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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
第七章书柜
林昭回到城里的那天,天在下雨。
雨不大,是那种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雨丝,飘在脸上凉凉的,像是谁用极细的毛笔在皮肤上写字。她坐在长途汽车上,车窗玻璃蒙着一层水雾,外面的景物模模糊糊地往后退。她用手指在玻璃上划了一道,水珠顺着划痕淌下来,像一道小小的河流。
帆布包搁在膝盖上,沉甸甸的。里面有那片白釉瓷片,有程师父的《后山集》,有那本皮面笔记本,有李清照写给辛弃疾的信,有她从槐树林石室里带出来的木盒子。木盒子里的《删净堂书目》她还没有看完——太厚了,几千条条目,从唐到清,每一页都是一桩被藏起来的真相。她在回来的火车上翻了一夜,只看了不到十分之一。
长途汽车在城西客运站停下来。她背着包下车,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客运站门口的小广场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水,水面上漂着几片梧桐叶。她踩过水洼,走到公交站台,等了很久才来了一班车。车上没什么人,她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车子晃晃悠悠地穿过半个城市。雨中的街道灰蒙蒙的,行人的伞挤在一起,花花绿绿的,像水面上漂着的浮萍。她看着窗外,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书目里的条目。每一页上的字迹都不同——第一代“删净堂主人”用的是宋代的馆阁体,端正严谨;第二代用的是元代的赵体行书,秀润流丽;第三代用的是明代的台阁体,规整中带着些许刻板;第四代用的是清代的碑体隶书,古朴厚重。四代人,四种笔迹,同一个堂号,同一把刻着“删净”二字的小剑。
公交车在图书馆门口停下来。她下了车,抬头看了看那栋灰色的老楼。雨中的图书馆有一种沉静的、安详的气息,像是一个老人在雨声中打盹。她推开玻璃门走进去,门厅里的保安认得她,点了点头。她没有去修复室,而是直接上了三楼。
走廊里很安静,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她走到修复室门口,掏出钥匙开了门。修复室里的一切都和她几天前离开时一样——工作台上的《杜工部集》还摊开着,瓷碟里的糨糊已经干了,结了一层薄薄的皮。窗外的老槐树被雨打湿了,叶子油亮亮的,在风里轻轻摇着。
她没有坐下来修书。她走到修复室最里面,那里有一排旧书柜。书柜是木头的,漆成了深棕色,漆面已经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灰黄色的木头。这些书柜里装的大多是馆里不常用的旧书和杂物,平常很少有人打开。她在最角落的那个书柜前停下来。
这个书柜和别的书柜不太一样。别的书柜都没有锁,这个书柜上挂着一把铜锁。锁不大,是老式的弹子锁,锁身上布满了绿色的铜锈。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
铜钥匙插进锁孔里,有一点涩。她慢慢转动钥匙,锁芯发出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她把铜锁取下来,握住柜门的把手。把手是铁做的,冰凉冰凉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锈。她深吸了一口气,拉开了柜门。
柜子里没有书。
柜子里是一个人的一生。
最上面一层放着几本笔记本,和她从章丘带回来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一样的款式,只是颜色略有不同。她抽出一本翻开——是程师父的字迹,钢笔写的,行楷,端正有力。每一页都记录着他某一年在某个地方发现的某部书中的秘密。时间跨度从他二十岁一直到六十多岁,整整四十多年。
第二层是一叠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铅笔写着日期和地点。她打开最上面的一个信封,里面是几张黑白照片。照片拍的是古籍的书页,有的放大了局部,能看见极细微的针孔和划痕;有的拍的是藏书印的拓片,“删净堂藏”四个字在各种不同的印泥颜色里重复出现。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拍摄日期和地点——有些在新加坡,有些在日本,有些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程师父走过了很多地方。
第三层是一些旧报纸和旧杂志的剪报。她翻了翻,大多是文史类的短文,有几篇是关于古籍版本考证的,有几篇是关于李清照改嫁问题考辨的。其中一篇论文发表在《文史》杂志上,署名是“程树德”。她把论文抽出来翻了翻——是一篇关于陈师道《后山集》版本源流的考据文章,写得很严谨,引用了几十种文献。可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程师父写了一句在学术论文里很不寻常的话:“陈无己一生困顿,诗多苦吟,然其胸襟气节,实为宋儒之典范。后之刻书者删改其诗,虽出于善意,然于古人而言,善意亦是一种僭越。”
善意也是一种僭越。林昭把这句话读了两遍。他说的不只是陈师道。
最下面一层是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不大,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盒盖上印着已经褪色的牡丹花图案。她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信。
信是用毛笔写的,写在宣纸信笺上。信笺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可字迹还清清楚楚。最上面一封信的开头写着:“树德吾弟如晤。”
她翻到信尾的落款——“兄:沈明远。民国三十七年秋于南京。”
