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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 10 章 顾昼搬来北 ...

  •   顾昼搬来北城之后,沈晚吟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细小的、不容易察觉的、但确确实实改变了的变化。

      比如早上起床的时候,闹钟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了。以前她总是按掉闹钟再赖五分钟,有时候赖着赖着就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匆匆忙忙地洗脸刷牙,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冲出门。现在不需要了。顾昼的闹钟比她早十分钟,他会先起床,去厨房烧水、热牛奶、把面包从冰箱里拿出来放着回温,然后回到卧室,坐在床边,伸手把她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在她额头上轻轻亲一下。

      “起床了。”

      “再五分钟。”

      “你已经说了三个五分钟了。”

      “那再最后一个。”

      然后他会安静地坐在床边等她。不催,不推,不掀被子,就那样坐着,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她头发上轻轻划着,像在摸一只赖床的猫。她能感觉到他的手指从她的发顶滑到发梢,轻轻的,痒痒的,很舒服。舒服到她又想睡了。但他会在这个时候说一句:

      “晚吟,再不起床,南瓜汤就凉了。”

      南瓜汤。她闭着眼睛都能闻到那个味道,甜的,带着奶香,热热的,从厨房飘过来,穿过走廊,钻进卧室的门缝,像一个温柔的、不讲道理的小偷,偷走了她的困意。她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永远是他。坐在床边,晨光从窗帘后面透进来,把他整个人勾出一条柔和的轮廓线,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他看着她,嘴角微微弯着,是那种只有早晨才能看到的、带着一点点睡意的、还没完全清醒的笑。

      “早安。”他说。

      “早安。”

      然后她会坐起来,揉着眼睛去卫生间洗漱。他回厨房,把早餐端上桌。这个过程在他们同居后的第三天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流程,像两个配合了多年的齿轮,不需要说话就知道对方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热牛奶的时候她会把面包从袋子里拿出来摆在盘子里,她煎鸡蛋的时候他会把台面上溅出来的油擦干净。他们很少在早晨聊天,不是因为没话说,是因为不需要。那些“早安”“晚安”“今天吃什么”“下雨了带伞”之类的话,已经被做成了不需要说出口的事情。他用热好的牛奶说早安,她用煎好的鸡蛋说我醒了。这比任何语言都更直接、更确切、更像两个真正在一起生活的人。

      比如冰箱里的东西变了。以前沈晚吟的冰箱里只有几样东西:牛奶、鸡蛋、挂面、老干妈、半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大白菜永远在冰箱最底层的抽屉里,每次打开看到它的时候都会想“今天要把这棵白菜吃了”,但每次关上冰箱门之后就忘了。现在不一样了。顾昼来了之后,冰箱被塞得满满当当的。牛奶从一盒变成了一整排,整整齐齐地码在冰箱门的隔层里,像一排穿着白衣服的士兵。鸡蛋从半盒变成了一整板,放在冰箱中层最显眼的位置,他怕她找不到。蔬菜水果分门别类地放好,西红柿和黄瓜放在一起,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绿叶菜用保鲜袋装好扎紧了口子,免得蔫得太快。冷冻室里多了几袋速冻水饺、一包手抓饼、两盒他包的饺子,用保鲜盒分装好,每一盒外面都贴着便签纸,写着馅料和包好的日期。

      沈晚吟有一次打开冰箱找牛奶的时候,看到便签纸上他的字迹——“猪肉白菜,包于三月十二日”,愣了好几秒。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冰箱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以前它只是一个装食物的铁盒子,里面有什么、什么时候过期、什么时候吃完,没有人关心,包括她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关心它了。有人在周末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买回来的菜一样一样地整理好、分装好、贴上标签、放进冰箱里合适的位置。那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的不是“菜要保鲜”,是“她要吃好”。

      比如洗衣液的牌子换了。以前沈晚吟用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三块钱一袋,倒进洗衣机里泡沫不多,洗出来的衣服谈不上香,也不柔顺,但能洗干净。她觉得够了,衣服嘛,穿在身上不脏就行,要那么香干什么。顾昼搬来后的第二天,她去超市买洗衣液,习惯性地拿起那袋三块钱的,顾昼从她手里拿过去放回货架上,换了旁边那瓶,深蓝色的瓶身磨砂的盖子,价格是那袋洗衣液的七八倍。

