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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 10 章   第十章 ...

  •   第十章

      霜降这天,清晨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不是北方那种粗粝的、枝桠纵横的冰凌,是南方霜特有的那种细腻的、蛛网般的纹路,在玻璃上蔓延伸展,像某种神秘的文字,在日出前匆匆写就,太阳一出来就会融化,了无痕迹。我躺在床上,看着那些霜花在晨光中渐渐变得透明,边缘开始滴水,一滴,两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留下湿润的轨迹。

      今天是霜降,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过了今天,秋天就正式走向尾声,冬天在不远处等着了。时间真是经不起数,一数,已经在石狮待了快一个月。这一个月,像一场漫长而柔软的梦,我在梦里走街串巷,看海听潮,遇见故人,打捞记忆,一点点拼凑自己破碎的部分。现在梦快要醒了,或者说,快要进入另一个阶段了。

      起床,推开窗。冷空气像冰水一样泼进来,激得我打了个寒颤。巷子里的桂花树几乎落尽了,只剩下零星几簇残花,在光秃秃的枝头瑟瑟发抖,香气淡得几乎闻不见了。秋天真的深了,深到接近某种本质的、荒凉的东西。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悲伤,反而有种奇异的平静,像果实熟透后自然坠落的平静,像叶子落尽后露出枝干本相的平静。

      洗漱时,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眼下的青色完全消失了,皮肤有了光泽,眼神不再飘忽,有了焦点。这一个月的缓慢生活,像一场漫长的心灵疗愈,那些紧绷的、焦虑的、自我怀疑的神经,被石狮湿润的空气、巷子里的烟火气、人们的温暖话语,一点一点抚平了。我还是我,但又不完全是那个离婚后逃回故乡的、破碎的我了。我有了根基,有了方向,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今天想去一个地方——石狮图书馆。不是突然的想法,是几天前在闲人书斋看书时,老人提起的。他说图书馆有个地方志阅览室,里面收藏了很多关于石狮的老资料,有些是市面上见不到的。“你不是在写东西吗?可以去看看,那里安静,资料多,也许能发现些有趣的东西。”

      我想了想,觉得是个好主意。这段时间写的都是个人的、情感的碎片,像散落的珍珠,需要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也许那些地方志、老档案、旧照片,能提供这根线,能把我个人的记忆,连接到更大的、属于这座城的历史脉络中去。个体是渺小的,但无数个体的记忆汇聚起来,就是一座城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看看,我的那些碎片,在更大的图景里,处于什么位置。

      吃过简单的早饭,我出门。霜已经化了,巷子湿漉漉的,石板路在晨光里泛着清冷的光。那对老夫妻还没出来,门关着,窗上蒙着一层水汽。早点摊的老板娘看见我,笑着点头:“今天冷,多穿点。”

      “嗯,您也是。”

      走到巷口,我犹豫了一下,是坐公交车还是走路?图书馆在城西,走路要四十分钟。但今天阳光很好,虽然冷,但空气清冽,走路应该很舒服。我决定走路。不着急,慢慢走,看看霜降后的石狮,是什么样子。

      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几乎全黄了,在阳光下一树一树地燃烧,金灿灿的,像最后的狂欢。风一吹,叶子簌簌地落,在空中旋转,飘舞,然后静静地躺在地上,层层叠叠,踩上去沙沙作响。环卫工人在扫落叶,扫成一堆一堆的,点燃,青烟笔直地升上天空,带着干燥的、好闻的焦香。这香气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也会在院子里烧落叶,我蹲在旁边,看火星飞舞,听她讲那些古老的故事。

      走过中山路,那家面线糊店依然排着队。我继续走,穿过老城区,街道渐渐变宽,建筑变新。图书馆是一栋白色的现代建筑,很醒目,前面有一片广场,几个老人在晨练,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我走进去,大厅很宽敞,很安静,只有咨询台的工作人员在低声说话。我找到地方志阅览室,在二楼最里面。

      推门进去,里面比我想象的小,只有十几排书架,中间几张长桌,零星坐着几个人,都在安静地看书或做笔记。空气里有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和闲人书斋很像,但更规整,更肃穆。管理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坐在门口,看见我,抬了抬眼皮。

