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女皇好多年》三张行远

10、归去来兮 从洛阳返回

　　第十章归去来兮

　　从洛阳回广州的飞机上，我一直在看窗外。

　　云层很厚，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棉花田，阳光在云上镀了一层金边。我盯着那些金边看了很久，脑子里什么都在想，什么都没想明白。手心的花苞睡着了，七颗光点沉在皮肤下面，在万米高空安静得像从来没存在过。但我知道它们醒着，它们在等花期。五月初一，二十天。

　　“文丽，你睡会儿吧。”伍馨柳在旁边说，声音里带着倦意，“到了我叫你。”

　　“不困。”

　　“你从昨天到现在都没睡。”

　　“睡不着。”

　　这是实话。从真不同饭店出来到现在，我没有合过眼。不是因为不困，是因为不敢闭眼。每次闭上眼睛，我都会看到那个画面——手心的花开了，七色光照亮了整个包间，陆维庸叫我“母亲”。这些画面太重了，重到坐在时速三百公里的飞机里还是觉得沉，心脏被什么东西往下拽，拽得肋骨发酸。

　　“你的头发……”伍馨柳突然伸手拨了一下我耳边的碎发，“这里有一根黄的。”

　　“染的。”

　　“不像染的。染的头发不会只染一根，也不会从发根开始变色。”她把那根头发放在我手心里。确实是黄的，不是染的那种黄，是天然的、像秋天的麦浪一样的颜色。从头皮里长出来的，新生的，只有一小截，在黑头发里像一根金色的丝线。

　　我盯着那根黄发看了几秒钟，把它夹在笔记本的封皮里收好。

　　“文丽，你在洛阳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

　　“我知道。”

　　“你的身体在变。你的手心里长了花，你的头发开始变色。你告诉我，接下来还会变什么？”

　　“不知道。”

　　“你在怕什么？”

　　我看着窗外。云层裂开了一道缝，能看到下面的山和河流。往南飞，大概是过了长江。江水的颜色在云缝里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像一条很宽的缎带铺在大地上。

　　“怕回去之后，花店还是那个花店，我不是那个我了。”

　　伍馨柳没有接话。她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广州在下雨。

　　白云机场的到达厅人来人往，拉杆箱的轮子在大理石地面上轰隆隆地响。一个穿黄色雨衣的小女孩在人群里乱跑，妈妈在后面追，边追边骂。我站在到达厅门口，广州的空气扑面而来——湿的、温热的、带着汽车尾气和雨水混合的味道。这种味道在洛阳闻不到。洛阳的空气是干的、凉的、有黄土的味道。两种味道在我鼻腔里打架，谁也不让谁。

　　“我叫了车。”伍馨柳看着手机，“先送你回花店。”

　　“不用。你先回家休息。”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我在广州一个人过了十年。”我看着她，“去吧。有事我打电话。”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文丽，你花店还开门吗？”

　　“开。”

　　“明天？”

　　“明天。正常营业。”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到达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渐渐远去。

　　车子驶上机场高速，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窗外的高楼在雨幕里像一排灰色的牙齿，咬住天空不放。我的手心又开始发烫了——不是洛阳那种从骨头里往外散的烫，是温和的、提醒式的、像有人轻轻拍了拍你的手背说：别忘了。

　　不会忘的。二十天。

　　长安里商业中心负一层，一念花舍。门还是那扇门，木招牌还在，门口的绿萝长出了新叶子，垂下来的藤蔓快拖到地上了。但我不在的这几天，小周一个人打理着花店，绿萝的土干得发白，藤蔓软塌塌地耷拉着，像好几天没喝水的人。

　　我从包里摸出钥匙。手有点抖，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近乡情怯。花店是陈文丽的，每一盆花都是陈文丽养的，每一块砖、每一片叶子、空气中每一种花香都浸透了陈文丽的气息。如果我走进去，这些会不会被另一个人挤走？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花店里的味道还是老样子——百合、玫瑰、尤加利叶，还有角落里那盆洛阳红特有的、淡淡的药香。小周不在，今天周二她休息。花店里只有一屋子安静的花，和从通风口漏进来的商场背景音乐。