      “用这个。”他说。

      “太贵了。”

      “不贵。”

      “你又不洗衣服,你不知道洗衣液用得有多快。”

      “我洗。”

      沈晚吟看着他把那瓶洗衣液放进购物车里,表情平静,像在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后来她才发现,他不仅换了洗衣液,还换了洗发水、沐浴露、牙膏、纸巾。每一样都比她以前用的贵,每一样都比她以前用的好。他没有说过“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这种话,他只是把她生活里那些凑合着用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换掉了。换成好的,换成她值得拥有的,换成他早就想给她但一直没有机会给的。

      比如衣帽架上的衣服变多了。她那个白色铁艺衣帽架,以前孤零零地挂着她自己的工装外套和一件灰色的开衫,空荡荡的,像一个瘦高个儿光着膀子站在墙角。现在不一样了。顾昼的大衣、风衣、夹克、羽绒服,一件一件地挂上去,把衣帽架塞得满满当当。深灰色、藏蓝色、黑色、驼色,和她的工装外套、灰色开衫、那件洗得发白的卫衣挂在同一个架子上。两种完全不同的质感、价位、审美取向,在这个小小的衣帽架上找到了某种奇妙的平衡。它们挤在一起,袖子碰着袖子,领子蹭着领子,谁也不嫌弃谁。沈晚吟每天出门的时候从衣帽架上拿外套,总会被那些不属于她的衣服碰到手。大衣袖子擦过她的手背,粗花呢的面料有一点扎,但扎得很温柔,像一个人在轻轻地碰她,跟她说“我在这儿”。

      同居的第一个周末,顾昼说,我们去宜家。

      “去宜家干什么?”沈晚吟窝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结构工程的专业期刊,正在看一篇关于高层建筑风振控制的论文。

      “买东西。”

      “买什么?”

      “柜子。你说过等买了新柜子再收拾那些箱子,箱子还堆在那里,快一周了。”

      沈晚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墙角确实还堆着几个没拆的纸箱,胶带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它们在那里待了一周,她每天路过它们很多次,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开它们。不是不想,是她的脑子里没有“添置新家具”这个选项。过去那么多年,她租的每一间房子都是拎包入住的,家具是房东的,电器是房东的,她只需要把自己的东西塞进那些已有的、破旧的、但还能用的柜子里就行。她不需要买柜子,不需要添置任何东西,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间屋子里住多久。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房东哪天说不租了,她就得搬走,拖着那个行李箱,去下一间差不多的出租屋,把差不多的东西塞进差不多的柜子里。

      “买柜子,”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好像在确认它的含义,“是那种很大的、要钉在墙上的柜子吗?”

      “可以买小的,不钉墙上的。以后搬家也能带走。”

      以后搬家。他说的是“以后搬家”,不是“如果你搬家”,是“以后搬家”。这意味着他默认了他们以后会一起搬家,一起去下一个地方,一起把柜子从这间屋子搬到下一间屋子。这不是一个柜子的问题,这是一个承诺。你买了一个柜子,就意味着你打算在这个地方待一阵子。你把衣服挂进去、把书放进去、把那些舍不得扔但平时也用不上的东西收进去,你就和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不是租客和出租屋之间的那种拿钱换空间的连接,是人和家之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走了还会回头看一眼的连接。

      “好,”沈晚吟合上期刊,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吧,去宜家。”

      北城的宜家在四环外,周末人多得像赶集。沈晚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她习惯了安静,习惯了在人群的边缘走,习惯了不和任何人发生不必要的接触。但顾昼走在她前面半步,替她挡开人流,帮她推购物车,在她停下来看什么东西的时候站在她身后,和那些匆匆走过的人之间隔开一个小小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空间。

