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第一英俊》岭南北极熊

16、第16章音乐与账单 第16

　　第16章音乐与账单

　　报告送出去之后，西奥多等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里，他没有收到查德威克的任何消息，也没有收到威廉·霍尔的来信。他每天坐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翻系统里的资料，偶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看街上的行人，然后又坐回去。贝茨每天按时送茶、送饭、送信，但信箱里除了账单和一封来自麦里屯的问候信之外，什么都没有。

　　问候信是威尔逊牧师写来的。牧师在信里说，麦里屯的一切都好，窗户都开着，街上干干净净，老汤姆的公厕每天人来人往，堆肥场的肥料已经卖到了隔壁的镇子。最后他加了一句：“镇上的人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玛丽说，你答应过要教她儿子识字。”

　　西奥多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他不是一个擅长等待的人。

　　麦里屯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那些钱是他自己掏的。一百五十英镑的投入，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在伦敦的房产和投资，加上系统里的财富，足以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他花钱从来不需要犹豫，也从来不会因为花了钱而心疼。但这不是钱的问题。问题是，这笔投入要收回成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其他地方的改革也要靠他一个人掏钱，那就算他有再多的家底，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需要找到一个让改革自己能养活自己的方法。不是靠施舍，不是靠捐款，是靠它自己赚钱。粪肥生意能赚一点，但赚得不多，而且太慢。公厕不能收费——一收费穷人就用不起，防疫就白搞了。垃圾清运能覆盖成本，但也不会有多少盈余。他算来算去，麦里屯的模式在其他地方也许能勉强维持，但绝不会有人愿意投钱进来。没有利润，就没有人跟进；没有人跟进，改革就永远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成不了气候。

　　他需要一个更有力的东西。不是利润表，不是账本，不是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是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听见、记住的东西。是能让那些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人坐不住的东西。

　　他想到了音乐。

　　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在系统的音乐库里翻到过一首曲子。那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合唱作品，旋律庄严而震撼，定音鼓的节奏如同命运沉重的脚步，铜管的轰鸣仿佛末日审判的号角。他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原作者是谁——系统里的资料只标注了曲名《The Mass》，没有署名。也许是某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作曲家，也许是某个时代的佚名作品。他不在乎。他只知道，这首曲子不属于他，但也不属于任何他还活着的作曲家。他把它带到这个时代来，没有人会知道它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西奥多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它不像是属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东西。它的旋律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音符，任何人都能哼出来。但它的力量不在于复杂，在于庄严。那种庄严不是教堂里的庄严，不是法庭上的庄严，是某种更原始的、更古老的东西——像是远古的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心里涌起的那种战栗。

　　他知道这首曲子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1810年的伦敦来。现代管弦乐团的编制没有，录音设备没有，连那些复杂的和声和节奏，这个时代的乐器也未必演奏得出来。但他觉得，如果把旋律保留下来，用这个时代的乐器重新配器，也许能得到一首同样动人的作品。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The Mass》的旋律改编成了一支适合约三十人乐队演奏的管弦乐作品。他在书房里对着总谱一页一页地改，一边改一边在脑子里想象乐队演奏出来的声音。有些地方原版写得太复杂，这个时代的乐器演奏不出来，他就简化；有些地方他觉得不够有力量，就加强铜管和定音鼓的分量。改编的过程中，他始终记着原曲的精神——简单，庄严，直接诉诸人心。

　　改完之后，他让贝茨去伦敦最好的乐谱店，找最专业的抄谱人，把总谱和分谱各抄了五份。抄谱的费用不便宜，但他连价格都没问，直接说：“抄好了送到布鲁克街。”

　　然后他开始找乐队。

　　伦敦不缺乐师。那些在歌剧院、音乐厅、舞会里演奏的乐师，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只要出得起钱，就能把他们凑到一起。西奥多通过加德纳舅舅的介绍，找到了一个叫托马斯·威尔金斯的乐队指挥——说是指挥，其实就是个乐师头子，手里有一份乐师的名单，谁有空、谁技术好、谁要价低，他都一清二楚。

　　西奥多在威尔金斯家里见了面。威尔金斯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头发稀疏，鼻子上架着一副老花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

　　“菲利普斯先生，”他翻着西奥多带来的总谱，皱着眉头，“您这首曲子……我以前没见过。”

　　“是我写的。”西奥多说。他没有提原曲的事。那首曲子在他的系统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原作者的名字是一片空白。既然没有人知道它，那它就是他的。他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但他也不是一个会为了别人的名字而放弃机会的人。

