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兄弟-山坳人家》墨林风吟

3、十八岁的女老板 一心想当老

　　1986年，春天的大别山是最好看的。
　　山上的映山红开了，一簇一簇的，红得像着了火。田里的油菜花也开了，黄澄澄的一大片，风吹过来的时候，像金色的海浪。空气里全是花香和泥土的味道，吸一口进去，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但我八岁那年的春天，记住的不是这些——是一个拨浪鼓的声音。
　　在我二姐李招弟的记忆里，跟这些风景没啥关系。
　　她记住的，是一个货郎。
　　货郎这东西，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但在八十年代的农村，货郎就是行走的淘宝，是流动的超市，是全村人的购物中心。
　　货郎通常挑着一副担子，两头各挂一个大木箱，木箱里分了好多格子，装着各种东西——针头线脑、头绳发卡、糖果饼干、火柴肥皂、雪花膏蛤蜊油，应有尽有。货郎走村串户，一边走一边摇着拨浪鼓，“咚咚咚”的声音一响，全村的小孩就跟在屁股后面跑。
　　那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货郎挑着担子进了我们村。拨浪鼓一响，我跟四哥第一个冲出去——我俩不是为了看货，是为了闻味儿。货郎的箱子里有水果糖，那糖纸一打开，香味能飘二里地。我二姐李招弟跟在我后面，她闻到的不是糖，是钱的味道。
　　货郎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皮肤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他把担子往村口的大槐树下一放，把箱子打开，里面花花绿绿的，好看极了。
　　四哥凑上去，眼睛都快贴到箱子上了：“叔，这糖多少钱？”
　　“一分钱两块。”货郎笑眯眯地说。
　　四哥摸了摸口袋，空的。又看了看我。
　　我也摸了摸口袋，也是空的。
　　我俩对视一眼，同时把目光转向了二姐。
　　二姐当时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听见拨浪鼓的声音，本来没在意。但后来她跟我说，她是从窗户缝里看到货郎箱子里的那些头绳和发卡之后，才走出来的。
　　“二姐，借我两分钱呗？”四哥腆着脸说。
　　二姐没理他，径直走到货郎的担子前，蹲下来，一样一样地看。
　　她看得特别仔细，每一件东西都拿起来看看，翻来覆去地看，有时候还拿手捏一捏布料的质量，闻一闻香味。货郎被她看得有点发毛，说：“姑娘，你买不买？”
　　二姐没回答，反问了一句：“叔，你这货是从哪儿进的？”
　　货郎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一个十二岁的姑娘会问这种问题。“县城批发的。”
　　“进价多少？”
　　货郎笑了：“姑娘，这是商业机密。”
　　二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
　　四哥在后面喊：“二姐！钱！”
　　二姐头也没回。
　　四哥气得直跺脚，我倒是无所谓——反正我又不是特别想吃糖，我更想吃娘烙的葱油饼。
　　但我不知道的是，二姐那天晚上失眠了。
　　后来她跟我讲那段往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建设，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想什么吗？我想，那个货郎挑着担子走一天，能赚多少钱？他箱子里的那些东西，进价多少，卖价多少，利润多少？他一个人能卖多少村？如果我在镇上开个店，不用走路，不用风吹日晒，是不是能比他赚得多？”
　　我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说：“二姐，你十八岁就想这些，你不累吗？”
　　二姐笑了：“累什么？我觉得可有意思了。比读书有意思多了。”
　　这话要是让我大哥听见，非得气死。大哥是那种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二姐这话等于在他心口上捅刀子。
　　但二姐就是这样的人——她不是读不了书，她是不想读。她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没用，不如算盘和账本实在。
　　这种想法，在那个年代，叫“没出息”。
　　但后来证明，这叫“商业头脑”。
　　二姐的行动力，比她做决定的速度还快。
　　货郎来村之后的第三天，二姐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她去镇上进了一趟货。
　　她哪来的钱？她攒的。从哪儿攒的？卖鸡蛋、卖山货、帮人纳鞋底、给供销社捡药材，一分一分攒的，攒了大半年，攒了十二块八毛钱。
　　她把那十二块八毛钱塞进贴身的口袋里，用别针别住，然后一个人走了十五里山路去了镇上。
　　到了镇上，她找到供销社的批发部，说要进货。
　　批发部的人看她是个小姑娘，以为她闹着玩，挥挥手说：“去去去，别捣乱。”
　　二姐没走。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十二块八毛钱，一张一张地摊在柜台上，然后说：“我要进头绳、发卡、橡皮筋、小镜子、梳子、雪花膏，一样来一点。”
　　批发部的人愣住了，大概是没想到一个小姑娘能有这魄力。他看了看二姐，又看了看那堆钱，终于松了口：“行，你要多少？”
　　二姐一样一样地点，一样一样地算，算得比算盘还快。最后她花了十一块六毛钱，进了一小包货，剩下的一块二毛钱，她买了两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往回走。
　　回到村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二姐把货摊在堂屋的桌上，一样一样地整理。我凑过去看，哇，好多好看的东西——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头绳，亮晶晶的发卡，带香味的小梳子，还有那种圆圆的铁盒雪花膏，打开盖子一闻，香得人头晕。
　　“二姐，这些东西拿来干啥？”我问。
　　“卖。”二姐头也不抬地说。
　　“卖给谁？”
　　“村上的人。镇上的人。谁要就卖给谁。”
　　我那时候觉得二姐疯了。这些东西谁会买？我们村上的人连饭都快吃不起了，谁有钱买头绳？
　　但二姐就是二姐，她有自己的办法。
　　她的第一个客户，是我们村的刘小芳。
　　刘小芳跟我二姐同岁，是村长老刘头的闺女。她那天路过我们家，看见二姐桌上摆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脚就挪不动了。
　　“招弟，这头绳多少钱？”刘小芳拿起一根红头绳，眼睛放光。
　　“两分。”
　　“这么贵？”
　　“你看这质量，供销社卖三分的。”二姐面不改色地说。
　　刘小芳犹豫了一下，掏出两分钱，买走了那根红头绳。
　　二姐看着那两分钱，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二姐做生意成功的样子——她的笑容不是那种小孩子得到玩具的开心，而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上钩的得意。
