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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 22 章 ...

  •   第二十二章传灯

      那本新书出版之后,林昭收到了一封意想不到的来信。

      信是从杭州寄来的,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不是陆文珺那种学者的工整流利,不是沈让那种带一点台北文人气质的清隽,不是师母那种歪歪扭扭、每一笔都在发抖的老人字。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笔迹,落款处写着“叶知秋”三个字。信很简短,只有半页纸。

      “林昭老师:冒昧来信,见谅。我叫叶知秋,在杭州一家中学做语文老师。前些天读到您的书,看到叶绍翁这个名字,心里动了一下。我父亲那一辈按族谱排‘知’字辈,我叫叶知秋。小时候听爷爷说过,我们家祖上在南宋出过一位藏书家,叫什么名字爷爷也说不清,只知道他藏了很多唐朝人的诗集。后来搬家,族谱丢了,线索也断了。读到您书中叶绍翁的事迹,尤其是他在绍兴二十五年封函那段,和我爷爷说的‘老祖宗把书藏在铜箱子里’完全吻合。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支是不是叶绍翁的后人——族谱没有了,无从考证。可我想,也许就是呢。附上我班上学生最近写的几首小诗。他们都是农村孩子,没受过什么文学训练,写得稚嫩。可有一个孩子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您应该看到。他写的是:‘老师说古诗里有些句子被人藏起来了。我想把它们找回来。等我长大了。’”

      信纸后面附着一页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一个初中生歪歪扭扭的字——“老师说古诗里有些句子被人藏起来了。我想把它们找回来。等我长大了。”

      林昭把这封信反复看了三遍。第一遍看的是叶知秋的名字——叶知秋,叶氏家族“知”字辈。叶绍翁有没有后代?史料上没有记载。她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可一个在杭州中学教语文的叶老师,因为读到一本书,忽然想起了爷爷说过的话。第二遍看的是那个孩子的诗,写在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圆珠笔的字迹潦草稚嫩,其中有一句话被叶老师用红笔圈了出来——“老师说古诗里有些句子被人藏起来了。我想把它们找回来。等我长大了。”第三遍,她注意到叶知秋的地址。杭州,钱塘。那是叶绍翁的故乡。

      她坐在修复室的工作台前,面前摊着那部修了一半的明刻本《白氏长庆集》,瓷碟里的糨糊已经有些发干了。她把信放在工作台上,拿起笔,在明信片上写了几行字,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附上了苏静的联系方式——如果孩子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古诗和古籍修复的事,可以随时联系她们。她把明信片放进待寄出的文件筐里。

      窗外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一片金黄的叶子从枝头旋下来,落在窗台上,和其他几片前几天落的叶子叠在一起。她低头继续修书,把那部《白氏长庆集》的书页翻到新的一页,用镊子夹起一小片补纸,覆在虫蛀的孔洞上,压平,然后拿起毛笔蘸了糨糊。手很稳。和从前一样。

      苏静来得比平时早。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林昭刚把补纸压好。她把奶茶放在林昭手边——烫,甜——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那本被贴满了便签条的笔记本,翻开一页密密麻麻的记录。

      “林姐,上次你让我查的《唐人绝句残本》里杜甫《江南逢李龟年》那两句被删的后半首,我查到线索了。”她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复印的文献卡片,“宁波天一阁藏有一部明抄本《唐绝句选》,里面有这首诗的全文,一共六句。后两句和那本残本上的完全一致——‘君今流落向天涯,我亦飘零无定处。’抄本的页边有一条明人的批注,说这两句‘语太悲,不宜入集’。”

      “语太悲,不宜入集。”林昭把这个批注轻轻念了一遍。不是政治原因删的,是觉得太悲伤了。一个明代的无名编选者,因为觉得这两句诗太悲伤了,不适合放在诗集里,就把它删了。杜甫在天宝年间写下“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把最伤心的两句藏在肚子里。他没有写出来的那两句话——“君今流落向天涯,我亦飘零无定处”——被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抄书人保留在了一个角落,然后被一个明代的编选者因为“语太悲”而删掉,然后被清末民初那个在废品收购站捡书的人重新抄录,夹在一本自己装订的《唐人绝句残本》里,最后在修复室搬迁时被林昭从书架最角落翻了出来。

      “那个明代的编选者大概也是好意。”苏静说,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沉静的、过来人才有的叹息,“他可能是觉得读者读到这么悲伤的句子会难受。可他不知道,他把杜甫临死前最想说的半句话删掉了。”

      林昭把那页文献卡片的复印件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她拿起笔,在笔记本上杜甫的条目下加了一行注——“《江南逢李龟年》后二句佚文:‘君今流落向天涯,我亦飘零无定处。’天一阁明抄本存。明人以‘语太悲’删之。”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搁在笔架上。

      下午四点半,太阳已经偏西了。梧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从窗户斜斜地投进来,落在苏静那把空椅子上——她去了复旦开会,今天不在。可椅子上的绒布坐垫还留着一点凹陷的痕迹,大概是她上次坐过之后留下的。林昭看着那把空椅子,忽然想起了程师父退休那天修书室里那把空藤椅。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椅面上铺着一块旧棉垫,棉垫上还有程师父坐过的温度。那天她站在门口送他,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黑暗里,心想这把椅子以后就空了。后来那把椅子被周老师坐了,后来周老师退休,椅子又被搬到西郊库房,现在苏静每周四下午都坐在上面。