      “第一次来?登记一下。”

      我登记了姓名和身份证号。她递给我一张阅览卡:“不能外借,只能在里面看。需要什么资料可以查目录,或者问我。”

      “谢谢。”

      我在书架间慢慢走。书很全,从明清的县志到现代的市志,从地理沿革到民俗风情,从经济统计到人物传记,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我抽出一本《石狮市志(1990-2000)》,很厚,硬壳精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翻开。

      书是那种标准的官方修史风格,客观,冷静,充满数据和事实。我跳过那些枯燥的章节,直接翻到“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部分。我想看的不是宏观的历史,是那些微观的、具体的、关于普通人生活的记录。

      然后我看到了“婚俗”一节。里面详细记录了石狮传统的婚礼流程:提亲、定亲、送日子、迎亲、拜堂、宴客、回门,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规矩和仪式。文字很平实,但配了几张老照片,黑白的,有些模糊,但能看出大概:新郎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新娘凤冠霞帔,盖着红盖头;宾客围坐,桌上摆着传统的“十二碗”;院子里搭着戏台,正在演高甲戏。

      我看着这些照片,忽然想起一件事——外婆的婚礼。家里有张外婆的结婚照,很小,黑白,已经泛黄。照片上,外公穿着中山装,外婆穿着旗袍,并肩站着,表情严肃,但眼神里有光。那是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一切从简,但该有的仪式还是有的。外婆说过,她的嫁妆是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新衣服,一床棉被,还有母亲给的一对银镯子。迎亲用的是轿子,从九亭抬到外公家,走了半个时辰。宴席只摆了四桌,都是至亲好友。晚上闹洞房,很简单,大家说笑一阵就散了。

      “那时候穷,但高兴。”外婆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处,像在看很远的地方,“觉得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两个人在一起,什么苦都能吃。”

      后来呢?后来确实越来越好,但也经历了困难时期、运动、分离。但外婆从未抱怨,她说:“嫁给你外公,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说这话时,外公已经去世多年,她一个人住在老屋,每天擦拭那个樟木箱子,擦得油光发亮。

      我继续翻。翻到“丧葬习俗”,又是一套复杂的仪式:停灵、守夜、入殓、出殡、下葬、做七、守孝。文字依然平实,但配的照片更触目惊心:披麻戴孝的亲属,纸扎的轿马车马,长长的送葬队伍,坟前燃烧的纸钱。死亡在这里不是结束,是一套庄严的仪式,是生者与死者的最后告别,是对生命的终极尊重。

      我想起外公的葬礼。我那时还小,七八岁,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大家都穿着黑衣,表情肃穆。外婆没哭,只是静静地坐着,握着我的手,很用力。母亲哭晕过去几次。出殡那天,下着小雨,长长的队伍在巷子里缓缓移动,唢呐声凄厉,纸钱在风里飞舞,像灰色的雪。我害怕,紧紧抓着母亲的手。下葬时,外婆抓起一把土,撒在棺材上,轻轻说:“老头子,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那时我不懂这句话的重量。现在懂了。那不是悲伤,是承诺,是知道死亡无法将真正相爱的人分开的笃定。外婆在七年后真的“随后就来”了,和外公合葬在西山。他们的爱情,从一场简单的婚礼开始,以一场庄严的葬礼结束,中间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完整,圆满,像一棵树,从种子到幼苗到参天到枯萎,完成了它该完成的生命周期。

      我合上市志,心里沉甸甸的。这些宏大的、关于一座城的记录,和我个人的、微小的记忆,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连接。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父母,我,都是这座城历史的一部分,是那些冰冷数据下鲜活的生命,是那些宏大叙事里具体的细节。我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恨情□□同构成了这座城的记忆,这座城的灵魂。

      我起身,走到地方文献区。这里收藏的不是正式出版物,是民间收集的资料:族谱、契约、书信、日记、老照片,装订成册,编了号,放在特制的盒子里。我抽出一盒,标签上写着“民间文书·婚书契约(1950-1980)”。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用塑料膜保护着。我小心地翻看。

      大多是婚书,格式统一,用毛笔竖写:“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下面是结婚人、主婚人、证婚人的签名和指印,盖着大红印章。文字华丽,仪式感十足,但一笔一划,都是对婚姻的郑重承诺。

      我一张张看过去,想象着每一张婚书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一对男女,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怀着怎样的心情,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下自己的指印,许下“白头之约”?他们后来过得幸福吗?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是否真的“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还是中途离散,劳燕分飞?

