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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生
雨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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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了整整一天。
七月的天压得很低，灰黑色的云层像一床发霉的棉絮，沉甸甸地盖在城市上空。雨丝不算大，却密得像扯不断的线，把整个天地缝成灰蒙蒙的一片。路上行人匆匆，有人打着伞，有人用皮包挡在头顶，有人干脆淋着雨埋头快走——没有人停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
没有人注意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部矗立在雨幕中，灰白色的墙体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窗户反射着惨淡的天光。大楼没有表情，没有温度，像一个巨大的水泥盒子，把生老病死关在里面，与外面的世界隔开。
一楼大厅的玻璃门开开合合，每开一次就灌进来一股带着湿气的风。有人拎着果篮进电梯，有人在缴费窗口前排着队，有人蹲在走廊拐角无声地哭。护士站的座机响了一声又一声，白大褂们踩在地砖上发出细碎的脚步声，嘈杂而秩序井然。
但人越往楼上走，声音就越小。
住院部七楼是肿瘤科。走廊的灯管是冷白色的，照得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腐气息——那是长期卧床的病人身体散发出的气味，被中央空调的冷风循环输送，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墙壁上贴着“静”字，但这里的静不是安宁，是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死寂。
715号病房在走廊尽头。
推开门，三人间的病房只住了她一个人。另外两张床空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人。
她叫白希真，五十八岁。
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着：卵巢癌晚期，腹腔广泛转移。
她的身体缩在被子里，几乎看不出起伏。被子底下的身体太轻了，轻得好像里面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干柴。她的手臂露在外面，皮肤薄得像纸，青紫色的血管清晰可见，手背上有三四个针眼，留置针用透明敷料贴着，连着输液管，管子里一滴一滴往下坠着透明的液体。
她的脸上没什么肉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脸颊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干裂起皮，眼睛半睁半闭，眼珠浑浊得像蒙了一层灰。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灰白参半，很久没有洗过了。
床头没有鲜花，没有水果，没有陪护的枕头和毛毯。床头的柜子上只有一台监护仪，绿色的波形线在屏幕上跳动着，发出单调的滴滴声。输液架上挂着两袋药水，标签上用圆珠笔写着她的名字：白希真。
没有人来。
护士半小时前来过一次，量了体温和血压，在记录本上写了几个数字，问她哪里不舒服，她说没有，护士就走了。护工早上来擦过一次身体，换了尿不湿，动作麻利得像在流水线上做工，连她的眼睛都没有看。
白希真不在意这些。
她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过什么了。
监护仪上的数字缓慢地跳动着。她的呼吸很浅，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费力地从空气中挤出一丝氧气。腹腔里的肿瘤压迫着各个器官，疼痛是每分每秒的，但止痛泵一直开着，让那种疼痛变得遥远而模糊，像隔着厚厚的墙壁听到外面有人在哭。
她的眼睛望着窗外。
雨还在下。
窗玻璃上全是水珠，外面的世界被分割成无数个模糊的小格子。她什么也看不清，但她还是在看。或许是在看雨，或许是在看天空，或许什么也没看，只是眼睛朝着那个方向。
她这一辈子，好像总是在看着什么方向。
二十三岁那年，她看着一个男人的眼睛，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真诚的目光。
那个男人叫陈建明，比她大十一岁，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离过一次婚。他说她是他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他说她会是他全部的意义。白希真信了。
她信到退了学，信到和父母决裂。
她信到生下女儿，信到那个男人露出真面目——酗酒、赌博、打人，把她按在地上扇耳光的时候，嘴里骂的是“要不是看你年轻谁要你”。
离婚的时候，陈建明连争都没争女儿。他把协议书推过来，说了一句让白希真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女儿归你，赔钱货，谁要谁拿去。”
白希真抱着三岁的女儿，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然后她打了十年的工。
在超市当收银员，在饭店洗碗，在培训班门口发传单，给人家做钟点工。她每天的睡眠不超过五个小时，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女儿身上——报补习班、买漂亮衣服、过生日去游乐园、过年买新羽绒服。她自己三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吃的是店里客人剩下的饭菜，或者一袋方便面掰成两半吃一天。
可女儿不这么想。