　　我走进去，站在花店中间。

　　洛阳红在角落里，花苞又多了几朵，颜色比走之前更深了，深到发黑。花瓣边缘有一圈暗紫色的纹路，像血管，像我的手心。我走过去蹲下来，看着那盆牡丹。“你也变了。”花没回答，但它的叶子微微颤了一下。不是我碰到它或者风吹到它，是它自己颤的，像在回应。

　　我的手不自觉地伸出去，食指的指腹触碰了那片叶子。绿色的叶子上面有细密的绒毛，摸起来像天鹅绒。但在我的指尖触上去的一瞬间，叶脉亮了——银白色的光从叶柄流向叶尖，像一条被点亮的河流。从洛阳红到我的手心，从我的手心到洛阳红，亮了一下，灭了。

　　花店里一切如常。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在跟我打招呼，为一个离开了一个家、又回到一个家的人。

　　花店的门铃响了。我转过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短发，戴眼镜，穿一件灰色的卫衣，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看起来像一个刚下火车的大学生。但她不是大学生。她是沈曼。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你的花店门开了。”沈曼走进来，目光扫了一圈花店，停在那盆洛阳红上，“陆维庸跟我说，你定了五月初一之约。”

　　“他说得对。”

　　“沈伯言答应了。”

　　我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他说什么？”

　　“他说五月初一，万佛沟，他带佛头来见你。”沈曼走到我面前，距离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左眼眼角下面那颗很小的痣，“但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要亲眼看到七色牡丹开花。不是照片，不是视频，是真实的、完整的、七色齐开的花。开在他面前。”

　　“他会的。”

　　“你确定？”

　　“我确定。”我看着她的眼睛，“但他也要确定一件事——他带来的七尊佛头，必须是真的。我不看证书，不看鉴定报告，我要看实物。万佛沟，第三窟，当着那些无头佛的面，他把佛头还回去，我把花开出来。一换一，公平。”

　　沈曼沉默了一会儿。“陈老板，你和他做交易，不怕他反悔？”

　　“他反悔了，花就谢了。他比我更怕。”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化。不是信任，不是敌意，是一种在悬崖边上往下看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眼神——她知道前面是深渊，但她已经决定跳了，只是在等一个一起跳的人。

　　“我会去。”她说，“不是作为沈伯言的人，是作为我自己的证人。”

　　她走了。这一次没穿高跟鞋，脚步声很轻。

　　晚上，伍馨柳来了。她带了一碗肠粉，牛肉的，加蛋。还是那家老字号，在长安里后街开了十五年，我从开店到现在一直在吃。肠粉的酱油有点咸，牛肉有点老，但味道是熟悉的，熟悉到让我觉得自己还是陈文丽。

　　“文丽，你的头发。”她放下筷子看着我。

　　“又变色了？”

　　“不只是黄色。这里——”她拨开我头顶的头发，“有一根粉色的。还有一根紫色的。”

　　我伸手摸了摸。摸不到，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那些新长出来的头发，颜色越来越多了。黄、粉、紫，也许明天还会长出别的颜色。它们在我的头顶上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和我手心里那七朵花苞一一对应。

　　“你去染黑吧。”伍馨柳说。

　　“染黑了还会再长出来。”

　　“那就一直染。”

　　我看着碗里的肠粉，酱油已经把粉皮染成了深褐色。“馨柳。”

　　“嗯。”

　　“你在怕什么？”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眶有点红。“我怕你变成另一个人。”

　　“我不会。”

　　“你已经变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重，“你的头发变了，你的手变了，你说话的方式变了，你看人的眼神变了。你以前看人的时候是平的，现在你看人的时候是——从上面往下看的。像一个坐在很高的地方的人在俯视下面的人。”

　　我没有反驳。因为她说的是对的。

　　“文丽，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最怕你不记得我了。怕你变成那个人之后，陈文丽的朋友、陈文丽的花店、陈文丽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了。”