      同一把椅子。不同的人。坐着的人换了又换,可椅子还是那把椅子。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西郊库房的翻修通知下来了。这次不是临时搬迁——是正式回迁。老图书馆大楼的翻修工程已经完工,修复室要搬回原来的三楼,搬回那间有老槐树的房间。消息是周老师打电话来告诉她的。周老师退休之后被馆里返聘做顾问,偶尔来库房转转,看看林昭修书,指点几句苏静的修复手法。他在电话里说老槐树还在,翻修的时候施工队本来要砍掉它,说树根把地基拱裂了。馆里几位老同志联名写信给文物局,说这棵槐树是图书馆的魂,砍不得。最后施工队改了方案,绕着树基做了一圈加固,把树留下来了。

      搬家的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很低,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又还没到冷的时候。林昭把工作台上的镊子、毛笔、瓷碟一件一件收进工具箱,把竹起子用软布包好放进抽屉深处,把那条陪了她好几个冬天的旧毛毯叠整齐搁在纸箱最上面。纸箱堆在库房门口,一共十几个,每一个都用记号笔标注了内容——“待修书(明刻本)”“修复工具”“文献资料”“程师父遗物”。苏静来帮忙,负责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登记装箱。她每装一本都要翻开看两眼,看到有夹层或者水渍的就忍不住拿出笔记本记录。林昭说这样装箱太慢了,天黑都搬不完。苏静说那也得记,万一以后找不到了呢。

      下午三点,搬家公司把最后一个纸箱运上了卡车。林昭抱着那个从章丘带回来的木盒子——她没有把它放进纸箱里,从始至终都自己抱着——最后一个走出库房大门。两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西郊库房在身后安静地矗立着,那个曾经堆满纸箱的资料室,那个冬天要靠油汀取暖的修复间,那扇正对着梧桐树的窗户,都将在身后安静地留在记忆里。

      回到老图书馆已经是傍晚。林昭抱着木盒子走进翻修后的大楼。电梯换了新的,走廊的墙壁重新粉刷过,声控灯换成了柔和的LED感应灯。她上了三楼,推开修复室的门。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窗户还是那扇窗户,窗外的老槐树还在。冬天,它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和她在西郊库房看了两年的梧桐树完全不同——老槐树的枝干更粗、更扭曲、更有力,像是用焦墨在宣纸上画出来的。翻修的时候,工人在槐树的根部做了一圈加固,可树冠没有被修剪,还保留着她记忆中每一根枝丫的形状。

      她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冬天的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枯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清冽气息。和几年前一模一样的气息。她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开始拆那些堆在门口的纸箱。纸箱一个一个地打开,书一本一本地放回书架,工具一样一样摆回工作台。苏静帮忙把周老师留下的放大镜摆在他原来靠窗那张工作台的右上角——镜片还清楚,镜框上还有他手指磨出的凹痕。她把程师父的竹起子放在自己工作台的抽屉里,和程师父那把放在同一个抽屉。两把竹起子并排躺着,一把磨得光滑温润,竹节几乎磨平;一把还带着新竹的韧劲,竹节棱角分明。

      然后她打开那个从章丘带回来的木盒子。盒盖上的“删净”二字还是那么清晰,刀痕深入木纹,像九百年前刻下去的那一刀还在木头上发着烫。她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删净堂书目》,程师父的信,沈明远的信,陆文珺的论文初稿,师母的短信,沈让寄来的铜函照片和婚礼请柬,苏静的第一份寻访诗人后裔的手绘地图。最后放进去的是叶知秋那封信,和那个初中生在练习本上写下的那句话——“我想把它们找回来。等我长大了。”

      她把木盒子盖上,放进修复室里那个程师父留下的旧书柜。书柜的钥匙还在她脖子上挂着,铜钥匙被体温焐得温热。她锁好柜门,把钥匙塞进工作服的内兜里。

      第二天是个晴天。冬天的太阳低低地挂在槐树梢头,把光秃秃的枝丫镀成金红色。林昭推开修复室的门,打开灯,在老位置上坐下来。工作台上放着一部新送来的待修书——一部虫蛀得厉害的明刻本《剑南诗稿》,陆游的诗集。函套上的蓝布已经磨得发白,骨签也断了,用一根麻线松松地系着。

      她把书打开,翻到第一页。扉页上除了馆藏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印章。没有“删净堂藏”,没有指印,没有隐墨,没有夹层,没有任何她从前习惯了去寻找的那些痕迹。只是一部普普通通的明刻本,在某个潮湿的角落里被虫蛀了几十年,书页发黄发脆,边缘多有破损,需要一页一页地修补。

      她拿起镊子,开始修。

      中午,苏静带着奶茶来了。她把奶茶往林昭手边一放,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文献卡片,没有急急地说“我又发现了一个线索”。她只是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林昭修书。两个人都不说话。修复室里只有日光灯嗡嗡的声响、窗外老槐树枯枝在风里碰撞的咯咯声、镊子碰到瓷碟时清脆的叮当。

      “林姐。”苏静忽然开口。

      “嗯?”

      “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那个写信的叶老师,他班上那个说要找回古诗的孩子。他会长大。沈让姐姐的女儿会长大。他们都说过同一句话——‘等我长大了’。”

      林昭把镊子放下。她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落尽了叶子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她想起了那个十三岁的台北女孩——隔着海峡,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读了她写的书,然后说“这个写书的人一定去过杜甫的井”。她妈妈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书里有水的声音。现在这个女孩已经快要十四岁了,她会长大,会上大学,会去台北故宫隔着玻璃柜看那只铜函,会伸手摸一摸展柜上“删净堂藏”四个字被灯光投射出来的影子。

      她也会说——“等我长大了。”

      “是的。”林昭说。

      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冬天已经到了,春天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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