      宜家很大,他们从二楼开始逛。客厅区、卧室区、书房区、厨房区,一样一样地看过去。顾昼看东西很仔细,每一个柜子都要拉开抽屉看看滑轨顺不顺,每一把椅子都要坐上去试试高度合不合适,每一盏灯都要打开开关看看光线暖不暖。沈晚吟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试椅子的时候微微皱眉,看着他拉开抽屉的时候用指腹在滑轨上摸一下,看着他打开台灯的时候眯着眼睛看灯光的色温。她想,这个人对自己的事情大概不会这么认真。他的公寓是什么样子的,她没见过。他的家具是什么牌子的,她没问过。但对她的事情,他向来认真。认真到让她觉得心口发堵,堵得她想说“够了,你不用这样”,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不用这样”,那是他表达的方式。他爱她,所以他帮她试每一把椅子的高度、抽屉滑轨的顺滑度、台灯灯光的色温。他的爱不在语言里,他的爱在这些事情上。在每一个被她忽略的细节里,在每一个她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地方,他替她把这个世界上粗糙的、凑合的、勉强及格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打磨成精致的、妥帖的、刚好合适的样子。

      “这个柜子怎么样?”顾昼停在一个白色的书柜前面,五层,高度大概到他的胸口。他伸手在柜体的边角摸了一下,又弯下腰看了看底部的防滑垫,“板材还行,背板薄了一点,但家用够了。装个十几本书没问题,上面还能放点别的。”

      “你在给它做结构评估吗?”

      “职业病。”

      沈晚吟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她伸手在那个书柜上摸了一下,白色的哑光漆面,光滑但不反光,摸起来很舒服。她把手指伸到背板和侧板的接缝处,感受了一下缝隙的宽度。

      “背板薄了,承重不行。如果放太多书,时间长了会变形。”她顿了顿,“但如果你只是放一些轻的东西,比如图纸、文件夹,应该没问题。”

      “你看,你也在做结构评估。”

      “你传染的。”

      他们站在那个白色书柜前面,对视了一眼。沈晚吟先笑了,顾昼看着她笑,嘴角也跟着弯了起来,弧度不大,但真实。

      “就它吧。”他说。

      他们拿了一个平板包装的书柜,又挑了一个小的床头柜、一盏台灯、一个衣帽架、几个收纳盒。平板包装很重,沈晚吟想帮他抬,他不让,一个人把那个长条形的纸箱扛在肩上,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推着购物车。沈晚吟走在他旁边,看着他肩上的纸箱、推着购物车的手,觉得这个男人很像一棵树,沉默的,可靠的,在风里站着也不会倒的那种。

      结账的时候,沈晚吟拿出手机想扫码,顾昼按住了她的手。

      “我来。”

      “这是我家的柜子。”

      “也是我家的。”

      沈晚吟看着他。他一只手扶着她刚要扫的付款码,另一只手还搭在她手背上,表情认真得像在做技术交底。他说“也是我家的”,说得理所当然,好像在陈述一个已经被双方确认的事实——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的柜子就是我的柜子,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你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

      沈晚吟把手机收回了口袋。

      “你付吧,”她说,“反正你给我买的早餐也够买好几个柜子了。”

      顾昼扫码付款,把手机收起来,看了她一眼。

      “以后别说这种话。”

      “什么话?”

      “给我买的早餐。不是你给我买的,是我们一起的。我的钱是你的钱,你的是你的。”

      沈晚吟被他绕晕了。她说“那你的呢”,他说“也是你的”。宜家的收银台前排着长队,有人在装东西,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哄哭闹的小孩。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远处飞。在这片嗡嗡声里,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的钱是你的钱,你的是你的,那你的呢,也是你的”,周围有几个等结账的顾客忍不住朝他们看了一眼,有的嘴角带着笑,有的表情淡淡的看不出来在想什么。沈晚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像有人在她脸上点了一把火,从脸颊烧到耳朵,从耳朵烧到脖子。她低下头假装在看购物车里的东西,但购物车里除了一堆平板包装的家具之外什么都没有。

      “你以后在外面能不能别说这种话?”她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什么话?”

      “就是那种……那种话。”

      “哪种?”

