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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五 ...


  •   五岁那年的夏天,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永远”这个词的重量。

      不是因为离别——那时候我还不太懂离别。而是因为妈妈在我行李箱上贴的那张姓名贴纸,用花体英文写着我的名字,下面跟着一行小字:“Forever and ever, no matter where you go.”

      永远,无论你去哪里。

      我盯着那张贴纸看了很久,直到妈妈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宝贝,别发呆了,斯坦利一家已经在等我们了。”

      “斯坦利是谁?”我问。

      “隔壁家的小男孩,比你大一点。”妈妈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他妈妈说他是个安静的孩子,我想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们搬到了休斯顿郊区的一栋白色小房子里。前院有一棵老橡树,树冠大得像一把撑开的伞,后院有一片草坪,草坪尽头是一道矮矮的白色栅栏。栅栏那边,是一栋灰色砖墙的房子,院子里整整齐齐,什么都没有——没有秋千,没有玩具,甚至连一株多余的花都没有。

      我被这种极简主义震慑住了。

      我家前院堆满了搬家公司的纸箱,妈妈还在指挥工人把沙发往左挪三英寸,爸爸在跟搬家公司的人核对清单,场面混乱得像一场小型战争。而隔壁的院子,安静得像一幅画。

      “走吧,去打个招呼。”妈妈拉着我的手穿过草坪,推开那道白色栅栏门。

      来开门的是一个瘦削的女人,金发挽在脑后,灰色的眼睛和善但不太爱笑。她低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侧身让出门口:“进来吧。斯坦利在楼上。”

      我跟着妈妈走进那栋灰色房子。玄关处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鞋柜、衣架、一把雨伞,每样东西都摆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空气里有淡淡的松木味,干净得像医院。

      “二楼左手边第二个房间。”斯坦利太太说。

      我爬上楼梯,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楼梯尽头是一条走廊,两边有几扇门,都关着。左手边第二扇门半开,透出一线光。

      我敲了敲门。

      没有回答。

      我又敲了一下,然后轻轻推开门。

      房间不大,东西少得令人发指。一张单人床,床单是深灰色的,叠得像军事基地里的豆腐块。一张书桌,桌面上只有一盏台灯和一排整齐排列的铅笔。一个书架,书脊朝外,按高度排列。窗户开着,白色的纱帘被风吹起来,像一只安静的手在挥手。

      窗边站着一个男孩。

      他背对着我,正看着窗外——准确地说是看着我家的方向。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能看到我家前院那棵老橡树和树下堆积如山的纸箱。

      “你好。”我说。

      他转过身来。

      那一瞬间我想起妈妈说过的话——“他妈妈说他是个安静的孩子”。

      她没有说“安静”这个词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含义。

      斯坦利·斯奈德有一头金色的头发,不是那种淡得发白的金,而是深沉的、像秋天麦田一样的金色。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或者说是蜂蜜色的,或者说是某种动物在暗处发光的颜色——我说不准,因为他看我的第一眼,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

      不是冷漠,不是好奇,不是敌意,不是友善。

      他只是在看我,像一个狙击手在观察目标,冷静、准确、不带任何多余的感情。

      五岁的我还不懂得“狙击手”这个词,但我本能地后退了半步。

      “你就是斯坦利?”我问。

      他点了点头。

      “我叫——”

      “知道你。”他的声音比我想的要低一些,带着一种不属于八岁小孩的沉稳,“妈妈说了,隔壁搬来了新邻居,有个女儿。”

      “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沉默地看着我。我也沉默地看着他。

      这种沉默持续了大概五秒钟,但在五岁的世界里,五秒钟就像一辈子那么长。我开始在心里盘算要不要直接跑下楼去找妈妈,这个男孩太奇怪了,他不笑、不说话、甚至连眨眼都很少,就像一个人偶,一个长得过分好看的人偶。

      然后他做了第一件让我意外的事。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颗子弹。

      不是真的子弹——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爸爸给他做的手工模型,弹壳是黄铜色的塑料,弹头是灰色的树脂,但做得很逼真,甚至弹壳底部还刻了一串编号。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

      “7.62毫米 NATO弹。”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课文,“有效射程800米,最大射程3700米。”

      我听不懂那些数字,但他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那些数字很重要。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我问。

      他终于眨了一下眼睛。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类似“犹豫”的表情,虽然只有一瞬间,快得像一道闪电。

      “因为你看起来很无聊。”他说。

      我确实很无聊。搬家太无聊了,收拾东西太无聊了,大人之间的对话太无聊了。我手里这颗子弹模型虽然也……挺无聊的,但它是我搬到这里之后,第一个专门为我而存在的东西。

      “谢谢。”我把子弹模型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里,“那我也要给你一个东西。”

      我跑下楼,穿过草坪,跑回自己家那堆纸箱中间,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我要找的东西。那是一张我在幼儿园画的画,画的是一棵树——其实画得很丑,树干是棕色的长方形,树冠是绿色的圆形,像一根棒棒糖插在地上。但我在树冠上加了很多小红点,代表苹果。

