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家第一台带发动机的东西 我家二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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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趴在堂屋的地上看蚂蚁搬家时，隔壁张婶家的电视里传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动听旋律，我像大圣一样，“嗖”的一声就跑过去了。
说实在的，十岁小孩的脑袋瓜子跟没泡开的木耳似的，能记住的事儿真不多。大部分情节都是后来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拼凑出来的，跟拼图似的，还经常拼不上——比如我二姐说我八岁还尿过炕，我四哥说我七岁被公鸡追着跑，反正没一句好话。
但那个夏天的下午，我记得门儿清。
为啥？因为那天我们家拥有了全李家坳第一台带发动机的东西——一辆红色的手扶拖拉机。
那辆拖拉机的出场方式，用今天的话说，叫“闪亮登场”。
当时我正趴在堂屋的泥地上跟蚂蚁较劲。地上有个蚂蚁窝，我拿一根狗尾巴草逗蚂蚁搬家，看它们扛着一粒米翻山越岭，那是我童年的主要娱乐项目，蹲下去一看就是大半天，比后来追电视剧还上瘾。
娘王桂兰在灶房里烙葱油饼。灶房不大，葱油饼的香味却有着极强的渗透力，隔着三堵墙都能把你勾过去。我肚子早就咕噜噜抗议了，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蚂蚁没翻过那个土包之前，我绝不撤退。
“建设！建设！”
有人喊我。
我没动。我二哥李铁蛋这大半年一直在江苏砖瓦厂搬砖，连过年都没回来，声音都快从我记忆里格式化了。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李建设！你聋啦？你哥回来了！”
这回听清了，不光听清了，还听出了是谁——是我二姐李招弟的声音。她那嗓门遗传了娘，穿透力堪比防空警报。
我一骨碌爬起来，光着两只脚丫子就往外蹿，结果低估了堂屋门槛的高度，左脚绊右脚，来了个标准的狗啃泥。
我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心想：行吧，好歹给二哥的欢迎仪式增添了点喜剧效果。
然后我看见了那辆拖拉机。
红色的，车头有个亮闪闪的五角星，后面拖斗里塞满了木头家具——桌子椅子衣柜，摞得跟杂技表演似的，用麻绳五花大绑。车屁股冒着黑烟，“突突突”的声音比打雷还嚣张，好像在跟全村人宣布：看好了啊，老子来了！
我二哥李铁蛋就坐在驾驶座上。
我的天。
他穿着一件花衬衫——那种红底白花的花法，穿在别人身上像床单成精，穿在他身上竟然有点港片明星的意思。头发用摩丝打得根根直立，苍蝇站上去都打滑。鼻梁上架着一副□□镜，大得能遮住半张脸。整个人往那一杵，跟刚从录像厅海报上抠下来似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嘴张着，愣是说不出一个字。
不是我词穷，是我不知道该先问哪一句——是“二哥你咋变这样了”，还是“这大家伙哪来的”？
还没等我开口，隔壁张婶已经冲出来了。
张婶是我们村消息最灵通的人，灵通到什么程度呢？谁家母鸡多下了个蛋她都能在半小时内广播全村。她手里还攥着擀面杖，估计正在和面，听见动静连手都没擦就往外跑。
她看见那辆拖拉机，擀面杖差点没握住：“哎呀我的娘嘞！铁蛋！这是你开回来的？”
二哥从车上跳下来，那动作，跟武打片里大侠下马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车上坐太久腿麻了，不蹦一下根本站不稳。他站稳之后，拍了拍车门，那姿势，跟拍自家儿子的脑袋一样慈爱：“张婶，买的！三百块！”
“三百块？！”张婶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八度，擀面杖这回真掉了，砸在她自己脚面上，她“哎呦”一声蹲下去，但眼睛还是死盯着那辆拖拉机，好像怕它跑了似的。
这时候我爹李老栓从后院过来了。
他刚才在锄地，裤腿卷到膝盖，脚上全是泥巴，手里还攥着锄头。他走路的姿势很有特点——脚不离地那种，一步一步往前蹭，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这是多年山地劳作留下的后遗症，膝盖不行了。
他眯着眼看了半天拖拉机，又看了看我二哥，表情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困惑（这啥玩意？），第二阶段是震惊（这是我儿子？），第三阶段是一种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大概就是“我家祖坟这是烧了多少高香”。
我爹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干：“铁蛋，这拖拉机……哪儿来的？”
二哥显然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说得跟背课文似的：“爹，我在江苏砖瓦厂干了大半年，老板看我勤快——特别勤快那种——就介绍我买了这辆二手车。三百块，划算吧？你看我这一车家具，光这一趟就能净赚四十块！”
四十块！
院子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那动静，跟集体犯哮喘似的。
娘王桂兰也从灶房跑出来了，手里还攥着锅铲，围裙上全是面粉。她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蹦出一句话：“你个死孩子，大半年不回家，也不写封信……”