      沈晚吟抬起头瞪了他一眼。他站在那里,表情是那种很无辜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但实际上什么都知道的表情。

      “就是那种让人脸红的话。”

      “哦。那不能。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沈晚吟不想跟他说话了。她把购物车推到他面前,说了一句“你结账,我去外面等你”,然后就快步走了。走得很快,像后面有什么人在追她。但她走到宜家出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收银台那里,正弯下腰把那些平板包装从购物车里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放到收银台上。动作很慢,很仔细,好像在搬什么易碎的东西。沈晚吟站在出口,看着他弯腰拿东西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推开门,走到外面的停车场。

      北城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但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那种凉是温柔的、湿润的,像有人在你的脸上轻轻敷了一块凉凉的毛巾,不冷不热,刚好让人清醒。她站在停车场的空地上,看着灰蓝色的天空、远处四环上川流不息的车、对面宜家巨大的蓝色招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烤红薯的味道、有远处工地的尘土味、有初春泥土解冻的潮湿味。这些味道混杂在一起,不好闻,但她觉得安心。因为这是北城的味道,是她生活了许多年的味道。她曾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过年、一个人面对所有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人和她一起逛宜家、一起买柜子、一起在收银台前说“我的钱是你的钱”。她没想过,不是因为她不敢想,是因为她没有那个想象的能力。她的想象力在过去许多年里全部被用来应对生活的艰难了,她没有多余的想象力去幻想一个“有人和她一起”的版本。

      但现在这个版本来了。不是她幻想出来的,是自己走到她面前的。是顾昼。是那个等了她十年、替她考了注册建筑师、从南城搬到北城、在收银台前面不改色地说“我的钱是你的钱”的顾昼。他把装满了平板包装的购物车推到停车场,找到他的黑色SUV,打开后备箱,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搬进去,尺寸刚刚好,像量过一样。

      “你怎么知道后备箱放得下?你又没有拿尺子量过。”

      “不用量。目测。”

      “目测有误差。”

      “我的目测没有。”

      “你的目测怎么可能没有?你是眼睛还是尺子?”

      顾昼把最后一件东西放进后备箱,关上尾门,转过身看着她。

      “对你,我的目测没有误差。”

      沈晚吟再次不想跟他说话了。她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转过头看着窗外。

      顾昼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车载音响自动连接了他的手机,放出来一首歌。老歌,旋律很慢,女声很轻。

      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汇入四环的车流。北城三月的下午,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暖洋洋的,沈晚吟靠在座椅上,眼皮越来越沉。

      “困了?”他问。

      “嗯。可能是在宜家走太多了。”

      “睡吧。到了叫你。”

      “不睡。我陪你说话,怕你开车犯困。”

      “不会。你在旁边,我睡不着。”他停了一下,“我说的是开车的时候。”

      沈晚吟听出了他的停顿,知道他本来想说什么,到了嘴边又改了。她没有戳穿他。她闭上眼睛,但不是真的睡。阳光落在她眼皮上,橙红色的,暖暖的,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红布看太阳。车里在放歌,旋律从音响里流出来,填满了这个不大的空间。她听着歌,听着他的呼吸声,听着方向盘被打转向灯时一下一下的滴答声,觉得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一个月前,她还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晚饭,一个人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现在,她坐在他的车里,副驾驶,她的专属座位。座椅是按照她的身高调的,空调温度是她觉得刚刚好的那档,音乐是她喜欢的那个歌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存的。她不知道,但他在做这件事。不问,不说,不动声色,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在地基打好之前就把所有该考虑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不是因为他天生细心,是因为他在乎。在乎到你的舒适变成了他的本能,你的喜好变成了他的记忆,你的存在变成了他做一切决定的默认前提。

      “顾昼。”

      “嗯。”

      “你没睡着?”

      “没有。”

      “我也没有。我问你个事。”

      “问。”

      “你之前说,你查过我的家庭信息,知道我父亲的事。你怎么查的?你那时候才刚上大学,你找谁查的?”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歌曲放到间奏,只有旋律没有人声,方向盘上的转向灯已经不响了,大概是因为不需要并线了。

      “你妈。”顾昼说。

      沈晚吟猛地睁开眼睛。

      “什么?”