      我跑回斯坦利的房间,把那张画递给他。

      “给你。”我说。

      他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低头看了很久。

      我在旁边等啊等,等到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忘了我还在房间里,他终于抬起头来。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斯坦利笑。不是“开心地笑”,不是“被逗乐的笑”,也不是那种小朋友之间常见的没心没肺的大笑。他的嘴唇只是微微向上弯了一个弧度,嘴角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像琥珀在阳光下折射出的光。

      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但我记住了。

      很多年以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在经历了那个疯狂的世界终结和更疯狂的世界重生之后——我才明白,那一秒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你会画画?”他问。

      “会一点点。”我说,“还会弹钢琴,还会跳舞,还会——”

      “够了。”他打断我,语气不是不耐烦,而是某种微妙的……确认。像是在确认我确实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什么够了?”我问。

      “没什么。”他把那张画折了两折,放进抽屉里,“明天你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妈妈说还要收拾很多东西。”

      “收拾完了呢?”

      “可能会在院子里玩吧。”

      “那我去找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依然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不是“我想去找你”,不是“我可以去找你吗”,而是“那我去找你”。

      好像这是已经被决定好的事情,他只是在通知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点了点头。

      然后我跑下楼,跟妈妈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里握着那颗子弹模型,翻来覆去地看。7.62毫米 NATO弹。有效射程800米,最大射程3700米。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它们很美。

      就像那个男孩的眼睛。

      就像他藏在平淡语气底下的、那一秒的、琥珀色的光。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树枝在地上画画,画一只猫——一只长得很丑的猫,因为它头太大,身体太小,尾巴像一根弯曲的蚯蚓。我画得正认真的时候,一道影子落在我面前的地面上。

      “你画的是什么?”

      我抬起头。斯坦利站在栅栏边上,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两块饼干。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和一条深蓝色的短裤,金色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整个人还是干净得像刚从包装盒里拿出来的。

      “猫。”我说,“看不出来吗?”

      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坨奇怪的图形。

      “看不出来。”

      “那你画一个给我看。”

      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我以为他会画一只猫,或者至少画一只像猫的动物。但他在我那条弯弯扭扭的蚯蚓尾巴旁边画了一个圆,在圆里画了一个十字准星。

      “这是什么?”我问。

      “狙击镜的视野。”他说,“十字准星的中心是目标。”

      “你的意思是我的猫长得像狙击目标?”

      “我没有说你的猫长得像狙击目标。”

      “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

      他沉默了一下。“你的猫,”他斟酌着用词,“有自己的风格。”

      我被他逗笑了。八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讽刺”,但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很好笑——不是好笑的那种好笑,而是那种“这个人明明是个小孩却假装自己是个大人”的好笑。

      “你几岁了?”我问。

      “八岁。”

      “比我大三岁。你是几月生的?”

      “九月一号。”

      “我是年底生的!”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斯坦利,你是我的朋友了吗?”

      他又愣了一下。那个表情再次出现了——不是犹豫,更像是在计算。他在计算一个八岁男孩应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计算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

      “大概是吧。”他说。

      “大概?”

      “嗯。大概。”

      “那你为什么不笑?”

      他看着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阳光下显得更浅了,像两枚抛光的金币。

      “我没有不笑。”他说。

      “你也没有笑。”

      他再次沉默。然后他的嘴角微微动了动——不是笑,但也不是不笑。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未经训练的表情。像一个刚学会使用面部肌肉的人在试图表达一种他不太熟悉的情感。

      “这样行了吗?”他问。

      我想说“不行,你看起来像个机器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口。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笨拙的、不熟练的、甚至有些别扭的表情,比任何完美的笑容都更珍贵。

      “行了。”我说,然后伸手拿起他盘子里的饼干,咬了一大口。

      巧克力碎在嘴里化开,甜甜的,还有一点点苦。

      “饼干很好吃,”我说,“是你妈妈做的吗?”

      “是我自己做的。”

      “你才八岁就会做饼干?”

      “配方很简单。面粉、黄油、糖、巧克力碎。按比例混合,烤箱180度烤十二分钟。”

      你听听,一个八岁的孩子说“按比例混合”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我后来才知道,斯坦利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工程师,这个家庭的一切都是被量化和优化的——包括人际关系。但至少在那一刻,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后院里,那块巧克力碎饼干的甜味盖过了一切。

      “斯坦利,”我叫他的名字,还想多叫几遍,“斯坦利斯奈德。”

      “斯奈德是姓。”

      “那我可以叫你斯坦吗?”

      他又停止了。

      这次沉默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我以为他不喜欢这个昵称,正准备道歉——虽然五岁的我并不太会道歉,大概会说“对不起嘛但是我真的很想叫你斯坦”——的时候,他低声说了一个字。

      “好。”

      他说“好”的时候,眼睛看向了别处。

      但他的手,那只握着树枝的手,在地上那个狙击镜视野的圆心位置,轻轻点了一下。

      仿佛在瞄准。

      仿佛在确认。

      仿佛在说: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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