沈明远。这个名字她听说过。沈明远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抗战期间主持过故宫博物院的古籍南迁工作,保护了数十万册善本免于战火。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图书馆任职,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后来在台北继续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古籍的人之一。
信是这样写的:
“树德吾弟如晤。章丘槐树林所得稼轩手稿,已拜读。易安居士手书一纸,尤为珍贵。此信可证清照晚年所谓‘改嫁’一事,实为被逼为妾、不甘受辱而反告张汝舟之始末。千古奇冤,赖此纸昭雪,弟之功也。然兄有一言相劝:此物暂勿公之于世。非为讳言其事,而是此事背后牵连甚广。张汝舟其父曾为秦桧幕僚,清照反告之举,当时已被视为冒犯权贵。今时局动荡,清照手书若贸然公开,恐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不如暂藏之,待河清海晏之日,再作打算。弟所发现之槐树林残碑,乃辛弃疾为清照所立,此事宋人笔记中绝无记载。兄疑立碑之事另有隐情,弟若有暇,不妨再往铅山一访稼轩瓢泉故居,或有所得。另,弟前函所言之‘删净堂’,兄考之累年,疑为南宋末年一批遗民藏书家之秘密结社。其人多为宋室孤臣,宋亡后不愿仕元,以藏书为业,暗中保护历代诗文之‘不宜传世者’。此事事关重大,弟当慎之又慎。匆匆不尽,即颂秋祺。兄沈明远顿首。”
林昭把这封信放下,拿起下一封。下一封的日期是几个月后的,沈明远写给程师父的回信。信里讨论了铅山瓢泉辛弃疾故居的访查结果,提到了“井壁中发现铜盒一只,内有稼轩手书目录一卷,所录皆三代鼎彝、汉魏碑拓、唐人真迹之名目”。李清照托付给辛弃疾的金石目录,程师父在瓢泉找到了。
她一封一封地读下去。这些信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从民国三十七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明远去了台湾之后,他们依然保持通信——通过香港的友人转寄,信封上的邮戳从香港到内地,绕了大半个中国。信的内容从最初的版本考据,渐渐深入到“删净堂”的历史溯源。沈明远在台北的各大图书馆里翻遍了所有能翻的文献,找到了一些关于“删净堂”的蛛丝马迹。
其中一封信里夹着一张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抄来的卡片。卡片上记录了一部明抄本《说郛》中一则极短的笔记,作者是南宋末年的藏书家周密。笔记只有寥寥数行:
“宋亡后,有隐君子自号删净堂主者,往来于南北故家,专收前朝遗民诗文之有触时忌者。或删之,或藏之,或改易数字以掩其锋。人问其故,答曰:‘留文脉以待后世。’其真实姓名,无一人知。或云姓叶,或云姓林,皆不可考。”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和藏书家。他认识这个人。他记录了这个人——“留文脉以待后世”。林昭把卡片翻过来,背面有沈明远用红笔写的一行小字:“此则笔记不见于今本《说郛》,疑为明人刻书时所删。删净堂主之名,连笔记都不容于后世,岂不悲乎。”
删净堂主自己的记载,也被人从书里删掉了。这个用一生去删除别人诗句的人,他自己的事迹也被人从历史中删除了。他保护了那么多人的秘密,可没有人保护他的秘密。只有周密在笔记里给他留了寥寥数行,而这寥寥数行又被明代的刻书匠删掉了。如果不是沈明远在台北故宫找到这部明抄本,连这几行字都留不下来。
林昭继续往下翻。铁皮盒子里的信按时间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封都保存得很好。她翻到最后一封的时候,停住了。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八六年春天。信很短,只有半页纸。沈明远的字迹已经不如年轻时那样挺拔有力了,笔画有些发抖,可依然写得一丝不苟。
“树德吾弟。来信收到。弟言近于天一阁查得删净堂第四代主人之手泽,乃清康熙年间物,弟疑此人即天一阁创始人范钦之幕友。此说甚有见地。兄近来思及一事:删净堂之传承,历代皆是一人。其人必为藏书家,必通版本目录之学,必有极深之文史修养,必能于字里行间见常人所不能见之物。弟与我寻觅半生,所见删净堂之遗迹多矣,然有一事始终未解——其传承之法为何?历代删净堂主如何找到继任者?弟可曾思及?兄老矣,此生恐不能解此谜。留待吾弟与后来者。即颂春安。兄沈明远于台北。”
林昭把信放下。这个问题她也想过。从南宋到清代,“删净堂”传承了至少四代人——书目上写得很清楚,第四代主人在康熙年间写了那篇跋文。可他们是怎么找到继任者的?怎么确保每一代都有一个能看见纸间残墨、能感受书中余温的人来接替?这不是普通的师承,这需要一种无法言传的能力——看见“那些东西”的能力。
她想起程师父在退休那天说的话——“你修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些书……不太一样?”他问得那么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她。他大概在很多年里用同样的问题试探过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让他失望。直到有一天他问了她。
可她当时根本没有认真回答他。她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不一样”。程师父没有说下去,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现在想起来,那笑容里有多少次失望的累积。他等了一辈子才等到一个也可能“看见”的人,可那天他还不能确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来确认,来确定她是不是那个人。
然后他把木盒子放在她门口。然后他让人去章丘等她。然后他把这把钥匙留给了她。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精心安排的。不是他在安排——他不过是按照“删净堂”几百年来的传承之法,在一个一个地筛选、测试、确认。他选中了她。