      “你妈。我找过你妈。”

      沈晚吟坐直了身体,转过头看着他他的侧脸。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把他半边脸照得很亮,另外半边脸在阴影里,明暗分明。他看着前方的路,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你什么时候找的我妈?”

      “大一上学期,十一假期。我没有回家,去了你家。我不敢问你妈你在哪里,怕她觉得我……”他顿了一下,“怕她觉得我不好。”

      沈晚吟没有说话。她能想象那个画面:十八岁的顾昼,刚上大学不到两个月,坐了不知道多久的车,千里迢迢地找到她家在的那个县城。他大概是在网上查了路线,先坐火车到市里,再转大巴到县城,再坐那种三轮车或者走路到她家楼下。他手里拿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从某个地方抄来的地址,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你到了之后呢?看到我妈了?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走了,去打工了,具体在哪里她不知道。她说你换号了,新的号码没告诉她,只说等安顿好了会联系她。”

      沈晚吟的眼眶红了。她想起那段时间——父亲刚走,每天都有讨债的人上门,妈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卖掉还债,最后实在还不上了,就坐在客厅里一遍一遍地翻那本旧相册。她看着妈妈那个样子,觉得不能让妈妈再操心了。所以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去了哪个工地,只说在北城找了一份工作,安顿好了会给家里打电话。

      “她有没有说别的?”沈晚吟的声音有一点抖。

      “说了。”顾昼把车速放慢,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慢慢停下来,拉起手刹,转过头看着她。“她说,如果找到你,让我告诉你,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让你好好照顾自己。”

      沈晚吟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很安静的、克制的、无声的流泪。眼泪从眼角滑出来,沿着脸颊流到下巴,滴在她外套的领口上,一滴一滴的,像屋檐下的雨水。

      顾昼伸出手,用手指替她擦掉眼泪。拇指从她的颧骨划到颧骨下方,把那一行眼泪抹去。

      “她一直在等你打电话。每次你打电话回去,她都记在本子上,哪天打的,说了什么,你吃得好不好,瘦了没有,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你家很多次。大一、大二、大三,每年都去。每次阿姨都给我看你打电话的记录。她让我看你记的那些,说‘你看,她现在在工地上’,说‘你看,她会自己煮饭了’。”

      沈晚吟闭上眼睛。那些她想藏起来的、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最狼狈、最不堪、最不体面的日子,原来他都知道。不是通过她的讲述,是通过她妈妈的记录,一个日期一行字,一个电话一段人生。那些她在工地的板房里用最平静的声音说出来的“我挺好的”,原来都被妈妈记下来了,又被顾昼看到了。原来她的狼狈,早已经被她最想隐瞒的两个人看在了眼里。而他们没有因此离开她,他们替她保存了那些她不敢面对的过去,等她有一天准备好了再还给她。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

      “怕你难过。”

      “现在呢?”

      “现在不怕了。现在有我了。”

      绿灯亮了。他松开手刹,挂挡,车子缓缓驶过路口。沈晚吟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流动的城市——行道树的枝丫上冒出了很小很小的嫩芽,浅绿色的,像小米粒,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她已经在这座城市里住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注意过三月行道树会发芽。她每年都在忙,忙工作忙考试忙活着,忙到没有时间抬头看一棵树。今年她看到了,因为他来了。他来了,她的眼睛才开始往别处看。看到树发芽了,看到天变蓝了,看到生活里除了生存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顾昼。”

      “嗯。”

      “以后每年春天,我们都去看树发芽。”

      顾昼看了她一眼,然后又转回去看路。他的嘴角弯着。

      “好。”

      “你说的。”

      “我说的。”

      “不能反悔。”

      “不反悔。”

      沈晚吟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她笑了。她用手背把眼泪擦干净,坐直了身体,看着前方的路。车子在四环上往南走,翠屏苑在前方十几公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间碎花壁纸的出租屋里有一个还没组装的书柜、一盆顾昼带来的绿萝、两个挨在一起的白色的马克杯和一个在初春的阳光下慢慢醒过来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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