毕霖矜问。
      格桑沉默了一会儿。“日喀则。”
      “你的家?”
      “算吧。也不算。”格桑靠在墙上,膝盖蜷起来抱着,“我阿爸是牧民。他不识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说——‘你考得上就去,考不上就回来放羊’。他没有安排我。但我有时候觉得,自由比安排更让人害怕。”
      “为什么?”
      “因为安排好了,过得不好可以怪别人。自由了,过得不好只能怪自己。”格桑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地擦,“你去西藏大学是安排的吗?”
      毕霖矜张了张嘴,然后闭上了。他没想到格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沉默了几秒,他说:“不是。我把我爸填的志愿改了。”
      “改成什么?”
      “美术学。所有志愿都改成美术学。离家最远的一个放在第一个。”
      格桑没有惊讶。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毕霖矜。他的眼神在镜片后面显得很安静——不是审视的安静,是理解的安静。像一个站在远处看你的人,忽然发现你们其实站在同一个山坡上。
      “所以你的马也没了。”格桑说。
      毕霖矜愣了一下。然后他反应过来——“马”是家。是以前那种被安排的生活。是那条如果他不改志愿就会走的路。他放弃了那条路,所以他的马也没了。
      “对。”毕霖矜说,“我的马也没了。”
      “但你的笔在。”
      毕霖矜低头看自己手里的铅笔。那支笔是他从高中用到现在的,笔杆上有一道咬痕——是高三那年在画室里熬夜的时候咬的。他不记得自己咬过,但痕迹在那里。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很多。聊海子,聊他为什么卧轨,聊草原上写诗的人是不是都很孤独,聊画画和写诗到底有什么不同——格桑认为写诗更快,画画太慢;毕霖矜认为画画更直接,诗太迂回。他们谁也不服谁,但谁也不生气。
      “你写过关于西藏的诗吗?”毕霖矜问。
      格桑没有回答。他翻到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撕下来递给毕霖矜。纸上是藏文,下面是汉语。标题写着《坛城》。
      “你知道坛城吗?”格桑问。
      “不知道。”
      “是唐卡的一种。僧人用彩沙画坛城。画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极尽繁复,每一个线条都不能画错。画完之后——”
      “裱起来?”
      “一把扫掉。”格桑用手比了个扫帚的动作,“不是不在乎。是告诉你——再美的东西都会消失。你要学会放下。”
      毕霖矜低头看那首诗。
      沙子堆的城
      扫帚一挥就没了
      但堆沙子的手
      还记得每一粒沙的位置
      你问我学会了放下吗
      我说我在学
      每天都在学
      毕霖矜把纸折好。“这个能给我吗?”
      格桑看了他一眼。“你留着。”
      那天熄灯之后,宿舍里很安静。毕霖矜躺在下铺,听到格桑在上铺翻书。纸页翻动的声音很轻,沙沙的,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他把格桑的诗从枕头底下拿出来,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又看了一遍。
      “格桑。”
      “嗯?”
      “那首诗——‘方向不一样’那首。写的是谁?”
      沉默。毕霖矜数到大概第十五秒的时候,格桑开口了。
      “你以后会知道的。”
      毕霖矜没有追问。他把诗折好,重新塞进枕头底下。他想——格桑的马丢了。他的笔在,但他还没学会怎么写自己的方向。他正在学。就像他在学藏语,学画西藏的山,学喝酥油茶。
      他闭上眼睛。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有人起夜,拖鞋啪嗒啪嗒地响。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冷冽的草香。他忽然想起格桑书架上的那几本书——从高到低,按厚度排列。那不是装饰。那是一个在牧民家庭长大的、自学汉语读到《红楼梦》的藏族少年,用自己的逻辑给自己搭建的一座城池。每一本书都是一块砖。每一首诗都是一粒沙。
      他在学放下。但他先把每一粒沙都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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