不是因为她是他最好的徒弟,不是因为她的修复手艺有多精湛,而是因为她也看见了。看见指印,看见血书,看见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是天生的。或者,用沈明远的话说,是“删净堂主之所以为删净堂主者”。
林昭把铁皮盒子盖上,放回书柜底层。她把那些笔记本、信封、剪报也都放回原位。她关上柜门的时候,看见柜门的内侧贴着一张照片。照片很旧了,黑白照,边角有些卷曲。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站在一片槐树林前面,手里拿着一本旧书,正在对着镜头笑。阳光穿过槐树叶落在他脸上,明晃晃的。
是程师父。年轻的程师父。那个在北大图书馆里第一次发现杜甫指印的程师父。那个用了一辈子去追寻“删净堂”秘密的程师父。那个把找到的真相全部锁进这个柜子里的程师父。
他把钥匙留给了她。可他没有告诉她接下来该做什么。是继续找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删改诗句,还是把这些已经找到的真相公之于众,还是像前四代“删净堂主”一样——继续守护,继续等待,把秘密传给下一代?他没有说。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他找到最后,只说了一句——“他删掉的那些句子,其实一句话就够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他把问题留给了她。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林昭把柜门锁好,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周老师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看见林昭,他愣了一下。
“小林?你回来了?”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什么时候到的?”
“刚回来。”林昭说。她的声音有些哑,她自己都没注意到。周老师看了她一眼,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包子递给她。“吃了吗?没吃先吃一个,猪肉大葱的,还热着。”林昭接过包子,咬了一口。包子皮很软,馅儿很香,热乎乎的。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东西了。在章丘那几天,除了旅馆老板塞给她的馒头和今天早上的那碗豆浆,她几乎没怎么吃过正餐。
“你脸色不太好,”周老师摘下老花镜看着她,“是不是路上太累了?”
“有一点。”林昭说。
周老师没有追问。他坐到自己的工作台前,戴上老花镜,开始修昨天没修完的那部《纳兰词》。修复室里恢复了平时的安静,日光灯嗡嗡地响着,雨点在窗玻璃上敲出细细密密的声响,镊子碰到瓷碟时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一切都很平常,平常得和从前每一天一模一样。可林昭知道不一样了。她面前的这部《杜工部集》再也不是几天前她离开时的那部《杜工部集》了。她知道“丛菊两开他日泪”的旁边有一个指印,“孤舟一系故园心”的底下藏着一句被删掉的话。她知道王维的《终南别业》里有一个被涂改的“战”字,杜牧的《遣怀》是一首忏悔诗,李商隐的《无题》里藏着一桩谋杀案的线索,李清照的改嫁是一场非法拘禁,陈师道的“几回开”原本是“未曾开”,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看的不是剑是一根竹片上的烫字,苏轼在椰壳上刻下的下半阙是治病的药方。
她知道了所有这些事情。可别人不知道。周老师不知道,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不知道,图书馆的读者们不知道,那些在中学课堂上给学生讲解《秋兴》的语文老师们不知道,那些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杜甫的学者们不知道。他们读到的都是被删改过的版本。被“删净堂”删改过的。被那个把“战”改成“水”、把“未曾”改成“几回”的人删改过的。
删除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伤害?把真相藏起来等后人发现,和让真相永远消失,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她得自己去找。
她把包子吃完,喝了一口水,开始清理工作台上那些干了糨糊的瓷碟。几天没用的糨糊已经结成了硬块,需要用温水泡开才能洗掉。她把瓷碟拿到水槽边,放了一碟温水,看着糨糊的硬块在水里慢慢变软,变成一朵一朵白色的云絮。她想起了那个树洞,那个石室,那个木盒子里的书目,那些藏在诗句里一千多年的秘密。它们也像这些干了的糨糊一样,在水里泡一泡,就化开了。
她洗完瓷碟,回到工作台前,拿起那部《杜工部集》。书函的蓝布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她用软布轻轻擦去。骨签拔开,书页翻到《秋兴》那页。指印还在那里——不在纸上,而是在她能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她把手指轻轻覆上去,没有闭上眼睛,也没有刻意去感受什么。
她只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拿起镊子和补纸,继续修补那些虫蛀的孔洞。窗外,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老槐树的叶子被雨洗得干干净净,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摇着,把细碎的影子投在工作台上。
2001年911波音48波音47
杀掉300万人纽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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