　　威尔金斯抬起头，隔着老花镜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明显的怀疑。“您是个医生？”

　　“是的。”

　　“医生写曲子？”

　　“医生也可以写曲子。”西奥多笑了笑，“您先看看，不喜欢可以不接。”

　　威尔金斯低下头，又翻了几页。他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像是在打拍子。翻到第八页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西奥多，目光里的怀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这段铜管进的地方，”他指着谱子，“您是怎么想到的？”

　　“说不清楚。”西奥多说，“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写。”

　　“您写得好。”威尔金斯说，“这段铜管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西奥多笑了笑。“那就对了。”

　　“这首曲子，我接了。”威尔金斯说，“不过——谁来指挥？”

　　“我。”西奥多说。

　　威尔金斯愣了一下。“您指挥过乐队吗？”

　　“没有。”西奥多说，“但我看过很多总谱，也听过很多曲子。我觉得我能行。”

　　威尔金斯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您这个人，胆子够大。行，您指挥。我在旁边帮您盯着。”

　　西奥多当场付了定金。他没有讨价还价，甚至没有问总价是多少。威尔金斯报了一个数，他就点了那个数的钱，推过去，然后站起来握手道别。威尔金斯看着桌上那叠钞票，愣了一下——他做这一行二十多年，没见过付钱这么爽快的人。

　　接下来是场地。西奥多跑了好几家音乐厅，最后选定了汉诺威广场上的女王大厅。那间大厅不算伦敦最大的，但音响效果很好，可以容纳大约八百名观众。租金不便宜，但西奥多不在乎。他和经理谈了两次，最终敲定了三场演出——四月的一个星期里，连续三个晚上。经理报价的时候，西奥多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签了合同，付了全款。经理拿着那张支票，看了又看，大概在想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医生还是银行家。

　　然后是宣传。西奥多在《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上都买了广告版面，不是最小的那种，是半个版面。广告词是他自己写的，不长，但字体很大，占了半个版面：

　　“年轻医生西奥多·菲利普斯，携新作管弦乐与合唱作品《The Mass》，于四月某日起在女王大厅连续演出三晚。届时敬请光临。菲利普斯先生将亲自担任指挥。演出结束后将设募捐箱，所得款项全部用于伦敦贫民区卫生改良。”

　　他没有在广告里夸耀自己的音乐多么动听，也没有吹嘘乐队多么豪华。他只写了事实——一个年轻医生写了一首曲子，要亲自指挥，要在某个地方演出。他特意加上了“亲自担任指挥”这几个字，因为他知道，这本身就是话题。一个医生，写了一首曲子，还要自己指挥——伦敦的人会为了看这个热闹而来，哪怕他们不觉得音乐有多好，也会想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长什么样。而最后那句关于募捐的话，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加上的。不是为了钱——那点募捐算不了什么。是为了让来的人觉得，他们不只是来听音乐的，也是在参与一件有意义的事。

　　广告的费用不低，但他不在乎。对他来说，钱就是用来花的。花在诊所上是花，花在麦里屯的改革上是花，花在音乐会上也是花。只要能办成事，花多少钱都值得。

　　四月的伦敦，春天终于来了。

　　第一场演出的那天晚上，女王大厅的观众席只坐了不到一半。西奥多站在舞台侧翼，透过幕布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零零散散的人影，大约三四百人，空着的座椅比坐着的多。他并不在意。他花了那么多钱，不是为了卖票赚钱的。他是为了让那些该来的人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走上了舞台。

　　灯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大厅里的窃窃私语声忽然低了下去。

　　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黑色大衣，衣料挺括，线条利落，肩线恰到好处地撑起轮廓，衬得身形修长而稳重。内搭一件白色的衬衫，领口挺括，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打的是简洁的四手结，不花哨，但规整。他从舞台侧翼走出来的样子不急不慢，像是一个习惯了站在众人面前的人——不是演员的那种习惯，是医生在诊室里面对病人时的那种习惯，从容、笃定、不慌不忙。

　　他走到指挥台前，转过身，向观众微微鞠了一躬。

　　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他没有在意。他转过身，拿起指挥棒，朝乐队看了一眼。威尔金斯坐在第一小提琴的位子上，朝他点了点头。合唱团的指挥站在合唱台前，也朝他点了点头。