      然后,我看到了一张特别的。不是婚书,是一封信,夹在婚书中间。信封是浅蓝色的,很旧了,边角磨损。我小心地抽出信纸,只有一页,字迹娟秀,是女性的笔迹:

      “仁雍:

      见字如面。提笔时手在抖,心也在抖。昨日收到你的信,反复读了三遍,泪湿衣襟。你说父母为你定下亲事,是镇东林家的女儿,下月过门。你说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无力反抗。你说对不起我,辜负了我。

      仁雍,我不怪你。真的,不怪。这世道,这规矩,这人言,我们都太渺小,对抗不了。我只怪自己,怪自己生为女儿身,怪自己家境贫寒,配不上你。怪我们相识太晚,相知太深,却无缘相守。

      还记得吗?去年秋天,在姑嫂塔下,你指着海对我说:‘你看,海多宽,天多大。总有一天,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去看更宽的海,更大的天。’那一刻,我是信的。信你的话,信你的眼神,信我们会有未来。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少年人的痴话,当不得真。

      你要成亲了,新娘不是我。这本是意料中的结局,可真的来了,还是痛,痛得喘不过气。昨夜一夜无眠,听着雨打芭蕉,一声声,像打在心上。我想,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你有你的阳关道,我有我的独木桥。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和短。

      这封信,也许不该写,写了也无处寄。就当我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吧。写完,我就烧了它,让这些不该有的心思,随烟散去,了无痕迹。

      只愿你以后好好的。对林姑娘好,她是无辜的。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至于我,你不必挂念。我会活下去,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珍重。勿念。

      一个不该记得你的人

      1965年秋”

      信到这里结束。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1965年秋”几个字,写在最后,小小的,淡淡的,像一声叹息。我捧着这页薄薄的信纸,手指微微颤抖。仁雍——这个名字击中了我。王仁雍。高中时坐在我前排的那个男生,那个我偷偷喜欢了整整三年的王仁雍。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不是缓慢流淌,是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我。

      王仁雍。高二分科后,他坐在我前排。不是那种耀眼的男生,但很干净,很安静。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露出白皙的脖子。校服穿得整齐,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他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总是年级前几名。但他不骄傲,很温和,别人问他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声音轻轻的,带着点石狮口音特有的软糯。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他的?记不清了。也许是他第一次回头借橡皮,眼睛很亮,睫毛很长,看我时有点害羞,耳朵微微发红。也许是他上课回答问题时,逻辑清晰,语言简洁,赢得老师赞许的目光。也许是他课间趴在桌子上休息时,后脑勺的头发有点乱,像只温顺的小动物。

      总之,我陷进去了。那种暗恋,和陈志超的默默注视不同,和王坏的激烈吸引不同,是另一种质地——温和的,持续的,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肺,只是每天看见他,心里就暖暖的,软软的,像晒了太阳的棉被。

      我会早早到教室,为了看他走进来的样子。我会故意把笔掉在地上,等他回头帮我捡。我会在他值日时,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为了和他一起走出校门。我会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小动作,然后在日记本里细细回味。

      他喜欢穿白色的袜子,边缘总是干干净净。他写字时食指会微微弯曲,指节突出。他思考时会不自觉地咬笔头,然后突然意识到,赶紧松开,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体育课跑一千米,总是匀速,不快,但能坚持到底。他笑起来右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不常笑,但笑起来很好看。

      这些细节,我像收集邮票一样,一张一张收集起来,贴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三年,一千多个日子,我收集了无数这样的细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王仁雍,在我心里,无人可及,无人可比。

      但我从未对他说过。不是不敢,是不能。他是好学生,要考好大学,有光明的未来。我只是他后排一个普通的、成绩中上的女生。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但无法逾越的鸿沟。我只能默默喜欢,默默注视,默默祝福。

      高考结束,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计算机。我留在本省,学设计。毕业散伙饭,他过来跟我碰杯,说:“邱莹莹,以后常联系。”我点点头,说“好”,但知道不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世界,联系什么?说什么?