　　这种笑容，后来我在无数生意人的脸上见过。
　　但第一次见到，是在我十八岁的二姐脸上。
　　二姐的生意，一开始做得挺顺。
　　她白天在家干活，傍晚就背着那个小布包，挨家挨户地串门。她把头绳、发卡、小镜子、雪花膏摆在人家面前，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婶子，你看这梳子多好看，你头发这么好，用这个梳子肯定更漂亮！”“大姐，这雪花膏擦在脸上，保证你皮肤白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你还别说，真有人买。
　　一个月下来，二姐算了一笔账：进货花了十一块六，卖出去的东西收了十五块三，毛利润三块七。刨去路费和时间成本，净赚两块多。
　　两块多钱，在1986年，能买二十个鸡蛋，或者两斤猪肉，或者一包好烟。
　　二姐把这两块多钱又投进去了，进了更多的货。
　　她的“业务范围”也从我们村扩展到了隔壁村、隔壁的隔壁村。她不再只卖头绳发卡了，开始卖袜子、手帕、针线包、顶针、鞋垫，甚至还有几本小人书。
　　她成了我们那一带最小的“货郎”——不对，应该叫“货娘”。
　　但好景不长。
　　二姐做生意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我爹耳朵里。
　　我爹这个人，别的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涉及到“读书”和“出息”的事，他特别敏感。他觉得女孩子家家的，抛头露面做生意，不像话。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二姐不好好读书，整天琢磨这些歪门邪道，将来没出息。
　　农历四月初八，是我爹发火的日子。
　　那天二姐刚从隔壁村卖货回来，背着小布包，哼着歌，心情特别好——她那天卖了三块多钱，破了纪录。
　　她一进院子，就看见我爹坐在太师椅上，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李招弟，你给我过来。”
　　二姐愣了一下，走过去。
　　“你书包里装的什么？”我爹指着她的小布包。
　　二姐没说话。
　　“打开！”
　　二姐慢慢打开布包，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头绳、发卡、小镜子、雪花膏，花花绿绿的一大堆。
　　我爹一看，火冒三丈。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抢过那个布包，往地上一摔，花花绿绿的东西滚了一地。
　　“我供你读书，是让你做生意的？你一个姑娘家，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丢不丢人？”
　　二姐低着头，不说话。
　　“从明天起，你给我老老实实去上学，再让我看见你搞这些，我把你腿打断！”
　　二姐还是不说话。
　　我爹骂累了，一屁股坐回太师椅上，喘着粗气。
　　二姐蹲下来，一样一样地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用手绢擦干净，重新装进布包里。然后她站起来，看着我爹，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爹，我不嫁人。”
　　我爹愣住了。
　　“你说啥？”
　　“我说，我不嫁人。”二姐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我要当老板。”
　　全场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我爹炸了。
　　他猛地站起来，操起门后的一根扁担，就要打二姐。我娘从灶房冲出来，一把抱住我爹的胳膊：“老栓！你干啥！打坏了咋办！”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打死这个不听话的丫头不可！”
　　四哥吓得躲到了桌子底下，我三哥站在墙角，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我大哥不在家，二哥也不在。
　　只有二姐，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爹，眼眶里有泪花，但一滴都没掉下来。
　　“爹，你打吧。”二姐说，“打完了我还做。”
　　我爹举着扁担的手，停在半空中。
　　他看着二姐的眼睛，那里面有倔强、有不屈、有不服，还有一种他从来没在女儿眼里见过的光芒。
　　扁担慢慢放了下来。
　　我爹把扁担往地上一扔，转身回了堂屋，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不说话了。
　　二姐站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后来偷偷去看二姐，她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有声音。
　　二姐的眼泪从来不出声。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她从小到大，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关起来，出来时脸上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种性格，说好听点叫坚强，说难听点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但正是这种性格，让她在后来的商场里，摔了无数跟头，还能爬起来继续走。

　　那天晚上的事，还有一个细节，是我娘后来告诉我的。
　　我爹打完二姐之后，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抽旱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把屋里抽得跟仙境似的——当然，是那种呛死人的仙境。
　　我娘走过去，把烟袋从他手里拿走，说了一句：“老栓，招弟像你。”
　　我爹愣了一下：“像我？”
　　“像你年轻的时候，倔，不服输，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娘叹了口气，“你当年要娶我的时候，你爹也不同意，你咋做的？你跪在祠堂里跪了一夜。”
　　我爹沉默了。
　　“孩子有孩子的路，你拦不住的。”我娘说完，转身走了。
　　我爹坐在太师椅上，又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二姐起来的时候，发现她的布包被人重新整理过了，里面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布包旁边，放着两块钱。
　　那是我爹放的。
　　他没说一个字，但那两块钱，就是他的态度。
　　我二姐看到那两块钱的时候，站了很久。然后她把钱叠好，塞进贴身口袋里，转身去灶房烧火。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亮堂堂的，看不出哭没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