女儿觉得她烦。觉得她管得太多。觉得她这个妈没本事、没文化、没钱，让她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女儿上初中以后就很少跟她说话了，问什么都回答“还行”“没事”“你别管了”，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她。
她忍了。她觉得女儿小，不懂事，长大就好了。
然后陈建明回来了。
那个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女儿的消息，开始偷偷联系女儿。他有钱了——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开着一辆黑色SUV来接女儿放学，带女儿去高档餐厅吃饭，给女儿买最新款的手机。女儿被这些东西晃花了眼，开始觉得“爸爸比妈妈好”。
她想告诉女儿真相，想告诉女儿这个男人当年怎么打她、怎么羞辱她、怎么说出“赔钱货”那三个字。但她在女儿眼睛里看到了厌恶——那种“你又在说爸爸坏话”的厌恶，和她当年看自己父母的眼神一模一样。
一记回旋镖，扎穿了她的心。
然后女儿起诉了她。要求变更抚养权。起诉状上写着：母亲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能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母亲性格偏执，经常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不利于原告的身心健康。
她知道是陈建明在背后操纵。
开庭那天，白希真坐在被告席上，异常沉默。
她没有请律师，没有提交证据，没有控诉陈建明的过往。她只是坐在那里，听女儿在原告席上说她“管得太多”“没有能力抚养”。女儿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但她没有哭。
她看着女儿的脸。那张脸长得太像陈建明了——同样的眉骨，同样的嘴角，同样的眼神。她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种巨大的、彻骨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涌出来。
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
一样的自私。
她泄了气。彻底地。
法院最终判决：女儿由陈建明抚养，白希真每月支付抚养费二百元，直至女儿年满十八周岁。这个数字是白希真自己报的——她说她没文化，打零工，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陈建明的脸色气得发红，但他没有办法，因为她确实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证明。
女儿高高兴兴地和陈建明走了。
判决生效后，半年，女儿跑了回来。
那天傍晚，白希真回家，在单元门口看到一个脏兮兮的身影。女儿蹲在台阶上，头发油腻腻地贴在脸上，校服上全是污渍，一个破书包扔在脚边。看见白希真，她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半天叫了一声“妈”。
白希真没有问发生了什么。她不需要问。她太了解陈建明了——新鲜劲过了，女儿在他眼里又变回了那个“赔钱货”。养了不到半年，腻了，烦了，懒得管了。女儿自己待不下去，就跑回来了。
她没有说什么，让女儿上了楼。
她煮了一碗面。和以前不一样的是，面里没有肉没有菜，只有一点点生抽。女儿吃了一口，抬起头看她，眼睛红红的。白希真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女儿睡在了以前自己的小床上。白希真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白希真就起来了。
她做了早餐，端到桌上。女儿还在睡，她敲了敲门，说：“起来吃饭，吃完我送你回去。”
女儿从床上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青黑的阴影。她看着白希真，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白希真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你的监护人是陈建明，不是我。”白希真的语气很平，平得没有一丝温度，“你该回哪儿回哪儿。”
女儿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她低头吃着早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像是在拖延时间。白希真就坐在对面，安静地等着，不催，不骂，不多说一个字。
吃完早饭，白希真把女儿的破书包递给她，带着她下楼，打了辆车，把她送回了陈建明那里。
白希真回来后，开始收拾东西。
她的行李不多，两只编织袋就装完了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的全部痕迹。她给房东发了条短信，说房子不租了，押金不用退了。房东打电话过来，她没有接。
下午，她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她没有想过女儿以后找不到她怎么办。她的心已经死了。
她不恨。恨是一种力气，她没有了。
二十六个小时的硬座。两趟大巴。
她终于回到了那个十多年没有回过的县城。
一切都变了。
父母住的那条街拆了，盖起了新的小区。她在街边站了很久，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后来她去了民政局，查到了父母的档案。档案上写着：父亲白承业，卫生所医生，二〇〇三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母亲王秀兰，护士，二〇〇七年因多器官衰竭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她在公墓找到父母的墓碑，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草长得很高，没有人来扫过墓。