      后来真的没联系。听说他在北京发展得很好,进了大公司,升了职,买了房,娶了北京姑娘,生了孩子。很标准的人生轨迹,很成功的模板。而我,在省内读大学,工作,结婚,离婚,回到石狮,在这个秋天,打捞记忆,寻找自己。

      我以为我忘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那段无疾而终的暗恋,像沙滩上的字,被时间的潮水一遍遍冲刷,早就模糊不清,消失无踪了。但现在,这封信,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保险箱,那些我以为丢失的、褪色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突然全部涌出来,鲜活如昨。

      原来,有些感情,不是消失了,是沉睡了。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气味,合适的光线下,它会苏醒,用更猛烈的方式,提醒你它曾经的存在,和从未消失。

      我放下信纸,看着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几个孩子在追逐玩耍,笑声清脆。世界依然在运转,生活依然在继续。但我的心里,刮起了一场风暴。

      这封信是谁写的?1965年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信里的“仁雍”,是我认识的那个王仁雍吗?不,时间对不上。1965年,我父母都还没出生。那这个“仁雍”是谁?是王仁雍的父亲?祖父?还是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

      信里的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产生了奇妙的镜像。都是暗恋,都是无果,都是一个女子在秋天,写下无法寄出的信,倾诉无法言说的情。隔了半个多世纪,两个女子的心事,在这张泛黄的信纸上相遇,被我,另一个在秋天回到故乡、打捞记忆的女子读到。这是巧合吗?还是命运某种精心的安排?

      我忽然很想找到这封信的作者。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信没有署名,没有地址,时隔半个多世纪,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但我还是想试试。也许地方志阅览室的管理员知道些什么?这些民间文书是怎么收集来的?有没有记录捐赠者或提供者的信息?

      我拿着信,走到管理员面前。“请问,这盒‘民间文书’,您知道是怎么收集来的吗?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管理员抬起头,看了看我手里的信,又看了看我。“这盒啊,是几年前一个老先生捐的。他说是他母亲的遗物,他整理时发现的,觉得有历史价值,就捐给图书馆了。”

      “那位老先生叫什么?有联系方式吗?”

      “姓林,林建国。联系方式没有,当时留了个地址,不过好几年了,不知道还住不住那儿。”她在电脑上查了查,抄下一个地址给我,“喏,就这个。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也许早就搬了。”

      我接过纸条,地址是“石狮市中山路127号”。中山路,那是我常去吃面线糊的地方。也许,真的能找到线索。

      “谢谢您。”

      “不谢。不过,”管理员推了推眼镜,看着我,“你好像对这类东西特别感兴趣?前几天也有个年轻人来查类似的老信件,也是问东问西的。”

      “哦?什么样的人?”

      “男的,三十多岁,戴眼镜,挺斯文的。说是做家族史研究的。”管理员想了想,“他好像对1950到1970年这个时期的民间文书特别感兴趣,翻了好几盒。”

      我心里一动。会是王仁雍吗?不,不可能。他在北京,怎么会突然回石狮,还来图书馆查资料?但如果是他呢?如果他也在寻找什么,寻找家族的过去,寻找某个被遗忘的故事?

      “他留联系方式了吗?”

      “没有。不过他说还会来,有些资料没看完。”

      我谢过管理员,回到座位。心怦怦跳,像揣了只兔子。我把那封信小心地放回盒子,但抄下了信的内容。然后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阳光,思绪万千。

      1965年的秋天,一个女子写下这封信,给她爱而不得的“仁雍”。2007年的秋天,我高中毕业,暗恋着前排那个叫王仁雍的男生,从未说出口。2020年的秋天,我回到石狮,在图书馆读到这封信,发现另一个女子在半个多世纪前,经历着和我相似的情感。

      时间是个圆吗?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同的时空,重复着相似的爱恨情仇,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个体是独特的,但人类的某些情感模式,是共通的,是跨越时代的。爱而不得,是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一种。

      而我现在,坐在这里,是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回响的接收者。我要做什么?继续寻找信的作者?还是就此打住,让这个秘密继续沉睡在历史的尘埃里?