　　“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想了想。“因为陈文丽不是她的壳。陈文丽是我自己选的。三十二年前，那个女人把她的记忆封起来了，让我从头开始长。长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做花艺师、开花店、养洛阳红，这些不是她留给我的任务，是我自己选的。”

　　伍馨柳擦了擦眼泪。“所以你不会变成她？”

　　“我不会变成她。我只是多了她的记忆。”

　　“那她还是你吗？”

　　我看着手心里那些看不见的花苞。它们在皮肤下面安安静静地伏着，颜色、形状、位置，每一个细节都和那个女人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她的记忆是我的，我的记忆也是我的。两个人在同一副皮囊里，哪一个是原来的，分不清了。

　　“她是我，我也是她。”我说，“就像一朵花，根是她的，枝叶是我的。分不开的。”

　　伍馨柳沉默了很久，把肠粉碗推到一边。“明天花店开门吗？”

　　“开。”

　　“我早上来帮你。”

　　“你不用上班？”

　　“我请假。”她站起来，“头发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去理发店，染回黑色。”

　　“染发剂伤头发。”

　　“伤就伤吧。”我看着玻璃门上映出的自己——黑头发里夹着几根彩色的发丝，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先把今天过了再说。”

　　第二天早上，花店准时开门。

　　小周来的时候看到我在给洛阳红浇水，愣了一下。“文丽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

　　“你头发……”她指了指我的头顶。

　　“染了新颜色，不好看吗？”

　　“好看。就是有点……不太像你。”

　　我笑了一下。“染着玩的。”

　　花店重新营业的消息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上午就来了好几个客户。第一个是周永昌，提着一盒燕窝站在门口，西装革履满面红光。“陈老板，听说您从洛阳回来了，特地来看看您。”

　　我让伍馨柳在门口拦住了他。“周总，陈老板最近不见客。”

　　“闭关？开什么玩笑？”

　　“不是开玩笑。她把花店门都关了。”

　　周永昌往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坐在角落里修剪一盆绿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就半步，但我看到了。他看到的不再是他的“陈老板”，他看到的是另一个人。

　　“那……那我改天再来。”他把燕窝塞给伍馨柳，走了。

　　第二个来的是隔壁奶茶店的老板，借剪刀，借完就走了。第三个是商场物业的，查消防，查完也走了。

　　下午，伍馨柳靠在收银台上，看着我包花。“你今天拒绝了几个人？”

　　“三个。”

　　“都是来找你支招的？”

　　“嗯。”

　　“你不是说花店只卖花吗？”

　　“花店只卖花。”我把花束扎好放在架子上，“那些人的问题，种花解决不了。”

　　伍馨柳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怎么了？”

　　“你刚才说‘种花解决不了’的时候，语气像一个医生说‘这个病我治不了’。”

　　“我就是开花店的。”

　　“你不是。”她走过来，把一张名片放在收银台上，“你是能治病的。治的不是花的病，是人的病。但你今天把病人全推出去了。”

　　我看着那张名片——周永昌的。黑色的底，金色的字。

　　“五月初一之前，我不见任何客户。”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心里装的事，比他们的八十亿项目重。”

　　晚上打烊后，我一个人留在花店里。把洛阳红搬到工作台上，在手电筒的光下仔细看着它的叶脉。银白色的光比昨天弱了一些，但还在，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在石头缝里慢慢地淌。

　　我伸出右手，手心朝上。没有花，没有光，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它们在。七颗光点沉在皮肤下面，像七颗种子在土里等待春天。

　　“五月初一。”我对着黑暗说。

　　手心的光点闪了一下——七颗同时闪，像七颗星星在夜空里眨眼。

　　它们在听。它们在等。它们在长。

　　我关掉手电筒，花店陷入黑暗。只有走廊的消防灯从玻璃门透进来，绿莹莹的光照着那盆洛阳红，花瓣的边缘镶着一圈银白色的光晕。

　　“我不会变成你。”我对着黑暗说，“但你的债，我还。”

　　手心的光又闪了一下。这次不是眨眼，是一颗光点单独闪的——最小的那颗，绿色的。

　　它在说：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