白希真跪在那里，磕了三个头，然后跪了很久。
天黑了，她就跪在黑夜里。天亮了，她还在那里。
她说了一整夜的话。说给父亲听，说给母亲听。说她错了，说她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
没有人回答她。
她在老家安顿下来之后，办了一张新的手机卡。每月的二十号，她会把旧卡插进手机，开机，给法院指定的那个账户转两百块钱——那是女儿的抚养费。然后关机，把旧卡拔出来，放进抽屉里。
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七十多个月，然后她去注销了那张卡。
后来的十几年就是这样过下来的。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孩子，没有和任何人有超过三句话的交集。她活得像一个影子，轻飘飘地贴在这个世界上，不碍任何人的事。
每年清明，她去给父母扫墓。把碑前的草拔干净，摆上供品，烧一些纸钱。她跪在那里，有时候哭，有时候不哭。哭的时候她把头低得很低，像要把自己埋进土里。
有人说她不孝。她知道。她的表姐在街上碰见她，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还知道回来”，然后走了。她没有解释，也没有辩解。
她确实是那个不孝的人。没有谁冤枉了她。
五十六岁那年，她开始肚子疼。她没有在意，以为是胃病，去药店买了点胃药。疼了一年多，越来越厉害，最后社区超市的老板说：“白姐，你去医院看看吧，你这脸色不太对。”
她去了。检查。等结果。
医生把那张CT片子举起来，指着上面那片灰白色的阴影说：“你这是卵巢癌，已经扩散了，你怎么才来？”
她没有说话。她看着那张片子，像是在看别人的身体。
住院的钱是她攒的。不多，但够撑几个月。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需要被告知。
她没有女儿。女儿没有妈妈。
这个事实干干净净，她不想再弄脏它。
做完最后一次化疗的那天，主治医生找她谈话。医生很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说话的时候不敢看她的眼睛。
“白阿姨，我们这边能做的都做了……你想不想去省会的大医院再看看？”
白希真摇了摇头。
医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我们给你转到姑息治疗科，主要是减轻痛苦。”
白希真说好。
姑息治疗科就是临终关怀科。住进这里的人，不再被问“想不想治好”，而是被问“想不想不那么疼”。这里没有化疗方案，没有手术排期，只有止痛泵和护工，和一天比一天微弱的呼吸。
护士问她有没有家属可以联系。她说没有。
护士又问：“那万一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们通知谁？”
她想了想，说：“没有。”
护士看了她一眼，在表格上写了“无家属”三个字。
雨还在下。
白希真的眼睛望着窗外，目眦已经不再聚焦，浑浊的瞳孔里只有一片灰白色的光亮。
她的脑子里忽然变得很清晰，像是一潭浑水沉淀了很久，终于澄澈起来。她想起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想起父亲的白大褂上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想起母亲的围裙上绣着一朵小黄花，想起自己小时候发烧，父亲整夜守在床边，母亲一遍一遍用温水给她擦身体。
父亲的手很大，很粗糙，但给她喂药的时候总是很轻很轻。
母亲的声音很好听，唱摇篮曲的时候像一条暖融融的河流。
她想，妈妈，爸爸，我要来找你们了。
这一次，我不走了。
监护仪上的数字在往下掉。心率从七十多降到六十多，降到五十多，血氧饱和度也在缓慢地下降。
白希真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没有人听见她说了什么。也许是“对不起”，也许是“爸爸妈妈”，也许什么都不是。
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左侧眼角有一滴浑浊的液体，顺着颧骨上方那道干瘪的皮肤纹路，缓慢地、无声地滑下来。
那滴眼泪很慢。
慢到好像她这一辈子的所有委屈、所有后悔、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挤在这一滴水里，挤压了五十八年。
然后它落在了白色的枕头上，洇开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圆。
滴滴——滴滴——滴滴——
监护仪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稳的间隔，而是急促的、尖锐的长鸣，像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释放出来。
绿色的波形线变成了一条直直的、没有波澜的线。
值班护士听到警报声跑了过来。她看了一眼监护仪，又看了一眼床上那个枯瘦的女人，伸手测了颈动脉，然后拿起床头的病历夹，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白希真，女，58岁，于14时37分宣告临床死亡。”
护士把白布盖上去，遮住了那张凹陷的、安详的、眼角还有泪痕的脸。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云层裂开一道缝，漏出一线灰白色的光，照在715号病房的窗户上。
窗台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奇迹，没有异象，没有任何值得被写进故事里的东西。
只是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雨天下午，死在了没有人为她停留的世界上。
而此刻，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亚东边境的拉萨河边，木筏子上突然传出微弱的哭声。
一行商队里的康巴商人停下脚步。
他翻身下马，走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