　　他举起指挥棒。

　　大厅里安静了。

　　然后，音乐开始了。

　　定音鼓的节奏从远处滚来，像是雷声，像是心跳，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地平线下升起。弦乐加入，低沉而绵长，像是在铺垫一个巨大的秘密。然后铜管进来了——不是突然闯进来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升起来的，像是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第一道光芒。

　　合唱团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

　　男声低沉，女声高亢，混在一起，像是一阵风从大地上吹过。旋律简单得不像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音符，但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听众的胸口上，拔不出来，也忘不掉。

　　西奥多的指挥棒在灯光下划出一道一道的弧线。他的手势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但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摆动。乐队跟着他的手势走，弦乐、木管、铜管、定音鼓，一层一层地叠加，一层一层地推进。这是他第一次指挥真正的乐队，但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像是一个做过一千遍的人。威尔金斯坐在第一小提琴的位子上，本来准备随时救场，但看了几分钟之后，他就放下了心，安安静静地拉起了自己的琴。

　　高潮部分来的时候，前排坐着的那些人，脸上的表情从漫不经心变成了专注，从专注变成了震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原本歪靠在椅子上，现在坐得笔直，手攥着座椅的扶手，指节发白。有一位太太，手里攥着手帕，放在胸口，嘴唇微微张着，像是忘了呼吸。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大厅里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掌声响了起来。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是热烈的、持续的掌声，从前排蔓延到后排，从零星变成一片。有人开始站起来——先是前排的一位老绅士，然后是旁边的几位太太，不到半分钟，整个观众席的人都站了起来。掌声持续了很久，久到西奥多不得不转过身，向观众鞠了三次躬。

　　掌声还在继续。他又鞠了两次，掌声才渐渐平息。

　　他走回指挥台，举起指挥棒，示意乐队再来一遍——不是整首，是最后那段合唱。

　　演出结束后，西奥多站在大厅门口，看着观众散去。募捐箱放在出口处，由威尔金斯太太帮忙看着。人们走过的时候，有人投几枚硬币，有人投一张纸币，也有人什么也不投，匆匆走过，不敢看募捐箱的眼睛。

　　威尔金斯太太后来把募捐箱拿到后台，当着他的面数了。硬币和纸币堆了一小堆，总共五十英镑出头。

　　加上三场演出的门票收入——第一场四百人，第二场六百人，第三场八百人，每张票五先令，门票总收入四百五十英镑。加上募捐的五十英镑，三场演出的总收入是五百英镑。扣除乐队和合唱团的酬劳、场地租金、广告费用、抄谱费用和其他杂项开支，净赚大约三百英镑。

　　三百英镑。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个高级律师一个季度的收入，或者伦敦西区一栋小房子的年租金。但对西奥多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他办音乐会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让伦敦的人看见他，记住他，议论他。他发现要做事，就要有名声。

　　现在看来，他做到了。

　　三场音乐会结束后，伦敦的社交圈开始议论一个人。

　　不是议论他的音乐——虽然音乐确实值得议论——是议论他的人。

　　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挥台上的样子，成了那些参加过音乐会的人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话题。有人说他站在那里的姿态“像一座移动的雕塑”，有人说他的指挥手势“干净得像外科手术”——这个比喻后来被好几个人重复，因为大家觉得，一个医生指挥乐队，就应该有这样的比喻。

　　他的五官轮廓在舞台灯光的勾勒下显得格外分明。眼窝深邃，眉骨高耸，眉形的线条利落而自然，与眼窝的阴影形成一种奇妙的对比——上半张脸是冷峻的，像是刻出来的；下半张脸却柔和一些，唇形饱满，不笑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灯光从他头顶斜照下来，在他的颧骨下方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他的侧脸看起来像是一幅古典油画。下颌线清晰利落，从下巴到脖颈的线条流畅分明，整个人站在那里，便透出一种天然的精英感——不是刻意摆出来的，是骨相里自带的。

　　有人开始打听他的出身。赫特福德郡，麦里屯，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菲利普斯太太，班纳特太太的妹妹。有人打听他的职业。布鲁克街的诊所，刚开不久，据说生意一般，但他好像不太在乎，他似乎不需要靠诊金过日子。有人打听他的婚姻状况。未婚，没有订婚，没有固定的交往对象，至少没有人知道。

　　加德纳舅妈听到这些议论的时候，正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喝茶。她把茶杯放下，对身边的客人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他那张脸，迟早要惹事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亲戚特有的得意，像是在说一件她早就预料到的事情。

　　那天晚上，西奥多回到布鲁克街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在书房里坐下，把演出的账目看了一遍，然后合上账本，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