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但娘这个人，哭归哭，手没闲着——她顺手就把锅铲塞给了我二姐，转身又回灶房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去加菜了。那天中午我们不光吃了葱油饼，还多了一盘炒鸡蛋和一碗咸菜烧肉。在那个年月，这配置比过年吃得还好。
我爹沉默了很久。
太阳毒辣辣地晒着，蝉叫得跟报警器似的。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杵，把手上的泥在裤腿上蹭了蹭，然后说出了一句后来被我们家载入史册的话：
“咱家，也有带发动机的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话没啥了不起的。但你要知道，在我爹的人生词典里，“带发动机的”≈“高级货”。他以前夸谁家东西好，最高评价就是“这玩意儿带劲”。现在好了，他们家真的有一台“带劲”的了。
全场安静了一秒钟——主要是大家需要时间消化这句话的含金量——然后炸了锅。
张婶：“老栓你家祖坟冒青烟了！”
王大爷叼着烟袋连连点头，烟灰掉了一胸脯都没注意。
村长老刘头背着手过来转了一圈，嘴里嘟囔着“不错不错”，眼睛却一直往我二哥的花衬衫上瞟——我严重怀疑他是在估算那件衬衫值多少钱。
我二哥站在拖拉机旁边，叉着腰，□□镜后面的眼睛笑得只剩两条缝。
而我呢？
我在吃葱油饼。
不是我没出息。是我那会儿的脑回路就这么直——天大的事，也等我把这张饼吃完再说。
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小。
大哥□□，他大我十二岁，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在师范读书，毕业了就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的。大哥从小就不一样，别人家孩子满山跑，他坐在桌前看书。我爹说他是“文曲星下凡”，我娘说他是“书呆子”。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指望。
二姐李招弟，大我十岁。二姐是我们家最能干的人——不是“之一”，是“最”。她能做饭、能洗衣、能喂猪、能砍柴，还能在农忙的时候下地插秧，比我几个哥哥加起来都能干。但她最厉害的不是干活，是会算账。后来我才知道，十二岁那年她就偷偷开始做生意了。我娘说她是“天生的生意胚子”。
二哥李铁蛋，就是眼前这位花衬衫港星，那年十八岁。大我八岁。他是我们家最“闯”的人，十五六岁就出去打工，去过江苏、浙江、上海，见的世面比我们全家加起来都多。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胆子大、脑子活，敢想敢干。不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辈子最稳当的时候，不是开拖拉机跑运输那几年，而是摔了跟头之后老老实实回家种茶的日子。当然，这是后话。
三哥李二牛，大我六岁。三哥是我们家最闷的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但他有一个本事——玩铁。电焊、气割、钣金，他无师自通，看一眼就能捣鼓出来。我爹说他“不务正业”，但三哥不在乎，整天蹲在他那个破棚子里叮叮当当。后来他真的开起了厂子，虽然中间赔了个精光，但最终还是靠那把手艺站起来了。这也是后话。
四哥李满仓，那年十二岁。大我两岁。四哥是我们家最“精”的人，嘴甜、腿勤、脑子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活人说晕了。村长老刘头评价他：“满仓这孩子，将来不是坐牢就是当大官。”我爹听了这话，脸色很复杂。
我，李建设，排行老六，那年十岁。上面五个哥姐，我最小，最没存在感。我唯一的长处是能吃——我娘烙的葱油饼，我一顿能吃五张。
但有一件事，是我后来才想起来的。
那天所有人都围着拖拉机叽叽喳喳的时候，我二姐李招弟站在灶房门口，没有凑过去。她手里端着一碗水，慢慢地喝着，眼睛一直盯着那车家具——不是看热闹那种看法，是在看门道。
她那眼神，后来我在精明的生意人脸上见过无数次。
她后来告诉我，她当时脑子里转的是：这些家具从哪儿进的货？进价多少？运费多少？卖价多少？利润空间多大？她能不能也干这一行？
我三哥李二牛和我四哥李满仓那天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三哥李二牛，他没凑到拖拉机跟前去，而是蹲在院墙根底下，手里拿着一根铁条，在地上画圈。他就那个德行，闷葫芦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拖拉机的每一个零件——车轮、发动机、排气管，看得特别仔细，跟扫描似的。
后来三哥开了金属制品厂，成了我们村第一个拥有数控机床的人。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建设，我从小就喜欢铁。铁这玩意儿好，你把它烧红了，想让它变成啥它就变成啥。比人好伺候多了。”
我当时就想：哥，你这到底是夸铁呢，还是骂人呢？
我四哥李满仓就不一样了，跟我一样光着脚丫子满地跑。但他比我聪明多了——或者说，比我势利多了。他一看见二哥回来，立刻就开启了“舔狗模式”。
“二哥，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
“二哥，你累不累？我给你捏肩！”
“二哥，这拖拉机咋开的？你教教我呗！以后我给你当司机！”
二哥被他哄得找不着北，一把把他抱上驾驶座。四哥握着方向盘，神气得跟当上了县长似的，嘴里还“嘟嘟嘟”地自己配音。
我看着他在那嘚瑟，心里想：四哥，你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呢。