      我看了看表,中午了。我决定先去中山路127号看看。不管能不能找到,总要试试。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要追索到底,否则会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永远不安。

      走出图书馆,阳光刺眼。我沿着街道慢慢走,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封信的句子:“这世道,这规矩,这人言,我们都太渺小,对抗不了。”“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和短。”“只愿你以后好好的。”“至于我,你不必挂念。我会活下去,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写这封信的女子,后来怎么样了?她真的“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了吗?她结婚了吗?幸福吗?她是否在某个深秋的夜晚,也会想起那个叫“仁雍”的男子,想起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话,未能实现的梦?

      而我自己呢?我对王仁雍的那场暗恋,真的彻底结束了吗?还是像这封信一样,只是被埋藏了,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会被重新翻出来,带来一阵陈年的、但依然清晰的疼痛?

      不知不觉,走到了中山路。127号是一栋老式的骑楼,一楼是店铺,卖茶叶的,二楼以上是住宅。我抬头看,阳台上有几盆花,绿意盎然。我走上楼梯,木质楼梯吱呀作响。到了二楼,我敲门。敲了很久,没人应。对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

      “你找谁?”

      “请问,林建国先生是住这里吗?”

      “林建国?搬走啦,好几年了。他儿子接他去北京了。”

      北京。又是北京。王仁雍也在北京。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还是我想多了?

      “那您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不知道。他儿子很少回来,联系不上。”老太太摇摇头,关上了门。

      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有些释然。也许,有些秘密就该是秘密,有些故事就该没有结局。追寻到底,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反而可能打破某种微妙的平衡。

      我走下楼梯,走到街上。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走进那家面线糊店,老板娘看见我,笑着问:“老样子?”

      “嗯,老样子。”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吃面线糊。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我一口一口吃着,心里想着那封信,想着1965年的秋天,想着那个写下“我会活下去,像野草一样”的女子。

      她活下去了吗?活成了什么样子?她是否在石狮的某个角落,默默度过了她的一生?她是否也曾坐在这样的小店里,吃一碗面线糊,看着窗外的行人,想起那个她爱过但无法拥有的人?

      而我,邱莹莹,在2020年的秋天,回到了石狮,经历了一场记忆的打捞,情感的梳理,自我的重建。我读到了她的信,感受到了她的痛,也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是时间河流里的过客,都在爱,在痛,在失去,在寻找,在遗忘,在记起。

      但最终,我们都会活下去。像野草一样,卑微,但顽强。春风吹又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石狮这片土地上,在秋天的风里,在桂花香里,在面线糊的热气里,在无数平凡而坚韧的生命里。

      吃完面线糊,我付钱,走出店门。阳光依然很好,我慢慢走回老屋。巷子里的桂花树彻底落尽了,叶子也开始飘落。秋天真的要结束了。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凋零之后,是积蓄,是等待,是另一个春天的萌芽。

      回到老屋,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写下那封信,写下我的感受。写完了,我合上本子,把它和那本数学练习册、那封信、那本素描本放在一起。它们是我这个秋天的收获,是我记忆的拼图,是我寻找自我过程中的路标。

      然后我烧水,泡茶。还是桂花茶,但桂花几乎用完了,香气很淡。我慢慢喝着,看着窗外的夕阳,把巷子染成温暖的金色。

      明天,也许该去海边看看老陈,告诉他我找到了那封信。也许该去时光书屋,和老人说说今天的发现。也许该去闲人书斋,继续写我的东西。也许,什么都不做,就在老屋里待着,听雨,看书,发呆。

      不急。秋天还没完全结束,我还有时间。石狮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记忆还在,故事还在,生活还在继续。

      而那封信,那个叫“仁雍”的男子,那个写下信的女子,还有那个我曾经暗恋过的、也叫“仁雍”的男生,都成了我记忆星空里的一些星星,或明或暗,但永远在那里,照亮我走过的路,和将要走的路。

      够了。真的,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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