但这话我没说。因为我嘴里塞着葱油饼。
那天晚上，我爹破天荒地开了那瓶藏了三年的高粱酒。那酒是我大伯从四川带回来的，一直藏在米缸后面，我爹每次喝多了都说“改天喝”，这一改就改了三年。
他今晚觉得，这就是“改天”了。
我爹这人，喝酒前和喝酒后完全是两个人。喝酒前，他是沉默寡言的老农民，除了“嗯”“啊”“干活”之外，基本不说别的话。喝酒后，他是我们村最伟大的演说家，能从盘古开天辟地讲到他们生产队当年的光荣事迹，中间不带停的。
那天晚上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二哥的手，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铁蛋有出息啊……咱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啊……铁蛋……”
我二哥陪着笑，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娘在旁边劝：“少喝点少喝点，明天还要干活呢。”但眼角眉梢全是笑意，连额头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我在旁边啃着骨头，心想：这大概就是人生巅峰了吧？
小孩子就是这样，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有吃有喝，就是天大的幸福。哪知道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哪知道这辆拖拉机后来会变成我们家的第一场大起大落，哪知道后来我坐在这里写这些事的时候，爹和娘都已经不在了。
晚上我睡到半夜，被尿憋醒了。
我爬起来去屋后头撒尿。农村的夜晚黑得像墨汁泼过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全靠感觉摸路。我摸到屋后头解决了问题，正准备回去接着睡，忽然看见灶房的灯还亮着。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从门缝往里看。
我娘一个人坐在灶台前，面前的小桌上摊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里全是钱——毛票、钢镚儿、五块的、两块的，皱皱巴巴的，跟咸菜似的。她一张一张地捋平，一张一张地数，数得很慢，手指头微微发抖。
她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凑近了才听清：“四百八……还差二十……四百八……”
我那时候不懂她说的啥意思。第二天二哥不是说拖拉机三百块买的吗？怎么是四百八？
我没敢进去。不是因为怕挨骂，是因为我忽然觉得，我娘那个弯腰数钱的背影，看起来特别小，特别瘦，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树叶。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拖拉机根本不是三百块，是四百八十块。二哥怕我爹嫌贵，把价报低了。那一百八十块的差价，是我娘把自己陪嫁的银镯子卖了凑的。
那只银镯子，是我外婆给我娘的嫁妆，镯子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桂兰，一生平安。”
我娘从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
二哥一直不知道。
有些事就是这样，你以为的荣耀，背后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那些负重的人，从来不吭声。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全村人就都被“突突突”的声音吵醒了。
二哥发动了拖拉机，要去镇上送货。我爹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说“大早”都是客气的，他起来的时候天还黑着呢，比我娘养的那只打鸣的公鸡都早。他帮二哥往车上装板栗和茶叶，父子俩一句话没说，但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我爹递，二哥接，码得整整齐齐，跟阅兵方阵似的。
我蹲在门槛上，揉着眼睛看他们。
拖拉机开走的时候，我爹站在院门口，一直看着那个红色的小点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才转身回去。
“爹，你舍不得二哥走啊？”我嘴欠，问了一句。
我爹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跟要吃人似的：“小孩子懂什么？回去睡觉！”
我没回去睡觉。
我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骑在树根上，远远地看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土路。路像一条黄色的蛇，弯弯曲曲地钻进山里，最后缩成一个看不见的点。
我不知道二哥什么时候回来。
但我知道他会回来的。
因为这是我二哥，那个开着拖拉机、穿着花衬衫、戴着□□镜、比录像厅海报还拉风的二哥。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好日子刚刚开始。
后来嘛……
算了，后来是后来的事。
先让我把这张葱油饼吃完。
吃完，我开始讲记得的事。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我们家第一台带发动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